袁涣，字曜卿，是陈郡扶乐县人。

他的父亲袁滂，官至汉朝的司徒。

（袁宏的《汉纪》中记载：袁滂字公熙，为人淳朴，清心寡欲，从不谈论他人的短处。在权贵得势的时期，有些人因为站队不同而招致祸患，唯独袁滂在朝中保持中立，因此无论是喜爱还是憎恶都无法加于他身上。）

当时许多官宦子弟大多行为逾越法度，而袁涣却清静自守，一举一动都遵循礼节。

郡里任命他为功曹，郡中奸诈的官吏都因此自行离职了。

后来，他被三公府征召，因考核成绩优异而被举荐，升任为侍御史。

朝廷任命他为谯县县令，但他没有赴任。

刘备担任豫州牧时，举荐袁涣为茂才。

后来他到江淮之间躲避战乱，被袁术征召任用。

袁术每次有什么事情向他咨询，袁涣总是提出正直的意见，袁术虽然无法反驳，但仍然很敬重他，不敢对他有丝毫失礼。

不久之后，吕布在阜陵击败了袁术，袁涣前去追随吕布，结果又被吕布扣留了下来。

吕布起初与刘备关系和睦，后来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

吕布想让袁涣写信辱骂刘备，袁涣不肯。吕布再三强迫他，他都坚决不答应。

吕布大怒，用兵器威胁袁涣说：“你写了就能活，不写就得死。”袁涣面不改色，笑着回答说：“我只听说过有德行的人才能使人感到羞辱，没听说过靠辱骂能达到这个目的。假如对方本来就是君子，他根本不会把将军您的话当成耻辱；假如他确实是小人，那他就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敬您，那么受辱的将会是您而不是他。况且，我过去侍奉刘将军，就像今天侍奉您一样。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再回头来辱骂将军您，这样可以吗？”吕布听后感到惭愧，于是作罢。

吕布被诛杀后，袁涣才得以归顺太祖（曹操）。

（《袁氏世纪》记载：吕布兵败时，陈群父子当时也在吕布军中，见到太祖（曹操）都下拜行礼。唯独袁涣拱手作揖而不下拜，太祖（曹操）对他肃然起敬。当时，太祖（曹操）又分给各位官员数辆车，让他们去吕布军中拿取物资，想要什么就拿什么。众人都装得满满当当，只有袁涣取了数百卷书籍和一些粮食罢了，其他人听说后，都感到非常惭愧。袁涣对他亲近的人说：“假如我身在军旅，所领取的也只够作为行军的粮草，并不会把这些东西当作我私人的财物。如今因此事博取了名声，我对此深感后悔。”太祖（曹操）因此更加器重他。）

袁涣进言说：“兵器本是凶险的器具，只有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应该用道德来鼓舞士气，用仁义来征伐，同时安抚百姓并为他们消除祸害。只有这样，百姓才愿意与您同生共死。自从大乱以来已有十多年，百姓渴望安定的心情，比被倒吊的人还急切，然而暴乱至今未能平息，是为什么呢？想必是为政之道有所失误吧！我听说贤明的君主善于拯救世道，所以在乱世用道义来匡正，在虚伪的时代用淳朴来安定；时代不同，事态变化，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应不同，这一点不可不审察。制度的增减损益，古今本就不必相同。但是，博爱天下并使其回归正道，即使以武力平定动乱也要辅之以德政，这确实是历代君王都不会改变的法则。您（曹操）的明智已超越当世，古代君王获得民心的方法，您已经努力实行了；当今君王失去民心的教训，您也已经引以为戒了。四海之内依赖您，才得以免于危亡的灾祸。然而百姓还不懂得道义，如果能由您来教化他们，那真是天下的万幸啊！”太祖（曹操）深深地采纳了他的意见。

（袁涣）被任命为沛国南部都尉。

当时，朝廷刚招募百姓开垦屯田，但百姓们并不情愿，很多人都逃跑了。

袁涣对太祖（曹操）说：“百姓安于故土，不愿轻易迁徙，这个习性不能突然改变。顺应他们容易推行政令，违背他们则难以驱使。应该顺从他们的意愿，只招募那些乐意参与的人，不要强迫那些不愿意的人。”太祖（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百姓们都非常高兴。

他升任为梁国的国相。

袁涣常常告诫下属各县：“一定要抚恤关怀鳏夫、寡妇和高龄老人，表彰孝子和贞洁的妇女。常言道‘太平盛世礼节周详，乱世之时礼节从简’，这完全在于如何权衡裁夺。如今虽然时局动荡，难以用礼教来感化民众，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推行。”

他处理政务崇尚教化，总是经过体谅和深思熟虑后才行动，外表看起来温和，内心却能果断决策。

〈王沈的《魏书》记载：谷熟县县长吕岐与朱渊、爰津关系很好，派出的使者游学回来后，便召见并任用他们，任命朱渊为师友祭酒，爰津为决疑祭酒。朱渊等人于是各自回家，不接受任命。吕岐大怒，派官吏民众逮捕了朱渊等人，并将他们全部用杖打死。很多议论的人都认为吕岐做错了。袁涣下令不要弹劾吕岐，主簿孙徽等人认为：“朱渊等人的罪不至于死，地方长官没有擅自处决人的权力，孔子说过‘只有名分和礼器，是不能借给别人的’。称他们为师友却加以杀戮，刑罚与名分互相矛盾，这不能作为教化榜样。”袁涣指示说：“主簿认为吕岐未经请示擅自杀人是犯罪，这当然是对的。但说朱渊等人的罪不至于死，那就不对了。师友这个名分，古今都有。但有君主的师友，也有士大夫的师友。君主设立师友的官职，是为了表示对臣下的尊敬；臣下若有罪，就按国法施以刑罚。现在不讨论他们的罪行，却说这是‘杀戮师友’，这就错了。主簿拿弟子杀害老师的名义，来套用君主惩罚臣下的事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圣明君主的治理，是观察时势而行动的，所以不必拘泥于常规，会采取权宜之计。近来世道混乱，民众冒犯上级，我们即使努力尊君卑臣，尚且未能完全做到，反而去助长这个时代的过错，这难道不荒谬吗！”于是最终没有弹劾吕岐。〉

后来他因病辞去官职，当地的百姓都非常思念他。

后来，袁涣被征召为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

他前后得到的赏赐很多，但都全部分散给了他人，家中没有任何储蓄，也从不过问产业之事。当自己有困难时，他就向别人求助，从不刻意表现自己清廉高洁，但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清正。

魏国初建时，他担任郎中令，并代理御史大夫的职务。

袁涣对太祖（曹操）说：“如今天下的大乱已经平定，文治与武功并用，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我认为应该大规模收集典籍，阐明先圣的教化，以此来改变百姓的视听，使天下之人形成文雅的风尚，那么远方不归服的人，也可以用文化和德行来感召他们。”太祖（曹操）认为他的话很好。

当时有传闻说刘备已经去世，群臣都向曹操祝贺；而袁涣因为曾被刘备举荐为官吏，唯独他不祝贺。

袁涣在任职几年后去世，太祖（曹操）为他流泪，下令赏赐谷物两千斛。其中一道命令是：‘将太仓的一千斛谷物赐给郎中令（袁涣）的家人。’另一道命令是：‘将我私库的一千斛谷物赐给曜卿（袁涣）的家人。’旁人不明白其中的深意。

曹操解释说：‘赏赐太仓的谷物，是遵循国家的法度；赏赐我私库的谷物，是出于我们之间的私人情谊。’

后来，魏武帝（曹操）听说了袁涣过去抵抗吕布的事迹，便问袁涣的堂弟袁敏：‘袁涣是勇敢还是怯懦？’袁敏回答说：‘袁涣外表看似温和柔弱，但他在面临重大节义、身处危难之时，其勇气即使是古代的勇士孟贲、夏育也无法超越。’

袁涣的儿子袁侃，为人也清廉纯正、恬静朴素，有其父亲的风范，历任郡守、尚书等职位。

（《袁氏世纪》记载：袁涣有四个儿子，分别是袁侃、袁㝢、袁奥、袁准。袁侃字公然，议论事情清晰恰当，性格温和却不容侵犯，善于与人交往。在朝代更迭、官职废兴之际，对于世人争相追逐的事务，他常常谦逊退让，不愿参与。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他历任黄门郎、选部郎，有“清平”的美誉。后来逐渐升迁至尚书，但很早就去世了。袁㝢字宣厚，善于辩论，富有条理，喜好道家学说，年轻时体弱多病，未曾做官就去世了。袁奥字公荣，品行足以匡正风俗，言语简约而道理恰当，最终官至光禄勋。袁准字孝尼，为人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只担心别人不如自己。因为觉得世事多艰险，所以常常准备好退路而不敢追求进取。他著书十多万字，论述治世的要务，为《易经》、《周官》、《诗经》作传，并阐发五经中晦涩的义理以及圣人的精微言论，以流传后世。这是袁准自己写的序言。荀绰的《九州记》称袁准有杰出的才能，在泰始年间（公元265年-274年）担任给事中。袁氏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有名望官位，显贵至今。）

起初，袁涣的堂弟袁霸，为人公正廉洁，富有才干，在曹魏初年担任大司农，与同郡的何夔在当时都很有名望。

袁霸的儿子袁亮、何夔的儿子何曾，又与袁涣的儿子袁侃名声相当，彼此关系也很好。

袁亮为人坚定正直，有学问和品行，他厌恶何晏、邓飏等人，曾撰写文章尖锐地加以讥讽，官职做到河南尹、尚书。

（《晋诸公赞》中记载：袁亮的儿子袁粲，字仪祖，文学渊博，见识广阔，多次担任儒学官员，官至尚书。）

袁霸的弟弟袁徽，以其儒雅朴素而著称。

遭遇天下大乱，他便到交州避难。

司徒征召他，他没有前去应召。

（袁宏的《后汉纪》中记载：当初，天下将要大乱时，袁涣感慨地叹息说：“汉室衰微，战乱马上就要来了。如果天下动荡不安，能逃到哪里去呢？倘若天道尚未丧失，百姓还能凭借道义生存，那么只有投靠既强大又有礼义的诸侯，才能庇护自身啊！”袁徽说：“古人有言：‘能洞察先机的人真是神明啊！’抓住时机而行动，这正是君子能获得大吉大利的原因。天道有盛有衰，汉朝恐怕是要灭亡了！凡是建立大功业，必定要经历大事件，这也是君子所深刻了解的，所以他们选择退隐潜藏。况且战事已经爆发，外部的祸患必然很多，我打算远赴山海之间，以求保全自身。”等到战乱爆发，他们各自实行了自己的志向。）

袁徽的弟弟袁敏，擅长武艺并且精通水利方面的技能，官职做到河堤谒者。

张范，字公仪，是河内郡修武县人。

他的祖父张歆，是汉朝的司徒。

他的父亲张延，是汉朝的太尉。

太傅袁隗想把女儿嫁给张范，但张范推辞没有接受。

他生性恬静，安于道义，看淡功名利禄，朝廷的征召任命他都没有接受。

他的弟弟张承，字公先，也很有名望，因品行方正而被征召，被任命为议郎，后升任为伊阙都尉。

董卓作乱时，张承想要聚集人马，与天下英雄共同讨伐董卓。

张承的弟弟张昭当时担任议郎，正好从长安回来，对张承说：“现在想要讨伐董卓，我们人少，他们人多，力量悬殊。况且这只是仓促之间的计谋，让我们这些田间百姓去作战，士兵们平时没有得到安抚，军队也没有经过训练，很难成功。董卓倚仗兵力却不行仁义，必定不能长久；不如选择一个可以依附的势力，等待时机再行动，这样才可能实现您的志向。”张承认为他说得对，于是解下官印，从小路悄悄回家，和张范一起到扬州避难。

袁术以隆重的礼节招请他们，张范声称有病不去，袁术也没有强迫他。

袁术派人请张承与他相见，袁术问道：“过去周王室衰微之时，便有了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秦朝失去政权，汉朝便取而代之。如今我凭借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想要效仿齐桓公，追随汉高祖的足迹，你觉得怎么样？”张承回答说：“成就霸业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实力强大。如果能够凭借德行来顺应天下人的愿望，即使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起事，要成就霸王之业也并非难事。如果只是苟且地非分模仿，逆天时而动，必然会被众人所抛弃，谁又能扶持他成功呢？”袁术听后很不高兴。

当时，太祖（曹操）正准备征伐冀州，袁术又问张承：“现在曹公（曹操）想用几千疲惫的兵力去对抗十万大军，可以说是自不量力！您认为怎么样？”张承于是回答说：“汉朝的国运虽然衰微，但天命尚未改变。如今曹公（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即使对抗百万大军也是可以的。”袁术听后脸色大变，很不高兴，张承便离开了。

