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字元常，是颍川郡长社县人。

（《先贤行状》记载：钟繇的祖父钟皓，字季明，性情温和善良，笃实谨慎，博学多才，精通《诗经》与音律，教授的学生有一千多人，担任郡里的功曹。当时，太丘长陈寔正担任西门亭长，钟皓对他格外敬重，另眼相看。陈寔比钟皓小十七岁，但钟皓常常以平等的礼节和道义对待他。后来钟皓被三公府征召，临行前，太守问他：“谁可以接替您的职位？”钟皓说：“明府如果一定要找到合适的人选，西门亭长可以胜任。”陈寔听说后说：“钟君似乎不善于揣度人心，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赏识我？”钟皓担任司徒的属官后，有一次司徒外出，道路泥泞，前面的引导和随从人员都厌恶泥水溅到身上，离司徒的车子很远。司徒敲着车前的扶手栏杆说：“我这个司徒今天简直是独自出行啊！”回到官府，走到阁楼前，侍从没有上前搀扶，司徒便示意他们去向其他属官作揖，自己则甩手不顾。当时，府内所有属官都上书弹劾自己，请求离职。钟皓时任西曹掾，立即打开府门，向已经离开的众人解释说：“做臣子的如果不能让君上走上正道，倘若司隶校尉依法纠劾，指出司徒有失宰相的礼仪，又不称其职，那么各位今后一生还能担任什么官职呢？”属官们因此都留了下来。后来，京城的都官果然传唤西曹掾，询问官府人员为何纷纷离去，钟皓便召来都官的属吏，把属官们的名册拿给他看（证明人都在），这件事才得以平息。钟皓前后九次被三公府征召，还被任命为南乡和林虑的县长，但他都没有赴任。当时郡中德高望重、为天下人所归附的前辈，有苍梧太守、定陵人陈稚叔，前黎阳县令、颍阴人荀淑，以及钟皓。少府李膺一向推崇这三个人，说：“荀君的清明识见难以超越，陈君和钟君的崇高品德值得学习。”李膺的姑姑是钟皓兄长的妻子，生下儿子钟觐，与李膺年纪相仿，两人都有很好的名声。钟觐又好学，仰慕古风，有谦虚退让的品行。在他们年幼时，李膺的祖父、太尉李修曾说：“钟觐的性情像我们李家人，国家政治清明时不会被废黜，国家混乱时也能免于刑罚杀戮。”后来，李修又把李膺的妹妹嫁给了钟觐。钟觐曾被州里征辟，但他从未屈就。李膺对钟觐说：“孟子认为，人如果没有好恶是非之心，就算不上是人。弟弟你对人为何如此不分黑白呢？”钟觐曾把李膺的话告诉钟皓，钟皓说：“元礼（李膺的字），他的祖父身居高位，各位叔伯也都权势显赫，他又是韩公的外甥，所以才能那样行事。当年晋国的国武子喜欢宣扬别人的过错，结果招来怨恨，现在哪里是做这种事的时候！保全自身和家族，你的做法才是对的。”钟觐很早就去世了，而李膺虽然功成名就，官至卿佐，最终却死于党锢之祸。钟皓六十九岁时，在家中去世。钟皓的两个儿子钟迪、钟敷，都因为党锢之祸而没有做官。钟繇，就是钟迪的孙子。）

钟繇曾和同族的叔父钟瑜一起到洛阳，在路上遇到一位相面先生，说：“这个孩子有富贵的相貌，但会遭受水灾，一定要努力小心防备！”

他们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马受惊了，钟繇坠入水中，险些丧命。

钟瑜因为相面先生的话应验了，更加看重钟繇，并资助他的学费，让他得以专心学习。

他被举荐为孝廉，

（谢承的《后汉书》记载：南阳人阴修担任颍川太守，他以表彰贤士、提拔俊才为己任，举荐了五官掾张仲为方正，考察并任用了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祐，举荐了孝廉荀攸、计吏郭图等人为官，以此为朝廷增光。）

先后被任命为尚书郎、阳陵令，后因病去职。

他被三公府征召，担任廷尉正、黄门侍郎。

当时，汉献帝身在西京长安，李傕、郭汜等人在城中作乱，致使长安与关东地区的联系完全断绝。

太祖（曹操）担任兖州牧后，开始派遣使者向朝廷上书。

（《世语》记载：太祖（曹操）派遣从事王必向天子传达使命。）

李傕、郭汜等人认为：“关东地区的军阀们想要自己另立天子，如今曹操虽然派来了使者，但这并非他的真实意图。”于是他们商议扣留太祖（曹操）的使者，拒绝他的请求。

锺繇劝说李傕、郭汜等人说：“当今天下英雄并起，各自假借朝廷名义独断专行，只有兖州牧曹操是心向王室的。如果你们违逆他的一片忠心，那便辜负了天下人未来的期望啊。”

李傕、郭汜等人听从了锺繇的建议，给予了优厚的回复，从此太祖（曹操）的使者才得以顺利通行。

太祖（曹操）多次听到荀彧称赞钟繇，又听说他成功说服李傕、郭汜的事，因此对他更加虚心看重。

后来李傕胁迫天子，钟繇与尚书郎韩斌共同谋划对策。天子能够成功逃出长安，钟繇在其中出了大力。

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后升任侍中尚书仆射，并因之前的功劳被封为东武亭侯。

当时，关中地区的将领马腾、韩遂等人，各自拥兵自重，相互争斗。太祖（曹操）正专注于山东地区的战事，因而担忧关右的局势。于是他上表推荐钟繇以侍中的身份代理司隶校尉之职，持节总督关中各路军队，将后方事务全权委托给他，并特许他可以不受常规法令制度的约束。

钟繇到达长安后，致信马腾、韩遂等人，为他们分析利害祸福。马腾和韩遂于是各自派遣自己的儿子入朝廷为人质。

太祖（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时，锺繇送来了两千多匹战马支援军队。

太祖（曹操）写信给锺繇说：“收到了你送来的战马，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关右地区得以平定，使得朝廷再没有西边的后顾之忧，这都是您的功劳啊。从前萧何镇守关中，保障了粮食供应，使军队得以建成，您的功绩也与此相当。”

之后，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叛乱，锺繇率领各路军队包围了他们，但未能攻克；与此同时，袁尚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抵达河东，兵力非常强大。

各位将领商议想要放弃围城撤离，锺繇说：“袁氏的势力正当强盛，郭援的到来，关中地区有人暗中与他勾结，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全部反叛，只是顾忌我的威名罢了。如果我们放弃围城撤走，就是向他们示弱，所到之处的百姓，谁不会成为我们的敌人？就算我们想回去，又怎么能安全到达呢！这是不战自败的做法。况且郭援为人刚愎自用、争强好胜，必定会轻视我们的军队，如果他渡过汾水来安营扎寨，我们趁他渡河过半时发动攻击，就可以大获全胜。”

张既劝说马腾一同会师攻击郭援，马腾便派遣儿子马超率领精锐部队前去迎击。郭援抵达后，果然轻率地开始渡过汾水，他的部下都劝阻他，但他不听从。在他渡河尚未过半时，我方军队发动攻击，将他们彻底击败，

（司马彪的《战略》记载说：袁尚派遣高干、郭援率领数万兵马，与匈奴单于一同侵扰河东郡，并派遣使者与马腾、韩遂等人联络媾和，马腾等人暗中答应了。傅干劝说马腾道：“古人有言‘顺应道义的昌盛，违背道义的灭亡’。曹操奉天子之命讨伐暴乱，法令严明，国家安定，上下同心效命，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可以说是顺应道义了。袁氏违背朝廷命令，驱使胡人侵犯中原，为人宽厚却多猜忌，心怀仁慈却优柔寡断，兵力虽然强大，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天下人心，可以说是违背道义了。如今将军您既然已经归附了顺应道义的一方，却不肯尽力，暗中首鼠两端，想坐观成败，我担心一旦胜负已定，朝廷追究罪责时，将军您会是第一个被诛杀的对象。”马腾听后感到恐惧。傅干说：“聪明的人能将祸事转变为福气。如今曹操与袁氏相持不下，而高干、郭援独自控制着河东，曹操即使有万全之策，也无法保证河东的安全。将军您如果真能率军讨伐郭援，里应外合地夹击他们，必定能成功。将军此举，既是斩断了袁氏的一支臂膀，又解除了河东的危局，曹操必定会非常感念您的恩德。将军您的功名，就算写在史书上都写不完。希望将军慎重选择！”马腾说：“我恭敬地听从您的教诲。”于是马腾派遣儿子马超率领一万多精兵，并联合韩遂等人的部队，与钟繇会师，共同攻击郭援等人，并大败敌军。）

斩杀了郭援，迫使匈奴单于投降。这件事的详情记载在《张既传》中。

后来，河东人卫固作乱，与张晟、张琰以及高干等人一同为寇，钟繇又率领各位将领将他们讨伐平定。

（《魏略》记载说：朝廷下诏征召河东太守王邑。王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心里不愿意被征调，而当地的官吏和百姓也舍不得他离开，郡里的属官卫固和中郎将范先等人都去拜见钟繇，请求让王邑留任。然而，朝廷已经任命杜畿为新太守，杜畿也已经进入了河东郡界。钟繇没有听从范先等人的请求，催促王邑交出印信。王邑便佩戴着印绶，直接从黄河以北前往许都自首。钟繇当时在洛阳办公，他认为自己的威信和法令未能尽到监督之责，于是上书自我弹劾说：“臣之前上奏说，前镇北将军兼河东太守、安阳亭侯王邑，巧妙地逃避官府治理，触犯法令条款，事情应当加以审问弹劾，核查其奸诈行为。接到诏书后，本应按所纠举的罪行处理。因为他主动认罪，所以对他加以宽恕。臣又上奏说，当地大小官吏和百姓，都心怀观望，以为王邑还会回来，因而拒绝新任太守杜畿，如今他们都已反悔，共同迎接杜畿到任。我查阅文书，自己才疏学浅，承蒙提拔，得以在皇帝身边任职，兼管机要，身负重任，总管一方。但我既没有仁德的政绩来惠及百姓，又没有严明的刑罚来约束不守规矩的人，以致让王邑违抗诏书，郡掾卫固欺骗胁迫官吏百姓，诉讼的言辞通过驿站传遍道路，逐渐失去了应有的礼节，不敬重朝廷的命令。现在他们虽然已经悔改，但丑闻已经流传开来，这罪过都源于我钟繇的威信和刑罚未能有效执行。臣又身患疾病，前后多年，气力一天比一天衰弱，尸位素餐，享受厚禄，荒废了职务，罪行明确，法理昭彰。据此弹劾侍中、守司隶校尉、东武亭侯钟繇，承蒙皇恩，以微末之才，屡获提拔，显赫于朝廷近侍之列，奉命出使督察。我明知诏书深恶地方长官政教宽纵、治下不严，却因久病拖延，导致诸多职务荒废，法令松弛。王邑虽然违法，本应依法严惩，但我上奏文书，在弹劾时有失妥当，以致让他远赴朝廷。这既有辱使命，也挫伤了朝廷的威严。而卫固等人欺骗胁迫官吏百姓，连续数月抗拒杜畿，如今虽已悔改，但其违逆失当之举，已天下皆知，这罪过完全在于我钟繇威信刑罚的暗弱。况且我钟繇久病，不能胜任职务，这本不是大臣所应有的行为。钟繇轻慢法度，不畏惧诏令，不与国家同心，为臣不忠，无所畏忌，是大不敬。又不遵从诏书，奉诏不谨。又头脑昏聩，被下属欺骗，能力羸弱不能胜任。谨以此数罪弹劾，臣请求朝廷派遣法车将我押送至廷尉处治罪，请大鸿胪削去我的爵位和封地。臣久病在身，病情严重，到了夏天更加剧烈，性命危在旦夕，无法胜任官职。我已将文书事务交给功曹从事马适处理，自己摘下官帽，赤着双脚，俯首等待朝廷的惩罚。”皇帝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自从天子向西迁都（到长安）后，洛阳的百姓几乎都散尽了。钟繇从关中地区迁移百姓，又招纳逃亡和叛离的人来充实洛阳，几年之间，洛阳的户口逐渐充实起来。

