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昱、孙晓、郭嘉、董昭、刘晔、蒋济、刘放

程昱，字仲德，是东郡东阿县人。

他身高八尺三寸，长着一副漂亮的胡须。

黄巾军起事时，东阿县的县丞王度起兵响应，烧毁了官府的仓库。

县令越过城墙逃跑，官吏和百姓们则背着老人和孩子，向东逃往渠丘山。

程昱派人去侦察王度，发现王度等人虽然占领了空城，却无法守住，于是出城到西边五六里的地方驻扎下来。

程昱对县里的大户薛房等人说：“现在王度等人占了城却不敢待在里面，他们的虚实就可以看清了。这些人不过是想抢掠财物，并没有坚守城池的意志。我们为什么不带领大家返回城中防守呢？况且城墙高大坚固，存粮也多，如果我们现在回去找到县令，共同坚守，王度必然坚持不了多久，一进攻就可以击破他们。”薛房等人都认为他说得对。

但官吏和百姓们不愿听从，说：“贼兵在西边，我们只能往东边逃。”程昱对薛房等人说：“这些愚昧的百姓，没法和他们商议大事。”于是，他秘密派遣几名骑兵到东边的山上举起旗帜，让薛房等人看到后，大喊“贼兵已经到了”，随即下山奔向城池。官吏和百姓们惊慌地跟着他们跑，找到县令后，便一同守卫县城。

王度等人前来攻城，无法攻下，便准备撤离。

程昱率领官吏和百姓打开城门，迅速出击，王度等人被击败后逃走了。

东阿县因此得以保全。

初平年间（公元190年-193年），兖州刺史刘岱征召程昱，程昱没有应召。

当时，刘岱与袁绍、公孙瓒都保持着友好关系，袁绍让妻子儿女居住在刘岱这里，公孙瓒也派遣从事范方率领骑兵帮助刘岱。

后来，袁绍与公孙瓒之间产生了嫌隙。

公孙瓒击败了袁绍的军队后，便派使者告诉刘岱，命令他送走袁绍的家眷，并与袁绍断绝关系。

另外下令给范方：‘如果刘岱不肯送还袁绍的家人，你就率领骑兵回来。等我平定了袁绍之后，就要发兵攻打刘岱。’

刘岱为此事商议了多日都无法决定，别驾王彧对刘岱说：“程昱富有谋略，能决断大事。”刘岱于是召见程昱，向他询问计策。程昱说：“如果您抛弃袁绍这个近处的援助，而去寻求公孙瓒那个远方的帮助，这就好比向越国的人求助来救落水的孩子。公孙瓒根本不是袁绍的对手，现在虽然暂时击败了袁绍的军队，但最终一定会被袁绍所擒。只图一时之利而不作长远考虑，将军您最终必将失败。”刘岱听从了他的建议。

范方带领他的骑兵返回，还没到达目的地，公孙瓒就被袁绍彻底击败了。

刘岱上表推荐程昱担任骑都尉，程昱以生病为由推辞了。

刘岱被黄巾军杀害。

太祖（曹操）来到兖州，征召程昱入仕。

程昱准备启程时，他的同乡对他说：“你前后的行为怎么如此矛盾呢！”程昱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

太祖（曹操）与程昱交谈后，对他非常赏识，任命他为寿张县令。

太祖（曹操）征讨徐州时，派程昱与荀彧留守鄄城。

张邈等人反叛，迎接吕布，兖州各郡县纷纷响应，只有鄄城、范县和东阿三地没有动摇。

吕布军中投降的人说，陈宫打算亲自率兵攻取东阿县，另外派氾嶷去攻取范县，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非常恐惧。

荀彧对程昱说：“现在兖州已经反叛，只剩下这三座城池了。陈宫等人正率领重兵逼近，如果我们不能设法坚定城中军民的决心，这三座城池必定会动摇。您是百姓所仰望的人，回去劝说他们，大概可以成功！”于是程昱返回，途经范县，劝说县令靳允道：“听说吕布抓了您的母亲、弟弟和妻儿，作为孝子，这实在让您难以安心！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必定会出现一位受天命、能平定天下动乱的人，这是有智慧的人需要审慎选择的。跟对了主公就能昌盛，跟错了就会灭亡。陈宫反叛并迎接吕布，众多城池都响应他，看似能有所作为，但依您看，吕布是怎样的人呢？吕布这个人，勇猛有余而少有仁爱之心，性情刚愎而不知礼节，只不过是个匹夫之勇罢了。陈宫等人只是因形势而暂时与他联合，不可能长久地辅佐他。他们的兵力虽然众多，但最终必定一事无成。曹使君（曹操）的智谋韬略是世间罕有的，这大概是上天所授予的！您一定要坚守范县，我来防守东阿，那么我们就能建立像田单那样的功业。这与违背忠义、追随恶人，最终导致您和母亲一同丧命相比，哪个更好呢？希望您仔细考虑！”靳允流着泪说：“我绝不敢有二心。”

当时氾嶷已经到了范县，靳允于是前去会见他，然后设下伏兵将其刺杀，随后回来统领军队坚守城池。

（徐众评论说：靳允与曹操之间，君臣名分尚未确立。母亲是至亲，从道义上讲，他应该前去救援。过去王陵的母亲被项羽俘虏，她认为高皇帝（刘邦）必定能得到天下，于是自杀来坚定王陵的志向。只有心中没有牵挂，才能成就臣子为君主尽死的节操。卫国公子开方在齐国做官，多年不回家，管仲认为他既然不思念亲人，又怎能忠爱君主，因此不能让他做国相。所以说，要寻找忠臣，必须从孝子中去挑选，靳允理应先去救自己的至亲。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获后，刘备就让徐庶回去，这说明想夺取天下的人，应该体谅为人子女的心情。曹操也应该放靳允回去。）

程昱又派遣另外一支骑兵部队去切断仓亭津渡口，陈宫率军赶到后，无法渡河。

程昱到达东阿，东阿县令枣祗已经率领官吏和民众，坚决守城抵抗。

此外，兖州从事薛悌与程昱同心协力，最终保全了三座城池，等待太祖（曹操）的归来。

太祖（曹操）回来后，握着程昱的手说：“如果没有您的力量，我就没有可以归去的地方了。”于是上表推荐程昱担任东平相，让他驻守在范县。

（《魏书》记载：程昱年轻时常常梦见自己登上泰山，双手捧着太阳。程昱私下里觉得这个梦很奇异，便告诉了荀彧。等到兖州发生叛乱，全靠程昱才得以保全三座城池。于是荀彧将程昱的梦告诉了太祖（曹操）。太祖（曹操）说：“你最终一定会成为我的心腹。”程昱本名叫程立，太祖（曹操）便在他的名字“立”字上面加上“日”字，给他改名为程昱。）

太祖（曹操）与吕布在濮阳交战，多次失利。

闹起了蝗灾，于是双方各自率兵撤退了。

这时袁绍派人来劝说太祖（曹操）与他结盟，并希望太祖（曹操）把家眷迁到邺城去。

太祖（曹操）刚刚丢失兖州，军粮也已用尽，正准备答应袁绍的要求。

当时程昱正好出使归来，被曹操接见，于是进言道：“我私下听说将军您打算送走家眷，与袁绍结盟，真有这回事吗？”太祖（曹操）说：“是的。”程昱说：“想来将军是因面临困境而心生畏惧了，不然怎么会考虑得如此不深远呢！那袁绍占据着燕、赵一带，虽有吞并天下的野心，但其智谋却不足以成事。将军您自己衡量一下，能甘心做他的下属吗？将军您具备龙虎之威，难道肯去做韩信、彭越那样为人臣属的事吗？如今兖州虽然残破，但还保有三座城池；能征善战的士兵，也不下一万人。凭将军您的神威武略，加上有荀彧和我程昱等人辅佐，将这些力量收拢并加以运用，称霸天下的王业是可以成就的。希望将军您再三思量！”太祖（曹操）于是打消了那个念头。

（《魏略》记载程昱劝说太祖（曹操）说：“从前田横是齐国的世家大族，他们兄弟三人都曾相继为王，占据着千里（齐国）疆土，拥有百万之众，与其他诸侯一样南面称王。后来高祖（刘邦）取得了天下，田横却要考虑沦为降虏。在那个时候，田横心里怎么能甘心呢！”太祖（曹操）说：“是啊。这确实是大丈夫所能遭受的最大耻辱。”程昱说：“我虽然愚钝，不懂得大局，但我认为将军您的志向，还不如田横。田横不过是齐国的一个壮士罢了，尚且为给高祖（刘邦）称臣而感到羞耻。如今听说将军您想把家眷送到邺城去，准备向北面朝拜侍奉袁绍。凭将军您的聪明神武，反而不以屈居于袁绍之下为耻，我私下里都替将军感到羞愧！”这之后的话与本传的记载大致相同。）

天子（汉献帝）在许县建都后，任命程昱为尚书。

由于兖州尚未完全平定，又任命程昱为东中郎将，兼任济阴太守，总管兖州的军政事务。

刘备丢失徐州后，前来投奔太祖（曹操）。

程昱劝说太祖（曹操）杀掉刘备，但太祖没有听从。

这件事的详细记载在《武帝纪》中。

后来又派遣刘备前往徐州拦截袁术，程昱和郭嘉劝谏太祖（曹操）说：“您前些天没有除掉刘备，我们实在是考虑不周。现在借兵给他，他必定会产生异心。”太祖（曹操）听后感到后悔，派人去追赶，但已经来不及了。

恰逢袁术病死，刘备到达徐州后，随即杀掉了徐州刺史车胄，起兵背叛了太祖（曹操）。

不久之后，程昱升任为振威将军。

袁绍驻扎在黎阳，准备南渡黄河。

当时程昱有七百名士兵镇守鄄城，太祖（曹操）听闻此事，派人告诉程昱，打算为他增派两千兵力。

程昱不同意，说：“袁绍拥有十万大军，自认为所向无敌。现在他看到我的兵力很少，必定会轻视我而不来进攻。如果增加我的兵力，他路过时就不能不攻打了，一旦开战他必定能攻克此城，这只会白白让双方都蒙受损失。希望主公您不要怀疑！”太祖（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

袁绍听说程昱的兵力很少，果然没有前来进攻。

太祖（曹操）对贾诩说：“程昱的胆识，真是超过了古代的勇士孟贲和夏育啊。”

程昱招募了在山林湖泽间逃亡的人，从中挑选出几千名精锐士兵，然后率领军队到黎阳与太祖（曹操）会合，共同讨伐袁谭和袁尚。

袁谭和袁尚被打败逃走后，程昱被任命为奋武将军，并受封为安国亭侯。

曹操征伐荆州时，刘备逃往东吴。

当时议论的人都认为孙权必定会杀死刘备，程昱却预测说：“孙权刚刚掌权，在国内的威望尚未稳固。曹操天下无敌，刚刚攻下荆州，威势震动长江以南地区，孙权虽然有谋略，却无法单独对抗。刘备素有英雄之名，关羽、张飞又都是万人敌的猛将，孙权必定会借助刘备的力量来抵御我们。在这种联盟破裂则局势难以挽回的情况下，刘备是孙权成就大业的资本，所以是绝不可能被杀掉的。”孙权果然给了刘备很多兵力，让他以此来抗衡曹操。

此后，中原地区逐渐平定，曹操抚着程昱的后背说：“当年在兖州失败的时候，若不是采纳了你的计策，我怎么会有今天呢？”

程氏家族的人为他摆设牛酒盛宴，程昱说：“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屈辱，我是时候该引退了。”于是他主动上表交还兵权，从此闭门不出。