太祖（曹操）平定冀州后，派遣使者去迎接邴原。

邴原以生病为由留在了彭城，派遣弟弟邴承前去拜见太祖（曹操），太祖（曹操）上表任命邴承为谏议大夫。

邴原的儿子邴陵和邴承的儿子邴戬被山东地区的盗贼掳走。邴原亲自前往盗贼处请求放回两个孩子，盗贼于是将邴陵还给了邴原。

邴原致谢说：“各位归还我的儿子，已经是厚爱了。人之常情虽然都是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我可怜侄子邴戬年纪更小，请允许我用邴陵来换他。”盗贼们被他的义举所感动，于是将两个孩子都还给了邴原。

太祖（曹操）从荆州回来后，邴原在陈县得以拜见，被任命为议郎，参议丞相府的军事，受到了极大的敬重。

太祖（曹操）外出征伐时，常常命令王范和邴原留守后方，与世子（曹丕）一同镇守都城。

太祖（曹操）对文帝（曹丕）说：“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先向他们二人咨询。”世子（曹丕）因此对他们行子侄之礼。

他救济贫困之人，以至于家中都没有多余的财物，远近的孤儿寡母都来投靠他。

对于别人赠送的财物，他从不当面拒绝，但最终也从不使用，等到离开时，便将这些财物全部归还。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他去世了。

魏国初建时，管承凭借丞相参军祭酒的身份兼任赵郡太守，其政治教化得到了广泛推行。

太祖（曹操）将要西征时，征召管承担任参军事，（管承）到达长安后，因病去世。

（王沈的《魏书》记载：文帝（曹丕）即位后，任命范的儿子范参为郎中。管承的孙子管邵，在晋朝担任中护军，与他的舅舅杨骏一起被诛杀。这件事记载于《晋书》中。）

凉茂，字伯方，是山阳郡昌邑县人。

他年轻时就很好学，议论事情常常依据儒家经典来判断是非。

太祖（曹操）征召他担任司空掾属，因考核成绩优异被举荐，后被任命为侍御史。

当时泰山郡盗贼横行，（朝廷）于是任命凉茂为泰山太守。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背着婴儿前来归附的百姓就有一千多家。

（《博物记》中说：‘襁’是用丝线编织而成的，宽八寸，长一尺二寸，用来将幼儿捆在背上，背着行走。）

后来，他被调任为乐浪太守。

当时公孙度盘踞在辽东，他擅自扣留了凉茂，不让他前去上任，但凉茂始终没有向他屈服。

公孙度对凉茂和众位将领说：“听说曹操远征在外，邺城没有防备。现在我打算率领三万步兵、一万骑兵，直取邺城，谁能抵挡我们？”将领们都表示赞同。

（臣裴松之考证：这篇传记中说公孙度听说曹操远征、邺城空虚，那必然是太祖（曹操）平定邺城之后的事情。但根据《公孙度传》记载，公孙度死于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太祖（曹操）也是在这一年平定的邺城。此后曹操的远征，只有北征柳城一次。而征讨柳城那年，公孙度已经不在人世了。）

公孙度又回头问凉茂：“您觉得怎么样？”凉茂回答说：“近来天下大乱，国家将要倾覆，将军您拥有十万大军，却安坐一旁观望成败，作为臣子，难道本该如此吗？曹操忧心国家的危亡，怜悯百姓的苦难，率领正义之师为天下铲除残暴的贼人，功勋卓著，恩德广布，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正因为天下刚刚初步安定，百姓才开始安居乐业，所以才没有来追究将军您的罪责啊！而将军您现在竟然想兴兵西进，那么是存是亡，不出一个早上就能见分晓。请将军三思！”众将领听了凉茂的话，都感到震惊。过了许久，公孙度说：“凉先生说得对。”

后来，凉茂被征召并调任为魏郡太守、甘陵相，在任职的地方都取得了政绩。

文帝（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时，凉茂被选拔为他的长史，后又转任左军师。

魏国初建时，凉茂升任为尚书仆射，后来又担任了中尉和奉常。

当文帝（曹丕）还是太子时，凉茂又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受到了极大的尊敬和礼遇。

他在任上去世了。

（《英雄记》记载说：凉茂的名声在‘八友’之中。）

国渊，字子尼，是乐安郡盖县人。

他拜郑玄为师。

（《玄别传》记载：起初国渊还没有名气，郑玄称赞他说：“国渊（字子尼）是个人才，我观察他的为人，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

后来，他与邴原、管宁等人一起到辽东躲避战乱。

（王沈的《魏书》记载：国渊专心好学，喜好古籍，在辽东时，他常常在山岩之间讲学，读书人大多推崇仰慕他，国渊因此而出了名。）

回到故乡后，太祖（曹操）征召他担任司空属官。每次在朝堂上议事，他总是神色严肃、直言不讳，退朝后也从不搞私人关系。

太祖（曹操）想要大规模地设置屯田，便任命国渊主管这件事。

国渊多次陈述利弊，勘察土地来安置民众，根据人口数量设置官吏，明确了考核功绩和征收赋税的方法。五年之内，粮仓都装得满满的，百姓们也互相勉励，安居乐业。

太祖（曹操）出征关中时，任命国渊为丞相府的居府长史，统管留守的各项事务。

田银、苏伯在河间郡反叛，他们被击败后，还有一些余党，按照法律都应当处死。

国渊认为这些人并非主犯，请求不要对他们执行死刑。

太祖（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因此依赖国渊而得以活命的人有一千多个。

按照过去的惯例，上报战功的文书中会将斩获的首级数量夸大十倍，但等到国渊上报时，他完全是按照实际的数量呈报。

太祖（曹操）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国渊回答说：“征讨境外的敌人时，多报斩获的数量，是为了彰显赫赫武功，并向天下百姓宣示军威。而河间郡在国家疆域之内，田银等人不过是叛逆之贼，虽然我们打了胜仗有功，但我私下里却为平定内乱而感到羞耻。”太祖（曹操）听后非常高兴，将国渊升任为魏郡太守。

当时，有人投递匿名信进行诽谤，太祖（曹操）对此非常痛恨，一心想要查出写信的主使者。

国渊请求留下那封匿名信的原件，并且不要对外声张此事。

那封匿名信中大量引用了《二京赋》的内容，国渊便命令功曹说：“本郡地域广阔，现在又是都城所在，但有学问的人却很少。你挑选一些聪慧敏捷的年轻人，我想派遣他们去拜师求学。”

功曹挑选了三个人，在派遣他们出发前召见并训示道：“你们的学问还不够精深，《二京赋》是一部知识渊博的书，但世人常常忽略它，能讲授它的老师也很少。你们可以去寻找能读懂此书的人，并拜他为师。”同时，他又秘密地告知了他们此行的真正意图。十天之内，他们就找到了能读懂《二京赋》的人，于是前往拜师学习。

这几位属吏借机请老师写一篇奏章，经过比对笔迹，发现与投递匿名信的人是同一个人。于是将他逮捕审问，查清了全部事实。国渊因此被升任为太仆。

国渊身居列卿的高位，却过着穿布衣、吃素食的简朴生活，并将俸禄赏赐都分给了旧友和同族亲人，始终保持着恭敬节俭的品行，最终在任上逝世。

（王沈的《魏书》记载：太祖（曹操）任命他的儿子国泰为郎官。）

田畴，字子泰，是右北平郡无终县人。

他喜欢读书和练习剑术。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各地义军纷纷起兵，董卓将皇帝迁往长安。幽州牧刘虞感叹道：“叛臣作乱，朝廷动荡不安，天下突然陷入混乱，没有人能有坚定的志向。我身为宗室元老，不能与众人同流合污。现在我想派遣使者去朝廷尽忠，哪里能找到不辱使命的人才呢？”众人商议后都说：“田畴虽然年轻，但很多人都称赞他才能出众。”当时田畴二十二岁。

于是刘虞便以礼相请，与田畴见面后，对他非常欣赏，就任命他为从事，并为他准备了车马随从。

临行前，田畴说：“如今道路被阻断，盗匪横行，如果我以官方使者的身份奉命出行，会成为众人注目的目标。我希望能以私人身份前往，只求能够顺利抵达目的地就行了。”刘虞听从了他的建议。

田畴于是回到家中，亲自挑选了家中的门客以及仰慕他、愿意跟随的年轻壮士共二十人骑马同去。刘虞亲自为他设宴饯行，然后送他出发。

（《先贤行状》记载：田畴准备出发时，把刘虞请到密室商议。田畴趁机劝说刘虞说：“如今皇上年幼力弱，奸臣独揽大权，上奏表章需要得到批复，恐怕会错失时机。况且公孙瓒依仗兵力而残忍无情，如果不早点对他采取行动，将来必定会后悔。”刘虞没有听从。）

出发上路后，田畴就改变路线，登上西关，走出要塞，沿着北边行进，一直奔向朔方郡，再沿着僻静的小路前行，最终抵达长安，传达了使命。

皇帝下诏任命他为骑都尉。

田畴认为皇帝正流离在外，尚未安稳，自己不应该接受这样的荣耀和恩宠，因此坚决地推辞了任命。

朝廷高度赞赏他的义举。

太尉、司徒、司空三府都征召他，他都没有接受。

田畴得到朝廷的回复后，便飞马返回，但还未到达，刘虞已经被公孙瓒杀害了。

田畴抵达后，到刘虞的墓前拜祭，宣读了朝廷的文书，痛哭一场后才离开。

公孙瓒听说后大怒，悬赏捉拿田畴并抓住了他，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哭刘虞的墓，却不把朝廷的文书送给我？”田畴回答说：“汉室衰微，人心叵测，只有刘公（刘虞）没有丧失忠诚与气节。文书里所说的，对将军您不利，我担心不是您乐意听到的，所以没有呈上。况且将军您正要兴办大事以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既然已经杀害了无罪的君主，又要仇视坚守道义的臣子，如果真的这样做，那么燕、赵地区的士人恐怕都会跳进东海而死，谁还肯追随将军您呢！”公孙瓒佩服他的回答很有骨气，便释放了他，没有杀他。

公孙瓒将田畴拘禁在军中，并禁止他的旧友与他来往。

有人劝说公孙瓒说：“田畴是一位义士，您非但不能以礼相待，反而囚禁他，恐怕会失去人心。”公孙瓒于是就释放了田畴。

田畴得以向北返回，他率领整个宗族以及其他依附的数百人，扫地为坛，盟誓说：“君主（刘虞）的仇若不能报，我便不能立于世间！”于是进入徐无山中，在险要而又平坦开阔的地方安营扎寨，亲自耕种来奉养父母。

百姓们纷纷前来归附他，几年之间，人口就达到了五千多户。

田畴对众人中的父老说：“各位不嫌弃我无能，远道而来追随我。如今我们的人口已经形成了一个城镇的规模，但却没有统一的管辖，恐怕这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我希望大家能推选一位贤德的长者来做首领。”众人都说：“好。”于是共同推举田畴为首领。

田畴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苟且偷安，而是要图谋大事，报仇雪恨。我私下担心，在我们实现志向前，那些轻浮之徒会互相欺凌，只图一时之快，而没有长远的谋虑。我有个拙计，愿意和各位一同施行，可以吗？”众人都说：“可以。”

于是田畴制定了约束互相伤害、偷盗、诉讼等行为的法律，情节严重的处以死刑，次一等的则定罪处罚，共计二十多条。

他又制定了婚姻嫁娶的礼仪，兴办学校和讲学事业，并对民众进行组织管理，大家都觉得非常便利，社会风气好到路不拾遗的程度。

北方的边境部族都心悦诚服地归顺于他的威望和信誉，乌丸、鲜卑都各自派遣翻译使者前来进贡送礼，田畴全部安抚接纳，并命令他们不得侵扰作乱。

袁绍多次派遣使者征召他，还当即授予他将军印信，让他借此安抚统辖部众，但田畴全部拒绝不接受。

袁绍死后，他的儿子袁尚又来征召田畴，田畴最终还是没有前去应召。

田畴常常愤恨乌丸部落过去多次劫掠杀害他家乡郡中的官员，虽然有心征讨他们，但实力不足。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太祖（曹操）向北征讨乌丸，大军还未到达，就先派遣使者去征召田畴，并命令田豫向他说明意图。

田畴告诫他的部下，让他们赶紧收拾行装，做好准备。

他的门客对他说：“以前袁绍公那么仰慕您，曾五次派人以礼征召，您坚守道义不肯屈从；如今曹操的使者才来一次，您却表现得好像生怕来不及似的，这是为什么呢？”田畴笑着回答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