太祖（曹操）征伐关中时，得以将此地作为物资供应的来源，于是上表任命钟繇为前军师。

魏国初建时，钟繇担任大理，后升任相国。

文帝（曹丕）在东宫做太子时，曾赐给钟繇一个五熟釜，并为之作铭文说：“伟大的魏国，是汉室的藩王辅臣。其相国正是钟繇，实在是国家的心腹栋梁。他从早到晚恭谨勤勉，没有空闲安逸地歇息。百官都以他为师，将他奉为行为的楷模与法度。”

〈《魏略》记载：钟繇担任相国时，用一个五熟釜的模范，通过太子（曹丕）的关系铸造它。釜铸成后，太子（曹丕）写信给钟繇说：“从前黄帝有三尊宝鼎，周朝有九件宝器，都是用一个整体来烹调一种味道，哪里比得上这个釜能让五种味道同时飘香呢？鼎的作用在于烹饪食物，用来祭祀上帝、供养圣贤，彰显德行、祈求福佑，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了。所以，如果不是伟大的人物，就不能制造出它；如果不是这样的器物，也就不配承载盛大的德行。如今这只精美的釜，其美好之处更胜于此。周朝的尸臣、宋国的考父、卫国的孔悝、晋国的魏颗，这四位大臣，都因为功德卓著而将名字刻在钟鼎之上。如今您恭敬地辅佐大魏，以光大圣上的教化。您崇高的德行，在此时达到了顶峰。这实在应该由太常来铭记，由礼器来镌刻。所以我作此铭文，刻在釜口，希望能借此赞扬您的宏大美德，使其流传不朽。” 臣裴松之考证《汉书·郊祀志》：汉宣帝时，美阳县出土了一尊鼎，京兆尹张敞上奏议论说：“根据鼎上的铭文记载：‘君王命令主事的尸臣，治理这栒邑之地。（尸，是主事之臣；栒音荀，是偏远之地。）赐予你鸾鸟旗、礼服和雕饰的戈。尸臣叩拜顿首说，我斗胆回应和颂扬天子伟大而美好的任命！’这大概是周朝用来褒奖赏赐大臣子孙的，大臣子孙将先人的功绩刻在鼎上，收藏在宗庙之中。”考父的铭文见于《左氏传》，孔悝的铭文见于《礼记》，事迹很明显所以不再记载。《国语》说：“从前攻克潞国的战役中，秦国前来图谋破坏晋国的功业，魏颗亲自在辅氏之地追击秦军，亲手擒获了杜回；他把功绩刻在景钟上，至今没有遗漏，他的子孙不能不兴旺。”这便是太子（曹丕）所说的四个铭文的来历。 《魏略》又记载：后来太祖（曹操）征伐汉中，太子（曹丕）在孟津，听说钟繇有一枚玉玦，想得到但不好开口。太子（曹丕）便秘密地让临菑侯曹植通过别人转达此意，钟繇立刻就将玉玦送了过去。太子（曹丕）写信给钟繇说：“玉是用来比喻君子德行的，受到诗人的赞美。晋国的垂棘、鲁国的玙璠、宋国的结绿、楚国的和氏璧，价值超过万金，在都城中极为贵重，过去就享有盛名，声誉流传至将来。因此垂棘璧一离开晋国，虞、虢两国就相继被灭；和氏璧进入秦国，蔺相如则坚守节操。我私下看到有关玉的书籍，称赞美玉说，白色的如同切开的脂肪，黑色的好比纯净的黑漆，红色的类似鸡冠，黄色的仿佛蒸熟的板栗。只是听说过这些说法，却没见过实物。我虽然德行比不上君子，情操也够不上诗人，但对高尚的品德一直由衷地向往仰慕。然而那四件宝物早已遥远不可及，秦、汉以来也没听说有能与之媲美的。因此我寻求多年，也没能遇到真正的珍品，私下的愿望未能实现，如饥似渴的心情也未得满足。最近听南阳的宗惠叔说您从前有一枚美玉玦，听到后惊喜万分，高兴得手舞足蹈。本想亲自写信给您，又怕传闻不实，所以让我的弟弟曹植通过荀仲茂转达我的想法。没想到您没有忽略我的请求，还厚意应允，邺城的使者一到，宝玦就送来了。我捧着跪下打开匣子，只见光彩夺目。我以这样浅薄的身份，得以观赏这稀世之宝，不必劳烦一个使者，也未损失连城之价，既享受了秦昭王在章台观赏宝璧的乐趣，又没有蔺相如用计夺回的欺骗。您的赏赐如此丰厚，我怎敢不恭敬地接受呢！”钟繇回信说：“过去我侥幸担任近臣，也曾获赐玉玦。当时尚方的一些老工匠，很能识别旧器物。他们说出了这玉玦的纹理色彩，也必定知道它的来历出处。我以为您那里已有这样的珍宝，所以觉得自己的这枚很鄙陋，因此没有进献。有幸能劳动您屈尊示意，我实在是万分欣喜。从前那位和氏，一片赤胆忠心，而我钟繇却要等待您的示意才进献，为此深感惭愧。”〉

几年后，因受到西曹掾魏讽谋反一案的牵连，钟繇被策书免职，回到家中。

（《魏略》记载：孙权向魏国称臣，并斩杀关羽后将其首级送来。太子曹丕写信告知钟繇，钟繇回信说：“我的同乡、已故的司空荀爽曾说：‘人应当表达真性情，爱我的人是多么可爱！恨我的人又是多么可憎！’回想孙权这个人，真是既卑鄙又谄媚。”太子又回信说：“收到您的回信，知道了您对南方局势感到欣喜。至于您提到的荀公的清谈高论，以及孙权的卑鄙谄媚，我拿着您的信，忍不住哈哈大笑，爱不释手。如果孙权再敢耍弄狡猾，我们就用汝南许邵的‘月旦评’来评判他。孙权在魏、蜀两国之间投机摇摆，最终要被荀爽的道理和许邵的评判所约束，对他来说也就足够了。”）

文帝曹丕即位为魏王后，钟繇再次担任大理。等到曹丕登基称帝，大理一职改称为廷尉，钟繇的爵位则进封为崇高乡侯。之后他升任太尉，改封为平阳乡侯。

当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都是前一时代的著名大臣。文帝曹丕退朝后，对身边的人说：“这三位公卿，真是一代人中的杰出人物啊，后世恐怕很难有人能继承他们的成就了！”

（陆氏的《异林》记载：钟繇曾经有几个月不上朝，性情也变得异常。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常常有一位美丽的女子来找我，容貌非同寻常。”问话的人说：“这必定是鬼怪，可以杀了它。”后来那女子再来时，没有立刻上前，而是停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您有杀我的念头。”钟繇说：“没有这回事。”于是殷勤地呼唤她进来。女子进来后，钟繇心里很矛盾，有些不忍下手，但最终还是砍伤了她的大腿。女子立刻跑了出去，用新绵一路擦拭着血迹。第二天，钟繇派人顺着血迹寻找，最终来到一座大坟前。只见棺木中躺着一个美丽的女子，形体如同活人，穿着白色的丝绸衣衫和红色的绣花背心，左边大腿受了伤，正用背心里的绵絮擦拭血迹。我的叔父、清河太守就是这样讲述的。清河，指的是陆云。）

明帝曹叡即位后，钟繇进封为定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之前的一共一千八百户，并升任为太傅。

钟繇有膝盖方面的疾病，朝拜起身时很不方便。

当时，华歆也因为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上朝觐见时都乘坐小车，由虎贲卫士抬着上殿就坐。此后，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若有疾病，都援引此例行事，遂成为惯例。

起初，太祖（曹操）下令，让群臣商议哪些死刑可以用宫刑（阉割）来代替。钟繇认为：“古代的肉刑，曾历经多位圣明君主的时代，应该恢复施行，用以替代死刑。”但参与议论的人认为这不是让百姓悦服的办法，这件事于是就搁置了。

到了文帝（曹丕）宴请群臣时，下诏说：“大理卿（钟繇）想要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圣明君王的法度。各位公卿应当好好地共同商议。”然而，讨论尚未有定论，又因为有战事发生，这件事再次被搁置。

太和年间（公元227年-233年），钟繇上疏说：“大魏承受天命，继承了虞、夏的道统。汉孝文帝改革法律，废除肉刑，不符合古代的法则。先帝（文帝曹丕）的圣德，本是上天所赋予的，他一贯遵循古籍经典中的治国大业。因此他在位期间，屡次下达诏书，考虑恢复古代刑罚，作为本朝的法典。只因接连发生战事，才没能施行。陛下远思两位先祖（太祖曹操、文帝曹丕）的遗愿，惋惜斩断脚趾本可以禁止作恶，又痛恨无辜之人被判死刑，于是命令精通律令的官员与群臣共同商议。对于那些原本只该判处斩右脚却被处以死刑的罪行，应该恢复施行斩趾之刑。《尚书》上说：‘天子明察下情，向民众征询意见，鳏夫寡妇们对苗人有话说。’这是说尧帝在要废除蚩尤和苗人的刑罚时，先要审慎地询问有意见的百姓。如果在今天判决案件时，能询问三公九卿、各级官吏和万千民众，效仿汉孝景帝的法令，允许那些应当在闹市被处决的犯人选择斩去右脚。至于脸上刺字、割鼻子、斩左脚、宫刑等刑罚，则仍按照汉孝文帝的改革，用剃发和鞭打来替代。能够犯法作乱的人，年龄大都在二十到四五十岁之间，即使斩断了他们的脚，他们仍然能够生育后代。当今天下的人口比汉孝文帝时要少，保守估计每年可以保全三千人的性命。当年张苍废除肉刑，每年被处死的人数以万计。臣希望恢复肉刑，每年便能多保全三千人的生命。子贡曾问‘能够救济百姓，可以称得上是仁吗？’孔子回答说：‘何止是仁，那必定是圣人了！就连尧、舜恐怕都难以做到！’孔子又说：‘仁难道很遥远吗？我想要行仁，仁就到了。’如果真能实行这项改革，百姓就能得到长久的救济。”