（《魏书》记载：曹操征讨马超时，文帝（曹丕）留守都城，让程昱担任参军。当时田银、苏伯等人在河间反叛，文帝派遣将军贾信前去讨伐。有一千多名叛贼请求投降，议事的人都认为应该按照旧法处置（即全部处死）。程昱说：“所谓诛杀投降者，是指在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候，对那些被包围后才投降的人不予赦免，以此来威慑天下，为后来的敌人指明早降才是出路，从而避免陷入被围攻的境地。如今天下大局已基本平定，况且叛乱就发生在国都附近，这些是必定会投降的贼寇，杀了他们也起不到威慑作用，不符合当初制定诛降政策的本意。我认为不能杀；即便要杀，也应该先上报请示。”众议官说：“军事行动有专断之权，不必事事请示。”程昱没有回答。文帝（曹丕）起身进入内室，特地召见程昱说：“您是不是还有话没有说完？”程昱回答：“所谓专断之权，是指面临突发的紧急情况，在呼吸之间就需做出决断的时刻。如今这些贼寇已在贾信的掌控之中，不会有朝夕之间的变故。所以老臣不希望将军您（指曹丕）擅自行事。”文帝（曹丕）说：“您考虑得非常周到。”于是立刻将此事禀告曹操，曹操果然下令不杀降兵。曹操回来后，听说了这件事，非常高兴，对程昱说：“你不仅精通军事计谋，还善于处理我们父子之间的事情啊。”）

程昱性情刚烈暴躁，时常与人发生冲突。

有人告发程昱图谋造反，太祖（曹操）反而对他赏赐和待遇更加优厚。

魏国建立后，程昱担任卫尉，因为和中尉邢贞争论仪仗威严的礼节问题，被免去了官职。

文帝（曹丕）即位后，程昱再次被任命为卫尉，晋封为安乡侯，增加了三百户食邑，连同之前的一共达到八百户。

朝廷还从程昱的封邑中分出部分，封他的小儿子程延和孙子程晓为列侯。

正准备任命他为三公之一时，恰好程昱去世了，文帝（曹丕）为此流下了眼泪，追赠他为车骑将军，谥号为肃侯。

〈《魏书》记载：程昱当时八十岁。《世语》记载：当初，太祖（曹操）缺乏粮食，程昱在他的家乡县城掠夺，供应了三天的军粮，其中还夹杂着人肉干，因此失去了朝中众人的期望，所以他的官位最终没能达到三公。〉

他的儿子程武继承了爵位。

程武去世后，他的儿子程克继承了爵位。

程克去世后，他的儿子程良继承了爵位。

程晓在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担任黄门侍郎。

（《世语》记载：程晓字季明，博学通达，见识广博。）

当时，校事官横行霸道，程晓上书进谏说：

《周礼》上说：‘设立官职，区分职责，以此作为民众的准则。’《春秋传》也说：‘天有十日（意指天无二主），人有十等（意指等级分明）。’因此愚笨的人不能凌驾于贤能者之上，卑贱的人也不能凌驾于高贵者之上。于是朝廷选拔任用圣贤之人，为他们树立良好的声誉。通过功绩来明确考核，经过九年评定政绩。每个人都恪守自己的职责，思想和行为不超越自己的本分。所以，从前栾书想要拯救晋侯，他的儿子因非其职而不听从；有人死在街上，邴吉因非其责而不过问。君主不奖赏职责之外的功劳，臣下不谋求本分之外的赏赐，官员没有兼管数个部门的权力，百姓没有同时服两种徭役的负担，这实在是治国的关键原则，也是安定与混乱的分水岭。纵观古代典籍，近察秦汉历史，虽然官职名称有所改变，职责分工有所不同，但在尊崇上级、抑制下属、明确职权分工这些方面，道理是完全一致的。起初并没有校事官这种干预各项政务的职位。过去武皇帝（曹操）开创大业之初，各种官职尚未完备，军队征战辛劳，民心不安，有些小罪不能不查，所以设置了校事官，只是为了能总揽处理所有事务，但对他们的约束和控制有方，不至于放纵妄为。这是争霸时代的权宜之计，并非帝王治世的常规制度。后来，校事官逐渐得到信任和重用，这反而成了国家的弊病，辗转相沿，没有人从根本上纠正。于是就导致他们上能监察宫廷宗庙，下能管辖各个官署，其官位没有固定职能，权力没有明确界限，可以随心所欲，任意妄为。法令由他们笔下产生，而不依据国家科条诏令；案件在他们府内定罪，而不顾及复审程序。他们选拔下属，把谨慎稳重看作是粗心疏忽，把蛮横放纵看作是贤明能干。他们处理事务，把严酷残暴当作是公正严明，把遵循事理看作是胆小怯弱。对外，他们借着皇帝的威严来营造声势；对内，他们招揽一群奸邪小人作为心腹。大臣们耻于与他们分享权力，只能忍气吞声而不进言；小人物们畏惧他们的权势，心中愤懑却无处申诉。以至于让尹模这样的人公然在眼皮底下为非作歹；他的罪恶之显著，连路人皆知，而他细小的过错，多年来都未曾听闻。这既不符合《周礼》设置官职的本意，也不符合《春秋》等级分明的原则。如今，朝廷外有公卿将校统领各个部门，内有侍中、尚书处理纷繁政务，司隶校尉督察京城地区，御史中丞总管宫殿事务，这些职位都选拔了贤良的人才来担任，并申明法令诏书来监督他们的过失。如果这些贤能之士尚且不足以胜任，那么校事这种小吏就更不值得信赖了。如果这些贤臣都能各尽其忠，那么区区校事官也就毫无用处了。如果另选国家杰出的人才来担任校事，那也只不过是给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重叠增设一个官职罢了。如果仍像过去那样选人，那么尹模那样的奸恶之徒今天就会再次出现。反复推敲，校事官实在没有任何用处。从前桑弘羊为汉朝谋求财利，卜式却认为只有烹杀桑弘羊，天才肯下雨。如果说政治的得失一定会感动天地，那么我担心水灾旱灾的发生，未必不是由校事官所引起的。曹国国君曹恭公疏远君子，亲近小人，《国风》借此对他进行讽刺。卫国国君卫献公抛开大臣，与小臣商议国事，他的母亲定姜认为这是有罪的。即便校事官对国家有利，但从礼义的角度来说，它的存在尚且伤害大臣们的心，更何况如今他们的奸邪已经暴露，却还不废除，这就如同有了过失而不弥补，迷失了方向而不返回啊。

因此，校事官这一职位最终被废除了。

刘晓后来转任汝南太守，在四十多岁时去世。

（《晓别传》记载：刘晓写了大量文章，但多数已经亡佚，现存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是颍川郡阳翟县人。

（《傅子》中说：郭嘉年轻时就胸怀远大的谋略。汉朝末年，天下将要大乱。他自二十岁成年起便隐匿行踪，秘密结交英雄豪杰，不与世俗之人来往，所以当时的人大多不知道他，只有有识之士才认为他是奇才。二十七岁那年，他被司徒府征召任职。）

起初，郭嘉向北去拜见袁绍，对他手下的谋臣辛评、郭图说：“明智的人在选择主公时会十分审慎，所以才能百战百胜，建立功名。袁公只知道模仿周公礼贤下士的样子，却不懂得任用人才的关键。他头绪繁多却抓不住要领，喜欢谋划却缺乏决断，想和他共同拯救天下大难，奠定霸王之业，实在是太难了！”于是，郭嘉便离开了他。

在此之前，颍川郡的戏志才是一位善于出谋划策的谋士，太祖（曹操）非常器重他。

他很早就去世了。

太祖（曹操）写信给荀彧说：“自从戏志才去世后，就再也没有可以商议大事的人了。汝南、颍川一带向来多有奇才，谁能接替他呢？”于是荀彧推荐了郭嘉。

（曹操）召见郭嘉，与他共同商议天下大事。

太祖（曹操）说：“能帮助我成就大业的人，必定就是他了。”郭嘉出来后，也高兴地说：“这真是我理想的主公啊。”于是太祖（曹操）上表任命他为司空军祭酒。

(《傅子》记载：太祖（曹操）对郭嘉说：“袁绍拥有冀州的军队，青州、并州也都听从他，地盘广阔，兵力强盛，却屡次表现出不恭顺。我想讨伐他，但实力恐怕不敌，该怎么办呢？”郭嘉回答说：)

刘邦和项羽的实力不对等，是您所熟知的事情。

汉祖（刘邦）仅仅是凭借智谋取得了胜利；项羽虽然强大，最终还是被他击败了。

我（郭嘉）私下分析，袁绍有十个必败的因素，而您（曹操）有十个必胜的条件，所以即使他的兵力再强大，也终究无所作为。

袁绍讲究繁文缛节、礼仪繁多，而您（曹操）则顺应自然本性，这是在“道”上胜过他的第一点。

袁绍以叛逆之名起兵，而您尊奉朝廷，顺应大义来统率天下，这是道义上的第二点胜出之处。

汉朝末年，政令失之于宽纵；袁绍也想用宽容来治理，所以无法整肃纲纪；而您用严明的法纪来纠正，使得上下都知晓法度，这是治理能力上的第三项优势。

袁绍表面宽宏大量，内心却多有猜忌，任用人时总是心存怀疑，所任用的不过是亲戚子弟；而您外表简约，内心精明，用人无疑，唯才是举，不分亲疏远近，这是气度上的第四项优势。

袁绍计谋虽多却缺少决断，常常错过时机；而您一旦定下计策便立刻实行，随机应变的能力无穷，这是谋略上的第五项优势。

袁绍凭借家族数代积累的声望，喜欢高谈阔论、礼贤下士来收买名誉，所以那些夸夸其谈、注重虚表的人大多归附于他；而您以至诚之心待人，坦率行事，不求虚名，以节俭率领部下，对有功之人赏赐毫不吝啬，因此那些忠诚正直、有远见、有真才实学的士人都愿意为您效力，这是品德上的第六项优势。

袁绍看见别人饥饿寒冷，怜悯同情的神色会流露于脸上；但他看不到的地方，就可能考虑不周了。这不过是所谓的妇人之仁罢了。而您（曹操）对于眼前的小事，有时会有所忽略，但涉及到关系天下的大事，您所施加的恩惠都超出人们的期望，即使是您亲眼看不到的地方，也能周全地考虑到，无不救济。这是仁德上的第七个优势。

袁绍的臣子们争权夺利，谗言离间之风盛行，导致朝政混乱。而您（曹操）以正道统御下属，暗中的挑拨离间无法得逞。这是明察上的第八个优势。

袁绍是非不分，行事没有准则。而您（曹操）对于正确的行为，用礼节来褒奖；对于错误的行为，用法度来纠正。这是文治上的第九个优势。

袁绍喜欢虚张声势，不懂得用兵的要领。而您（曹操）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将士们都信赖依靠您，敌人也对您心怀畏惧。这是武功上的第十个优势。

（太祖（曹操）笑着说：“像您说的那样，我有什么德行能配得上这些赞誉呢！”郭嘉又说：“袁绍正在向北攻击公孙瓒，我们可以趁他远征的机会，向东攻取吕布。如果不先拿下吕布，一旦袁绍前来进犯，吕布就会成为他的援军，这将是极大的祸患。”太祖（曹操）说：“说得对。”）

征讨吕布时，（曹操）三战都击败了他，吕布于是退回城中坚守。

当时士兵们都很疲惫，太祖（曹操）打算率军撤回，郭嘉劝说太祖（曹操）加紧攻城，最终擒获了吕布。

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记载在《荀攸传》中。

（《傅子》中记载：太祖（曹操）想要率军撤退，郭嘉说：“从前项羽七十多次战斗，从未败北，但一朝失势就身死国亡，是因为他只凭恃勇力而没有谋略。如今吕布每战必败，士气低落、力量耗尽，内外交困。吕布的威势远不如项羽，而他面临的困境和失败却超过了项羽，如果能趁着胜利的势头猛攻，就一定能活捉他。”太祖（曹操）说：“说得好。”《魏书》中记载：刘备前来投奔，（曹操）任命他为豫州牧。有人对太祖（曹操）说：“刘备胸怀大志，现在不早点除掉他，将来必定成为祸患。”太祖（曹操）就此事询问郭嘉，郭嘉回答说：“确实如此。但是，您兴起义兵，是为百姓剷除暴乱，凭藉着真诚和信义来招揽杰出人才，还担心招揽不到。现在刘备有英雄的名声，却因为走投无路来投靠您，您反而杀害他，这就会落下残害贤才的恶名。那么，有才智的人都会心生疑虑，转而选择其他的主公，您还能和谁一起平定天下呢？为了剷除一个人的隐患，却损害了天下人对您的期望，这是关系到安危的关键时刻，不能不审慎考察！”太祖（曹操）笑着说：“您说得对。”《傅子》又记载：当初，刘备前来投降，太祖（曹操）用对待宾客的礼节款待他，让他担任豫州牧。郭嘉对太祖（曹操）说：“刘备有雄才大略而且深得人心。张飞、关羽都是能以一当万的勇将，甘愿为他效死。我观察刘备，他终究不会屈居人下，他的图谋难以预测。古人有言：‘一日放纵敌人，会造成几代人的祸患。’应该早点处置他。”当时，太祖（曹操）正尊奉天子来号令天下，广招英雄以彰显自己的信义，所以没有采纳郭嘉的计策。等到太祖（曹操）派刘备去截击袁术时，郭嘉和程昱一同乘车前去劝谏太祖（曹操）说：“放走刘备，他一定会生变！”当时刘备已经离开，果然就起兵反叛了。太祖（曹操）非常后悔没有听从郭嘉的话。考察《魏书》的说法，与《傅子》的记载正好相反。）