于是，田畴跟随使者来到曹操军中，被任命为司空户曹掾，曹操召见他商议军情。

第二天，曹操下令说：“田子泰（田畴）不是我能把他当作普通属吏来对待的人。”随即举荐他为茂才，任命他为蓨县县令。但田畴没有去上任，而是跟随大军驻扎在无终。

当时正值夏季，连降大雨，沿海地区地势低洼，积水遍地，道路泥泞不通。乌丸的军队也把守住了各个要道，导致曹操的大军无法前进。

太祖（曹操）为此感到忧虑，便向田畴询问对策。田畴回答说：“这条路每到夏秋两季就经常积水，水浅时车马无法通行，水深时又不能行船，长久以来都是个难题。过去北平郡的治所在平冈，有一条路从卢龙塞出发，可以直达柳城；但自从建武年间（公元25-56年）以来，这条路就塌陷断绝了，将近两百年，不过还依稀有小路可以通行。现在乌丸的将领们以为我军主力必然要从无终这条路经过，见我们无法前进只能后退，必然会松懈下来，不做防备。如果我们悄悄率军返回，从卢龙口绕道，越过白檀的险要地势，出现在敌人空虚的地带，这条路既近又方便，趁他们不备发动攻击，那么蹋顿的首级就可以不战而擒了。”太祖（曹操）说：“好计策。”于是率军撤回，并在水边的路旁立起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时值酷暑夏季，道路不通，暂且等到秋冬时节，再行进军。”乌丸的侦察骑兵看到木牌后，果然相信曹操的大军已经撤走了。

太祖（曹操）命令田畴率领他的部众担任向导，大军登上徐无山，走出卢龙塞，经过平冈，登上白狼堆，此时距离柳城只有二百多里，乌丸的军队才惊慌地发觉。

单于亲自上阵指挥，太祖（曹操）与他交战，于是大获全胜，一路追击败逃的敌军，直到柳城。

大军返回关塞后，论功行赏，封田畴为亭侯，食邑五百户。

（《先贤行状》记载，太祖（曹操）上表陈述田畴的功劳说：“田畴文雅的才学和忠勇的武功都非常卓著，他安抚下属时平和，侍奉上级时谨慎，能审时度势，言行举止都合乎道义。当初幽州动乱，胡人与汉人混杂，百姓流离失所，无所依靠。田畴率领同宗族人到无终山避难，北面抵御卢龙的敌人，南面守卫险要关隘，过着清静隐居的生活，自耕自食。百姓受其感化而追随，共同奉养他。等到袁绍父子的势力扩展到北方，他们远结乌丸，互为策应，前后多次征召田畴，田畴始终没有屈服。后来臣（曹操）奉命，大军驻扎在易县，田畴远道而来，陈述讨伐胡人的方略，如同当年广武君蒯通为韩信谋划建立燕国、薛公为刘邦分析渡过淮南的策略一样。他又派部下拿着臣的告示，去诱降胡人部众，有些汉人因此前来归附，乌丸部落听到消息后都为之震动。王师出塞，在山中行军九百多里，田畴率领五百士兵，在山谷中开路引导，最终威震乌丸，荡平了边塞之外。田畴文武双全，功绩卓著，节操道义值得嘉奖，实在应该得到宠幸和赏赐，以表彰他的美德。”）

田畴自己认为，当初率领众人逃亡只是为了避难，道义之举尚未建立，如今反而因此得利，并非他的本意，因此坚决推辞封赏。太祖（曹操）明白他的真心，便准许了他的请求，没有强行授封。

（《魏书》记载太祖（曹操）下令说：“从前伯成子高弃其诸侯之位，夏后氏（大禹）并未强行收回，这是为了让品德高尚之士与优待贤能之君的美名，不只流传于一个时代。就听从田畴坚持的意见吧。”）

辽东太守斩下袁尚的首级派人送来，曹操下令：“三军之中，有敢为袁尚哭泣的，一律斩首。”

田畴因为曾经被袁尚征辟过，于是前去吊唁祭拜。太祖（曹操）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臣裴松之认为：田畴不响应袁绍父子的命令，是因为认为他们不是正统。所以他才尽心为魏祖（曹操）出谋划策，提出了经由卢龙关进军的计策。这导致袁尚兵败逃亡，最终在辽东被杀，这都是田畴一手造成的。既然已经明确视袁尚为贼寇，为何又要去吊祭他的首级呢？如果是因为曾经被征辟而心存道义，那么当初就不应该为别人设计谋，让他落到如此地步。田畴的这一举动，实在是进退失据，与王修为袁谭哭丧相比，形式虽然相似，但内心动机却大不相同。）

田畴将他的全部家属以及同宗族的三百多家乡亲都迁居到了邺城。

太祖（曹操）赏赐给田畴车马、谷物和布帛，田畴把这些都分给了宗族和旧友。

跟随太祖（曹操）征讨荆州归来后，太祖（曹操）追念田畴的功绩卓著，对自己先前听任田畴推辞封赏感到后悔，说：“这成全了一个人的志向，却有损于国家的法度体制啊。”于是，便再次将之前的爵位封给田畴。

（《先贤行状》记载了太祖（曹操）的命令说：“蓨县县令田畴，志向和节操高尚。当家乡遭遇胡汉杂处、战乱不休的时期，他隐居到深山之中，专心研究学问义理，百姓们都跟随他，最终形成了一个城邑。在袁绍势力强盛时，征召他他也不屈从。他慷慨激昂地坚守自己的志向，以期盼遇到真正的君主。等到我奉皇帝诏令征讨平定河北，降服了幽州，准备平定胡人外寇时，特地以礼节和任命去征召他。田畴随即接受了任命，陈述并建议了攻打胡人的捷径路线。他率领山中百姓，一时之间全都归顺教化，开通阻塞的道路、引导大军，承担各种差役。这条路近便快捷，让敌寇出其不意。我们在白狼山斩杀了蹋顿，随即长驱直入柳城，田畴在这其中贡献了重要力量。等到大军返回关塞，我准备记功行赏，上表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但田畴恳切地前后数次推辞了封赏。至今已有三年，封赏历经数年都未能赐下。这是为了成全他一个人的高尚名节，却严重违背了国家的典章制度，实在是错得太厉害了。应当按照之前的上表进行封赏，不要再让我的过错拖延下去了。”）

田畴上书陈述自己的诚意，并以死发誓绝不接受封赏。太祖（曹操）不听，想要拉着他接受任命，这样反复了三四次，田畴最终还是没有接受。

有关部门弹劾田畴行为怪僻、违背常理，是为了苟且树立个人小节，应该罢免他的官职并加以刑罚。太祖（曹操）很看重这件事，迟迟未能作出决断。

于是，太祖（曹操）将此事交给世子（曹丕）和大臣们广泛商议。世子（曹丕）认为，田畴的行为与古代的子文推辞俸禄、申胥逃避赏赐相似，应当不强迫他，以成全他的气节。尚书令荀彧和司隶校尉锺繇也认为可以听从田畴的意愿。

（《魏书》记载世子的议论说：“从前薳敖逃避俸禄，史书记载了他的美德，这是用来激励混浊的世道，鞭策贪婪的人，他比那些占着职位白吃饭的人贤明多了。所以，可以认为他的节操格局不大，却不能诋毁他的品行。至于田畴的情况，和这个很接近。如果罢免他的官职再加以刑罚，在法理上就太重了。”《魏略》记载曹操的教令说：“从前伯夷、叔齐放弃爵位并讥讽周武王，可以说是愚昧糊涂，但孔子仍然认为他们是‘求仁而得仁’。田畴所坚守的，虽然不符合大道，但只是想保持清高罢了。假使天下所有人都和田畴一样，那就是墨翟所提倡的兼爱尚同，和老聃主张的让百姓结绳记事的境界了。外部的议论想让我再命令司隶校尉来裁决这件事。”《魏书》记载荀彧的议论，认为“君子的处世之道，无论是出仕做官还是归隐田园，都期望能做到与人为善罢了。所以普通人坚守自己的志向，圣明的君主会根据各人的情况来成全他们”。锺繇认为“原思推辞小米，孔子不赞成；子路拒绝别人酬谢的牛，孔子说这是杜绝了善行。这种行为虽然可以激励清廉、鞭策贪浊，但还是不值得过多提倡。田畴的做法虽然不合乎大义，但有助于谦让的风气，应该按照世子的意见处理。”我（裴松之）查阅《吕氏春秋》记载：“鲁国的法律规定，鲁国人如果在诸侯国沦为奴婢，有能把他们赎回来的人，可以到国库领取赎金。子贡赎了人回来却推辞不领取赎金，孔子说：‘端木赐（子贡）你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就不会再赎人了。’子路救起一个落水的人，那人送他一头牛表示感谢，子路收下了。孔子说：‘以后鲁国人一定会去救落水的人了。’”考察这段话，与锺繇所引用的典故并不相符，不清楚是锺繇记错了，还是这件事另有出处？）

太祖（曹操）仍然想封他为侯。田畴一向与夏侯惇关系很好，太祖（曹操）便对夏侯惇说：“你先去用情理开导他，就说是你自己的意思，不要告诉他这是我的主意。”夏侯惇于是到田畴家留宿，遵照太祖（曹操）的叮嘱行事。田畴揣测到了他的来意，便不再说话。夏侯惇临走时，拍着田畴的后背说：“田君，主公的心意如此殷切，您就不能顾念一下吗！”田畴回答说：“这是什么话，说得太严重了！我田畴，不过是个背弃道义、四处逃窜的人罢了，蒙受您的恩典得以保全性命，已经是万分幸运了。我怎么能出卖卢龙塞的功劳，来换取封赏和俸禄呢？纵然国家偏爱我，我难道对自己内心无愧吗？将军您一向了解我，尚且如此劝说，如果实在是迫不得已，我情愿在您面前自刎效死。”话还没说完，已经泪流满面。夏侯惇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回报给太祖（曹操）。太祖（曹操）感叹地知道无法使他屈服，于是任命他为议郎。田畴四十六岁时去世。他的儿子也早亡。文帝（曹丕）即位后，推崇田畴的德行道义，赐予田畴的侄孙田续关内侯的爵位，以继承他的后嗣。

王修，字叔治，是北海郡营陵县人。

他七岁时母亲去世。

他的母亲是在祭祀土地神的社日那天去世的，第二年邻里举行社祭时，王修思念母亲，悲痛至极。

乡邻们听说了这件事，都为之感动而停止了祭祀活动。

王修二十岁时，到南阳游学，借住在张奉家中。后来张奉全家都得了重病，没有人照顾，王修亲自尽心尽力地照料他们，直到他们病好才离开。

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北海相孔融征召王修担任主簿，并让他代理高密县令。

高密县的孙氏一族向来横行乡里，其门客多次触犯法律。有一次，民间发生抢劫案，劫匪逃进了孙家，官吏无法抓捕。王修便率领官吏和民众包围了孙家，孙氏家族据守抵抗，官吏和民众都因畏惧而不敢靠近。王修下令说：“胆敢不参与进攻的人，与劫匪同罪！”孙氏家族感到恐惧，这才交出了劫匪。

从此以后，当地的豪强势力都被震慑而变得顺服。

王修被举荐为孝廉，但他想把这个名额让给邴原，孔融没有同意。

（《孔融集》中收录了他回复王修的书信，信中说：“邴原的贤能，我早已知道了。从前高阳氏有八位才子，尧帝没有任用他们，而舜帝却提拔了他们。邴原可以说是那种不担心自己没有官位的人。把他的举荐留待将来，不也可以吗？”王修再次推辞，孔融回复说：“你作为我的属官，品行清廉，洁身自好，经历过各种艰难的考验，谋划事情很少出错，教诲他人也不知疲倦。我赞赏你的功绩，嘉奖你的美德，因此举荐你到朝廷任职，这怎么能推辞呢！”）

当时天下大乱，王修最终没有前去上任。

不久之后，郡中有人发动叛乱。王修听说孔融有难，连夜赶去投奔他。

叛乱刚发生时，孔融对身边的人说：“能够冒着危险前来救我的，只有王修了！”话音刚落，王修就赶到了。孔融于是再次任命他为功曹。

当时胶东郡有很多盗贼匪寇，孔融又任命王修担任胶东县令。

胶东有个叫公沙卢的人，家族势力强大，他自己修筑营垒壕沟，不肯响应征召调遣。王修仅率领几名骑兵径直闯入他家，斩杀了公沙卢兄弟，公沙氏族的人都惊恐错愕，不敢妄动。王修随后安抚了其余众人，从此当地的匪患才稍有平息。