上疏呈奏后，皇帝下诏说：“太傅钟繇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留心政务，又对刑罚法理有深刻的见解。恢复肉刑是国家大事，公卿百官们应当好好地共同商议。”

司徒王朗发表议论，认为：“钟繇想要减少死刑条款，以增加刖刑的数量，这无疑是让倒下的人站起来，让死人复活。然而，依我愚见，仍有略微不同的看法。五刑的种类，都明文记载在法律中，本来就有比死刑减一等的刑罚，不死即为减刑。这项制度施行已久，不必另外借用肉刑的手段，才来排列罪行的等级。前代的仁德君主，不忍心肉刑的残酷，所以废除了它。自废除以来，已有数百年。如今若要恢复，恐怕减免死刑的好处尚未被百姓看到，而恢复肉刑的消息就已经传到敌国耳中，这不是安抚远方人心的方法。现在可以按照钟繇想要减轻的死罪，将减刑的方式改为髡刑和刖刑。如果觉得刑罚太轻，可以加倍其服劳役的年限。如此一来，对内有以生代死的无量恩德，对外又没有用刖刑代替脚镣这种骇人听闻的消息。”参与议论的一百多人中，赞同王朗意见的占了多数。皇帝因为吴、蜀两国尚未平定，便将此事暂时搁置了。

（袁宏评论说：民众的内心都希望保全自身，却常常无法做到，这是因为能带来利益的东西在外诱惑，而贪婪的欲望在内骚动。于是就有了争先进取、贪婪竞争的行为，以及奢求放纵的事情。不断地争抢进取，如果不能满足其欲望，苟且侥幸的心理便会产生；无休止地奢求，如果不能使其称心如意，奸诈虚伪和愤怒怨恨的情绪就会滋生。古代的圣明君主知道这种情况，想要纠正这些弊病，有的先用道德教化来陶冶人们的心灵；如果心灵无法被教化，然后才施以刑辟。《尚书》中说：“百姓不相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可见，德政与刑罚的设置，是相辅相成、共同使用的。夏、商、周三代沿袭此道，其意义十分详尽。《周礼》记载：“使墨者守门，劓者守关，宫者守内，刖者守囿。”这是关于肉刑制度可以讨论的记载。荀卿也说，杀人者偿命，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法则，没有人知道它的起源。夫杀人者死，而相杀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惩未杀，不能使天下无杀也。伤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惧未刑，不能使天下无刑也。故将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过彰著，然后入于刑辟，是将杀人者不必死，欲伤人者不必刑。纵而弗化，则陷于刑辟。夫礼教则不然，明其善恶，所以潜劝其情，消之于未杀也；示之耻辱，所以内愧其心，治之于未伤也。故过微而不至于著，罪薄而不及于刑。终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虽残一物之生，刑一人之体，是除天下之害，夫何伤哉！率斯道也，风化可以渐淳，刑罚可以渐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专任刑罚，民失义方，动罹刑网，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岂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错之美乎？盖德化渐渍，致斯有由也。汉初惩酷刑之弊，务宽厚之论，公卿大夫，相与耻言人过。文帝登朝，加以玄默。张武受赂，赐金以愧其心；吴王不朝，崇礼以训其失。是以吏民乐业，风流笃厚，断狱四百，几致刑错，岂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罚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远矣。今大辟之罪，与古同制。免死已下，不过五岁，既释钳锁，复得齿于人伦。是以民无耻恶，数为奸盗，故刑徒多而乱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罚当其罪，一离刀锯，没身不齿，邻里且犹耻之，而况于乡党乎？而况朝廷乎？如此，则夙沙、赵高之俦，无施其恶矣。古者察其言，观其行，而善恶彰焉。然则君子之去刑辟，固已远矣。过误不幸，则八议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迁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于大辟，而况肉刑哉！《汉书》：“斩右趾及杀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赇，守官物而即盗之，皆弃巿。”此班固所谓当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惨，而安剿绝之悲，此最治体之所先，有国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钟繇去世。皇帝身穿素服亲自前往吊唁，赐予他“成侯”的谥号。

（《魏书》记载：主管官员商议钟繇的谥号，认为他过去担任廷尉时，审理刑狱案件，判决疑难，明辨是非，使百姓没有怨言，功绩堪比汉代的于定国和张释之。皇帝下诏说：“太傅功高德茂，位居师保之职，评定其品行赐予谥号，通常应先以此为依据，你们的建议只是顺带叙述了他担任廷尉时堪比于、张的功德而已。”于是下策书赐予他“成侯”的谥号。）

他的儿子钟毓继承了爵位。

早先，文帝（曹丕）分出钟毓食邑的一部分，封钟繇的弟弟钟演、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

钟毓字稚叔。十四岁时就担任散骑侍郎，他机敏快捷，谈笑风生，有他父亲的风范。

太和（公元227-233年）初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包围祁山，魏明帝（曹叡）打算亲自西征。钟毓上疏说：“策略的价值在于庙堂上的运筹帷幄，功绩的建立在于军帐中的谋划，无需亲临殿堂之外，就能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陛下的车驾应当镇守中原，作为威慑四方的后援。如今大军西征，虽然声威浩大，但在关中所造成的耗费也非同小可。况且在酷暑时节出兵，是古代诗人所看重并告诫的，实在不是陛下您亲自出征的时候。”

他被升任为黄门侍郎。

当时，朝廷正在大规模营建洛阳的宫殿，皇帝的车驾因此移驻许昌，天下的官员也都在许昌朝会。但许昌城池狭小，便在城南用毛毡搭起临时殿堂，还设置了鱼龙曼延等百戏表演，民众为此疲于劳役。钟毓进谏说：“如今水旱灾害时有发生，国库空虚，像营建宫殿这类事情，可以等到年景丰收时再进行。”他又上书说：“应该重新开垦关内的荒地，让百姓们致力于农业生产。”这些建议最终都被采纳施行了。

正始年间（公元240年-249年），钟毓担任散骑常侍。

大将军曹爽在盛夏时节率军讨伐蜀国，蜀军坚守不出，魏军无法前进。曹爽正打算增派兵力，钟毓写信给他劝道：“我私下认为，在朝堂上制定出必胜的策略，远胜于亲临战场；仁王之师，只行征伐而不轻易开战。实在是因为，舞动盾牌和斧头就能使有苗氏臣服，主动退让就能让原国的敌人归顺，没有必要放纵吴汉在江关作战，或让韩信驰骋于井陉险道。看见有机会就前进，知道有困难就后退，这自古以来就是为政的良策。希望您能仔细考虑！”曹爽最终无功而返。之后，钟毓因为违背了曹爽的意愿，被调任为侍中，后又外放为魏郡太守。等到曹爽被诛杀后，钟毓回到朝中，先后担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他开创了这样的法令：允许君主或父亲去世后，臣子可以为其申辩冤屈；以及士人被封为侯爵后，其妻子不能再改嫁他人。

正元年间（公元254年-256年），毌丘俭和文钦发动叛乱，钟毓奉持符节前往扬州、豫州一带颁布赦免令，安抚官兵和民众，回来后被任命为尚书。

诸葛诞发动叛乱，大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商议要亲自前往寿春讨伐他。恰逢吴国大将孙壹率部投降，有人认为：“吴国刚发生内乱，必定不能再出兵了。我们在东边的兵力已经足够，可以等待后续消息再做决定。”钟毓则认为：“分析事情、揣测敌人，应当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如今诸葛诞将整个淮南地区献给吴国，而孙壹所率领的部众，人口不到一千，士兵不超过三百，吴国的损失可以说微乎其微。如果寿春的围困迟迟不能解除，而吴国国内局势转为安定，就不能断定他们一定不会出兵救援。”大将军说：“说得好。”于是便带着钟毓一同出征。

（臣裴松之认为，因为诸葛诞把淮南献给吴国，而孙壹率领三百人归降魏国，就说吴国内部出现了嫌隙，这本来就不是有道理的说法。贾毓的这个议论，又哪里值得称道呢！）

淮南平定后，贾毓担任青州刺史，加封为后将军，后调任都督徐州诸军事，并被授予节杖代表皇帝行使权力，之后又转任都督荆州。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去世，被追赠为车骑将军，谥号为惠侯。他的儿子贾骏继承了爵位。贾毓的弟弟贾充，有他自己的传记。

华歆，字子鱼，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是齐国一个有名的都城，士人官吏们无不在街市里巷中游走。华歆担任官吏时，每逢休假离开官府，就回到家中并紧闭大门。他议论事情时持论公允，从不诋毁伤害他人。

（《魏略》记载说：华歆与北海人邴原、管宁一同游学，三人关系很好，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三人为“一条龙”，华歆是龙头，邴原是龙腹，管宁是龙尾。臣裴松之认为，邴原（邴根矩）的美好功业和崇高声望，未必会逊色于华歆（华公），而管宁（管幼安）品德高尚、行为超脱，恐怕也不应当作为龙尾。《魏略》的这种说法，并不能用来确定他们的优劣次序。）

同郡的陶丘洪也很有名气，他自认为见识超过华歆。

当时，王芬与各地的豪杰之士密谋废黜汉灵帝。这件事在《武帝纪》中有记载。

王芬暗中邀请华歆和陶丘洪共同商议计策，陶丘洪想要参与，华歆阻止他说：“废立皇帝是天大的事，就连伊尹、霍光这样的人都感到困难。王芬性情粗疏而没有勇武之才，这件事必定不会成功，反而会招来灭族之祸。您千万不要前往！”陶丘洪听从了华歆的话，没有参与。后来王芬果然失败了，陶丘洪这才对华歆心服口服。

华歆被推举为孝廉，授予郎中之职，后因病离职。汉灵帝驾崩后，何进辅佐朝政，征召了河南的郑泰、颍川的荀攸以及华歆等人。华歆到任后，担任尚书郎。董卓胁迫天子迁都长安时，华歆请求外任下邽县令，但因病未能成行，于是从蓝田辗转到了南阳。

（华峤的《谱叙》中记载：华歆年轻时就因品行高尚而闻名。为了躲避西京长安的战乱，他与志同道合的郑泰等六七人，徒步悄悄地走出武关。路上遇到一个独自赶路的男子，希望能与他们同行，众人都心生怜悯想要答应。唯独华歆说：“不行。我们现在已经身处险境，祸福与共，道义上如同一个人。无缘无故接纳一个不了解底细的人，一旦接受了他，如果将来遇到危难，难道可以半路抛弃他吗！”众人不忍心拒绝，最终还是让他加入了。后来这个人在半路上掉进井里，大家又都想抛弃他。华歆说：“既然已经接纳他同行，现在抛弃他就是不义之举。”于是他带领众人一起把那人救了上来，之后才与他告别。众人因此都非常敬佩华歆的道义。）