孙策转战千里，完全占有了江东地区。当他听说太祖（曹操）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时，准备渡过长江向北袭击许都。

众人听说后都感到恐惧，郭嘉分析道：‘孙策刚刚吞并江东地区，所诛杀的都是些英雄豪杰，这些人都是能让手下为他拼死效力的人物。然而孙策为人轻率而不加防备，虽然号称拥有百万大军，却与独自一人行走在中原没什么两样。若有刺客埋伏袭击，他不过是一个人的对手罢了。在我看来，他必定会死在普通人之手。’孙策进军到长江边还未渡江，果然被许贡的门客所杀。

（《傅子》中记载：太祖（曹操）打算尽快征讨刘备，但谋士们担心大军出动后，袁绍会从背后偷袭，从而陷入进不能战、退失根据地的困境。此事记载于《武帝纪》。太祖（曹操）心存疑虑，便向郭嘉征求意见。郭嘉劝说太祖（曹操）道：“袁绍性情迟缓多疑，就算来犯，速度也必定不快。刘备刚刚起兵，人心尚未归附，趁机迅速攻击他，必能取胜。这是关乎存亡的关键时机，不可错失。”太祖（曹操）说：“好。”于是向东征讨刘备。刘备战败后投奔了袁绍，而袁绍果然没有出兵。我裴松之查考《武帝纪》，发现决定征讨刘备、并料定袁绍不会出兵的决策，都出自太祖（曹操）本人。此处说是采纳了郭嘉的计策，与《武帝纪》的记载不同。此外，本传中提到郭嘉预料到孙策轻率浮躁，必将死于普通人之手，确实是明察事理。但若非有超凡的智慧，是无法预知他具体死于哪一年的。现在他恰好在准备袭击许都的这一年死去，这大概只是事件的巧合罢了。）

郭嘉跟随太祖（曹操）击败袁绍，袁绍死后，又跟随大军在黎阳讨伐袁谭和袁尚，接连打了好几场胜仗。

将领们都想乘胜追击，郭嘉说：‘袁绍疼爱这两个儿子，却没确定继承人。有郭图、逢纪做他们的谋臣，这两人一定会从中挑拨，让兄弟俩反目分裂。如果我们逼得太紧，他们反而会联手抵抗；如果我们放缓攻势，他们内部争权夺利的心思就会生出来。不如我们挥师南下，摆出征伐荆州刘表的姿态，以等待他们内部生变；等他们内乱发生之后再回师攻击，就可以一举平定了。’太祖（曹操）说：‘好。’于是便率军南征。

当大军行至西平时，袁谭和袁尚果然为了争夺冀州而爆发了内斗。

袁谭被袁尚的军队击败，逃到平原郡坚守，并派遣辛毗前来请求投降。太祖（曹操）回军援救袁谭，于是趁势平定了邺城。

之后，太祖（曹操）又在南皮县攻打袁谭，从而平定了冀州。

太祖（曹操）于是封郭嘉为洧阳亭侯。

（《傅子》记载：河北平定之后，太祖（曹操）大量征召青州、冀州、幽州、并州的知名人士，逐渐让他们臣服并任用他们，任命他们为处理政务的属官。这些都是郭嘉的谋略。）

太祖（曹操）准备远征袁尚以及三郡的乌丸部落，部下们大多担心刘表会派刘备偷袭许都来讨伐太祖（曹操），郭嘉说：

主公（曹操）您虽然威震天下，但北方的乌丸人仗着地处偏远，必定不会设防。趁他们毫无防备之时，突然发动攻击，就可以一举消灭他们。况且，袁绍对那里的百姓和少数民族有恩惠，现在袁尚、袁熙兄弟还活着。河北四州的百姓，只是迫于我们的武力才暂时归附，我们尚未施加恩德。如果我们放弃这里去南征荆州，袁尚就会借助乌丸的势力，招揽那些誓死效忠袁氏的旧部，一旦乌丸人有所行动，当地的汉人和少数民族都会响应，这就会助长蹋顿的野心，让他实现觊觎中原的计划，到那时恐怕青州、冀州就不再是我们的了。至于刘表，他不过是个坐而论道的清谈客，自知才能不足以驾驭刘备，重用刘备又怕无法控制，不重用刘备，刘备则不会为他效力。因此，即便我们倾国远征，您也完全不必为后方担忧。

于是太祖（曹操）便率军出征了。

大军行至易县时，郭嘉进言说：“用兵之道，在于神速。如今我们长途奔袭千里，辎重太多，难以快速抓住战机，而且敌人听到风声后，也必然会加以防备；不如留下笨重的物资，率领轻装部队日夜兼程，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太祖（曹操）于是采纳了建议，秘密率军穿过卢龙塞，直捣乌丸单于的王庭。

乌丸的军队听说太祖（曹操）的大军突然到来，惊慌失措地仓促应战。

曹军大败乌丸军，斩杀了单于蹋顿及其麾下的各位名王。袁尚和他的兄长袁熙则逃往辽东。

郭嘉精通谋略算计，通晓事理人情。

太祖（曹操）说：“只有郭嘉能明白我的心意。”郭嘉时年三十八岁，从柳城回来后，病势沉重，太祖（曹操）派去探望病情的人员往来不绝。

等到郭嘉去世，太祖（曹操）亲临其丧，悲痛至极，对荀攸等人说：“各位的年纪都与我相仿，只有郭嘉最年轻。我本打算在天下平定之后，将后事托付给他，没想到他中年夭折，这真是天命啊！”于是上表说：“军祭酒郭嘉，自从跟随我征战以来，已有十一年。每逢重大决策，他总能根据敌情变化制定策略。当我的计策尚未决定时，郭嘉总能帮助我完善。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他的谋略功劳最高。不幸他英年早逝，大业未竟。追忆郭嘉的功勋，实在不能忘记。可以为他增加食邑八百户，连同之前的一共一千户。”

（《魏书》记载太祖（曹操）的上表说：“臣听说褒奖忠臣、尊宠贤士，不一定非要在他们生前；追念功绩，恩泽可以延及他们的后代。因此，楚国孙叔敖的儿子能得到显赫的封赏；岑彭去世后，爵位也能由其旁系子孙继承。已故军祭酒郭嘉，忠诚贤良，品德高尚，性情通达。每逢重大议题，他的见解总能充满朝堂，他持论公正，行事周全，计无遗策。自从军中十余年来，与我出行同车，休息同帐。向东擒获吕布，向西攻取眭固，斩杀袁谭，平定北方，穿越险要关隘，扫平乌丸，威震辽东，并斩杀了袁尚。虽然是借助天子的威严，使得指挥调度变得容易，但每当临阵对敌、发布军令、歼灭凶残的叛逆时，功劳其实都在于郭嘉。正准备表彰他的功绩，他却不幸英年早逝。对朝廷而言，是痛惜一位良臣；对我个人而言，则是痛恨失去了一位奇才。理应追赠郭嘉的封地，使其连同旧有共达一千户，以此褒奖逝者，优待往昔功臣，并激励后来之人。”）

郭嘉的谥号是贞侯。

他的儿子郭奕继承了爵位。

（《魏书》称郭奕通情达理。郭奕字伯益，事见于王昶的《家诫》。）

后来太祖（曹操）征讨荆州归来，在巴丘遇到瘟疫，于是烧毁了船只，感叹道：“如果郭奉孝（郭嘉）还在，绝不会让我落到这个地步。”

（《傅子》记载说：太祖（曹操）又说：“哀伤啊，奉孝！痛心啊，奉孝！可惜啊，奉孝！”）

当初，陈群批评郭嘉品行不端，多次在朝堂上弹劾他，但郭嘉却神色自若，毫不在意。

太祖（曹操）因此更加器重郭嘉，但因为陈群能够坚守正道，也同样欣赏他。

（《傅子》记载：太祖（曹操）在给荀彧的信中，追悼郭嘉说：“郭奉孝（郭嘉）年纪不到四十岁，我们相处了十一年，期间的艰难险阻，都是共同经历的。又因为他通情达理，洞察世事毫无滞碍，我本想将身后之事托付给他，没想到竟然如此突然地失去了他，实在悲痛伤心。如今我上表为他的儿子增加封户至满千户，但这对于逝去的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是我追思怀念的感情实在太深了。况且，奉孝（郭嘉）是真正了解我的人啊；天下能够相互了解的人太少，这也是我如此痛惜的原因。真是无可奈何啊！”在另一封给荀彧的信中又说：“追悼奉孝（郭嘉）的心情，总在心中无法除去。他对于时局和军事的见解，远远超过常人。另外，许多人都害怕疾病，当时南方正有瘟疫，他常说‘我如果去了南方，恐怕就回不来了’。然而和我共同商议计策时，却说应当先平定荆州。这不仅表现出他计策的忠诚厚道，更说明他为建立功业，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为君主尽心竟到了如此地步，怎能让人将他忘记！”）

郭奕担任太子文学，但很早就去世了。

他的儿子郭深继承了爵位。

郭深去世后，他的儿子郭猎继承了爵位。

（《世语》记载说：郭嘉的孙子名叫郭敞，字泰中，有才能和见识，官至散骑常侍。）

董昭，字公仁，是济阴郡定陶县人。

他被推举为孝廉，先后担任瘿陶县县长、柏人县县令，后来袁绍任命他为参军事。

袁绍在界桥迎击公孙瓒时，钜鹿太守李邵和郡中的豪门大族，因为觉得公孙瓒兵力强大，都想要归附公孙瓒。袁绍听说了这件事，便派董昭去治理钜鹿郡。袁绍问他：“你打算用什么方法来控制局面？”董昭回答说：“凭我一个人的微薄之力，无法消除众人的图谋，我打算先引诱他们说出心里话，表面上赞同他们的意见，等到掌握了实情之后，再相机行事来制服他们。具体的计策要到时再定，现在还不能说出来。”

当时郡中的大姓孙伉等几十人是这起图谋的主事者，惊动了官吏和百姓。董昭到达郡中后，伪造了一份袁绍的檄文告知全郡说：“我们抓到了敌人的侦察兵、安平人张吉，他供称敌人将要攻打钜鹿，而城里的原孝廉孙伉等人将作为内应。檄文到达后，立即将他们逮捕，按军法处置，罪行只惩罚本人，妻子儿女不予连坐。”董昭按照檄文的命令，立刻将他们全部斩首。

整个郡的人都惶恐不安，董昭于是依次安抚他们，最终使郡内恢复了平静。事情结束后，董昭向袁绍汇报，袁绍称赞他做得很好。

恰逢魏郡太守栗攀被乱兵杀害，袁绍便让董昭兼任魏郡太守。

当时魏郡境内大乱，盗贼数以万计，他们还派遣使者往来，进行贸易。董昭优待这些使者，趁机利用他们作为间谍，然后乘其不备发动突袭，屡次大败盗贼。两天之内，报捷的紧急军文就送来了三次。

董昭的弟弟董访在张邈的军中。张邈与袁绍有嫌隙，袁绍听信谗言，准备加罪于董昭。董昭想要去拜见汉献帝，走到河内郡时，被张杨挽留。他于是通过张杨上交了印绶，被朝廷任命为骑都尉。