孔融每次遇到危难，王修即便正休假在家，也必定会赶到。孔融常常依靠王修才得以化险为夷。

袁谭在青州时，征召王修担任治中从事，当时别驾刘献多次说王修的坏话。

后来刘献因事被判死罪，王修却出手营救，使他得以免死。当时的人因此更加赞赏王修。之后袁绍又征召王修，任命他为即墨县令，后来王修又回到袁谭帐下担任别驾。

袁绍去世后，袁谭和袁尚之间产生了嫌隙。袁尚攻打袁谭，袁谭战败，王修率领官吏和民众前去援救袁谭。

袁谭高兴地说：“是王别驾（王修）保全了我的军队啊。”

袁谭战败时，刘询在漯阴起兵，各城都响应他。袁谭叹息道：“如今整个青州都背叛了我，难道是我的德行不够吗？”王修说：“东莱太守管统虽然远在海边，但此人绝不会反叛，他一定会来。”十几天后，管统果然抛下妻子儿女前来投奔袁谭，他的妻儿则被叛贼杀害。袁谭于是任命管统为乐安太守。

袁谭又想攻打袁尚，王修劝谏说：“兄弟之间反目成仇，互相攻击，这是自取灭亡的做法。”袁谭听了很不高兴，但也知道王修的忠诚节义。

后来袁谭又问王修：“计策该怎么定？”王修回答说：“兄弟就如同人的左右手。譬如一个人要去战斗，却先砍掉自己的右手，然后说‘我必胜’，这可能吗？抛弃自己的兄弟而不亲近，天下还有谁会来亲近您呢！现在有一些进谗言的小人，故意在你们兄弟间挑起争斗，以谋求一时的私利，希望贤明的使君您能塞住耳朵不要听信他们。如果能斩杀几个奸佞之臣，兄弟二人重归于好，共同抵御四方的敌人，就可以横行天下了。”袁谭没有听从，最终还是和袁尚互相攻击，并向太祖（曹操）请求援救。

太祖（曹操）攻破冀州之后，袁谭又反叛了。于是太祖（曹操）便率领军队在南皮攻打袁谭。

当时王修正在乐安负责运输粮草，听说袁谭情势危急，便率领自己麾下的士兵以及几十名从事前往援救袁谭。到达高密时，听闻袁谭已死，王修下马大哭道：“没有了主君，我还能归附于谁呢？”于是他前往拜见太祖（曹操），请求收殓安葬袁谭的尸体。太祖（曹操）想观察他的真实意图，便沉默不语。王修再次说道：“我深受袁氏的厚恩，如果能够收殓袁谭的尸身，之后再被处死，我也毫无遗憾。”太祖（曹操）赞赏他的义举，答应了他的请求。

（《傅子》中记载：太祖（曹操）杀了袁谭后，将他的首级悬挂示众，并下令：“有敢为他哭泣的人，连同妻子儿女一并处死。”于是王修（字叔治）、田畴（字子泰）互相说道：“活着的时候接受他的任命，他死了却不为他哭泣，这不合道义。如果因为怕死而忘记道义，还怎么在世上立足呢？”于是他们到袁谭的首级前痛哭，其悲哀之情感动了三军将士。军法官向太祖（曹操）报告并请求执行死刑，太祖（曹操）说：“他们是义士啊。”便赦免了他们。我（裴松之）查阅《田畴传》，田畴是被袁尚征辟的，并未接受过袁谭的任命。《傅子》将他们两人并在一起说，与事实不符。）

太祖（曹操）任命王修为督军粮官，让他返回乐安。袁谭被击败后，各个城池都已归顺，只有管统据守乐安拒不听命。太祖（曹操）命令王修去取管统的首级。王修认为管统是亡国之臣中的忠臣，于是解开他的捆绑，派人将他送至太祖（曹操）面前。太祖（曹操）很高兴，赦免了管统。

袁氏的政令宽松，当权在位的人大多都聚敛财富。太祖（曹操）攻破邺城时，查抄了审配等人的家产，财物以万为单位来计算。等到攻破南皮，检查王修的家时，发现他家里的粮食不足十斛，只有几百卷书籍。太祖（曹操）感叹道：“士人有好名声，果然不是凭空得来的。”于是以礼征召王修为司空掾，代理司金中郎将之职，后又调任为魏郡太守。

他治理地方时，抑制豪强，扶助弱小，赏罚分明，百姓们都称赞他。

〈《魏略》记载：王修担任司金中郎将时，上书陈述对铸造钱币的不同意见，他在奏疏中说：“我听说，荆棘丛生的树林里，长不出能做梁柱的木材；涓涓细流的水，也形不成滔天巨浪。因此，我任职七年，忠诚正直的言行没能显扬于当世，功绩事业也未能体现在政务上，我为领受的俸禄而欣喜，也为无以回报而深感惭愧，常常为此彻夜难眠，吃饭时也放下碗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能力微薄而责任重大，担心自己无法胜任。现恭敬地呈上我的议论如下。”太祖（曹操）非常赞同，于是写信给王修说：“您修身养德，美名流传于家乡州郡，您的忠诚和能力取得了成就，成为世间的美谈，名副其实，远远超过一般人。我是用心来了解您的，了解得非常深刻透彻，不仅仅是通过耳闻目见。考察先贤的论述，大多认为盐铁的收益，足以供给国家和军队的用度。当初我设立司金之官时，考虑到如果不是委屈您来担任，就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了。所以我曾教诲您说：‘古代的遏父担任陶正，百姓依赖他制作的器物，到了他的儿子妫满，在陈地被封为诸侯；近代的桑弘羊，官位做到了三公。这些就是上天通过神龟的卜兆预先昭示给您的吉兆啊’，这就是我任用您的本意，只是恐怕大家不明白这个道理。从那以后，朝中的官员，每当有重要的职位选拔，常常首先推荐您。我也听到了袁军师和各位贤才的议论，他们都认为不应该越过您提拔别人。然而我心中自有打算，（我认为）司金中郎将的职责与军师不同，但在建立功业方面，比军师更为重要。我的诚意，足以传达给您；您对我的洞察，也足以让您毫不怀疑。只是我担心旁人见识浅薄，以蠡测海，画蛇添足，会说我前后上百次选拔官员，却总是不任用您，让您滞留在这个冶炼管理的官位上。连张三李四那样的人，都比您先得到升迁，这正是主人待您不够优厚的明证。我担心会有这种虚假的言论掩盖事实，像淫乱的蛙鸣一样扰乱视听。假如有这种事，也希望您能像钟子期一样不会听错我的心声；如果没这种事，多加防备又有什么害处呢？过去，汉宣帝看出少府萧望之有担任宰相的才能，所以重新派他出任，让他担任冯翊太守。从九卿之一的职位调任地方，看起来像是降职。皇上派侍中传达旨意说：‘您镇守平原郡的时间不长，所以我再让您到三辅地区历练一下，并不是要闲置您。’我揣度先主中宗（汉宣帝）的用意，确实是为了这样的安排做准备。希望您能建立卓越的功业来不负我的期望。公叔文子和他的家臣一同得到晋升，您不也正是这样的人吗！”此后不久，王修就被调任为魏郡太守。〉

魏国建立后，他担任大司农属下的郎中令。

太祖（曹操）商议要恢复肉刑，王修认为当时还不适宜实行，太祖（曹操）采纳了他的意见。

后调任为奉常。

后来，严才发动叛乱，率领他的几十名部下攻打掖门。王修听到事变的消息，不等征召的车马到达，就率领属下官吏步行赶往宫门。太祖（曹操）在铜爵台上望见了他，说：“那个来的人一定是王叔治（王修）。”相国钟繇对王修说：“按照旧例，京城发生变故时，九卿应当各自留守在自己的官府中。”王修回答说：“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又怎能逃避朝廷的危难呢？留守官府虽然是旧例，却不符合奔赴国难的大义。”不久之后，王修因病在任上去世。他的儿子王忠，官至东莱太守、散骑常侍。

当初，王修在高柔二十岁时就识别出他的才能，在王基还是孩童时就看出他的不凡，这两人最终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因此世人都称赞王修善于识别人才。

（王隐的《晋书》记载：王修有一个儿子，名叫王仪，字朱表，为人高尚、开朗、文雅、正直。司马文王（司马昭）担任安东将军时，王仪是他的司马。东关之战失败后，文王（司马昭）说：“近来的战败，谁应当承担罪责？”王仪说：“责任在于军师。”文王（司马昭）大怒说：“司马是想把罪责推到我身上吗？”于是就杀了他。王仪的儿子叫王褒，字伟元。他从小就树立了高尚的品行，不合礼法的事情绝不会做。他身高八尺四寸，容貌异于常人。他悲痛父亲未能善终，于是终身不入仕途。他在父亲墓旁建了房屋，以教书为业。每天早晚都到墓前拜祭，每次都悲号痛哭到几乎昏厥。墓前有一棵柏树，王褒常常攀扶着它，泪水洒在树上，使得这棵树的颜色都与别的树不同。他读《诗经》读到“哀哀父母，生我劳悴”这两句时，没有一次不是反复吟诵、涕泪横流，泪水浸湿衣襟。他家境贫寒，亲自耕种，按照家中人口计算需要耕种的田地，根据家人所需来决定养蚕的数量。有学生私下帮王褒割麦子，王褒发现后就把那些麦子丢弃了；从此再没有人敢帮他收割。王褒的一个门生被本县征去服役，他请求王褒为他向官府请托，王褒说：“你的学问不足以庇护自身，我的德行浅薄也不足以荫庇于你，请托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已经四十年没有动笔写过这类文书了。”于是他步行挑着干粮，让儿子背着盐和豆豉，有一千多名门徒跟随着去送行。安丘县令以为王褒是来拜见自己，便整理好衣冠在门口迎接。王褒却从大路旁走到土牛（地界的标志）处，弯腰九十度行礼站立。他说：“我的门生被县里征召服役，所以特地来为他送行。”说完握着门生的手涕泣而别。县令随即就放了那些门生，全县的人都为县令之前的行为感到羞耻。同县的管彦，年轻时有才干，但尚未出名，只有王褒认为他将来必能显达，常常与他交好；两家各生下子女后，就约定结为姻亲。管彦后来果然做到了西夷校尉。但王褒后来却把女儿嫁给了别人，管彦的弟弟管馥问王褒原因，王褒说：“我志向浅薄，只愿了此一生，隐居山林，与姐妹们也都远隔，吉凶之事互不相通，我以此自誓。你哥哥的儿子将父亲安葬在都城，那他就是洛阳人了，这难道是我当初想结亲的本意吗？”管馥说：“我嫂子是齐地人，将来会返回临菑的。”王褒说：“哪有把父亲葬在河南，却跟着妻子回到齐地的道理！他若有这样的打算，还谈什么结亲呢？”于是最终没有结成这门亲事。有个叫邴春的人，是邴根矩（邴原）的后代。他年轻时立志修养品行，甘于清贫艰苦，背着书箱外出游学，常年不回家，乡里人都赞叹他，认为他能继承祖先的德业。王褒却认为邴春性情狭隘阴险，沽名钓誉之心太重，最终必定一事无成。后来邴春果然学业无成，流落他乡，有见识的人因此都佩服王褒的判断。王褒常常认为，一个人的行为应当归于善道，不能拿自己能做到的事去苛求别人做不到。凡是有人赠送礼物，他一概不接受。等到洛阳倾覆，盗贼蜂起，王褒的宗族亲戚都想迁往江东，王褒却因留恋祖坟而不愿离开。当贼寇势力极盛时，他才向南到达泰山郡。但王褒思念故土不肯再走，结果被贼寇杀害。《汉晋春秋》记载：王褒与济南人刘兆（字延世）都因为不入仕途而闻名。王褒因为父亲被文王（司马昭）滥杀，终身不接受朝廷征召，甚至从不面向西边而坐，以表示自己不做晋朝的臣子。）