当时袁术驻扎在穰县，挽留了华歆。华歆劝说袁术进军讨伐董卓，但袁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华歆想要离开，恰逢天子派遣太傅马日䃅安抚关东地区，马日䃅征辟华歆为属官。到达徐州后，朝廷下诏任命华歆为豫章太守。他为政清明宁静，不扰民，因此官吏和百姓都感激并爱戴他。

（《魏略》记载：扬州刺史刘繇去世后，他的部下都希望拥立华歆为主公。华歆认为趁着时局动荡擅自任命主帅，不是为人臣子应有的行为。部众们围守了他好几个月，他最终还是谢绝并遣散了他们，没有听从。）

孙策在江东攻城略地，华歆深知孙策善于用兵，便头戴便帽亲自前去迎接。孙策因为华歆是德高望重的长者，便用对待上宾的礼节来款待他。

（胡冲的《吴历》记载：孙策攻打豫章时，先派虞翻去劝说华歆。华歆回答说：“我长久以来身在长江以南，时常想北归；等孙会稽（孙策）来了，我便会离开。”虞翻回去报告孙策，孙策于是进军。华歆头戴葛巾迎接孙策，孙策对华歆说：“府君（对太守的尊称）您年高德劭、声名远播，远近的人都归附于您；我年纪轻，理应向您行子弟之礼。”说完便向华歆下拜。华峤的《谱叙》记载：孙策占据扬州后，率领大军巡行豫章，整个郡的人都非常恐惧。属下官吏请求出城到郊外去迎接，华歆告诉他们说：“不要这样做。”孙策的军队渐渐逼近，官吏们又请求发兵抵抗，华歆还是不听。等到孙策抵达城下，府中所有人都跑到阁楼上，请求华歆也出去躲避一下。华歆却笑着说：“现在人家将军亲自前来，为什么要急着躲避呢？”不一会儿，门吏报告说：“孙将军到了。”孙策请求见面，于是进来与华歆一同坐下，两人谈论了很久，直到夜里才告别离去。郡中的义士们听说这件事后，都长叹一声，内心对他非常佩服。孙策于是亲自对他行子侄之礼，并以对待上宾的礼节款待他。当时，四方有很多贤人名士为躲避战乱来到江南，名望都在华歆之下，人人都仰慕他的风采。每当孙策召开大会，在座的人都不敢先开口说话，只有当华歆起身去更衣时，大家才开始喧哗议论。华歆酒量很大，能喝下一石多的酒而毫不昏乱。众人暗中观察，常常对他酒后依然衣冠整齐感到惊异，江南一带的人称他为“华独坐”。虞溥的《江表传》记载：孙策驻扎在椒丘时，派虞翻去劝说华歆。虞翻离开后，华歆请功曹刘壹进来商议。刘壹劝华歆留守城中，派人发檄文去迎接孙策的军队。华歆说：“我虽然是刘刺史（刘繇）任命的，但朝廷也认可了，仍然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如今听从你的计策，恐怕死后还要承担罪责。”刘壹说：“王景兴（王朗）也是汉朝任命的官员，况且当时会稽的兵民又多又强，（他投降后）尚且得到宽恕，明府您还担心什么呢？”于是华歆连夜预先写好檄文，第二天一早出城，派官吏带着檄文去迎接。孙策随即进军，与华歆相见，用对待上宾和朋友的礼节接待他。孙盛评论说：有高尚品德的人立身处世，必定先审时度势，看清应该归隐还是出仕的时机，来决定自己的去留。时局不利就应当缄默退隐以保全自身，时局太平就应当推行道义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华歆既没有伯夷、夏黄公那样隐居避世的高风亮节，又失去了作为王臣不顾自身的操守，所以被奸邪之人的言论动摇了心志，与横行霸道的人（指孙策）携手合作，官位被一个竖子（指孙策）夺去，气节在当时堕落了。过去许国、蔡国国君失去君位，便不能再位列诸侯；州公实逃到鲁国来，鲁国人都认为他卑贱可耻。拿这些事与华歆相比，他的过错哪一个更大呢！）

后来孙策去世。太祖（曹操）在官渡时，上表给天子请求征召华歆。孙权不想放他走，华歆对孙权说：“将军您尊奉朝廷的命令，刚刚与曹公（曹操）交好，情义尚不稳固，如果能让我去为您效力，难道不是更有益处吗？现在白白地留下我，等于供养一个无用的人，这对将军来说不是好计策。”孙权听了很高兴，于是就派华歆前往。前来送行的宾客和旧友有一千多人，赠送的礼金有数百金之多。华歆对所有礼物都不拒绝，只是暗中在每份礼物上做了标记。到临走的时候，他把所有礼物都聚集起来，对宾客们说：“我本无心拒绝各位的好意，但收到的礼物实在太多了。考虑到我独自一人轻车远行，身怀重金恐怕会招来祸患，希望各位能替我想想办法。”众人于是各自收回了自己所赠送的礼物，并且都佩服他的德行。

华歆到达后，被任命为议郎，参与司空府的军事，入朝担任尚书，后转任侍中，接替荀彧担任尚书令。太祖（曹操）征讨孙权时，上表任命华歆为军师。魏国建立后，他担任御史大夫。文帝（曹丕）即位为魏王时，任命他为相国，封为安乐乡侯。等到文帝（曹丕）登基称帝，改任他为司徒。

（《魏书》记载：文帝（曹丕）接受禅让时，华歆登上高坛主持仪式，奉上皇帝的印玺，以完成接受天命的典礼。华峤的《谱叙》说：文帝接受禅让，朝中大臣自三公以下都获得了爵位；华歆因为脸色不合时宜，被调任为司徒，但没有进爵。魏文帝（曹丕）为此许久都不高兴，便问尚书令陈群说：“我顺应天命接受禅让，所有官员，无不人人欣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唯独相国（华歆）和您面有不悦之色，这是为什么呢？”陈群起身离开座位，长跪回答说：“我与相国（华歆）都曾是汉朝的臣子，内心虽然为陛下高兴，但在道义上，若将喜悦显露于外，又恐怕陛下您心中其实会因此而厌恶我们。”文帝听后大喜，于是更加器重和赏识他们。）

华歆一向清廉贫素，把俸禄和赏赐都用来周济亲戚和老朋友，家中没有一石一担的余粮。公卿们曾一同获赐没收来的奴婢，只有华歆把他们释放，并为他们婚配。皇帝（曹丕）对此赞叹不已，

（孙盛说：我听说赏罚大权，必须归于君主；酌情宽恕或降罪，也应由君主决定。子路私自救济灾民，孔子就毁掉了他的食器；田氏窃取国家权力来施惠于民，《春秋》记载此事以示讥讽。这些都是关于褒贬的定论，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那些家属被牵连治罪的家庭，是国法所严惩的对象；接受赏赐的人家，是君王恩典的施予。如果要表示哀怜，按理也不应偏袒地去宽恕。华歆身居辅佐重臣的职位，与君主同等重要，就应当公开向朝廷进言，来彰显皇恩浩荡。但他却默默接受赏赐，独自扮演仁义君子，这既有擅自施恩的嫌疑，又违背了君臣大义，可以说是匹夫的小仁小义，却没有遵从大道。　《魏书》记载：华歆性情周密，举止谨慎。他常认为做臣子的陈述事情，务必要以委婉劝谏、合乎道义为贵，即使有所进言，也不敢公然显露，所以他的很多事迹都没有被记载下来。　华峤的《谱叙》说：华歆对钱财欲望淡泊，前后受到的恩宠赏赐，各位公卿都比不上他，但他始终不置办产业。陈群常常感叹说：“像华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通达而不奢侈，清廉而不孤高啊。”　《傅子》记载：有人问当今的君子是谁？答道：“袁郎中（袁涣）积累德行、生活节俭，华太尉（华歆）积累德行、安于本分，他们的智慧可以企及，但他们的清廉却是无法企及的。侍奉君主尽忠，救济下属施仁，即使是晏婴、子产（公孙侨）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

于是下诏说：“司徒（华歆）是国家的杰出元老，是与我共同调和阴阳、处理各项事务的人。如今太官为我准备丰盛的饭菜，而司徒却吃素食，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于是特地赐予他御衣，并为他的妻子儿女也都制作了衣服。

（《魏书》记载：又赏赐了五十名奴婢。）

三公官署提议说：“举荐孝廉，本来是依据德行，不应再用经学考试来限制。”华歆认为：“自从战乱以来，六经废弛，当务之急是保存并确立经学，以尊崇王道。制定法令，是为了经历国家的盛衰。如今听任举荐孝廉而不进行经学考试，恐怕学术事业会因此荒废。如果确有才华出众的人，可以通过特别征召来任用。我们只该担忧没有这样的人才，何必担忧无法任用他们呢？”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皇帝下诏命令公卿举荐品行高洁的君子，华歆推荐了管宁，皇帝便派遣专车（安车）去征召他。

魏明帝即位后，华歆晋封为博平侯，食邑增加五百户，连同之前的一共一千三百户，后转任为太尉。

（《列异传》记载：华歆还是学子时，曾经在别人家门外借宿。那家主人之妻当夜生子。过了一会儿，有两个鬼吏来到门口，随即退避到一旁，互相说道：“有位公爵在此。”他们踌躇了很久，一个鬼吏说：“生死名册必须定下，怎能在此停留？”于是上前向华歆行礼，然后一同进入屋中。出来后并排走着，一同说道：“应该给他几年寿命？”另一人说：“应为三年。”天亮后，华歆便离开了。后来他想验证此事，等到孩子三岁时，特意前往询问其消息，果然已经夭折。华歆从此便知自己将来会位列三公。 臣松之考证，《晋阳秋》中记载魏舒年少时借宿的经历，也与此类似。我认为按常理不会有两个人经历完全相同的事情，这大概是传述者不同造成的。现在姑且相信《列异传》的说法。）

华歆声称病重请求退休，想把职位让给管宁。皇帝不允许。到即将召开大会时，皇帝便派遣散骑常侍缪袭捧着诏书晓谕说：“我刚处理政务，每日万机，担心听取和判断事务不够明察。这正需要依赖有德之臣，在身边辅佐我，而您却屡次因病请求辞去职位。那种衡量君主、选择明君，不合意便不在其朝中为官，抛弃荣华富贵，不追求官位到底的行为，古人中确实有过，但我认为周公、伊尹不会这样做。洁身自好、为节操献身，这是普通人做的事，我并不期望您如此。希望您能抱病前来与会，以此惠及我一人。我将设立好您的席位，命令百官都已就位，专等您到来，然后我才登上御座。”皇帝又下诏给缪袭说：“必须等到华歆起身赴会，你才能回来。”华歆不得已，只好起身赴会。