当时太祖（曹操）统领兖州，派遣使者去见张杨，想借道西行前往长安，张杨没有同意。董昭劝说张杨道：“袁绍和曹操虽然眼下算是一家，但这种联合之势不会长久。曹操如今虽然势力较弱，但实在是天下的英雄，您应该主动与他结交。何况现在有机会，您应该替他向朝廷上奏事情，并上表举荐他；如果事情成功了，您与他就能结下深厚的情谊。”张杨于是同意为太祖（曹操）向朝廷上奏，并上表举荐了太祖（曹操）。

董昭替太祖（曹操）写信给长安的各位将领如李傕、郭汜等人，根据他们各自地位的重要性表达了不同的问候和拉拢之意。张杨也派遣使者前去拜见太祖（曹操）。太祖（曹操）赠送给张杨猎犬、战马、金银和布帛，于是（曹操）与长安方面建立了往来。当时天子（汉献帝）在安邑，董昭从河内前往拜见，被皇帝下诏任命为议郎。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太祖（曹操）在许县平定了黄巾军，并派遣使者前往河东。正值天子（汉献帝）返回洛阳，韩暹、杨奉、董承以及张杨等人之间矛盾重重，互不和睦。董昭认为杨奉的兵马最为强大，但同盟者很少，于是替太祖（曹操）写信给杨奉说：

“我与将军您久闻大名、心向往之，故而推心置腹。如今将军拯救天子于危难之中，护送其返回旧都洛阳，这辅佐君主的功绩，举世无双，何等美好啊！当前，各路凶顽扰乱中原，天下不得安宁，皇权江山至关重要，维系辅佐的责任重大；必须依靠众多贤才来廓清朝纲，这实在不是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好比人的心腹与四肢，实在需要互相依赖，缺少任何一部分，身体就不完整。将军您应当在朝中主事，我作为您的外援。如今我手中有粮草，将军手中有兵马，我们互通有无，足以互相支援，无论生死离合，我们都共同分担。”

杨奉收到信后非常高兴，对各位将领说：“兖州的军队就在附近的许县，既有兵力又有粮草，正是国家应当依靠的力量。”于是他们共同上表推荐太祖（曹操）担任镇东将军，并继承其父的爵位费亭侯；董昭则被调任为符节令。

太祖（曹操）在洛阳朝见天子（汉献帝），他拉着董昭一同就座，问道：“如今我来到这里，应当实行什么计策？”董昭回答说：“将军您兴起义兵讨伐暴乱，入朝觐见天子，辅佐王室，这是春秋五霸那样的功业。但眼下这些将领们，人心各异，未必会服从您。现在留在这里匡扶朝政，形势多有不便，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都城迁到许县。然而，朝廷颠沛流离，才刚刚返回旧都，远近臣民都翘首以盼，希望能够安定下来。如今又要迁都，恐怕会不合民心。不过，做不平凡的事，才能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希望将军您权衡利弊，选择利益更大的方案。”太祖（曹操）说：“这正是我本来的心意。只是杨奉就在附近的梁县，听说他的部队很精锐，他难道不会成为我的拖累吗？”董昭说：“杨奉缺少同盟，最终只能独自投靠您。您被任命为镇东将军、封为费亭侯的事情，都是由他促成的，他又接到了您的书信和命令，对您已经足够信任。您应当及时派遣使者，带上厚礼去答谢他，以此来安抚他的心意。并对他说‘京城洛阳没有粮草，想请陛下车驾暂时移驻鲁阳，鲁阳离许县很近，转运粮草稍微容易一些，可以免去物资缺乏的忧虑’。杨奉这个人勇猛但缺少谋略，必定不会怀疑。等到使者一来一回，您就足以定下大计了。杨奉又怎么能成为您的拖累呢！”太祖（曹操）说：“好计策。”于是立即派遣使者前去拜见杨奉。

于是皇帝的车驾迁到了许都。杨奉因此大失所望，与韩暹等到定陵一带抢掠。太祖（曹操）没有公开回应，而是秘密派兵攻打他们在梁县的营地，通过接受投降和处决首恶很快平定了局势。杨奉、韩暹失去了部众，向东投降了袁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董昭升任河南尹。

当时，张杨被他的部将杨丑所杀，张杨的长史薛洪、河内太守缪尚占据城池防守，等待袁绍的救援。太祖（曹操）命令董昭单身一人进城，劝说薛洪、缪尚等人，他们当天就率领部众投降了。董昭因此被任命为冀州牧。

太祖（曹操）命令刘备去拦截袁术，董昭说：“刘备勇猛且志向远大，又有关羽、张飞做他的羽翼，恐怕他的心思是难以预料和掌控的！”太祖（曹操）说：“我已经答应他了。”

刘备到达下邳后，杀死了徐州刺史车胄，举兵反叛。太祖（曹操）亲自领兵征讨刘备，并调任董昭为徐州牧。后来袁绍派遣大将颜良进攻东郡，董昭又被调任为魏郡太守，随军讨伐颜良。颜良死后，大军进发包围了邺城。袁绍的同族名叫春卿的担任魏郡太守，正驻守在城中，他的父亲元长在扬州，太祖（曹操）便派人去将他接来。

董昭写信给春卿说：

我听说，孝顺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背弃亲人，仁德的人不会为了私利而忘记君主，有志之士不会趁着动乱侥幸求取功名，明智的人不会采用奸诈的手段使自己陷入危险。您的父亲当年为躲避内乱，南下游历到百越地区，并非是要疏远骨肉亲人，而是喜爱吴会那地方的风土，这或许是智者深谋远虑后认为合适的做法。曹公（曹操）同情他坚守志节、清廉谨慎，又孤身在外、缺少同伴，因此特地派遣使者前往江东，一路护送，如今即将抵达。即便您现在身处安稳太平的地方，辅佐着有德有义的主公，居所有泰山般的稳固，自身像乔松一样长寿，从道义上来说，尚且应该背弃那边、归向这边，舍弃官职百姓去奔赴父亲身边。况且，当年邾仪父初次与鲁隐公会盟，鲁国人称赞他，但史书不记载他的爵位，这是因为未经周天子任命的爵位尊号便不能成立，这是《春秋》的义理。更何况您今天所依附的，是一个危亡动乱的国家，所接受的，是一个虚假欺骗的任命呢？如果您甘心与那些不得志的人为伍，却不顾恤自己的父亲，这不能称为孝顺。忘记祖先世代效力的朝廷，安于一个不正当的奸佞职位，这难以称为忠诚。忠与孝都已废弃，这难以称为明智。另外，您过去曾被曹公（曹操）以礼征辟，如今却亲近同族之人而疏远生身之父，向内依附寄居之所而对外背离王室，接受不义的俸禄而背叛知己，远离福分而接近危亡，抛弃光明大义而招致奇耻大辱，这难道不可惜吗！如果您能幡然悔悟、改变立场，上奉天子、下养父亲，将自身托付给曹公（曹操），那么忠孝两全，荣耀的名声也将彰显。希望您深思熟虑，早日做出好的决断。

邺城被平定后，董昭被任命为谏议大夫。

后来袁尚投靠了乌丸首领蹋顿，太祖（曹操）准备率军征讨。当时担心军粮难以运输，董昭建议开凿平虏、泉州两条渠，通向大海，以利漕运。于是太祖（曹操）上表封董昭为千秋亭侯，后又转任为司空军祭酒。

后来董昭建议说：“应该恢复古代分封五等爵位的制度。”太祖（曹操）说：“建立五等爵位制度的是圣人，又不是臣子所能制定的，我怎能担当得起呢？”董昭回答说：

自古以来，臣子匡扶天下，功劳没有能比得上今天的。而有今天这样功劳的，没有能长久身居臣子之位的。如今明公您以德行有亏为耻而力求尽善尽美，乐于保全名节而不愿承担重大责任，德行之美超过了伊尹和周公，这是至高德行的顶点了。然而，像太甲、成王那样的君主未必能时常遇到，当今的百姓难以教化，远甚于殷、周之时，您身居重臣之位，却让人们因重大之事而对自己产生怀疑，这实在不能不慎重考虑。明公您虽然威德远播，通晓治国之术，但若不奠定基业，为万世做打算，那还是不够的。奠定基业的根本在于土地和人民，应该逐步建立自己的封国，作为藩属屏障来保卫自己。明公您的忠诚节操显而易见，天子的威严也呈于您的面容，耿弇在床下所说的密言，朱英为春申君所作的谋划，您不应该听过就算了。我董昭蒙受了非凡的恩惠，不敢不将此言尽数陈上。

（《献帝春秋》记载：董昭与各位列侯、将军商议，认为丞相（曹操）应当晋爵为国公，并赐予完备的九锡，以表彰他卓越的功勋；他写信给荀彧说：“过去，周公旦、吕望（姜子牙），正值周朝（姬氏）鼎盛之时，继承了周文王、周武王两位圣君的基业，辅佐年幼的周成王，功勋那样巨大，尚且接受了最高的爵位，获赐封地，建立邦国。近代有田单，率领强大的齐国军队，为弱小的燕国复仇，收复了七十座城池，迎接齐襄王复位；襄王重赏田单，使他在东边有掖邑的封地，在西边有菑水上游的林区。前代记录功臣的奖赏，就是如此丰厚。如今曹公遭遇天下倾覆、宗庙被焚的危局，他亲自穿上铠甲，四处征战，栉风沐雨近三十年，扫除各路凶顽，为百姓铲除祸害，使汉朝皇室得以延续，刘氏的祭祀得以保存。把他和过去的几位功臣相比，简直是泰山与小土丘的区别，怎么能相提并论呢？现在他仅仅和众位将领功臣一样，同被封为一县之侯，这难道是天下人所期望的吗！”）

之后，太祖（曹操）最终接受了魏公、魏王的封号，这些都是由董昭最先提议的。

等到关羽在樊城包围曹仁时，孙权派遣使者前来告知：“我将派兵西上，打算偷袭并夺取关羽的后方。江陵和公安的辎重繁多，关羽一旦失去这两座城池，必然自行败走，樊城的包围不需要救援就会自行解除。恳请对此事保密，不要泄露，以免让关羽有所防备。”太祖（曹操）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都说应当保密。董昭说：“军事行动崇尚权变，关键在于合乎时宜。我们表面上应该答应为孙权保密，但暗地里却要将消息泄露出去。关羽听说孙权北上，如果回兵自救，那么樊城的包围就会迅速解除，我们就能坐收渔利。这样可以使两个贼寇（指刘备与孙权）相互牵制，我们坐等他们两败俱伤。如果为孙权保密而不泄露消息，让他轻易得手，这不是上策。另外，樊城中被围的将士不知道有援军，他们计算着粮草，心中恐惧，倘若生出别的念头（指投降），那造成的祸患就不小了。所以泄露消息更为有利。况且关羽为人强横自负，仗着江陵、公安两城坚固，必定不会马上撤退。”太祖（曹操）说：“说得好。”于是立即命令救援部队的将领徐晃，用箭将孙权的书信射入被围的城中以及关羽的营寨里。城里的守军得知消息后，士气高涨百倍。关羽果然犹豫不决。等到孙权的军队抵达，攻占了江陵和公安二城，关羽于是彻底败亡。

文帝（曹丕）继承王位后，任命董昭为将作大匠。等到他登基称帝后，又将董昭升任为大鸿胪，并进封为右乡侯。

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文帝（曹丕）分出董昭封地中的一百户，赐予他的弟弟董访关内侯的爵位，并将董昭调任为侍中。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征东大将军曹休率军临江驻扎在洞浦口，他亲自上表说：“我愿率领精锐部队威风凛凛地进军江南，就地从敌人那里获取补给，此战必定能大获全胜；如果不是派我去，就无须考虑此事了。”文帝（曹丕）担心曹休立即渡江，便派快马传诏制止他。当时董昭正在皇帝身边侍奉，于是说：“我私下里看到陛下神色忧虑，难道只是因为曹休要渡江的缘故吗？如今要渡过长江，按常理来说是很难的，即便曹休有这个心意，势必也无法单独行动，一定需要其他将领的配合。像臧霸等人如今既富且贵，没有别的奢望，只想安享晚年，保住自己的官位和俸禄罢了，哪里肯冒险投身死地去侥幸求功呢？如果臧霸等人不肯进军，曹休的念头自然就会打消。我担心陛下即使下了准许他渡江的诏书，他自己也必定会犹豫不决，不会马上遵命的。”此后不久，一阵暴风将东吴的船只全都吹到了曹休等人的军营前，魏军斩杀并俘获了大量敌军，吴军于是溃散了。文帝下诏命令各路军队赶紧渡江。但魏军还没来得及前进，东吴的援军船只就赶到了。