（《魏略·纯固传》将脂习、王修、庞淯、文聘、成公英、郭宪、单固七人合为一传。其中王修、庞淯、文聘三人在《三国志》中各自有传，成公英的事迹另见于《张既传》，单固的事迹见于《王凌传》，剩下的脂习、郭宪二人则附在王修传之后。脂习，字元升，是京兆人。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在郡中任职，后被公府征辟，举为高第，授官太医令。汉献帝西迁长安以及东到许昌时，脂习一直随行。他与少府孔融关系亲近。太祖（曹操）担任司空后，威望德行日益隆盛，但孔融仍然以旧日的态度对待他，书信往来中言辞倨傲。脂习常常规劝孔融，希望他改变态度，但孔融不听。等到孔融被杀，当时在许都的百官中，凡是以前和孔融亲近的，没有谁敢去收殓安抚，唯独脂习前去抚尸痛哭说：“文举，你舍我而死，我以后还能和谁说话呢？”他悲伤哀叹不止。太祖（曹操）听闻此事，逮捕了脂习准备治罪，不久又因为他行为正直而赦免了他，只是将他迁到许都东边的土桥下居住。后来脂习见到太祖（曹操），为之前的过失陈情谢罪。太祖（曹操）呼唤他的字说：“元升，你还是那样慷慨激昂啊！”于是询问他的住处，因为他是新近搬迁，便赐给他一百斛谷。到了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朝廷下诏想任用他，但因他年事已高，不过嘉奖他念旧敦厚，有栾布那样的气节，于是拜他为中散大夫。他回到家乡，八十多岁时去世。郭宪，字幼简，是西平人，为当地的望族。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担任郡功曹，州里征辟他但他没有应召，因仁厚而为全郡人所归附。到了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韩约兵败失势，从羌人部落中回来投靠郭宪。很多人都想捉住韩约去邀功，郭宪则斥责他们说：“别人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你们怎么能想加害于他呢？”于是他保护并厚待韩约。后来韩约病死，田乐、阳逵等人便去割下韩约的首级，准备送上去。阳逵等人想在上报的文书中列上郭宪的名字，郭宪却不肯署名，说：“我尚且不忍心在他活着的时候图谋他，又怎能忍心拿一个死人去邀功呢？”阳逵等人才作罢。当时太祖（曹操）正在武都进攻汉中，阳逵等人将韩约的首级送到。太祖（曹操）早就听闻郭宪的名声，等到查看文书时，奇怪上面没有他的名字，便询问阳逵等人，阳逵等人便将实情全部告知。太祖（曹操）赞叹郭宪的志向和义气，于是下令将他和阳逵等人一并表彰，都赐予关内侯的爵位，郭宪从此名震陇右。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病逝。正始初年（公元240-249年），国家追念嘉奖他的事迹，再次赐予他的儿子关内侯的爵位。）

邴原，字根矩，是北海郡朱虚县人。

邴原年轻时和管宁都以高尚的品行著称，州、郡官府的征召任命他都没有接受。

黄巾起义爆发后，邴原带领家人出海，居住在郁洲山中。

当时孔融担任北海国相，举荐邴原为有道之士。

邴原因为黄巾军的势力正盛，于是前往辽东，他与同郡的刘政都具有勇敢、谋略和豪迈的气概。

辽东太守公孙度忌惮并厌恶刘政，想要杀掉他，于是将他的家人全部逮捕，但刘政得以逃脱。公孙度通告下属各县：“胆敢藏匿刘政的人，与他同罪论处。”刘政处境困窘危急，便前去投奔邴原。

（《魏氏春秋》记载：刘政投奔邴原时说：“我就像走投无路的鸟儿，飞入您的怀中求生。”邴原回答说：“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怀抱就一定能让你安然投入呢？”）

邴原将刘政藏匿了一个多月。当时，东莱人太史慈正要回家乡，邴原便将刘政托付给了他。之后，邴原去见公孙度说：“将军前些天想杀刘政，是因为觉得他对您是个祸害。如今刘政已经离开，您的祸患不就解除了吗！”公孙度说：“是的。”邴原又说：“您之所以忌惮刘政，是因为他有才智。现在他已经逃脱，他的才智将来必定会被任用，您又何必拘押他的家人呢？不如赦免他们，以免加深怨恨。”于是公孙度就释放了刘政的家人。

邴原又资助刘政的家人，使他们都能返回故乡。邴原在辽东居住期间，一年之内就有几百户人家前来投奔他定居，各地前来游学的读书人络绎不绝，讲学传授知识的声音从没断过。

后来邴原得以返回家乡，太祖（曹操）征召他担任司空掾。

邴原的女儿早逝，当时太祖（曹操）的爱子曹仓舒（曹冲）也去世了，太祖（曹操）想请求将两人合葬（结阴亲），邴原推辞说：“合葬不合乎礼法。我之所以能被明公您所容纳，您之所以如此对待我，就是因为我能恪守礼法典章而不改变。如果我听从了您的命令，就成了一个庸俗无原则的人，到那时您又会怎么看我呢？”太祖（曹操）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并将他调任为丞相征事。

（《献帝起居注》记载：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朝廷初次设置征事二员，邴原与平原人王烈一同被选中担任此职。）

崔琰担任东曹掾时，在其推荐公文中写道：“征事邴原、议郎张范，都品德纯洁美好，志向和行为忠诚方正，他们的清廉宁静足以激励世俗，他们的坚定刚正足以担当大事。他们正是所谓的龙翰凤翼，国家的重宝。举荐任用他们，那些不仁德的人就会自然远离。”

（邴原）接替凉茂担任五官将长史，他闭门自守，若非公事从不外出。

太祖（曹操）征伐东吴时，邴原随军出征，最终病逝于途中。

（《邴原别传》记载：邴原十一岁时父亲去世，家境贫寒，早早成了孤儿。邻居家有学堂，邴原每次经过旁边都会哭泣。老师问他：“孩子，你为什么悲伤？”邴原回答说：“孤儿容易伤感，穷人容易感触。读书的人，一定都是有父兄的，我一则羡慕他们不是孤儿，二则羡慕他们能够学习，因此心中悲伤，不禁流下眼泪。”老师也为邴原的话感到哀伤，为他落泪说：“你想读书当然可以！”邴原回答说：“我没有学费。”老师说：“孩子你如果有志向，我免费教你，不收学费。”于是邴原便入学读书。一个冬天的时间，他就能背诵《孝经》和《论语》。自幼年起，他就显得卓然不群。长大成人后，品行如金玉般纯洁高尚。他想远游求学，便去拜访安丘的孙崧。孙崧推辞说：“您家乡的郑玄先生，您知道吗？”邴原回答说：“知道。”孙崧说：“郑先生学问广博，贯通古今，博闻强记，能探究精深，阐发远大，实在是学者的楷模。您却舍弃他，穿着草鞋远行千里，这正是所谓的把郑先生当成了邻家的孔子（意为舍近求远）。您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却回答说‘知道’，这是为什么呢？”邴原说：“先生的话，确实可以说是苦口的良药，有益的忠告；但还是没能理解我的一点心意。人各有志，追求不同，所以有登山采玉的人，也有下海采珠的人，难道能说登山的人不知道海的深度，下海的人不知道山的高度吗！您说我把郑先生当成邻家的孔子，难道您是把我当成西邻的愚夫吗？”孙崧听后向他道歉。又说：“兖州、豫州的士人，我认识很多，但没有一位像您这样出色的；我应当写信为您引荐。”邴原敬重他的好意，难以推辞，便拿着推荐信告别了。邴原心里认为，求师问道，有远大志向的人自然能通达，不像结交朋友需要依靠引荐才能成功。推荐信有什么用呢？于是他把信藏在家里就出发了。邴原过去很能喝酒，自从出外游学后，八九年间，滴酒不沾。他独自一人背着书箱，刻苦自励，到了陈留就拜韩子助为师，在颍川就尊崇陈仲弓，在汝南就结交范孟博，在涿郡就亲近卢子干。临别时，师友们因为邴原不喝酒，便凑集米肉为他饯行。邴原说：“我本来是能喝酒的，只是担心胡思乱想而荒废学业，所以才戒了酒。今天即将远别，承蒙各位赠礼饯行，可以痛快地喝一场。”于是大家坐在一起饮酒，他喝了一整天也没有醉。回家后，邴原将推荐信还给孙崧，并解释了没有呈送信件的原因。后来邴原被郡里征召，任命为功曹主簿。当时鲁国人孔融在郡里任职，他指示选拔计吏时要用有公卿才能的人，于是任命郑玄为计掾，彭璆为计吏，邴原为计佐。孔融有一个很喜爱的人，常常大力称赞他。后来因怨恨而想杀掉他，府中的官吏都为那人求情。当时那个人也在座，磕头磕得头破血流，但孔融的心意仍未改变。只有邴原没有为他求情。孔融问邴原说：“大家都在求情，唯独你为什么不求情？”邴原回答说：“明府您对这个人，本来不薄，常说年底要举荐他，把他称作‘我的好儿子’。这样看来，府中官吏受到的恩惠没有谁在他之前了，而现在您却要杀他。您喜爱他时，就把他比作儿子；憎恶他时，就想置他于死地。我愚钝，不知道明府您是凭什么标准喜爱他？又凭什么标准憎恶他？”孔融说：“这个人出身微寒，我栽培了他的兄弟，提拔并任用了他；如今他却辜负了我的恩情。对善良的人就提拔，对邪恶的人就诛杀，这本是为君之道。过去应仲远担任泰山太守时，举荐了一位孝廉，不到一个月就把他杀了。做君主的人，厚待或薄待哪有定规呢！”邴原反驳说：“应仲远举荐了孝廉又杀了他，这道理何在？孝廉是国家选拔的优秀人才。如果举荐他是对的，那么杀他就是错的；如果杀他是对的，那么举荐他就是错的。《诗经》有云：‘那个人啊，没能与他长相守。’这正是对这种行为的讥讽。《论语》说：‘爱他时希望他活，恨他时希望他死。既希望他活，又希望他死，这就是迷惑。’应仲远的迷惑太深了。明府您为什么要效法他呢？”孔融于是大笑说：“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邴原又说：“君子说的话，从自身发出，影响到百姓；言行是君子的关键所在。哪有想杀人还可以当成玩笑的道理呢？”孔融无言以对。当时汉朝衰落，政事靠贿赂而成，邴原便带着家人隐居到郁洲山中。郡里举荐他为有道之士，孔融写信劝他说：“修养心性保持节操，清心寡欲坚守高洁，不进入危险的国家，长久地隐居在安乐之地。如今王室多难，天子西迁到镐京。圣明的朝廷辛劳谦逊，遍访贤才。我前来寻求安定，朝廷的任命恳切真诚。国家将要灭亡时，就像织布时顾不上整理经线；家庭将要败亡时，缇萦也会跋涉救父。她一个普通女子，尚且坚守这样的道义。我实在希望您根矩（邴原的字），能以仁义为己任，伸手援救危难中的人，解救百姓于水火。您却安闲地隐居，不肯顾及我，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君子吗！根矩啊，根矩，可以回来了！”邴原于是前往辽东。辽东老虎很多，唯独邴原所在的村落没有虎患。邴原曾在路上捡到别人遗失的钱，他把钱系在树枝上。这钱不仅没人拿走，反而系钱的人越来越多。他问其缘故，回答的人说那是一棵神树。邴原厌恶因为自己而形成不正当的祭祀，便向众人解释清楚，于是乡里人就把那些钱收集起来作为社神的供品。后来邴原想返回故乡，在三山停了下来。孔融写信给他说：“随会在秦国，贾季在翟国，我无所仰望请教，叹息之情更增。近来得知您已到来，就在附近的三山。《诗经》不是说‘从镐京归来，我的行程多么长久’。现在我派遣五官掾，向您慰问舟船的劳顿，并告知祸福动静以示安慰。动乱的祸根尚未消除，拥兵割据的豪强，就像下棋一样争夺着胜机。”邴原于是又返回了辽东。过了十多年，他才逃回故乡。向南走了好几天，公孙度才发觉。公孙度知道追不上邴原了，便说：“邴先生就是所谓的云中白鹤，不是捕捉鹌鹑燕雀的网所能罩住的。况且是我自己放他走的，不要再追了。”邴原因此得以免于危难。回到故土后，邴原于是讲授礼乐，吟咏诗书，门下有数百弟子，其中有数十人完全信服并实践他的学说。当时郑玄学问渊博，注解典籍，所以儒雅之士都聚集在他那里。而邴原也因其志向高远、品行清白、心境淡泊，说话无可挑剔，行为无可指摘，所以英雄豪杰之士也都归向他。当时天下公论，都说青州有邴原和郑玄的学问。魏太祖（曹操）担任司空时，征召邴原为东阁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单于，返回时驻扎在昌国，宴请士大夫。酒喝到酣畅时，太祖说：“我回去后，留守邺城的各位官员一定会来迎接，估计今天或明天早上都能到。不来的人，恐怕只有邴祭酒了！”话音刚落没多久，邴原却最先到达。门吏通报后，太祖大为惊喜，连鞋都来不及穿好就站起来，远出迎接邴原说：“贤能之士的心思真是难以揣测！我以为您不会来，您却远道屈驾前来，实在满足了我期盼的心情。”拜见完毕出来后，军中的士大夫有数百人前去拜访邴原。太祖感到奇怪便询问缘由，当时荀文若（荀彧）在座，回答说：“只有邴原才值得去拜访啊！”太祖说：“这个人的名望如此之重，竟然能让士大夫们如此倾心？”荀文若说：“他是一代奇人，士人中的精华，您应当以最高的礼节来对待他。”太祖说：“这本来就是我一向的心愿。”从此以后，曹操对邴原愈发敬重。邴原虽然在军中历任官职，却常以生病为由，在里巷中安闲度日，从不执掌具体事务，也很少参与会见。河内人张范，是名臣之子，他的志向和品行与邴原相合，两人非常亲近敬重。曹操下令说：“邴原名望高、德行大，清正的准则远超世俗，他巍然屹立，却不为我所用。听说张范很想效仿他，我恐怕开创者能够富贵，而追随者却会贫困啊。”魏太子（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时，天下人都仰慕他，宾客多如云，而邴原唯独坚守道义，保持常规，不是公事绝不轻举妄动。太祖派人私下委婉地问他，邴原说：“我听说国家危难时不侍奉冢宰（指曹操），国君外出时不侍奉世子，这是古代的典章制度。”于是曹操就将他调任为五官将长史，下令说：“我的儿子年轻无才，我担心他难以走上正道，所以贪心地想委屈您，来匡正激励他。虽说是为了贤才着想，但我能不感到惭愧吗！”太子举行宴会，宾客有百数十人，太子提议说：“如果国君和父亲都病重，只有一粒药丸，可以救活一人，应当救国君呢，还是救父亲？”众人议论纷纷，有的说救父亲，有的说救国君。当时邴原在座，没有参与讨论。太子向邴原征求意见，邴原毅然决然地回答说：“救父亲。”太子也没有再追问他。）