太和（公元227-233年）年间，朝廷派遣曹真经由子午道讨伐蜀国，魏明帝则亲自驾临东部的许昌。华歆上疏说：“自从兵荒马乱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有余。我大魏承受天命，陛下您以圣明的德行，正应开创如同周成王、周康王一般的盛世，弘扬本朝的治理，继承夏、商、周三代圣王的伟业。虽然蜀、吴二贼倚仗险要地势苟延残喘，但只要陛下的圣德教化日益广布，远方的人民感怀恩德，自然会背负着婴儿前来归附。战争是万不得已才会动用的手段，所以应该加以收敛，等待时机而动。臣诚挚地希望陛下能首先专注于国家的治理，将征伐之事放在后面。况且，千里转运粮草，对用兵不利；穿越险峻之地深入敌境，也难以取得独自克敌制胜的功绩。听说今年的征兵劳役，已经严重影响了农业和桑蚕业。治理国家要以人民为根基，而人民则以衣食为生存之本。只要能让中原地区没有饥寒的忧患，百姓没有背井离乡的念头，那便是天下最大的幸事，至于那两个贼寇的破绽，我们坐等就可以发现。臣身居宰相之位，如今老病日渐沉重，性命将要走到尽头，恐怕再也无法瞻仰陛下的车驾了，因此不敢不竭尽作为臣子的忠心，恳请陛下明察！”皇帝批复道：“您深谋远虑，为国事着想，我非常赞赏。贼寇倚仗山川之险，先帝（曹操）和文帝（曹丕）两位先辈在世时竭力征讨，尚且未能平定，我怎敢自视甚高，认为一定能消灭他们呢！众将领们认为，如果不去试探性地进攻，他们就没有机会自己暴露弊端，所以我们才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窥探他们的可乘之机。如果天时不利，就像当年周武王伐纣时那样班师而回，这也是前事的借鉴，我定会恭敬地牢记您的告诫。”当时正值秋季，连降大雨，于是皇帝下诏命令曹真率军返回。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华歆去世，谥号为敬侯。

（《魏书》记载：华歆当时享年七十五岁。）

他的儿子华表继承了爵位。

当初，文帝（曹丕）曾分出华歆的封地户邑，将他的弟弟华缉封为列侯。

华表，在咸熙年间（公元264年-265年）担任尚书。

（华峤的《谱叙》记载：华歆有三个儿子。长子华表，字伟容，二十多岁时担任散骑侍郎。当时与他同僚的各位郎官共同处理尚书台的事务，他们都很年轻，个个锋芒毕露，争强好胜，想要博取名誉。当尚书台的公文送来时，如果其中有不合心意的地方，他们就故意搁置不看，等送信的人离开后，再写出措辞严厉的奏章进行驳斥。只有华表不这样做，遇到不妥当的公文，他总是先与尚书台的官员充分讨论，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主事者坚持己见，万不得已，他才与众人一起上奏。司空陈群等人因此很称赞他。华表在晋朝做官，历任太子少傅、太常。后来他声称有病辞官，被授予光禄大夫的职位。他性情清静淡泊，常常担忧天下的纲纪伦理衰退。司徒李胤、司隶王弘等人经常评价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无法让他显贵，也无法让他卑贱；无法与他亲近，也无法与他疏远。”华歆的次子华博，曾在三个县担任内史，政绩卓著。小儿子华周，担任过黄门侍郎、常山太守，学识渊博，富有文采，中年时因病在家中去世。华表有三个儿子。长子华廙，字长骏。《晋诸公赞》记载：华廙擅长文学，历任尚书令、太子少傅，死后追赠为光禄大夫开府。次子华峤，字叔骏，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撰写了《后汉书》，被世人称为优秀的史学家，曾担任秘书监、尚书。三子华澹，字玄骏，最为知名，担任过河南尹。华廙有三个儿子。华昆，字敬伦，为人清廉纯粹，严谨自律，担任尚书。华荟，字敬叔，《世说》称赞他崇尚正直。华恒，字敬则，以通晓事理而著称。华昆后来官至尚书，华荟官至河南尹，华恒官至左光禄大夫开府。华澹的儿子华轶，字彦夏，有当世的才干与志向，担任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兴，是东海郡人。因精通经学，被任命为郎中，后出任菑丘县长。他拜太尉杨赐为师，杨赐去世后，王朗便辞去官职为他服丧。后来他被举荐为孝廉，又被公府征召，他都没有应允。

徐州刺史陶谦举荐王朗为茂才。当时汉朝天子身在长安，关东各路诸侯起兵，王朗担任陶谦的治中，与别驾赵昱等人一同劝说陶谦道：“按照《春秋》大义，诸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尊奉王室。如今皇上远在西京，我们应当派遣使者前去尊奉朝廷的命令。”陶谦于是派遣赵昱带着奏章前往长安。天子赞赏他的心意，任命陶谦为安东将军，并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王朗为会稽太守。

（《王朗家传》记载：会稽郡过去有祭祀秦始皇的传统，人们用木头雕刻他的像，与夏禹供奉在同一座庙里。王朗到任后，认为秦始皇是无德的君主，不应该享受祭祀，于是废除了这项祭祀。他在会稽郡任职四年，对百姓施以恩惠和爱护。）

孙策渡江攻城略地。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无法抵抗，不如避开他。王朗认为自己是汉朝的官吏，理应保卫城池，于是起兵与孙策交战，结果战败，乘船逃到东冶。孙策又追击，大败王朗的军队。王朗于是前去拜见孙策。孙策因为王朗是位儒雅之士，只是责备了他一番，并没有加害。

（《献帝春秋》记载：孙策率军前往闽、越一带讨伐王朗。王朗乘船出海，打算逃往交州，但被孙策的军队逼迫，于是到军中投降。孙策命令使者质问王朗说：“问逆贼、前会稽太守王朗：你蒙受国家恩典担任官职，为何不想着报答恩德，反而兴兵作乱，心安理得？大军前来征讨，你侥幸免于被杀，却不自行退避，反而又聚集党羽，屯兵于郡内边境。劳烦朝廷军队远来征讨，你最终仍不醒悟归顺。被捕后你声称投降，大概是想用欺诈的手段来保全性命吧，是不是这样，请你详细说明情况。”王朗自称俘虏，对使者回答说：“我凭着微末的才能，错误地窃居了朝廷的官位，接受了不该接受的爵位，因此陷入了罪网。之前面对征讨，因为怕死而苟且逃脱。于是又治理民众，暂且偷生。后又被大军所逼，惊恐地向北撤退。随从们都因疾病而死，几乎殆尽。我独自与老母亲同乘一艘小船，在箭矢刚开始交错时，便弃船做了俘虏，在两军阵前叩头自首。我当时惶恐迷惑，不明事理，所以自称是投降的俘虏。因为之前的错误，受到质问，感到既惭愧又恐惧。我愚昧浅薄、能力低下且胆小，畏惧您的威势而心惊胆战。又没有好的辅佐之臣，没能及早归顺。在败亡之际，才把性命交给您的部下。我的性命微不足道，但罪行深重，死有余辜。我已伸长脖子等待枷锁，踮起脚尖踏入绊索，听候您的叱咤号令，无论去东去西，唯命是从。”）

虽然流离失所，生活穷困，到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地步，但他仍然收容救济亲戚和旧友，把自己仅有的东西拿出来分享，其仁义之举非常出名。

太祖（曹操）上表朝廷征召他，王朗从曲阿出发，经由江海辗转多地，耗费数年才到达。

在王朗被征召但尚未到达时，孔融写信给他说：“世间的道路阻隔，我们的音讯也断绝了，这让我更加思念您。之前看到征召您的文书，得知您效仿商汤和周武王自责己过的行为，将自己流放到东边的蛮荒之地，接受如同鲧一样的惩罚，我还没读完，眼泪就潸然而下。当今皇上宽厚仁慈，重视德行、宽恕过错。曹公辅佐朝政，渴望贤才与他共事。征召的文书多次下达，态度殷勤恳切。得知您已乘舟渡海，在广陵停歇，真没想到您这只黄鹄竟能从羽渊那样的险境中飞出。我们一起谈笑风生的日子为期不远了，请您保重身体，一路珍重！”

（《汉晋春秋》记载：孙策刚俘获王朗时，曾斥责过他。孙策派张昭私下劝说王朗，王朗发誓不肯屈服，孙策很生气但不敢加害于他，便将他安置在曲阿。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太祖（曹操）上表征召王朗，孙策就派人把他送走了。太祖问王朗说：“孙策是怎样达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呢？”王朗回答说：“孙策勇猛冠绝当世，有杰出的才能和远大的志向。张昭是民众所仰望的人，甘愿向他称臣、辅佐他。周瑜是江淮地区的豪杰，也奋力为他带兵。他谋事必成，规划的格局不小，最终会成为天下的心腹大患，绝非仅仅是鸡鸣狗盗之辈。”）

王朗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与司空府的军事事务。

（《朗家传》记载：王朗年轻时与沛国名士刘阳是好友。刘阳担任莒县县令，三十岁就去世了，所以后世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初，刘阳认为汉室日渐衰微，知道太祖（曹操）有雄才大略，担心他会成为汉朝的祸患，曾想除掉他但没有机会。等到太祖地位显贵后，他非常急切地搜寻刘阳的儿子。刘阳的儿子惊恐窘迫，四处逃窜藏匿，无处容身。虽然刘阳的亲朋故旧很多，但没有人敢收留他。王朗于是收留了他很多年，等到从会稽郡回来后，又多次为他向太祖劝解。过了很久，太祖才赦免了他，刘阳的家族因此得以保全。）

魏国初建时，王朗以军祭酒的身份兼任魏郡太守，后升任少府、奉常、大理。他处理政务注重宽恕，对于有疑问的罪行都从轻发落。锺繇以明察和执法严明著称，两人都因为善于审理案件而受到称赞。

（《魏略》记载：太祖（曹操）邀请王朗一同宴会，开玩笑地对他说：“我可学不来您当年在会稽郡吃碎米饭那样的节俭。”王朗仰天感叹道：“做到恰如其分真是难啊！”太祖问：“这话怎么说？”王朗回答说：“像我当年那样，本不该节俭的时候却节俭了；而像明公您今天这样，本该节俭的时候却不节俭了。”太祖因孙权称臣并派遣使者进贡一事咨询王朗，王朗回答说：“孙权之前的信中，声称要亲自讨伐刘备来弥补过去的过错；后来的奏疏中又向我们称臣，以表明他没有二心。这就像长着獠牙的猛兽也屈膝下跪，会说话的鸟儿也报告喜讯，明珠、南方的黄金等远方的珍宝也必定会送达。他的诚意在言辞中已经显现，功效也将在功业上得到证明。三江五湖将成为魏国的池沼，西吴东越之地都将归化为我国的国民。一旦攻克了鄢、郢，荆门自然会打开。席卷巴、蜀的有利形势已经形成。重大的祥瑞和接连的喜庆之事将会纷至沓来。我听闻此事的当天，高兴得拍手顿足。内心的激动之情，是言语难以表达的。”）