皇帝（曹丕）亲临宛城，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人率军攻打江陵，但没能攻克。

当时江水又浅又窄，夏侯尚想用船只运送步兵和骑兵到江中的沙洲上扎营，然后搭建浮桥，以便南北两岸往来，参与议事的人大多认为这样就一定能攻下江陵城。董昭上疏说：

武皇帝（曹操）虽然智勇过人，但在用兵时对敌人总是非常谨慎，从不敢像现在这样轻敌。军队的本性是喜欢进攻而厌恶后退，这是普遍的规律。在没有险阻的平地上作战尚且困难，即便要深入敌境，也应当保证退路通畅便利，因为军队的进退不可能完全随心所欲。如今在江中沙洲上扎营，这是深入险境；依靠浮桥渡兵，这是极其危险的；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行，这是极为狭窄的：这三点都是兵家的大忌，现在却要这样做。敌人如果频繁攻击浮桥，一旦出现任何疏漏，沙洲上的精锐部队就不再为我大魏所有，将会被吴国所吞并了。我私下里为此忧虑得废寝忘食，而那些议事的人却安然自得，不以为忧，这难道不令人困惑吗！再加上江水正值上涨之时，一旦突然暴涨，又该如何防备？就算不能击败敌人，也应当首先保全自身。为何要身处险境，却毫不畏惧呢？事情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恳请陛下明察！

文帝（曹丕）明白了董昭的道理，立即下诏命令夏侯尚等人迅速从沙洲撤出。

吴军从两头同时进攻，魏国官兵只能沿着一条道路撤退，未能及时疏散，将军石建、高迁也只是勉强才得以脱身。魏军撤出后仅十天，江水就猛烈上涨。文帝说：‘您对这件事的分析，是何等周详审慎啊！即使让张良、陈平来处理，又能比这更高明到哪里去呢？’

黄初五年（公元224年），董昭改封为成都乡侯，被任命为太常。

同年，他又转任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他随同皇帝车驾东征，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返回，被任命为太仆。

魏明帝即位后，董昭的爵位晋升为乐平侯，食邑一千户，并转任为卫尉。

朝廷又从他的封地中分出一百户，赐给他一个儿子关内侯的爵位。

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刘昭代理司徒之职，到了太和六年（公元232年），被正式任命为司徒。刘昭上疏陈述当时社会风气的弊病说：

凡是拥有天下的君主，无不推崇敦厚朴实、忠诚守信的士人，而深切痛恨虚伪不实的人，因为后者会败坏教化、扰乱治理、损害风俗、伤害民心。近代的魏讽在建安（196-220）末年因此被处死，曹伟则在黄初（220-226）初年因此被斩杀。我恭敬地想起前后多次的圣明诏书，都对浮华虚伪的风气深恶痛绝，常常为了要摧毁瓦解这些邪恶朋党而恨得咬牙切齿；然而，执法的官吏都畏惧他们的权势，没有人能够检举揭发，导致社会风气败坏，贪婪的欲望也日益滋长。我私下观察到当今的年轻人，不再把做学问当作根本，反而专门把交际应酬当作事业；国家的士人不把孝悌和清廉的修养放在首位，却把追随权势、钻营谋利视为优先。他们结党成群，互相吹捧，把诋毁他人当作惩罚，把同党的赞誉作为获取爵位的资本。依附自己的人，就用尽美好的言辞去赞美；不依附的人，就为他捏造缺点和罪名。他们甚至互相说道：‘当今世道何愁不能通达？只怕是结交人脉不够勤奋，罗织的关系网不够广罢了；又何必担心没人赏识自己呢？只要用些手段（如贿赂或奉承）让他们服帖，再温和地调理一番就行了。’又听说有人让门客奴仆冒充在职官员的家属，凭借这个身份出入禁宫要地，往来传递书信，刺探各种消息。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国法所不容，刑律所不赦的，即便是魏讽、曹伟的罪行，也不比这更严重了。

于是，皇帝（魏明帝）下达了严厉的诏书，罢免了诸葛诞、邓飏等人的官职。刘昭八十一岁时去世，谥号为定侯。

他的儿子刘胄继承了爵位。刘胄历任郡守、九卿等官职。

刘晔，字子扬，是淮南郡成德县人。（惪，读音为德。）他是汉光武帝的儿子、阜陵王刘延的后代。

他的父亲名叫普，母亲名叫修，生下了刘涣和刘晔。

刘涣九岁、刘晔七岁时，他们的母亲病重。

临终前，她告诫刘涣和刘晔说：“你们父亲（刘普）的那个侍从，生性谄媚、心存歹意。我死之后，恐怕他一定会祸乱我们的家。你们长大后如果能除掉他，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刘晔十三岁时，对哥哥刘涣说：“母亲临终前的嘱托，现在可以执行了。”刘涣说：“怎么能做这种事呢！”刘晔于是直接进入内室杀了那个侍从，然后径直出门去母亲的坟前拜祭。

家里的人大为震惊，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刘普。

刘普大怒，派人去追赶刘晔。刘晔回来后下跪谢罪说：“这是遵从亡母的临终遗言，我甘愿接受未经请示就擅自行动的惩罚。”刘普内心对他的行为感到惊异，于是就没有责备他。

汝南郡的许劭以善于品评人物而闻名，他为躲避战乱来到扬州，称赞刘晔有辅佐君王、治理天下的才能。

扬州一带的豪杰大多轻浮侠义、狡猾凶悍，有郑宝、张多、许干这类人，各自都拥有私人武装。其中郑宝最为勇猛果决，才能和武力都超出常人，是当地人所畏惧的对象。

郑宝想要胁迫百姓渡过长江投奔江东，因为刘晔出身名门望族，又是当地名人，便想强迫他来倡导并带头实施这个计划。

刘晔当时二十多岁，内心对此感到忧虑，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或办法来应对。

恰逢太祖（曹操）派遣使者到扬州来，要查办审问一些事务。刘晔前去拜见使者，为他分析了当前的时局形势，并请求跟随使者一同回去，因此逗留了好几天。

郑宝果然带领几百人，带着牛和酒前来拜见使者。刘晔命令家中的仆人，让郑宝的部下们都坐在中门外面，并为他们摆设酒饭；而自己则与郑宝在室内宴饮。

刘晔秘密地命令健壮的仆人，让他们趁敬酒的时候刺杀郑宝。但郑宝天生不善饮酒，观察又非常敏锐，敬酒的人不敢动手。于是刘晔亲自拔出佩刀将郑宝砍杀，然后斩下他的首级号令其部众，说：“曹公有令，胆敢轻举妄动的人，与郑宝同罪。”众人大为惊恐，跑回了营地。营中尚有督将和几千精兵，刘晔担心他们会作乱，便立刻骑上郑宝的马，带领几个家僮，来到郑宝的营门前，呼喊他们的首领出来，向他们晓以利害祸福。这些人全都叩头，打开营门迎接刘晔进入。

刘晔对众人加以安抚慰问，他们全都心悦诚服，共同推举刘晔为首领。

刘晔看到汉室逐渐衰微，自己又是皇室的旁系宗亲，不愿意拥兵自重，于是就把自己的部队托付给了庐江太守刘勋。

刘勋对他的做法感到奇怪，刘晔说：“郑宝这个人无法无天，他的部众向来以抢掠为生。我平素没有威望和资本，如果要去整顿他们，他们必然心怀怨恨，难以长久统领，所以才把他们交给您。”

当时刘勋的兵力在长江、淮河一带非常强大。

孙策很忌惮刘勋，于是派遣使者带着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写信劝说刘勋道：“上缭的宗民多次欺负我们，我们对此积怨已久。想要攻打他们，但道路不便，因此希望借助您大国的力量去征伐。上缭非常富庶，攻下它足以使您的国家富强，我们愿意出兵作为您的外援。”刘勋相信了这番话，又收到了孙策送来的珠宝和细布，非常高兴。他身边内外的人都向他道贺，只有刘晔不以为然。

刘勋问他原因，刘晔回答说：“上缭虽然地方小，但城墙坚固，护城河很深，易守难攻，不可能在十天之内攻克。这样一来，我军在外面会变得疲惫不堪，而国内的防守就会空虚。孙策必定会趁虚偷袭我们，到那时后方将无法守住。这就意味着将军您进攻会被敌人挫败，撤退又无家可归。如果大军一定要出征，那么灾祸马上就要降临了。”刘勋不听从他的劝告，起兵攻打上缭，孙策果然偷袭了他的后方。刘勋走投无路，于是投奔了太祖（曹操）。

太祖（曹操）到达寿春时，当时庐江郡境内有名叫陈策的山贼，聚集了数万人，占据险要地势进行防守。

之前曾派遣偏将前去征讨，但都未能擒获或攻克。太祖（曹操）询问众位部下：“是否可以攻打他？”大家纷纷表示：“那里山势险峻，溪谷深窄，易守难攻；况且，就算没有这块地方也算不上什么损失，得到它也没有太大好处。”刘晔说：

“陈策这帮人不过是小毛贼，趁着乱世占据险要之地，互相依附才显得强大罢了，并非有官爵命令或威望信义让他们真心臣服。过去派遣的偏将资历威望较轻，而且当时中原地区尚未平定，所以陈策才敢凭险固守。如今天下大局已基本安定，接下来就该优先清剿这些残余势力。趋利避害、畏惧死亡是人之常情，无论智愚都一样。所以当初广武君为韩信出谋划策时，就说韩信的威名足以先声夺人，在动用武力前就让邻国臣服。更何况是英明您所具备的德望，您东征时西边的人民都埋怨您去得太晚。只要我们先公开悬赏招降，然后大军压境，当命令宣告的那一天，敌军营门自会打开，贼寇也就会自行溃散了。”

太祖（曹操）笑着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派遣猛将率领先锋部队，主力大军紧随其后。大军一到就攻克了陈策的营寨，一切都如刘晔所预料的那样。

太祖（曹操）班师回来后，征召刘晔担任司空仓曹掾。

（《傅子》中记载：太祖（曹操）征召刘晔、蒋济、胡质等五人，他们都是扬州的名士。每当在驿站亭舍休息时，他们无不在一起讲论，因此受到（曹操的）器重；对内他们谈论郡县的先贤事迹、防御贼寇坚守城池、行军进退的策略；对外则分析敌情变化、敌我双方的虚实、用兵作战的方法，从早到晚不知疲倦。然而刘晔却独自躺在车中，始终一言不发。蒋济觉得奇怪便问他，刘晔回答说：“与明主对答，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契合，这种精神状态难道是可以通过学习得来的吗？”等到拜见太祖（曹操）时，太祖（曹操）果然问起了扬州的先贤和贼寇的形势。其他四人争相回答，依次发言，再次见面时也是如此，太祖（曹操）每次都听得很高兴，但刘晔始终一言不发。那四人都嘲笑他。后来有一次见面，太祖（曹操）不再问什么了，刘晔才开始陈述深远的谋略来触动太祖（曹操），太祖（曹操）刚听明白他的意思，他就停下了。像这样反复了三次。他的意图是认为，深远的谋略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时才能展现，要用独特的见解来穷尽其中的奥秘，不适合在众人杂坐的场合谈论。太祖（曹操）已经洞察了他的心思，会见结束后，不久就任命那四人为县令，而授予刘晔心腹要职；每当有疑难之事，就用书信询问刘晔，有时一个晚上信使往返多达数十次。）

太祖（曹操）征讨张鲁时，调任刘晔为主簿。

大军抵达汉中后，因山势险峻难以攀登，军粮也颇为匮乏。太祖（曹操）说：“这里不过是个用符水妖术迷惑人的地方，能有什么作为呢？我军粮食短缺，不如尽快撤回。”于是他便亲自率军返回，命令刘晔监督后续各部队，让他们依次撤出。