这之后，大鸿胪、钜鹿人张泰和河南尹、扶风人庞辿都以清廉贤德著称，

（荀绰的《冀州记》中记载：钜鹿人张貔，字邵虎。他的祖父是张泰，字伯阳，在魏国很有名望。他的父亲是张邈，字叔辽，曾任辽东太守。张邈著有著名的《自然好学论》，收录在嵇康的文集中。他为人深沉而有远见，气度恢宏，让试图揣度他的人都无法看透。他曾在两朝为官，元康初年（公元291-299年）被任命为城阳太守，但还未上任就去世了。）

永宁太仆、东郡人张阁以简约质朴而闻名。

杜恕在其所著的《家戒》中称赞张阁说：“张子台（张阁）这个人，看起来像个鄙陋质朴的人，然而他心中似乎并不去分辨天地间什么是美、什么是好，为人敦厚得仿佛与阴阳自然之理融为一体。做人到如此境界，自然可以不追求富贵，但灾祸又怎么会降临到他身上呢？世上有像张子台这样品德高尚的人，人们大多努力仰慕效仿，却终究无法真正体悟和做到。”

管宁，字幼安，是北海郡朱虚县人。

（《傅子》中记载：管宁是齐国相国管仲的后代。过去田氏取代姜姓统治齐国时，管氏家族离开了齐国，有的去了鲁国，有的去了楚国。汉朝兴起后，有一位名叫管少卿的先人担任燕国的县令，从那时起才在朱虚县安家。管氏家族世代都以品德气节著称，传到第九代时生下了管宁。）

管宁十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和父亲家的亲戚们都同情他孤苦贫穷，一起赠送他财物办丧事，但他全部谢绝没有接受，只是按照自己的财力为父亲送终。

他身高八尺，胡须和眉毛都长得很漂亮。

他与平原人华歆、同县人邴原结为好友，一同到外地游学，并且都敬重善待陈仲弓（陈寔）。

天下大乱时，管宁听说公孙度的政令在辽东地区能够施行，于是就和邴原以及平原人王烈等人一起去了辽东。

公孙度特意腾出馆舍来等待他们。

见到公孙度之后，（管宁）就在山谷里搭建茅屋居住。

当时躲避战乱的人大多居住在郡的南边，而管宁却住在北边，表示没有再迁徙的打算，后来人们渐渐地前来追随他。

太祖（曹操）担任司空时，征召管宁，但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把朝廷的命令扣下，没有宣布。

（《傅子》记载：管宁去见公孙度，言谈只涉及经典，不谈论世事。回来后就靠着山崖搭建茅屋，挖掘土穴作为居室。渡海前来避难的人，都来投靠他居住，几十天之内就形成了一个村落。于是管宁开始讲授《诗经》、《尚书》，摆设祭祀礼器，整饬仪容举止，申明礼节谦让，不是求学的人一概不见。因此，公孙度对他的贤德感到心安，百姓也被他的品德所感化。邴原性情刚直，常用清正的言论来匡正时事，让公孙度及其下属都感到不安。管宁对邴原说：“潜藏的龙是通过不显露自己来成就德行的，在不合适的时机发表言论，都是招致灾祸的做法。”于是秘密派人送邴原西归中原。公孙度的庶子公孙康接替他治理郡地，对外号称将军、太守，内心却怀有称王的野心。他谦卑待人，崇尚礼节，想授予管宁官职来辅佐和稳固自己的统治，但始终不敢开口，对他就是如此敬畏。皇甫谧的《高士传》记载：管宁居住的村落里，到井边打水的人，有时男女混杂，有时为了争井而打斗。管宁为此感到忧虑，于是买了很多水器，分别放置在井边，打满了水等着人们来取，而且不让别人知道是他做的。来打水的人发现后感到奇怪，问明是管宁所为后，都各自互相责备，不再争斗诉讼。邻居有牛践踏了管宁的田地，管宁就把牛牵到凉快的地方，亲自喂水喂料，比牛的主人照顾得还好。牛的主人领回牛后，感到非常惭愧，如同犯了重刑一般。因此，他周围再也听不到争斗诉讼的声音，礼让的风气传遍了海外地区。）

有个叫王烈的人，字彦方，当时他的名望声誉在邴原和管宁之上。

他辞去了公孙度授予的长史一职，通过经商来自己玷污名声以避世。太祖（曹操）任命他为丞相府的属官，征召他入仕，但他还未到任，就在辽东去世了。

（《先贤行状》中记载：王烈见识通达，明白大道，坚守道义而不动摇。他拜颍川的陈寔（陈太丘）为师，与陈寔的两个儿子为友。当时颍川的荀爽（荀慈明）、贾彪（贾伟节）、李膺（李元礼）、韩融（韩元长）都在陈寔门下求学，他们见到王烈的才学品行超乎常人，都对其操守赞叹佩服，也与他结为好友。因此，王烈的英名传遍海内。当他学有所成、德行树立之后，便回到故居，不久遭遇父丧，守孝三年。遇到饥荒之年，路上有饿死的人，王烈便拿出自家储备的粮食，以拯救乡里的百姓。因此宗族称赞他孝顺，乡里都归服他的仁德。他以研读典籍为乐，把教育人才当作要务，于是兴办学校，推崇教化。他引导人们，都能顺应其本性，用道理来教诲，使他们趋善避恶。受他教化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良好的风气得以盛行，都成为了有用之才。他的学生们出入之时，仪容举止都很有法度，在市井之中，走路的姿态也与众不同，人们都能辨认出来。州里乡间形成了良好的风气，人们都争相为善。当时国中有一个偷牛的人，被牛的主人抓住了。偷牛者说：‘我是一时糊涂，从今往后一定改过自新。您既然已经宽恕了我，希望千万不要让王烈知道这件事。’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王烈，王烈就送给那个偷牛人一匹布。有人问：‘这个人既然是盗贼，还害怕您知道，您反而送他布，这是为什么呢？’王烈说：‘过去秦穆公的骏马被人偷去吃了，他反而赐给偷马人酒喝。那些盗马者后来不惜牺牲性命，以报答秦穆公的恩情。如今这个盗牛人能够悔改自己的过错，害怕我听说，这说明他有羞耻之心。知道羞耻，善心就会产生，所以我赠他布是为鼓励他向善。’几年之间，路上有一位老翁挑着重担，有个人替他挑着走了几十里路，快到家时，放下担子就离开了，问他姓名也不肯告知。不久之后，这位老翁又在路上走，丢失了一把剑。有个人路过捡到了，本想放下离开，又怕后面的人拿走，剑的主人就永远失去了，想拿着去找失主，又怕认错人，于是就守在原地。到了傍晚，失主返回来寻找，发现守剑的正是先前替他挑担子的人。老翁拉着他的衣袖问道：‘您上次替我挑担，我没能问到姓名，今天您又在路上为我守护宝剑，没有比您更仁德的人了，请您告诉我姓名，我要把这件事告诉王烈。’那人这才告诉了他姓名然后离去。老翁将此事告知王烈，王烈说：‘世上竟有这样的仁人，我还没见过。’于是派人去查访，原来就是当年那个偷牛的人。王烈感叹道：‘《韶》乐演奏九遍，连舜帝的宾客都能和悦相处。人能受到感化，竟能达到如此地步！’于是让国人在这家人的门闾上做标记以示嘉奖。当时人们若有是非争讼，准备去找王烈评理，有的人走到半路就返回了，有的人望见王烈的庐舍就回去了，都互相谦让，以正理自省，不敢让王烈知道他们的纷争。当时的国君都亲自驾车到王烈的私宅，向他咨询政务。他被举荐为孝廉，三公府都征辟他，他都没有接受。正逢董卓作乱，他到辽东避难，亲自拿着农具，与士农工商等百姓为伍，穿布衣吃素食，不改变自己的志趣和快乐。东部地区的人们像对待君主一样敬奉他。当时社会衰败，能辨识真才实学的人很少，结党营私的人互相诽谤。那些到东方避难的人，很多都遭人陷害，而王烈在那里居住多年，却从未遇到过祸患。他使得辽东地区强不欺弱，众不暴寡，商人们在市场上价格公道。太祖（曹操）多次征召他，辽东的统治者都为他开脱而不让他离开。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王烈卧病在床，享年七十八岁去世。）

中原地区稍微安定后，前来避难的人都陆续返回故乡，只有管宁安然地留了下来，好像准备在那里终老一样。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朝廷下诏命令公卿举荐品行特立独行、德才兼备的君子，司徒华歆便推荐了管宁。

文帝（曹丕）即位后，征召管宁。管宁于是带领家属乘船渡海返回故郡，公孙恭亲自将他送到南郊，并加赠了衣物等礼品。自从管宁东渡辽东以来，公孙度、公孙康、公孙恭前后所资助赠送的财物，他都接收并收藏起来。等到西渡之后，他将这些财物全部封存完好地归还了。

（《傅子》记载：当时公孙康已经去世，没有立嫡子，而是立了他的弟弟公孙恭。公孙恭生性懦弱，而公孙康的庶子公孙渊却有出众的才能。管宁说：“废嫡立庶，会让下面的人心生异志，这是祸乱的根源啊。”于是便带领家属乘船，即刻响应征召。管宁在辽东一共待了三十七年才回归。后来，公孙渊果然袭击并夺取了公孙恭的职位，背叛国家，向南与东吴结盟，僭号称王，明帝（曹叡）派遣相国宣文侯（司马懿）征讨并消灭了他。辽东因此死亡的人数以万计，正如同管宁所预料的那样。管宁回归途中，在海上遇到暴风，同行的船只都沉没了，只有管宁乘坐的船安然无恙。当时夜里风大天黑，船上的人都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该停泊在哪里。他们望见远处有火光，便赶过去，发现了一座岛屿。岛上没有居民，也没有生火的灰烬，同行的人都感到非常奇异，认为是神光保佑。皇甫谧说：“这是他积德行善的回报啊。”）

朝廷下诏任命管宁为太中大夫，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傅子》记载：管宁上书天子，并以疾病为由推辞说：“臣听说傅说通过托梦感悟了殷高宗（武丁），吕尚通过卜兆启发了周文王，他们凭借通神的才能被圣明的君主领悟，因此能够匡扶辅佐帝王大业，建立伟大的功勋。臣的才能早已朽坏，实在不是那样的人。虽然向往这清平盛世，但身体已经如同蝉蜕一般衰败。反省自身，顽疾缠身，已是日薄西山。恳请陛下听从我这个山野之人的愿望，让一个老头子能够安度余生。”奏章呈上后，皇帝亲自过目了。）

明帝（曹叡）即位后，太尉华歆上表谦让，希望将自己的职位让给管宁，

〈《傅子》记载：司空陈群又推荐管宁说：“我听说君王彰显善行来消除邪恶，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不仁德的人就远离了。我看到被征召的士人、北海郡的管宁，他的品行是世人的表率，学问足以担任他人的老师；他的清廉节俭足以激励贪浊之风，他的忠贞正直足以匡正时弊。之前虽然下诏征召过他，但礼节不够优厚周备。过去，司空荀爽是在家中被授予光禄勋的官职，先代大儒郑玄是直接被授予司农的职位，如果以更隆重的礼节去请他，或许一定能请到。待他来到西厢学堂，安坐论道，必定能阐明古今的道理，对国家的教化大有裨益。”〉