文帝（曹丕）即位为魏王后，王朗升任御史大夫，被封为安陵亭侯。他上书劝谏，主张爱育人民、减少刑罚，说道：“战争爆发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天下动荡，各国凋敝。全靠先王（曹操）铲除寇贼，扶助孤弱，才使华夏大地恢复了纲常法纪。如今，百姓聚集在魏国土地上，使得国境之内，鸡鸣狗叫之声四处可闻，民众欢欣鼓舞，庆幸遇到了太平盛世。然而，远方的敌人尚未臣服，军事征战还未停息。如果真能实行免除赋役的政策来安抚远方的人民，任用贤良的官吏来宣扬德政，修整田间道路，使士农工商各业兴旺，国家必定会比过去更强盛，比平时更富足。《易经》提倡整饬法令，《尚书》记载着吉祥之刑，这都说明君主一人有德，亿万臣民都会依赖他，这就是要审慎对待司法刑狱的意思。过去，曹参担任相国时，将狱政放心地交给市场主管；路温舒也曾痛陈司法官吏的弊病。如果审理案件能查明实情，就不会有含冤而死的囚犯；让壮丁能竭尽地力耕种，就不会有挨饿的百姓；让贫穷的老人能依靠官仓的粮食，就不会有饿死路边的人；让男女按时婚配，就不会有嫁娶无期的怨恨；确保胎儿得到养护，就不会有孕妇伤心自残的悲哀；让新生儿得到照顾，就不会有孩子夭折的忧虑；等男子成年后再征召服役，年幼者就不会有离家之思；不征召年老之人入伍，他们就不会有颠沛劳顿的祸患。用医药治疗他们的疾病，减轻徭役让他们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用威严的刑罚来制止强者，用仁慈的恩惠来救济弱者，用赈济借贷来周济穷困之人。这样一来，十年之后，成年的女子必将遍布街巷；二十年之后，能上阵杀敌的士兵必将布满原野。”

等到文帝（曹丕）登基称帝，王朗改任司空，爵位晋封为乐平乡侯。

（《魏名臣奏》记载了王朗关于节俭的奏疏，说道：“诏书询问应当增减哪些制度，这必定是指东汉的旧事。至于西汉在云阳、汾阴举行的大型祭祀，动用上千五百种祭品，祭祀通天台，进入阿房宫，斋戒长达百日，饲养祭祀的牲畜要五年，用牛三千头，贵重的玉器七千件；祭器用华丽的丝织品装饰多层坐席，让童女表演舞蹈；酿造的美酒要经过三个季节才能完成，乐师需要三千四百人才算齐备；后宫美女近千人，太学博士多达七千馀人；中央马厩里有各种骏马六万馀匹，外地牧场则畜养三万匹马；执金吾的随从骑兵有六百人，步卒是其两倍；太常巡视皇陵时动用赤色车驾上千辆，太官赏赐的官家奴婢有六千人，长安城内治理百姓的官吏有三千人，中二千石级别官员审理定罪的监狱有二十五所。政务繁杂，礼仪繁琐，其奢华程度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也超出了礼制的规定。这种极度奢侈的风气，大多是沿袭了秦朝的遗风。这既违背了简朴真诚的根本，也背离了扫地为祭的简约主旨，更失去了用质朴代替文饰、避免奢侈、崇尚节俭的意趣。难道在当今国家兴盛、政治清明的时代，在效法尧舜圣君之际，我们还应该羡慕这种削减奢华、力行节俭的政策，废除繁杂、崇尚简约的法令，以及审慎用刑的教化吗？至于皇室宗庙每日用太牢祭祀，各郡国都设立宗庙的制度，以及丞相、御史大夫属下官吏随从的数量，像这些制度，在汉哀帝、汉平帝之前就已经多次改革，汉光武帝之后便不再实行了。我恭敬地查阅图籍文献，秦朝所改定的天地、五帝、六宗、宗庙、社稷的祭祀，都已经沿用了前代的祭祀场所。祭祀天地，只需扫地为坛即可；其余的祭祀，也都只筑坛为界。明堂是用来祭祀上帝的，灵台是用来观测天象的，辟雍是用来修习礼乐的，太学是用来聚集儒生的，高禖是用来祈求福祥的，这些场所也是用来考察时政、弘扬教化的。考察古代先民开创基业的旧制，这些建筑都建在国都的南郊，屋宇高大，足以用来举行宴饮和射箭之礼，以及观测天象。七郊的祭祀虽然尊贵但崇尚质朴，也都建有门庭和休息的便室，足以遮蔽风雨。可以等到战事结束、年成丰收之后，再逐步修缮。过去虎贲营、羽林营等五营兵以及卫士合起来虽然将近万人，但其中有的是商贾子弟或游手好闲之徒，有的是朴实迟钝的农夫；虽然有编制，却不操练战阵，既未经严格训练，又很少经历战事，名不副实，难以应对紧急情况。等到有了警报才招募士兵，大军出动后才运输粮草，有时军队长期驻扎，却不从事屯田，不修造兵器，没有任何储备，导致一个角落发出紧急军报，其他三方都随之陷入混乱。这也是汉朝晚近的弊病，是绝不能效仿的。如今中原地区已经安定，但巴蜀之地仍在朝廷控制之外。虽然还不能完全停止战事、收起兵甲，但应当趁着年成大丰收，将军事管理寓于农业生产之中。让大小官吏和士兵都努力耕种，驻扎时就在广阔的田野上建立起村落，行动时就组成军队中的队列，减轻他们繁重的徭役，保障他们的衣食。《易经》说：‘让百姓愉悦地做事，他们就会忘记劳苦；让百姓愉悦地去冒险，他们就会忘记死亡’，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粮食储备在民间，勇气积蓄于军势，即使我们按兵不动，仅凭威势，国境外的蛮夷也必定会叩头请求改过自新，为我们效力。如果他们畏惧威名而前来效力，我们不战而屈人之兵，那要比交战后才树立威信、兵刃相接后才大功告成要高明得多。如果奸邪凶恶之徒不思悔改，执迷不悟，还想用他们所虐待的百姓，来对抗我们大魏这些感恩报效的归顺之士，那么，我们只需从容地派出前有歌唱、后有舞蹈、乐于出征的军队，去面对那些已经放下武器、乐于臣服的敌军，这简直如摧枯拉朽一般，任何比喻都不足以形容其轻松。”）

当时，文帝（曹丕）时常外出游猎，有时天黑了才返回宫中。王朗上疏劝谏说：“帝王的居所，外部有重重护卫，内部有森严的宫门。将要出行时，必须先部署好军队才能走出帐幕；通报警戒后才能走下台阶；张好弓弩后才能登上车驾；清理道路后才能引导前行；卫队列好后车驾才能转动；寝宫安静后才能停下休息。这些都是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尊严，做到谨慎戒备，并垂范后世。近日，陛下的车驾外出捕虎，下午才出发，直到黄昏才返回，这违背了清道警戒的常规，也并非作为万乘之主应有的审慎之举。”文帝（曹丕）批复说：“读了你的奏章，即使是当年魏绛引用《虞人之箴》来劝谏晋悼公，司马相如陈说猛兽之害来告诫汉武帝，也无法与你的忠言相比。如今蜀、吴二寇尚未消灭，将帅们正在远征，所以我时常到野外去，也是为了熟悉军事准备。至于你告诫的夜间回宫一事，我已经下诏让有关部门施行了。”

（《王朗集》记载，王朗担任大理时，曾上书推荐赵郡主簿张登，写道：“张登从前担任本县主簿时，正逢黑山贼围困郡城，他与县长王儁率领七十二名吏卒径直前去救援，在与贼寇交战时，吏卒们都溃散逃跑。王儁几乎要被杀害，张登亲手格杀了两个贼人，才保全了王儁的性命。此外，守长夏逸被督邮冤枉，张登为他洗刷罪名，自己承受了拷打。他凭道义救助了两位上级，理应得到特别的提拔。”当时，太祖（曹操）因为急务繁多，没来得及提拔任用他。到了黄初（公元220年）初年，王朗又和太尉锺繇联名上表推荐张登，并称赞他任职勤勉。文帝（曹丕）下诏说：“张登的忠义事迹十分显著，在职期间功劳卓著。他的名位虽然低微，但正直的品德应当得到彰显。掌管御膳的近臣之位，正需要这样的官员。现任命张登为太官令。”）

当初，建安末年（公元220年），孙权刚派遣使者向我们称臣，但同时正与刘备交战。朝廷下诏商议：“是否应该出兵与东吴联合攻取蜀地？”王朗进言道：“天子的军队，重于华山和泰山，实在应该坐镇中原，彰显天威，稳如泰山。假如孙权亲自与蜀贼对峙，双方旷日持久地激战，智谋和兵力都旗鼓相当，战事无法迅速解决，到了必须我们出兵才能决定胜负的时候，那时才应该选派稳重的将领，扼守敌军要害，审时度势而后行动，选择有利地形而后出击，这样一举就能彻底解决问题。现在孙权的军队尚未出动，那么我们援助吴国的军队就没有理由先行征伐。况且眼下正值雨季，不适合大军出动。”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

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有鹈鹕聚集在灵芝池，文帝下诏要求公卿们举荐品行高洁的君子。王朗举荐了光禄大夫杨彪，并且自己托病，希望将职位让给杨彪。文帝于是为杨彪配备了属吏和卫兵，地位仅次于三公。文帝下诏说：“我向你寻求贤才而未得到，你反而突然称病，这不仅没能得到贤才，反而开启了流失贤才的先例，加剧了国家（喻指承鼎的玉铉）倾覆的风险。这难道不是《易经》所说的‘身居其室，却出言不善，从而被君子所鄙弃’吗！你不要再推辞了。”王朗这才重新任职。

孙权声称要派儿子孙登来朝廷侍奉，但人却没到。当时文帝的车驾已迁往许昌，正大力兴办屯田，准备发兵东征。王朗上疏说：“从前南越王赵佗恪守臣节，他的儿子婴齐入朝侍奉，最终成为继承人，回国继承了王位。而康居国则骄横狡诈，言行不一，西域都护上奏认为应当让他们派质子前来，以惩戒其无礼。况且，吴王刘濞的祸乱，是在他儿子入朝后萌发的；隗嚣的叛乱，也并未顾及他作为人质的儿子。过去听说孙权有派儿子来的说法，但至今未到。如今六军已经戒备森严，臣担心百姓未能完全理解圣上的旨意，会认为国家因为孙登的迟缓未到而动怒，才为此兴兵。假如大军出发后孙登才到，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得到的结果太小，这并不值得庆贺。假如孙权傲慢顽固，根本没有派儿子来的心思，我担心那些不理解情况的百姓，会普遍心怀忧虑。臣愚见，应当下令另外征召的各位将领，各自明确遵守禁令，谨慎守卫自己的辖区。对外彰显我们强大的军威，对内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国家像山一样岿然不动，像深渊一样平静难测，让敌人无机可乘，无法窥探我们的计策。”当时，文帝因为军队已经集结完毕，还是决定出征，孙权的儿子最终没有来，文帝的车驾抵达长江边后便返回了。