刘晔判断张鲁可以被攻克，加上粮道运输不畅，即便撤军，部队也未必能全部安全返回，于是快马禀告太祖（曹操）说：“不如全力进攻。”于是大军继续前进，用大量的强弩射击张鲁的军营。张鲁战败逃走，汉中于是被平定。

刘晔进言说：

您当初率领五千步兵起兵讨伐董卓，向北击败了袁绍，向南征讨了刘表，天下的九州百郡，您已占据了十分之八，威名震动天下，势力慑服四海。如今攻下汉中，蜀地之人闻风丧胆，失去了守卫的勇气，趁此势头继续前进，蜀地只需一纸檄文便可平定。刘备是人中豪杰，有谋略但反应迟缓，他得到蜀地的时间不长，蜀地百姓尚未归心。现在汉中被攻破，蜀人内心震动恐惧，其内部局势自然会动摇倾覆。凭借您的神威，趁其动荡之机加以攻击，没有不能攻克的。如果稍有迟缓，诸葛亮精于治理国家而担任丞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担任将领，蜀地百姓得以安定，再凭借险要地势扼守要道，那就无法攻打了。现在不夺取蜀地，将来必定会成为大患。

太祖（曹操）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傅子》记载：七天后，从蜀地投降来的人说：“蜀地内部一天要惊扰数十次，刘备虽然斩杀了一些人，但仍无法安定人心。”太祖（曹操）于是召见并询问刘晔说：“现在还可以进攻吗？”刘晔回答说：“现在蜀地已经稍微安定下来，不可以进攻了。”）

于是大军就班师回朝了。

刘晔从汉中回来后，被任命为行军长史，并兼任领军。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蜀国将领孟达率领部众投降。

孟达仪表堂堂，才华出众，文帝（曹丕）非常器重和喜爱他，任命他为新城太守，并加封为散骑常侍。

刘晔认为：“孟达有投机取巧之心，又自恃才华、喜好权术，必然不会感恩怀义。新城郡与吴、蜀两国接壤，如果局势有变，他就会给国家带来祸患。”文帝最终没有改变任命，后来孟达果然叛乱并被击败。

（《傅子》记载：当初，太祖（曹操）在世时，魏讽享有很高的声望，从公卿到百官都倾心与他结交。后来孟达离开刘备归顺文帝，评论的人大多称赞他有乐毅那样的度量。刘晔一见到魏讽和孟达，就断言他们必定会反叛，最终都如他所言。）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刘晔被任命为侍中，并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

文帝下诏询问群臣，让他们预测刘备是否会为了替关羽报仇而攻打东吴。大臣们都议论说：“蜀国只是个小国，著名的将领只有关羽一人。如今关羽已死，军队被击败，国内人心忧虑恐惧，没有理由再次出兵。”只有刘晔说：“蜀国虽然国土狭小、国力薄弱，但刘备的计谋是想凭借威势武力来使自己强大，势必会动用军队来显示他兵力有余。况且关羽和刘备，在道义上是君臣，在恩情上却如同父子；如果关羽死了而不能为他兴兵报仇，这在君臣的始终情分上是不够的。”后来，刘备果然出兵攻打了东吴。

东吴倾尽全国之力来应对刘备的进攻，同时派遣使者向魏国称臣。朝中大臣都向文帝祝贺，只有刘晔说：“东吴远在长江、汉水之外，长久以来都没有真心归附的意图。陛下您的德行虽然能与虞舜媲美，但那帮丑陋的敌人本性未改，并未受到感化。他们因为面临危难才来称臣，这必定是不可信的。他们一定是内外交困，才派出这个使者。我们应该趁他们穷困之时，出兵攻取他们。放纵敌人一天，就会造成几代人的祸患，这一点不能不审慎考察。”后来刘备军队败退，东吴对魏国的礼节和尊敬也随之废弛，文帝想兴兵讨伐，刘晔认为：“他们刚刚得胜，士气高昂，上下同心，又有江河湖泊作为天然屏障，一定难以仓促之间攻下。”文帝不听从他的建议。

〈《傅子》记载：孙权派遣使者前来请求归降，文帝就此事询问刘晔。刘晔回答说：〉

“孙权无缘无故地请求归降，内部必定有急事。之前孙权偷袭杀害了关羽，夺取了荆州四郡，刘备非常愤怒，必定会大举兴兵讨伐他。东吴外部有强大的敌人，内部人心不安，又担心我们魏国会趁机攻打，所以才献出土地请求归降。这样做，一是为了阻止我们魏国出兵，二是为了借助我们的援助来增强自己的力量，并让敌人（蜀国）产生疑虑。孙权擅长用兵，能根据形势调整策略，他的计谋必定是出自这个原因。当今天下三分，我们魏国占据了十分之八。吴、蜀两国各保一州之地，凭险据守，有急事时互相救援，这是小国的生存之道。如今他们反而自相攻伐，这是上天要他们灭亡啊。我们应该立刻大举兴兵，直接渡过长江袭击他们的腹地。蜀国从外部进攻，我们从内部袭击，不出一个月东吴就会灭亡。东吴灭亡了，蜀国也就孤立无援了。如果我们能分割东吴一半的土地，蜀国本来就不能长久存在，更何况是蜀国得到外部，而我们得到其内部核心地区呢！”

〈文帝说：“别人向我们称臣归降，我们却去攻打他，这会让天下其他想来归附的人心生疑虑和恐惧，这样做恐怕不行吧！我何不暂时接受东吴的投降，然后等以后再去袭击蜀国呢？”刘晔回答说：“蜀国远而东吴近，蜀军如果听说我们去讨伐他们，马上就会撤兵返回，我们根本无法阻止。现在刘备已经被激怒，所以才兴兵攻打东吴，如果他听说我们也要攻打东吴，知道东吴必亡，他一定会高兴地进军，和我们争抢瓜分东吴的土地，绝不会改变计划、压下怒火去救援东吴，这是必然的形势。”文帝不听，于是接受了孙权的投降，并任命孙权为吴王。刘晔又进言说：〉

不行。先帝（曹操）征战四方，占据了天下的十分之八，威震海内。陛下（曹丕）接受禅让登基，功德与天地相合，声威远播四方，这是客观的形势，并非我这个卑微之臣的吹捧之言。孙权虽然有雄才大略，但他不过是过去汉朝的骠骑将军、南昌侯罢了，官位和势力都比较低微。当地的官吏和百姓对中原朝廷怀有敬畏之心，孙权不能强迫他们跟自己一起图谋不轨。如果不得已要接受他的投降，可以提升他的将军名号，封他为食邑十万户的侯爵，但不可以立刻封他为王。要知道，王位距离天子只有一级之差，其礼仪、等级、服饰、车驾都会与天子相混淆。如果他只是一个侯爵，江南的官吏和百姓对他还没有确定的君臣名分。我们如果相信他虚假的投降，进而扶植他，抬高他的名位，确立他与属下的君臣关系，这就等于是给老虎装上了翅膀。孙权一旦接受了王位，在击退蜀国军队之后，对外会竭尽礼节侍奉中原朝廷，让他的国内都知道这件事；对内则会做出无礼的举动来激怒陛下。陛下您到时勃然大怒，兴兵讨伐他，他就会不慌不忙地告诉他的百姓说：‘我委身侍奉中原朝廷，不吝惜珍宝财物，按时进贡，不敢失了做臣子的礼节。他们却无缘无故地来攻打我，一定是想摧残我们的国家，俘虏我们的人民子女去做奴仆婢妾。’吴国的百姓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一旦相信了，就会感同身受，义愤填膺，那么吴国上下就会同心同德，战斗力将增强十倍。

（文帝（曹丕）又不听从刘晔的建议，于是就任命孙权为吴王。后来，孙权的将领陆议（陆逊）大败刘备，斩杀其士卒八万多人，刘备仅自己一人逃脱。孙权对外礼节愈发恭敬，但内部行为却很不顺从，果然如刘晔所说。）

黄初五年（公元224年），文帝（曹丕）驾临广陵的泗口，命令荆州、扬州的各路军队一同进发。他召集众臣，问道：“孙权会亲自前来抵抗吗？”众人都说：“陛下御驾亲征，孙权必定十分恐惧，一定会倾尽全国兵力来应战。而且他不敢将大军交给臣下指挥，一定会亲自率军前来。”刘晔说：“他（孙权）会认为陛下的意图是以天子之尊的重兵来牵制他自己，而真正渡过长江进攻的会是其他将领，所以他一定会约束军队固守待命，不会轻易前进或后退。”皇帝的大军停留了许多天，孙权果然没有前来，文帝于是班师回朝，对刘晔说：“你的预测是正确的。你应该多考虑如何为我消灭吴、蜀这两个敌人，不能只停留在了解他们的动向上。”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晋升刘晔的爵位为东亭侯，食邑三百户。

皇帝下诏说：

尊崇祖先，是为了弘扬孝道、表彰德行；追溯根本、敬重初始，是为了巩固教化、流传德泽。因此，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实际开创了商、周两朝，依据《诗经》、《尚书》的义理，追尊后稷和契，歌颂有娀氏和姜嫄的事迹，以此阐明伟大德行的源流，以及承受天命而兴起的缘由。自我们魏室顺应天命以来，基业发端于高皇帝（曹嵩）和太皇帝（曹腾），而功业在武皇帝（曹操）和文皇帝（曹丕）时期达到鼎盛。至于高皇帝的父亲处士君（曹节），他默默地修养德行、谦逊礼让，其行为如同神明，这正是天地赐福的对象，也是我们辉煌基业的根源所在。然而他的精神已远，名号却未能记载，这不符合崇尚孝道、尊重根本的原则。现下令公卿及以下官员，共同商议他的尊号和谥号。

刘晔进言说：

圣明的皇帝、孝顺的子孙想要褒扬尊崇先祖，这份心意确实是无可限量的。然而，亲疏的次序、远近的辈分，都有礼法纲纪来规范，正是用它来割舍个人私情，成就国家公法，并作为万世的准则。周朝的君王之所以追尊后稷为始祖，是因为他辅佐唐尧有功，名列国家的祭祀大典。至于汉朝初年，追赠谥号的礼制，不超过自己的父亲。向上与周朝相比，我们大魏的基业是从高皇帝（曹嵩）开始发迹的；向下与汉朝参照，追赠谥号的礼制也不应延伸到祖父辈。这实在是前代既定的法规，也是当今明确的道理。陛下的孝思发自内心，诚然无穷无尽，但君主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所以对于礼法制度必须谨慎。我认为追尊先祖的礼仪，到高皇帝（曹嵩）这一代就应该停止了。

尚书卫臻与刘晔的意见相同，于是这件事就照此执行了。

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取了他叔父的职位，自立为首领，并派遣使者上表陈述情况。刘晔认为，公孙家族自汉朝时就被任用，其官职世代相传。辽东地区水路有大海阻隔，陆路有群山环绕，远离中原，难以控制，而且他们家族掌权已久。如今若不趁机铲除他，将来必定会成为祸患。如果等到他心怀二意、起兵反抗时再去讨伐，事情就难办了。不如趁他刚刚自立，内部有党派之争、有仇敌之时，出其不意地率兵进逼，同时设置悬赏招募，这样就可以不必大动干戈而平定该地。后来公孙渊果然反叛了。

刘晔在朝廷中，很少与当时的人交往。有人问他原因，刘晔回答说：“魏室刚刚登基，根基尚新。明智的人了解天命，但世俗之人或许还未完全归心。我本是汉室的旁支宗亲，在魏国则身居心腹之位，因此少结交朋党，对于我的处境来说，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