于是朝廷下诏说：“太中大夫管宁，心怀道德，信奉六艺，他的清高淡泊足以与古人媲美，他的廉洁清白可以作为当世的表率。过去遭遇王道衰败之时，他乘船渡海隐居避世；等到我们大魏承受天命，他就背着孩子归来。这大概就是应时而动的龙潜伏或升腾的道理，也是圣贤选择出仕或隐退的准则。然而自黄初（公元220-226年）以来，朝廷多次下诏征召，他每次都以疾病为由推辞，抗命不来。难道是朝廷的政务与先生的志趣不同，还是他安于山林之乐，去了就不愿再回来吗？要知道，即便是周公那样的圣人，如果没有德高望重的老臣屈身辅佐，也听不到凤凰的鸣叫。〈《尚书·君奭》篇说：‘如果德高望重的老臣不肯降格辅佐，我就听不到凤凰的鸣叫，更何况说有人的德行能感通上天呢？’郑玄注释说：‘耇，是老的意思。造，是成的意思。《诗经》说：‘小子有造。’指年老而有德行成就的人，如果不肯屈就与我同朝为官，那么凤凰的叫声就听不到了，更何况说有德行能感通上天的人呢！这是说必定没有了。鸣鸟，指的是凤凰。’〉像秦穆公那样贤明，尚且要向年迈的老者请教。何况我德行浅薄，又怎能不希望向先生您请教治国大道呢！现在任命管宁为光禄勋。礼法有最重要的纲常，君臣之道是不可废弃的。希望你务必尽快前来，以符合我的心意。”皇帝又下诏给青州刺史说：“管宁怀抱大道、坚守贞节，隐居在海隅。近来下达征召的文书，他却违抗命令不来，安于居所，标榜自己的高尚。这虽然有隐士坚守本分的贞节，却失去了像古人考父那样恭敬事君的大义，让我虚心期盼了这么多年，这叫什么话呢？他只想贪图安逸，放纵自己的心志，难道不知道古人也有幡然改变志节，来造福百姓的吗！时光流逝，岁月不居，时机已经快要错过了，他修养自身品德，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孔子说过：‘我不与天下的人们在一起，又能与谁在一起呢？’命令别驾从事、郡丞、属官，遵奉诏书，以礼节派遣管宁到皇帝的行辕，要为他提供舒适的马车、随从、卧席褥垫以及路上的膳食，一上路就先上奏报告。”

管宁自称“草莽之臣”上疏说：“臣是海边一个孤单卑微的人，是个退耕的农夫，无德无才。臣的官运实在侥幸。意外地蒙受陛下继承宏大基业，您的德行堪比三皇，教化之功超越唐尧。我长久以来承受着深厚的恩泽，至今已有十二年，却无力报答陛下的恩养之福。我身患重病，卧床不起，命在旦夕，耽误违背了臣子应尽的本分，日夜恐惧，无地自容。臣在元年十一月接到公车司马令下达到州郡的命令，八月甲申日又接到诏书征召，还赐予了安车、衣被、茵褥，要以礼节规格遣送我，荣宠并至，优厚的命令多次下达，令我惶恐不安，惊惧得不知所措。我本想上书陈情，申述我的愚见，但圣明的诏书加以限制，不允许我上奏章，因此心中郁结，一直拖到今天。我本以为天恩覆盖，总有极限，没想到圣上的恩泽，愈加隆重显赫。今年二月，我接到州郡传达的去年（青龙三年）十二月辛酉日的诏书，再次赏赐安车和衣服，由别驾从事和郡功曹以礼节规格遣送，又特别接到盖有玉玺的诏书，任命臣为光禄勋，陛下您亲自秉持勤劳谦逊的美德，引用周、秦的典故，贬损自己以抬高臣下。接到诏书那天，我魂飞魄散，感觉无处可死。臣再三反省自己，德行比不上园公、绮里季，却蒙受安车的荣耀；功劳没有窦融大，却蒙受玉玺封官的恩宠。我如同劣质的斗拱，却要承担栋梁的重任；生命将尽，却要获得三公九卿的高位，我担心会招致像朱博那样被诬以“鼓妖”的灾祸。而且，我的年老和疾病日益加重，有增无减，实在无法乘坐车马前去接受重任。我遥望宫门，心向朝廷，徘徊不定，谨此上奏章陈述实情，恳请陛下哀怜省察，收回恩典，放我回归，不要让我的尸骨抛洒在路上。”

从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到青龙年间（公元233-237年），朝廷的征召接连不断，并且常常在八月赏赐他牛肉和美酒。皇帝下诏书询问青州刺史程喜：“管宁是为了坚守节操而故作清高呢，还是确实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程喜上奏说：“管宁有个同族的人叫管贡，在本州做官，和管宁是邻居，我常常派他去打探消息。管贡说：‘管宁平时总是戴着黑色的帽子，穿着布的上衣、裤子和裙子，根据季节增减衣物，在家里进出时，能自己拄着拐杖行走，不需要人搀扶。每逢四季祭祀祖先，他都尽力支撑，换上整洁的衣服，戴上丝绵做的头巾，穿上以前在辽东时穿的白布单衣，亲自摆设祭品，跪拜完成礼仪。管宁年幼时就失去了母亲，不记得母亲的样貌，祭祀时常常特意为母亲多敬一杯酒，伤心流泪。另外，他的住宅离水边有七八十步远，夏天的时候会到水边洗手洗脚，看看园圃。’我推测管宁前后几次推辞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一生都过着隐居安逸的生活，到了老年，自觉才智衰退，所以才迟迟不肯出仕，总是坚守谦退的态度。这是管宁想要保全自己一生的志向和品行，并不是为了故作清高。”

〈《高士传》记载：管宁自从渡海到辽东以及后来回归故里，常常坐在一张木榻上，五十多年来，从没有像簸箕一样张开双腿坐着，他坐的木榻上膝盖接触的地方都被磨穿了。〉

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太仆陶丘一、永宁卫尉孟观、侍中孙邕、中书侍郎王基共同推荐管宁说：

我们听说，龙凤会隐藏起它们的光芒，只有感应到有德之君时才会出现；明智贤哲会隐居避世，等待合适的时机才会行动。因此，当鸾鸟在岐山鸣叫，周朝的国运便得以兴盛；当商山四皓出山辅助，汉朝皇帝的统治才得以安康。我们看到太中大夫管宁，他顺应天地间的中和之气，具备了九种纯美之德，内含美好的品质，品格像冰一样纯洁，像深渊一样清澈，心境玄远虚静、恬淡寡欲，与大道一同逍遥自在；他醉心于黄老之学，潜心研究六艺，学问已经登堂入室，探究了其中的精深奥秘，胸中藏有古今的智慧，掌握了道德的要旨。在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黄巾军横行，中原动荡，王法松弛。于是他为躲避时局的灾难，乘木筏渡过大海，在辽东客居了三十多年。在天下纷乱之际，他隐藏自己的才华，过着美好的隐居生活以培养浩然之气，将儒家和墨家的学说融会贯通，在潜移默化中教化身边的人，其影响甚至远播到不同的风俗之地。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高祖文皇帝（曹丕）向众臣咨询，希望能寻访到杰出的人才，当时已故的司徒华歆举荐管宁应选，朝廷以公车特地征召。管宁于是从遥远的边陲之地振翅高飞，迅速前来。途中遭遇困厄，身染疾病，朝廷便任命他为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曹叡）赞赏他的品德，提拔他为光禄勋。但管宁病重，未能赴任。如今管宁的旧病已经痊愈，年届八十，但志向并未衰退。他住在四面皆是土墙、柴门紧闭的陋室里，在穷街陋巷中安身，靠喝粥糊口，甚至两天才能吃上一顿饭，却依然吟咏诗书，不改其乐。他身处困境而能通达，遭遇灾难总能渡过，历经危难险阻也不改变自己的气节，其金石般的声誉和玉石般的品格，历时越久越是彰显。推究他的一生，大概是上天所赐福，理应辅佐大魏，襄助光大这太平盛世。如今朝中尚有重要官职空缺，百官们都对他寄予厚望。过去，商高宗梦见贤臣后刻木像寻访，周文王通过占卜寻得良相。更何况管宁在前朝就已被表彰，名声德行早已著称，却让他长久隐居，未能及时征召任用，这不是遵从先帝明训、继承先帝遗志的做法。陛下登基以来，继承了宏伟大业，圣明恭谨与日俱增，已经超越了周成王。每当颁布仁德的诏令，都会征询师傅们的意见。如果能继承两位先帝招揽贤才的旧例，以宾客之礼对待杰出之士，从而光大和平成就，那么人才济济的盛况必将媲美前代。

管宁清高淡泊，追慕前代贤人的轨迹，德行卓越，海内无人能比。纵观前代那些被朝廷以重礼征聘的人，如申公、枚乘、周党、樊英之辈，探究他们的学问渊源，审视他们的品行清浊，没有谁能像管宁这样砥砺世俗、特立独行。实在应该用捆扎的丝绸上加美玉的最高礼节，备全礼仪来聘请他，并赐予他几案和手杖，请他进入东序（古代的大学），让他铺陈讲解古籍，坐而论道。对上可以匡正国家大政，协和皇权标准；对下可以使百姓富足，使伦理纲常井然有序。这样必能取得显著的成效，为伟大的教化增添光彩。如果管宁坚守自己的志向，像在箕山隐居的许由一样，追随洪崖、巢父的足迹，那么这也同样能彰显本朝的德行堪比唐尧虞舜，能够优待贤士，传扬他们的事迹，从而名垂千古。（《今文尚书》中说‘优贤扬历’，指的是彰扬他所经历的考验。左思的《魏都赋》也说：‘优待贤士的事迹彰显于传扬其经历之中。’）虽然出仕与隐居的道路不同，行事方式也各异，但就振兴治道、淳美风俗这一点来说，其道理是相通的。

于是，朝廷特地准备了用蒲草包裹车轮以减震的安车，并备上束帛加璧的重礼去聘请他。恰逢此时管宁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朝廷任命他的儿子管邈为郎中，后来又担任博士。

当初，管宁的妻子先去世了，亲友们劝他再娶一房妻子。管宁说：“我每次省察曾子和王骏的言行，内心都十分赞赏，如今自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又怎能违背我的本心呢？”

（《傅子》中记载：管宁认为在衰败混乱的时代，世上很多人随意更改自己的氏族姓氏，这违背了圣人制定的法度，也不符合依礼命姓的本意，所以他撰写了《氏姓论》来厘清世系源流，因文章太长在此不予收录。他每到一个地方居住，如果姻亲、旧友、邻里中有生活困顿的人，即使自家的存粮不足一担一石，也必定会分出来赈济救助他们。他和别人的儿子交谈，就教导他孝顺；和别人的弟弟交谈，就教导他恭敬兄长；谈到做臣子的本分，就教导他忠诚。他容貌非常恭敬，言语非常和顺。观察他的行为，会觉得高远得仿佛无法企及；但一接近他，又会感到他一团和气，非常温柔和蔼。他总是根据具体事情来引导人向善，因此受他潜移默化影响的人无不被感化。管宁去世时，天下无论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听到消息后无不叹息。他淳厚的德行能如此感化人心，这难道不是达到了极致吗！）

当时，钜鹿郡的张臶（字子明）和颍川郡的胡昭（字孔明），也同样是洁身自好、不愿做官的人。

张臶年轻时曾到太学求学，学问内外兼修，之后返回故里。袁绍前后多次征召任命他，他都不回应，并搬到了上党郡居住。并州牧高干上表推荐他担任乐平县令，他没有接受，又迁徙躲避到常山郡，跟随他的门徒有数百人，后来又搬到任县居住。太祖（曹操）担任丞相时，征召他，他也没有前往。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朝廷下诏寻求能够消除灾害、解读祥瑞异象的隐居学者，郡里多次上报张臶的名字，朝廷下令派遣他入京，但他因年老多病而没有动身。广平太守卢毓到任三天后，属下官吏向他报告说，按照惯例应向张臶递送名帖进行拜谒。卢毓指示说：“张先生就是所谓‘上不侍奉天子，下不结交诸侯’的人。这难道是递送名帖这种形式化的拜访所能增光添彩的吗！”于是只派遣主簿送上书信，并致以羊和酒的礼物。青龙四年（公元236年），岁在辛亥，朝廷下诏书说：“张掖郡的玄川河水泛滥，波涛汹涌，一块带有图文的宝石浮出水面，形状如同神龟，停留在河西岸，像磐石一样巍然屹立。它青色的质地，白色的纹理，上面有麒麟、凤凰、龙、马等图案，形象鲜明，还有文字昭示着天命，清晰可见。太史令高堂隆上奏说：这是古代圣王都未曾获得过的祥瑞，实在是上天赐予大魏的天命征兆，是传世的国宝。”此事被颁告天下。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诏书的抄本去询问张臶，张臶私下对他说：“所谓神明，是用来预知未来的，而不是追溯过去的。祥瑞都是先出现，然后国家的兴废才随之而来。汉朝早已灭亡，魏国也已得到天下，现在还追溯什么兴起的征兆呢！这块石头，是当今的异象，却是未来的祥瑞。”正始元年（公元240年），有戴胜鸟在张臶家门的北面筑巢。张臶告诉门人说：“戴胜鸟是属阳的鸟，却在门的阴面筑巢，这是不祥之兆。”于是他弹琴歌唱，作了两首诗，十天后就去世了，享年一百零五岁。同年，广平太守王肃到任，他向属下县吏指示说：“我之前在京城时，就听闻过张子明（张臶）的大名。这次来到这里想拜访他，不巧他已经去世了，实在令人痛惜。这位先生专心向学，隐居不仕，不与世俗竞争，以大道为乐。过去绛县的老人身处困厄，赵孟（赵文子）提拔了他，使得诸侯关系和睦。我怜悯他年事已高仍勤于好道，却未能获得荣耀和恩宠。公文到达后，立即派官吏去慰问他的家人，在他家门上题写匾额以示表彰，务必要给予特殊的礼遇，以此来告慰逝者，并激励后人。”