（《魏书》记载：文帝车驾返回后，下诏给三公说：“连续三代人为将，这是道家所忌讳的。滥用武力、好战不止，自古就有明确的警戒。何况连年水旱灾害，士兵和百姓都已疲惫不堪，而工程建设却比以前加倍，劳役也超过了往昔。我们进不能消灭敌人，退不能安抚民众。屋顶漏雨，下面的人最先知道。不过，迷途知返，说明走失得还不远；犯了过错而能改正，就等于没有犯错。现在我们将要休养生息，暂且将刘备搁置在高山上，将孙权沉入深渊里，把他们割除抛弃，置之不理。我的车驾将于本月中旬抵达谯县，驻守在淮河、汉水一带的各路军队，也都各自返回驻地，不必在腊祭前回师西归了。”）

魏明帝即位后，王朗被进封为兰陵侯，增加食邑五百户，连同之前的一共一千二百户。他奉命前往邺城视察文昭皇后的陵墓，途中见到有些百姓生活困苦。当时朝廷正在营建宫室，王朗便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多次颁布恩德诏书，天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臣最近奉命北行，在往返的路上，听闻民众的徭役繁重，其中很多是可以免除或削减的。希望陛下能再次垂听臣子迟来的劝谏，以此来筹划制服敌寇。从前大禹想要拯救天下的巨大祸患，所以先是简陋自己的宫室，节俭自己的衣食，因此能够拥有九州，建成五服之制。越王勾践想要扩张他在御儿（吴国边境戍地名）的疆土，在姑苏擒杀夫差，所以也是约束自身，惠及家族，节俭家用来施惠于国，因此能够吞并五湖，席卷三江，威震中原，称霸华夏。汉代的文帝和景帝也想恢弘祖宗的基业，增光先辈的功绩，所以能割舍建造百金之台的念头，穿着粗丝衣服以示节俭，对内削减御膳开支而不接受地方贡献，对外减少徭役赋税而致力于发展农桑，因此能够号称太平盛世，几乎达到不用刑罚的境地。孝武皇帝之所以能够奋扬军威，开拓疆土，实在是因为祖辈留下的积累素来充足，所以才能成就大功。霍去病，一个中等才能的将领，尚且因为匈奴未灭，而不肯为自己修建府邸。这说明，忧虑长远的人会忽略眼前的享受，致力于外部事务的人会简化内部事宜。从西汉初年到东汉中兴，都是在战争大致平息之后，才开始修建凤阙、德阳殿等宏伟建筑。如今，建始殿足以用来举行朝会，崇华殿足以用来安排后宫事务，华林苑和天渊池也足以用来游览设宴。如果暂且先建成阊阖门外的阙楼，使其足以用来接待远方来朝的使臣，修缮城池，使其足以杜绝敌人逾越，构成国家的坚固屏障，那么其余所有工程，都应该等到丰年再说。一旦把勤于农耕作为首要任务，把操练战备作为核心工作，那么国家就不会有怨言，户口就会增长，人民富足，兵力强盛，到那时敌寇还不归顺、功业还不显赫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之后，王朗转任司徒。

当时，皇帝多次失去皇子，而后宫中受宠幸的嫔妃很少。王朗上疏说：“从前周文王十五岁时生下周武王，最终享有十个儿子的福分，从而光大了姬姓的后代。而周武王年老时才生下周成王，因此周成王兄弟很少。这两位君王，各自树立了圣明的德行，不相上下，但比较他们子孙的福祚，却不相同。这大概是因为生育有早晚，所生的子女有多寡的缘故。陛下的德行与福运兼备于这两位圣君，年龄也比周文王生周武王时要大了，但皇子还未在后宫诞生，藩王也未在掖庭中增多。拿周成王来作比，虽然还不算晚，但若以伯邑考为例，就不能算早了。按照《周礼》的规定，六宫之内有女官一百二十人，但各种经书常说，都以十二人为限，到了秦汉末年，后宫人数甚至以千百来计算。然而，即使人数再多，能得到君主宠幸的有时也很少，这说明‘百斯男’（获得众多儿子）的根本，确实在于专一的情感，而不仅仅在于追求数量多。老臣我内心忧虑，希望国家能有像轩辕黄帝那样拥有二十五个儿子的福祚，但现在连周文王的十个儿子都还没达到，这实在令人忧伤。此外，幼儿时期常常会因被褥太暖和而受苦，过于温暖不利于他们娇嫩的肌肤和脆弱的身体，因此难以防护，容易生病。如果能让幼儿的棉袍不至于太厚，那么他们就一定能保持金石般强健的体魄，寿命可与南山相比。”皇帝批复说：“忠诚到极点的人，言辞就恳切；关爱深厚的人，话语就深刻。您既为此费心劳神，又亲自动笔写下这番顺理成章的建议，我反复阅读您的美言，心中无比欣喜。我继承人尚未确立，让您为此担忧，我恭敬地接纳您的忠言，希望能听到更多好的规劝。”

王朗著有《易经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以及他所写的奏议、论记等文章，都流传于世。

（《魏略》记载：王朗本名王严，后来改为王朗。《魏书》记载：王朗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性情严谨正直、有原则，很有威仪，恭敬节俭，从不接受姻亲和表亲送的礼物。他常常讥讽世俗之人有好施舍的名声，却不体恤贫穷卑贱的人，所以他用钱总是优先救济急需帮助的人。）

太和二年（公元228年）王朗去世，谥号为成侯。他的儿子王肃继承了爵位。当初，文帝（曹丕）分出王朗的食邑户数，想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列侯，王朗却请求将这个爵位封给自己的侄子王详。

王肃字子雍。十八岁时，跟随宋忠学习《太玄经》，并为该书写了新的注解。

（王肃的父亲王朗在给许靖的信中说：王肃出生在会稽。）

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王肃担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公元229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大司马曹真征伐蜀国，王肃上疏说：“兵书上说，‘行军千里运送粮草，士兵就会面带饥色；需要先砍柴生火才能做饭，军队就无法隔夜吃饱’，这说的还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更何况现在是深入险峻的地区，一边开凿道路一边前进，那么士卒的劳苦必然是平地行军的百倍。如今又加上连日大雨，山路陡峭湿滑，军队拥挤无法展开，粮草供应线拉得太长难以接续，这实在是行军作战的大忌。听说曹真将军出发一个多月，行程才走了山谷的一半，修路的苦役全由战士们承担。这就让敌人可以安逸地等待我们疲惫的军队，正是兵家所忌讳的。从前代来看，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曾因时机不成熟而率军出关后又返回；就近事而言，武帝（曹丕）、文帝（曹叡）征讨孙权，也曾兵临长江却最终没有渡江。这难道不就是所谓的顺应天时、审时度势、通晓权宜变通吗！如果百姓们知道圣上因为雨水艰难而让军队休整，等到将来有机会再乘势出击，那么大家就会乐于赴难，奋不顾身了。”于是，朝廷最终停止了这次征蜀行动。王肃又上疏说：“应当遵循旧的礼制，为去世的大臣举行哀悼，并在宗庙进献果品祭祀。”这些建议都被采纳施行。

王肃又上疏陈述政治的根本，说道：“应当裁撤无所事事的职位，削减不急需的俸禄，停止供养食客的开销，合并清闲的官署；要让每个官职都有明确的职责，官员能胜任其职务，其职务必须有相应的俸禄，俸禄足以取代他务农的收入，这既是古代的常规制度，也是当今应该实行的。官员数量少而俸禄优厚，那么国家的开支就会减少，官员入仕的积极性也会被激励。官员有了积极性，就会各自施展才华，而不会相互依赖。官员用言辞奏事，朝廷用功绩来明确考核，能否胜任，全由陛下心中评判。因此，唐尧、虞舜之时设置官职，分别授予公卿，让他们各司其职，当时只有龙担任纳言一职，相当于今天的尚书，仅仅负责传达皇帝的命令。夏、商两代的情况已无法详细考证。《甘誓》中提到‘六事之人’，说明当时六卿也是执掌具体事务的。周代的官制就非常完备了，天子每五天听政一次，公卿大夫都来上朝，由司士辨别他们的位次。礼书记载说：‘坐而论道的人，称为王公；起而行之的人，称为士大夫。’到了汉代初年，模仿前代制度，公卿大臣都亲自处理政务后才上朝。所以汉高祖（刘邦）会亲自去追赶逃走的周昌，汉武帝可以远程认可汲黯的奏事。汉宣帝让公卿五天一朝，到了汉成帝才开始设置五位尚书。从此以后，制度逐渐败坏，朝廷礼仪也就废弛了。应当恢复五日一朝的制度，让公卿和尚书都带着具体事务上朝进见。让废弃的礼仪得以复兴，光大圣明的基业，这真是所谓的名声美好而实效丰厚啊。”

青龙年间（公元233-237年），山阳公（汉献帝）去世，他是汉朝的末代君主。王肃上疏说：“从前唐尧禅位给虞舜，虞舜禅位给夏禹，新君都是在为前代君主守了三年丧期之后，才正式登上天子之位。因此，前任君主的帝号没有受损，君臣之礼也得以保存。如今山阳公顺应天命，回应民望，将帝位禅让给大魏，自己退居宾客之位。山阳公侍奉魏国，不敢不尽臣节；魏国对待山阳公，给予优厚的尊崇而不以臣子相待。等到他去世，棺木、入殓的规制，车驾、随从的仪仗，都等同于君王，因此远近之人都归服仁德，认为这是极美的善举。况且，汉朝总称帝与皇的名号，称为‘皇帝’。有单独称‘帝’的，却没有单独称‘皇’的，那么‘皇’就是其中稍轻一等的称号。所以，在高祖（刘邦）时期，天下没有两个王，他的父亲在世时让他称为‘太上皇’，就表明这没有两个君王的嫌疑。何况如今是在他去世后追赠称号，可以让他称‘皇’以配享他的谥号。”明帝没有听从让他称“皇”的建议，而是追谥他为汉孝献皇帝。

（孙盛说：德行与神明相合的称为‘皇’，德行与天地相合的称为‘帝’。因此，三皇创立了名号，五帝紧随其后。这样看来，‘皇’的称号比‘帝’更为崇高。王肃却说‘皇’是较轻的称号，这难道不荒谬吗！ 臣裴松之认为：上古时期称呼的顺序是皇、后、帝，其次才说三皇、五帝，皇在帝之前，确实如孙盛所言。然而，汉朝的各位皇帝，虽然尊称自己的父亲为‘皇’，但实际上他们是尊贵而无职位，崇高而无臣民，与‘帝’相比，能不说是较轻的称号吗！魏国沿袭汉朝的礼制，名号没有改变。孝献皇帝驾崩，怎能去援引远古的意义呢？王肃所说的，大概是依据汉朝的制度而言的。说他荒谬，其实是在讥讽汉朝的制度，而不是在责难王肃。）