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刘晔因病被任命为太中大夫。

过了一段时间，他被任命为大鸿胪，在任两年后辞去官职，又重新担任太中大夫，最终去世。

他的谥号是景侯。

他的儿子刘寓继承了爵位。

（《傅子》记载：刘晔侍奉魏明帝，又深受皇帝的亲近与器重。明帝打算讨伐蜀国，朝廷内外的臣子都说‘不可以’。刘晔入宫与明帝商议时，就说‘可以讨伐’；出来和朝臣们交谈时，又说‘不可以讨伐’。刘晔有胆识和智谋，说话总能言之成理。中领军杨暨是明帝的亲信之臣，也很器重刘晔，他坚持认为不可伐蜀的意见最为坚定，每次从宫中出来，总会去拜访刘晔，刘晔就向他陈述不可伐蜀的理由。后来杨暨陪同明帝巡游天渊池，明帝谈论起伐蜀之事，杨暨恳切地劝谏。明帝说：‘你是个书生，怎么会懂得军事！’杨暨谦逊地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末流儒生，承蒙陛下错爱，将我从众人中提拔出来，置于统领六军的高位，我有一点微薄的忠心，不敢不把话说尽。我的话固然不值得采纳，但侍中刘晔是先帝的谋臣，他常说蜀国不可讨伐。’明帝说：‘刘晔对我说的却是可以讨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召来当面对质。’皇帝下诏召见刘晔，明帝问他，刘晔始终不说话。事后刘晔单独面见皇帝，责备明帝说：‘讨伐一个国家，是重大的谋略，我能参与其中，常常担心说梦话时泄露出去而增加我的罪过，又怎敢对别人说呢？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出其不意，军事行动尚未发动，保密工作怎么严密都不过分。陛下却这样公开地把它说出来，我担心敌国已经听说了。’于是明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又责备杨暨说：‘钓鱼的人钓到大鱼，就要先放线跟着它游，等到可以控制它时再收线，这样就没有钓不到的了。君主的威严，难道仅仅像一条大鱼吗！您确实是位直臣，但计谋却不值得采纳，不能不仔细思考啊。’杨暨也向他道了歉。刘晔就是这样随机应变，两头逢源。有人向明帝诋毁刘晔说：‘刘晔不尽忠，善于窥探陛下的心意去迎合。陛下可以试着跟刘晔谈话时，都故意反着自己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您故意说出的反话相反，那就说明刘晔平常总是与您的真实心意相合。如果他每次的回答都和您反着问的话一致，那刘晔的心思就必然无所遁形了。’明帝按照这个方法去试探他，果然摸清了他的底细，从此便疏远了他。刘晔于是精神失常，被调出朝廷担任大鸿胪，最后因忧虑而死。俗话说‘巧妙的欺诈不如笨拙的真诚’，确实如此啊！以刘晔的聪明才智和权谋计策，如果能用道德仁义来立身，用忠诚信实来行事，古代的那些贤臣，又怎么能超过他呢？他只凭恃自己的才智，不与当时的士人交往，在内不能推心置腹地侍奉君主，在外又被世俗所困，最终不能在天下安身立命，难道不可惜吗！）

他的小儿子刘陶，也是个才华很高但品行轻薄的人，官职做到平原太守。

（《王弼传》记载：淮南人刘陶，擅长纵横家的辩论之术，被当时的人所推崇。《傅子》记载：刘陶字季冶，享有美名，能言善辩。曹爽掌权时，他担任选部郎，邓飏等人都称赞他堪比伊尹和吕尚。那时候，他本人志得意满，对傅玄说：‘孔仲尼并非圣人。怎么知道是这样呢？有智慧的人谋划国家，天下的庸众就像在手掌中把玩一颗弹丸一样容易控制，而孔子却没能得到天下。’傅玄认为他的话大错特错，就不再和他详细辩驳，只是对他说：‘天下的形势，变化无常。我看你将来会陷入困境！’曹爽失败后，刘陶退居家乡，才为自己说过的话道歉。干宝的《晋纪》记载：毌丘俭起兵时，大将军（司马师）就此事询问刘陶，刘陶的回答模棱两可。大将军愤怒地说：‘你平生和我谈论天下大事，到了今天反而不肯说实话吗？’于是外放他为平原太守，随后又派人追上去将他杀了。）

蒋济，字子通，是楚国平阿县人。

他曾在郡中担任计吏，在州中担任别驾。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率领军队围攻合肥。当时，曹操的主力部队正在征讨荆州，途中遭遇了瘟疫，只能派遣将军张喜单独率领一千骑兵，沿途接管汝南的部队前往解围，但张喜的军队也颇受瘟疫影响。于是，蒋济秘密地向刺史建议，伪造一封张喜的书信，声称四万步骑兵已经抵达雩娄，并派主簿前去迎接。

他们派出三路使者带着书信去告知城中的守将，其中一路成功入城，另外两路则被敌军截获。孙权相信了信中的情报，急忙烧毁营寨撤退，合肥城因此得以保全。

第二年，蒋济出使到谯县，太祖（曹操）问他：“当年我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迁徙了燕县、白马县的百姓，民众无法逃离，敌军也不敢前来掳掠。如今我想迁徙淮南的百姓，你觉得怎么样？”蒋济回答说：“那时候我军兵力弱小，敌军强大，不迁徙百姓，他们必定会落入敌手。但自从击败袁绍，向北攻克柳城，向南进军长江、汉水流域，将荆州纳入掌控，威势震动天下以来，民众已没有了叛离之心。然而，百姓都眷恋故土，实在不愿意迁徙，强行迁徙恐怕会引起恐慌和不安。”太祖（曹操）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结果江淮之间的十多万民众都惊慌地逃往了东吴。后来蒋济出使到邺城，太祖（曹操）出门迎接并大笑着说：“我本意只是想让他们躲避敌寇，没想到反而把他们全都赶跑了。”于是任命蒋济为丹阳太守。

大军从南征返回后，任命温恢为扬州刺史，蒋济担任他的别驾。

当时的诏令说：“（春秋时）季子出任臣子，吴国就理应有贤明的君主。如今您（温恢）回到扬州，我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后来有民众诬告蒋济是谋反的首领，太祖（曹操）听闻后，指着之前的诏令对左将军于禁、沛相封仁等人说：“蒋济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如果他真的做了，就说明我不会看人。这一定是愚昧的百姓喜欢制造混乱，胡乱牵连他罢了。”并督促他们尽快查清事实，释放蒋济。

蒋济被征辟为丞相主簿，隶属西曹。

魏王曹操下令说：“舜帝任用皋陶，不仁德的人就都远离了；如今评定善恶得失的重任，就寄望于你这位贤良的属下了。”

关羽包围了樊城和襄阳。太祖（曹操）因为汉献帝在许都，离敌军太近，想要迁都。司马宣王（司马懿）和蒋济劝说太祖（曹操）说：“于禁等人是被大水淹没，并非攻战失利，对国家大计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刘备和孙权，表面上是亲家，实际上关系疏远，如果关羽得志，孙权必定不情愿。我们可以派人劝说孙权从背后偷袭关羽，并许诺将江南地区分割出来封赏给他，这样樊城的包围自然就解除了。”太祖（曹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孙权得知后，随即率兵向西袭击了公安和江陵。关羽最终因此被擒获。

文帝曹丕继承王位后，蒋济转任相国长史。等到曹丕登基称帝，蒋济被派往外地担任东中郎将。

蒋济请求留任京城，文帝下诏说：“高祖刘邦曾歌咏道‘怎样才能得到猛士来为我镇守四方啊’！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正需要贤良的臣子去镇守边疆。如果边境无事，你再回到朝廷任职，也为时不晚。”蒋济上奏了《万机论》，文帝对此大加赞赏。后来，他回到朝中担任散骑常侍。

当时有一道诏书给征南将军夏侯尚，上面写道：“你是我的心腹重臣，特别委以重任。你施予的恩情足以让人为你效死，你的仁爱值得众人感怀。你可以施展威严、赐予福禄，决定他人的生死。”夏侯尚把这道诏书给蒋济看。蒋济到达京城后，文帝（曹丕）问他：“你所见所闻，天下的风气教化如何？”蒋济回答说：“没看到什么特别好的，只听到了亡国之言。”文帝勃然变色，追问其中的缘故。蒋济便将此事原原本本地作了回答，并接着说：“‘作威作福’是《尚书》中明确告诫臣子的。‘天子无戏言’是古人所慎重对待的。希望陛下明察！”于是文帝怒气消除，派人追回了之前那道诏书。

黄初三年（公元222年），蒋济与大司马曹仁一同征讨东吴，蒋济另外率军袭击了羡谿。曹仁想要进攻濡须的江心洲，蒋济说：“敌军占据西岸，又将战船部署在上游。我军如果进入江洲之中，这等于是自己走进绝地，是招致危亡的做法。”曹仁不听从，果然战败了。曹仁去世后，蒋济再次被任命为东中郎将，接替他统领军队。

诏书上说：“你文武双全，志向气节慷慨激昂，常怀有跨越江湖、吞并吴会的雄心壮志，因此再次授予你统帅军队的重任。”不久，蒋济被征召入朝担任尚书。皇帝御驾亲临广陵，蒋济上表称水道难以通行，又呈上《三州论》来劝谏皇帝。皇帝没有听从，于是数千艘战船都滞留无法前进。有人提议就地留下军队屯田，蒋济认为此地东面靠近湖泊，北面临近淮河，如果水位上涨，敌人很容易前来侵扰，不能安心屯兵。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御驾随即出发。回到精湖时，湖水渐渐干涸，皇帝将所有船只都交给蒋济处理。船队本来散布在数百里的水域中，蒋济便另外开凿了四五条水道，推动船只使其聚集；又预先修筑土坝截断湖水，将后面的船只都引过来，然后同时打开土坝，让所有船只进入淮河。皇帝回到洛阳后，对蒋济说：“处理事情不能不了解情况。我之前断定只能分出一半的船在山阳池烧掉，你却在后面把它们都运了回来，差不多和我同时到达谯县。并且每次得到你的陈述，都深得我心。从今以后，有关讨伐敌人的计划，你要好好思考论证。”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赐予蒋济关内侯的爵位。大司马曹休率军进攻皖城，蒋济上表认为：“孤军深入敌境，与孙权的精锐部队对峙，而朱然等人在上游，可以趁机袭击曹休的后方，臣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大军到达皖城后，东吴出兵进攻安陆，蒋济又上疏说：“现在敌军在西边故作姿态，其真实意图必然是想合兵图谋东线，应该立即下诏命令各路军队前往救援。”等到上疏送达时，曹休的军队已经战败，丢弃了全部的武器装备和物资辎重撤退。吴军想要堵住夹石，恰好援军赶到，因此魏国官军才得以免于全军覆没。蒋济升任为中护军。

当时，中书监和中书令号称独揽大权，蒋济上疏说：

大臣权力过重，国家就会危险；身边近臣过于亲密，君主就会受到蒙蔽，这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警戒。过去曾有大臣执掌大权，导致朝廷内外都被煽动。陛下卓尔不凡，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使得无人不恭敬肃穆。大臣未必不忠诚，但如果威势和权力落到下面，那么众人之心就会对君上产生轻慢，这是势态发展的常理。陛下既然已经察觉到大臣权力过重的问题，希望也不要忘记身边的近臣。身边的近臣在忠诚、正直和深谋远虑方面，未必比大臣更贤能，但在阿谀奉承、迎合君心方面，或许更擅长。如今外面的人谈论政事，动辄就说是中书省的决定。即使中书省的官员恭谨谨慎，不敢与外臣私下交往，但只要有这个名声，就足以迷惑世人。更何况他们确实掌握着核心事务，天天在您眼前。万一您在疲倦之时让他们做了某些决定，其他臣子看到他们能够影响事务的走向，也就会顺应时势去依附他们。一旦开了这个头，他们就会在内部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舆论，私下招揽同党，作为自己的内部援助。如果这样，人物的评判和声誉的好坏，必然会因他们而起；功过的赏罚，也必然会因此改变。坚持正道的人可能会被阻塞，而谄媚依附近臣的人反而能够通达。弊病会从细微之处侵入，并逐渐显现出来，而当君主亲近信任他们时，就不会再有所怀疑和察觉了。这些情况，圣明的君主理应及早听闻，只要在外面稍加留意，那么这种内外勾结的迹象自己就会显露出来。或许是朝中大臣们害怕自己的言论不合君心而遭到近臣的怨恨，所以没有人向您报告。我私下认为陛下能够静心思考，公正听取各方意见，如果发现事情有不合理之处、人才任用有不周全之处，就会加以修正，力求功业上远比黄帝、唐尧，近追武帝、文帝的功绩，又岂会仅仅满足于被近臣包围呢！然而，君主仍然不可能了解天下所有的事情来彰显自己的英明，总需要把事务托付给他人。把数个重要官职的权力交给一个臣子，如果这个人没有周公旦那样的忠诚，又没有管夷吾那样的大公无私，就会产生玩弄权术、败坏官职的弊端。当今能作为国家栋梁的杰出人才虽然不多，但品行能被一州称赞、才智能胜任一个官职、忠诚信实、能竭尽性命、各司其职的人还是有的。可以同时任用他们，不要让圣明的朝廷留下由某个官吏独揽大权的恶名。