胡昭起初到冀州避难，也拒绝了袁绍的征召，随后逃回了故乡。太祖（曹操）担任司空和丞相时，多次以礼征召他。胡昭前去应命，抵达后，自己陈述说只是一个乡野之人，对军国大事毫无用处，诚心请求离去。太祖（曹操）说：“人各有志，出仕或隐居的志趣不同，我鼓励你完成你高雅的志向，道义上不能强迫你。”于是胡昭转而居住在陆浑山中，亲自耕种，乐于大道，以阅读经史典籍自娱。乡里的人们都尊敬并爱戴他。

（《高士传》记载：起初，晋宣帝（司马懿）还是平民时，与胡昭是旧相识。同郡一个叫周生的人等人图谋加害宣帝，胡昭听闻后，徒步走过险路，在崤山、渑池之间截住周生，劝阻他，但周生不肯。胡昭流着泪对他坦诚相告，周生被他的义气所感动，于是罢手。之后，胡昭与他砍断枣树立下盟誓后才分别。胡昭虽然对宣帝有此暗中相助的大恩，却始终没有说出口，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他的诚信品行在乡里之间广为人知。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百姓们听说马超叛乱，为躲避战火而逃入山中的有一千多家。由于饥饿困乏，人们渐渐开始互相抢劫，胡昭常常用谦逊的言辞从中调解，因此平息了寇贼之乱，众人都很敬重他。所以在他的聚居地周围三百里之内，都没有互相侵犯暴虐的事情发生。）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陆浑县县长张固接到文书，要征调民夫，供给汉中前线。百姓们都厌恶畏惧远途的劳役，人心惶惶。民众孙狼等人趁机起兵，杀害了县主簿，发动叛乱，导致县城残破不堪。张固率领十几个官吏和士兵，到胡昭那里寻求庇护，并召集幸存的百姓，安定和恢复了当地的秩序。孙狼等人于是向南投靠了关羽。关羽授予他们官印，拨给他们兵马，让他们回去继续做盗贼。当他们到达陆浑县南面的长乐亭时，他们自己相互约定发誓说：“胡居士是位贤德的人，绝对不能侵犯他的部落。”整个川谷的百姓都依赖胡昭，全都免于恐惧。天下安定后，胡昭迁居到了宜阳县。

（《高士传》记载：幽州刺史杜恕曾经探访过胡昭居住的茅草屋，与他谈论时事、阐发道理时，言辞和态度都十分谦逊恭敬，杜恕非常敬重他。太尉蒋济征召他做官，他没有应召。）

正始年间（公元240年-249年），骠骑将军赵俨、尚书黄休和郭彝、散骑常侍荀𫖮和锺毓、太仆庾嶷、（根据《庾氏谱》记载：庾嶷字劭然，是颍川人。他的儿子庾䨹，字玄默，在晋朝担任尚书，封为阳翟子。庾嶷的弟弟庾遁，字德先，官至太中大夫。庾遁的后代子孙兴旺发达，成为世代显赫的家族。侍中庾峻、河南尹庾纯，都是庾遁的儿子；豫州牧长史庾𫖮，是庾遁的孙子；太尉文康公庾亮、司空庾冰，都是庾遁的曾孙，他们的家族富贵显赫至今。）弘农太守何桢（《文士传》记载：何桢字元干，是庐江人，有文才和干练的才能，容貌非常魁梧。他历任幽州刺史、廷尉，入晋朝后官至尚书光禄大夫。何桢的儿子何龛官至后将军；何勗官至车骑将军；何恽官至豫州刺史；其余的儿子也多担任高官。此后家族累世昌盛，司空文穆公何充，是何恽的孙子，家族富贵显赫至今。）等人相继推荐胡昭说：“他天性高尚纯洁，年事已高而德行愈发淳厚。他虚静质朴，有伯夷、商山四皓那样的气节。理应征召他入朝，以此来激励世风民俗。”

（《高士传》记载：朝廷因为战事尚未平息，认为征召胡昭的事情，还需要暂缓，因此胡昭没有被立刻征召。后来荀𫖮、黄休又和庾嶷一同推荐胡昭，朝廷下诏让胡昭所在的州郡进行评议。侍中韦诞反驳说：“礼遇贤才，征召隐士，这是王道政治所重视的。古时候，考察一个人的品行要在他的乡里。如今荀𫖮等人的职位都是进献忠言的高官，庾嶷也是朝中重臣，他们的举荐足以采信。听信下级而怀疑上级，这不是忠臣该做的事。胡昭德高望重，是隐居山林的有德长者，确实应该给予特殊的礼遇。”于是朝廷采纳了韦诞的建议。）

到了嘉平二年（公元250年），朝廷派遣公车前来特别征召他，恰逢他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的儿子胡纂被任命为郎中。

起初，胡昭擅长隶书，与锺繇、邯郸淳、卫觊、韦诞等人齐名，他书信中的笔迹，时常被人们当作模范。

（《傅子》记载：胡征君（胡昭）待人温和，对所有人都很友爱，即使是仆人，也一定以礼相待。他外表与世俗无异，内心却保持着纯洁高尚的品德。如果不是他内心真正喜好的事情，即使是王公贵族也无法让他屈服。年过八十仍然读书不倦的人，我在胡征君身上看到了。当时有一位隐士叫焦先，是河东人。《魏略》记载：焦先字孝然。中平（公元184年-189年）末年，白波贼起事。当时焦先二十多岁，与同郡的侯武阳结伴同行。侯武阳年纪小，还有母亲，焦先便与他互相扶持，躲避白波贼，向东到扬州娶妻。建安（公元196年-220年）初年，他们向西返回，侯武阳到大阳县登记户籍，焦先则留在陕县地界。到了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关中大乱。焦先与家人失散，独自逃到河中小洲之间，吃野草、喝河水，没有衣服和鞋子。当时的大阳县令朱南望见他，以为是逃兵，想派船去抓捕。侯武阳告诉县里：‘这只是个疯癫痴傻的人罢了！’于是县里就给他注了户籍，每天供给五升粮食。后来发生瘟疫，很多人都死了，县里常常让他去掩埋尸体，小孩子们都轻视他。然而他走路从不走邪僻小路，一定沿着田间大道走；他拾取遗落的谷物时，从不拿大的穗子；饥饿时不随便吃东西，寒冷时不随便穿衣服，用草编成衣裳，光着头赤着脚。每次出门，看见妇女就躲藏起来，等她们走过去才出来。他自己盖了一间像蜗牛壳一样的小草庐，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用木头搭成床，上面铺着草垫。到了天冷的时候，就生火烤自己，独自一人呻吟自语。饿了就出去给别人当短工，只要吃饱饭就行，不收取报酬。在路上偶然与人相遇，就马上下到路边躲起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常常说：‘我只是个草野之人，和狐狸兔子是同类。’他从不说假话。在太和（公元227年-233年）、青龙（公元233年-237年）年间，他曾拿着一根手杖要向南渡过一条浅河，却独自说不能渡，因此人们颇为怀疑他不是真的疯癫。到了嘉平（公元249年-254年）年间，太守贾穆刚上任，特意去探访他的草庐。焦先见到贾穆，拜了两拜。贾穆跟他说话，他不回应；给他食物，他也不吃。贾穆对他说：‘国家派我来做你的父母官，我给你吃的，你不肯吃；我跟你说话，你不回应我。这样的话，我就没法当你的父母官，还是走吧！’焦先才说：‘哪有这样的事？’然后就不再说话了。第二年，朝廷大规模征兵将要讨伐东吴。有人私下问焦先：‘这次讨伐东吴结果会怎么样？’焦先不肯回答，却胡乱唱道：‘祝愿败仗，祝愿败仗，不是鱼也不是肉，互相追逐不休。本心是想杀母羊，反而杀了公羊吗！’郡里的人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恰逢各路军队战败，好事的人便推测他的意思，怀疑‘牂羊’（母羊）指的是吴国，‘羖䍽’（公羊）指的是魏国，于是后来的人都称他为隐士。议郎、河东人董经特别赞赏焦先奇异的节操，虽然和焦先不是旧识，也秘密前去探望他。董经到了之后，便抖动着自己的白胡须，装作是他的老朋友，对他说：‘阿先，好久不见啊！还记得我们一起躲避白波贼的时候吗？’焦先仔细地看着他，但不说话。董经一向知道他过去受过侯武阳的恩惠，于是又说：‘还想念侯武阳吗？’焦先才回答说：‘已经报答他了。’董经又想挑起话题与他交谈，他便再也不肯回应了。一年多以后，焦先病逝，享年八十九岁。《高士传》记载：世上没有人知道焦先的出身来历。有人说他生在汉末，从陕县来到大阳居住，没有父母、兄弟、妻儿。他看到汉室衰微，便从此不再说话。等到曹魏取代汉朝，他常常在河边结草为庐，独自住在里面。无论冬夏都从不穿衣服，睡觉不铺席子，也没有草垫，身体直接接触泥土，他身上的污垢就像泥和漆一样，身体完全裸露，不在人世间行走。他有时好几天才吃一顿饭，想吃饭时就给别人做雇工。别人给他穿上衣服，让他干完限定的活儿，给他足够一顿饭的报酬，他拿到后就离开。别人想多给他，他始终不肯接受。他也有好几天不吃饭的时候。走路不走小路，眼睛不与女子对视。嘴里从不说话，即使遇到紧急惊险的情况，也不和人交谈。别人送他食物，他一概不接受。河东太守杜恕曾经带着衣服去见他，但他也不和杜恕说话。景王司马师听说了他，便派安定太守董经顺路去探望，他还是不肯说话，董经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贤人。后来野火烧了他的草庐，焦先就露天睡觉。遇到冬天下大雪，他赤身裸体地躺在雪地里一动不动，人们以为他死了，走近一看，他却安然无恙，也不觉得生病，谁也无法揣测他的心意。估计他活到一百多岁才去世。有人问皇甫谧：‘焦先是个什么样的人？’皇甫谧回答说：‘我不足以了解他。但从他的外在表现来看，可以大概说一说。世人通常追求的是荣华富贵和美味佳肴，身体不能脱离的是衣服，自身不能离开的是房屋，口里不能停止的是言语，心里不能断绝的是亲情。而今焦先抛弃了荣华美味，脱掉了衣服，离开了房屋，断绝了亲情，闭口不言，心胸开阔地把天地当作自己的屋子，默默地契合于大道的本源，超脱于万物形体之外，进入到玄妙寂静的境界。整个时代的人都不值得他挂念，广阔的四海也不能让他回头一顾。他真是神妙啊，可以和三皇以前的古人相比了！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还没有人能达到他的境界，这哪里是众人的言论所能描述，平常人的心思所能测度的呢！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能忍受别人忍受不了的苦。冒着严寒酷暑却不损伤他的本性，住在旷野之中却不畏惧他的形体，遭遇惊险急难却不扰乱他的思虑，远离荣华恩爱却不拖累他的心志，摒弃看与听，不让外物玷污他的耳目。把脚安放在不会受损的地方，把自身置于独立不移的境地。他活了一百多年，寿命超过了百岁，即使是最高明的智者也无法企及。从伏羲氏以来，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魏氏春秋》记载：前梁州刺史耿黼认为焦先是‘仙人’，北海人傅玄则说他‘本性与禽兽相同’，两人都为他作了传记，但没有人能真正测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