之后，王肃以散骑常侍的身份兼任秘书监，并兼管崇文观祭酒之职。景初年间（公元237-239年），朝廷大规模兴建宫室，导致百姓荒废农业，朝廷的信用未能巩固，刑罚杀戮也显得仓促草率。王肃上疏说：“大魏王朝继承了历代帝王的基业，但人口稀少，战争尚未平息，实在应该让民众休养生息，用安定的政策施惠于远近百姓。要积累物资储备、让疲惫的民众得以休息，关键在于减少徭役、鼓励农耕。如今宫殿尚未建成，工程没有完结，物资运输和人员调动频繁，辗转供应。这导致壮丁因劳作而筋疲力尽，农民离开自己的田地，种粮食的人少，吃粮食的人多，旧粮已经耗尽，新粮却接不上来。这是国家的大患，并非长远的防备之策。现在我看到参与工程的有三四万人，九龙殿足以让圣体安居，其内部也足以容纳六宫嫔妃，显阳殿也即将完工，只有泰极殿前面的工程量还很大，而眼下正值严冬，役夫们容易生病。我诚恳地希望陛下能颁布仁德的命令，下达明确的诏书，深切体恤役夫的疲劳，怜悯百姓的贫困，从吃官粮的士卒中，选出那些非执行紧急要务的人，挑选其中的壮丁，留下万人，让他们轮流服役，所有人都知道有休息替换的日子，那么大家就都会愉快地工作，虽然劳累却不会心生怨恨。这样算下来，一年可以有三百六十万个工日，也不算少。原本计划一年完成的工程，可以放宽到三年。将其余的劳力都遣返回乡，让他们从事农业，这才是无穷无尽的长远之计。当仓库里有满溢的粮食，百姓有富余的劳力时，用这样的国力来兴办工程，有什么工程不能建成呢？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行教化，有什么教化不能成功呢？对民众守信，是国家的至宝。孔子说：‘自古以来人终有一死，但国家若没有信用就无法立足。’那小小的晋国，微不足道的重耳（晋文公），想要动员他的民众，也是先展示信用。因此，原城虽然准备投降，但因为顾及晋文公的信用而最终归附。晋文公凭借此信用，一战而称霸，至今仍被人称颂。先前陛下准备巡幸洛阳，征发民众修建营垒，有关部门命令说营垒建成后就遣散民众。建成之后，官员们又贪图他们的劳力，没有按时遣散。这些官员只图眼前的便利，不顾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我愚见认为，从今往后，如果再役使民众，应该明确下令，务必如期遣散。如果后续还有工程，宁可重新征发，也不要失信。凡是陛下临时下令处决的，都是有罪的官吏和该死的人。然而，普通百姓并不知情，认为这是草率行事。所以我希望陛下能将这些人交给司法官员处理，并公布他们的罪行。同样是处死，不要让他们在宫中被杀而引起远近的猜疑。况且人命至关重要，生命难以复生而轻易被剥夺，一旦气绝就无法延续，所以圣贤都非常慎重。孟子曾说，杀死一个无辜的人来换取天下，仁德的人是不会做的。汉代时，曾有个人冲撞了皇帝的警卫，惊动了御驾的马匹，廷尉张释之上奏请求判处罚金。汉文帝觉得判得太轻，张释之说：‘如果在当时，皇上命令把他杀了也就算了。但现在案件已交给廷尉处理。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一旦有所偏颇，天下所有法律的执行都会随之或轻或重，那百姓将如何安放自己的手脚呢？’我认为张释之这番话大错特错，不是忠臣应该说的话。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难道天子本人反而可以糊涂行事吗？这种说法是看重自己而轻视君主，是极大的不忠。周公说：‘天子没有戏言；一说出口，史官就会记录下来，乐师会传唱，士人会称引。’言语尚且不能开玩笑，何况是实际行动呢？所以，张释之的话不可不审察，而周公的告诫不可不效法。”王肃又陈述说：“各种没有用处的鸟兽，却耗费着草料、粮食和人力，都应该予以清除。”

明帝曾经问王肃：“汉桓帝时，白马县令李云上书说：‘帝这个字，有审察明辨（谛）的意思。而现在的皇帝似乎不想审察明辨了。’他为什么没有被处死呢？”王肃回答说：“这只是因为他的言辞没有掌握好分寸。追溯他的本意，都是想要竭尽心力，为国家有所补益。况且，帝王的威严胜过雷霆，杀死一个平民，如同碾死一只蝼蚁。如果能宽容赦免他，就可以向天下展示您能够容纳直言，彰显您的广阔德行。所以我认为，杀掉他未必是正确的。”明帝又问：“司马迁因为遭受了宫刑，内心怀有深藏的怨恨，他撰写《史记》时，通过非议来贬低汉武帝，令人读来切齿痛恨。”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述史事，不凭空赞美，也不隐瞒过错。刘向、扬雄都佩服他善于叙事，具有优秀史官的才能，称他的著作为‘实录’。汉武帝听说司马迁撰写《史记》，便取来孝景帝和自己的本纪阅览，看后勃然大怒，将书简削掉文字后扔了。所以至今这两篇本纪只有目录而没有原文。后来司马迁又遭遇李陵的事件，才被下到蚕室处以宫刑。这说明，那种深藏的怨恨在于汉武帝，而不在于司马迁。”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王肃出京担任广平太守。后因公事被征召回京，拜为议郎。不久后，担任侍中，又升任太常。当时，大将军曹爽独揽大权，任用何晏、邓飏等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谈论时政时，王肃严肃地说：“这帮人就是汉代弘恭、石显一类的货色，怎么还能被称道呢！”曹爽听到这话后，告诫何晏等人说：“你们要多加小心！公卿们已经把你们比作前代的奸恶小人了。”后来王肃因涉及宗庙的事务被免官。之后，又担任光禄勋。当时有两条一尺长的鱼，聚集在武库的屋顶上，有关官员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王肃说：“鱼本应生活在深渊之中，却爬到了屋顶之上，这说明披着鳞甲的物类失去了它应在的位置。边疆的将领恐怕将有弃甲溃败的变故吧？”这之后果然发生了东关之战的失败。不久，王肃调任河南尹。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王肃以代理太常的身份持节，护卫法驾，到元城迎接高贵乡公曹髦即位。这一年，天空出现一道白气横贯长空，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询问王肃这是什么征兆。王肃回答说：“这是象征战乱的蚩尤之旗，恐怕东南部将有动乱吧？您如果能修养自身德行来安抚百姓，那么天下乐于安定的人都会归附您的德政，而首先发动叛乱的人必会自取灭亡。”第二年春天，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果然起兵造反。司马景王对王肃说：“过去霍光听了夏侯胜的话，才开始重视儒学之士，这确实是有道理的。安定国家、辅佐君主的策略究竟在哪里呢？”王肃说：“过去关羽率领荆州的军队，在汉水之滨迫使于禁投降，于是产生了北上争夺天下的雄心。后来孙权偷袭并控制了他将士的家属，关羽的军队一夜之间就瓦解了。如今淮南叛军将士的父母妻儿都在内地，只要我们迅速前往防守，阻止他们前进，就必然会出现像关羽军队那样土崩瓦解的局面。”司马景王听从了他的建议，最终击败了毌丘俭和文钦。此后，王肃升任中领军，加授散骑常侍，食邑增加三百户，连同之前的一共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去世，为他穿丧服送葬的门生有数百人之多。朝廷追赠他为卫将军，谥号为景侯。他的儿子王恽继承爵位。王恽去世后，因为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朝廷封王肃的孙子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年间（公元264-265年），朝廷建立五等爵位制度，因王肃在前朝功勋卓著，改封王恂为氶子。

（《世语》记载说：王恂，字良夫，见识通达，在朝为官忠诚正直。他历任河南尹、侍中，在任上都有很好的声誉。他内心为公，有不顾自身的节操。鬲县县令袁毅赠送他一匹骏马，王恂知道他为人贪财，便没有接受。袁毅最终果然因为贪污受贿而败亡。王恂还建立了太学和国子学，尊崇弘扬五经，这些都是他倡导建立的。他去世时年仅四十余岁，被追赠为车骑将军。）

当初，王肃擅长贾逵、马融的学说，但不喜好郑玄的学说。他收集并整合了各家学说的异同，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左氏传》作注解，并审定了他父亲王朗所作的《易传》，这些著作都被列为官方教材。他所撰写的驳斥和论证朝廷典章制度、郊祀、宗庙、丧葬礼仪以及各项事务轻重缓急的文章，总计有一百多篇。当时乐安人孙叔然，

（臣裴松之按语：孙叔然的个人名讳与晋武帝司马炎相同，所以这里称呼他的字。）

曾在郑玄门下学习，被人称为“东州大儒”。朝廷征召他担任秘书监，他没有赴任。王肃汇集古代圣贤的言论写成《圣证论》来批评郑玄学说的短处，孙叔然则撰文反驳并加以解释，他还为《周易》、《春秋例》、《毛诗》、《礼记》、《春秋》三传、《国语》、《尔雅》等典籍作注，另外还著有十多篇著作。从魏国初年被征召的炖煌学者周生烈，

（臣裴松之按语：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的《论语集解》中收录了周生烈的《义例》，他其余的著作，记载于晋武帝时期的《中经簿》中。）

到魏明帝时期，大司农、弘农人董遇等人，也陆续为经传作注，其著作在当时颇为流传。

〈《魏略》记载：董遇，字季直，生性言语迟钝但很好学。兴平（公元194-195年）年间，关中地区动乱，他与哥哥季中一起投靠将军段煨。他靠背柴贩卖为生，但身边常常带着经书，一有空闲就拿出来诵读。他的哥哥因此嘲笑他，但董遇不曾改变。到建安（公元196年）初年，王室法纪稍稍建立，他被郡里举荐为孝廉，逐渐升迁为黄门侍郎。当时，汉献帝已将政务委托给太祖（曹操），董遇日夜在皇帝身边侍讲，深得天子的喜爱和信任。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许都的百官伪造诏书作乱，董遇虽然没有参与密谋，但仍然被逮捕送到邺城，转任为闲散的官职。他曾跟随太祖（曹操）西征，途经孟津时，路过弘农王（汉少帝）的陵墓。太祖（曹操）犹豫着是否应该拜谒，询问左右，但身边的人都无法回答。于是董遇越级上前说：“根据《春秋》的义理，国君即位不满一年就去世的，不能算作正式的君主。弘农王在位时间很短，又被暴臣所控制，最终被降为藩王，因此不应该去拜谒他的陵墓。”太祖（曹操）听后便直接通过了。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董遇出任郡守。明帝（曹叡）时期，他入朝担任侍中、大司农。几年后，因病去世。起初，董遇精通《老子》，并为之作了训诂注释。他又擅长《左氏传》，并且用朱、墨两种颜色标记以作区别。有人想拜他为师，董遇不肯教，却说：“必须先把书读一百遍。”意思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求学的人说：“苦于没有时间。”董遇说：“应当利用‘三馀’时间。”有人问“三馀”是什么意思，董遇回答说：“冬天，是一年里的空余时间；夜晚，是一天里的空余时间；阴雨天，是四季中的空余时间。”因此，很少有学生跟随董遇学习，他用朱墨批注的经书也就没有人继承下来了。《世语》记载：董遇的儿子董绥，官至秘书监，也很有才学。齐王司马冏的功臣董艾，就是董绥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