皇帝下诏说：“正直敢言的臣子，是君主所倚仗的。蒋济文武双全，勤勉尽忠，每逢军国大事，总能上奏自己的见解，忠心耿耿，令人振奋，我非常赞赏他。”于是升任他为护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的官职。

（司马彪的《战略》记载：太和六年（公元232年），魏明帝派遣平州刺史田豫从海路进军，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进军，一同进攻辽东。蒋济进谏说：“凡是不是意图吞并我国的国家，不是发动侵略叛乱的臣属，就不应该轻易攻打。攻打他却不能制服他，这就等于把他推向敌对的立场，使其成为贼寇。所以说‘猛虎恶狼挡在路上，就不必去管狐狸。先除掉大的祸患，小的祸患自然会平息’。如今辽东地区，世代向我们称臣，每年都派遣计吏来朝贡，从未缺少过应尽的职责和贡品。主张攻打的人，就算能够一举攻克，得到他的人民也不足以增强国力，得到他的财富也不足以使国家富裕；倘若事情不如预想的那样顺利，反而是自结仇怨、丧失信义。”皇帝没有听从，田豫出兵最终无功而返。）

景初年间（公元237-239年），朝廷对外频繁发动征战，对内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导致许多百姓因徭役而产生怨恨，而且当年谷物歉收，粮食短缺。蒋济上疏说：

陛下正应当恢弘先帝的基业，光大未竟的事业，实在还不到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的时候。如今虽然拥有十二个州，但人口数量不过相当于汉朝时一个大的郡。蜀、吴二贼尚未消灭，军队长期驻扎在边疆，一边屯田一边作战，士兵和百姓的怨气已积累多年。宗庙宫室等各种事务都处于初创阶段，从事农桑生产的人少，而耗费衣食的人多。眼下最紧迫的，只有让百姓休养生息，不要让他们过度疲敝。疲惫不堪的民众，倘若再遭遇水灾旱灾，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无法为国家所用。凡是役使百姓，必须在农闲之时，不能耽误他们的农时。想要大兴功业的君主，必须先估量百姓的承受能力，并让他们得到温暖和休息。越王勾践通过优待孕妇来积蓄人口以备将来任用，燕昭王体恤病患以报齐国之仇，所以才能凭借弱小的燕国降服强大的齐国，凭借贫弱的越国灭掉强悍的吴国。如今蜀、吴二敌，不去攻打他们就不会被消灭，不去征讨他们就会来侵犯。如果在您这一代不能铲除他们，将会是留给后世百代的责任。凭借陛下的圣明神武和雄才大略，如果能先放下那些不太紧急的事务，专心讨伐敌人，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困难。另外，沉迷于享乐会损害精神；精神过度耗费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希望陛下能大规模挑选贤良美貌的女子，只要足够充实后宫（以应《诗经》“百斯男”之意，祈求多子多福）即可。那些多余的、尚未被临幸的宫女，应该都遣散出宫，务必使后宫清静安宁。

皇帝下诏说：“如果没有护军将军您，我就听不到这些忠言了。”

（《汉晋春秋》中记载：公孙渊听说魏国将要派兵讨伐，便再次向孙权称臣，请求援兵自救。皇帝（魏明帝）问蒋济：“孙权会救援辽东吗？”蒋济回答说：“孙权知道我们防备坚固，没什么便宜可占，如果他大军深入，并非其力所能及；如果只是小股部队骚扰，也是劳而无功。即使是自己的子弟陷入危难，孙权尚且不会出兵，更何况是公孙渊这个异域之人，况且过去还曾受过他的羞辱呢！他现在之所以对外宣扬要出兵，是为了欺骗他的使者，让我们产生疑虑，希望我们此战不能获胜，以便他日后能从中图利罢了。不过，沓渚一带距离公孙渊的所在地还很远，如果我方大军陷入相持，战事不能速决，那么以孙权的浅薄计谋，或许会派轻装部队进行偷袭，这一点还难以预料。”）

齐王曹芳即位后，蒋济调任为领军将军，爵位晋升为昌陵亭侯。

（《列异传》中记载：蒋济担任领军将军时，他的妻子梦见死去的儿子哭着说：“生死异途，我活着的时候是卿相的子孙，如今在阴间却当了泰山的小小伍伯，憔悴困苦，一言难尽。现在太庙西边的歌手孙阿，要被征召去做泰山令，希望母亲告诉父亲（侯爷），托付孙阿，让他把我调到一个安乐的职位。”说完，他母亲忽然惊醒，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了蒋济。蒋济说：“这只是个梦罢了，不必大惊小怪。”第二天傍晚，她又梦见儿子说：“我来迎接新任的长官，就停留在太庙之下。趁着还没出发的片刻，我暂时得以回家看看。新长官明天中午就要出发，临行前事务繁多，我不能再回来了，就此永别。父亲性情刚强，难以被说动，所以我才向母亲倾诉。希望您再次去跟父亲说，何必吝惜一次验证的机会呢？”儿子于是详细描述了孙阿的相貌特征。天亮后，蒋济的妻子再次对他说：“虽然说梦不足为奇，但这个梦怎么会如此巧合呢？况且验证一下又有什么损失呢？”蒋济便派人到太庙下，查访一个叫孙阿的人，果然找到了，其相貌特征和验证的情况都与儿子所说完全一致。蒋济流着泪说：“我差点就辜负了我的儿子！”于是他召见孙阿，把事情原委都告诉了他。孙阿并不害怕自己将要死去，反而为能当上泰山令而高兴，只担心蒋济的话不应验。他说：“如果真如大人您所说，那正是我的愿望。不知您的爱子想要什么职位呢？”蒋济说：“在阴间给他一个安乐的职位就行。”孙阿说：“我一定遵从您的吩咐。”蒋济便厚赏了他，说完就让他回去了。蒋济想尽快知道结果，便从领军将军府门前到太庙，每隔十步安排一人，以便传递孙阿的消息。辰时（上午7-9点），传来消息说孙阿心口痛；巳时（上午9-11点），传来消息说病情加重；到了中午，就传来孙阿去世的消息。蒋济哭着说：“我虽然为儿子的不幸而哀伤，但也为死后仍有知觉而感到欣慰。”一个多月后，他的儿子又托梦给母亲说：“我已经转任为录事了。”）

后来升任为太尉。

起初，侍中高堂隆在讨论郊祀典礼时，认为曹魏是虞舜的后代，因此提议将虞舜作为配祭上天的对象。蒋济认为，虞舜本姓为妫，他的后代姓田，并非曹氏的祖先，于是撰文反驳诘问高堂隆。

（臣松之案：蒋济在关于郊祀的议论中，引用《曹腾碑》的碑文说“曹氏一族出自邾国”，《魏书》中叙述曹氏的世系也是这样说的。魏武帝（曹操）撰写家传时，自称是曹叔振铎的后代。因此陈思王（曹植）为武帝（曹操）作的诔文说：“啊，伟大的武帝，您是后稷的后代，周朝的子孙。”这些都是不同的说法。到了景初年间，魏明帝听从了高堂隆的建议，认为曹魏是虞舜的后代。后来曹魏禅让给晋朝的文书中，也称“过去我的皇祖是有虞氏”，这样一来，差异就更加显著了。考察蒋济诘难高堂隆，以及与尚书缪袭往来的辩论，都很有道理依据，但因文章太长，这里就不全收录了。蒋济也未能最终确定曹氏的源流，只是说“曹魏不是虞舜的后代，却祭祀并非同族的祖先，这是贬低了太祖（曹操），使他不能与上天配祭，这些都是荒谬错误的”。然而在当时，终究没人能纠正这件事。 蒋济又诘难道：郑玄注解《礼记·祭法》说“有虞氏以上崇尚德行，在禘祭、郊祭和宗庙祭祀中，配享的都是有德行的人；从夏朝以后，才渐渐开始用本姓的祖先配享。”蒋济说：“虬龙比水獭更有神性，但水獭只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不去祭祀虬龙。麒麟和白虎比豺狼更仁义，但豺狼也只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不去祭祀麒麟白虎。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难道有虞氏以前的人，还不如豺狼和水獭吗？我认为《祭法》的说法，早就被学者们所怀疑了，郑玄不去考证纠正其中的矛盾，反而强行解释来使其说得通。”蒋济用豺狼水獭作比喻，虽然看似诙谐，但其中的道理和意旨，还是很有深意的。）

当时，曹爽独揽大权，丁谧、邓飏等人轻率地更改国家法度。恰逢发生日食的天象变化，皇帝下诏询问群臣政事的得失，蒋济上疏说：

“过去，大舜辅佐治理天下，告诫要警惕结党营私；周公辅佐朝政，对自己的党羽也十分谨慎；齐国君主询问灾祸，晏婴回答说应广施恩惠；鲁国君主询问异象，臧孙回答说应减缓劳役。回应天意、消除灾变，实际上都取决于人事的作为。如今蜀、吴二贼尚未消灭，将士们在外征战已经几十年，许多男女因分离而心生怨恨，百姓生活贫困。国家的法度，只有应运而生的杰出人才，才能确立其纲纪并流传后世，又岂是中下级官吏可以随意更改的呢？这些变动终究无益于国家治理，只会伤害百姓。希望陛下能让文武百官各司其职，以清静平和为准则，那么祥和之气与吉兆便可感应而至了。”

因为跟随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屯兵于洛水浮桥，参与诛杀曹爽等人，蒋济被进封为都乡侯，食邑七百户。

蒋济上疏说：“我愧受恩宠担任太尉之职，而曹爽竟敢包藏祸心，这是我的失职。太傅（司马懿）奋起推行果断的决策，陛下明察了他的忠诚节义，使得罪人被诛杀，这是国家的福分。封赏恩宠，必须 bestow upon those who have merit. 现在，论及计谋，我事先并不知情；说到军事行动，也不是由我率领。如果朝廷失去了封赏的准则，下面就会受到弊病的影响。我身居三公之位，是百姓所瞻仰的，实在担心冒领赏赐的风气会从我这里开始，而谦虚推让的品德会因此废止。”他坚决推辞，但没有被允许。

（孙盛评论说：蒋济推辞封邑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愧于心了。古语说“不因私利而改变立场，不因坚守道义而感到内疚”，蒋济可以说是做到了这一点。）

同一年，蒋济去世，谥号为景侯。

（《世语》记载：当初，蒋济跟随宣王司马懿屯兵于洛水浮桥，他写信给曹爽，传达宣王（司马懿）的意思说“只是免去你的官职罢了”，曹爽因此投降，结果却被诛灭。蒋济因为自己说的话失信于人而忧虑成疾，最终病发去世。）

他的儿子蒋秀继承了爵位。蒋秀去世后，他的儿子蒋凯继承了爵位。咸熙年间（公元264-265年），朝廷建立五等爵位制度，因蒋济在前朝功勋卓著，改封蒋凯为下蔡子。

刘放，字子弃，是涿郡人，汉代广阳顺王刘焉的儿子、西乡侯刘宏的后代。

他历任郡中的纲纪官，后被举荐为孝廉。时逢天下大乱，当时渔阳人王松占据着当地，刘放便前去投靠他。太祖曹操攻克冀州后，刘放劝说王松道：

过去董卓作乱，各路英雄纷纷起兵，他们拥兵自重，擅自行使权力，各自划分势力范围。只有曹公能够拯救危局，辅佐天子，奉皇命讨伐罪人，所向披靡。以袁绍、袁术兄弟的强大实力，袁术固守淮南最终势力冰消瓦解，袁绍挑战则在官渡之战中惨败；曹公乘胜席卷，即将肃清黄河以北地区，他的威信与法度已经确立，大势已然明朗。尽早归附的将蒙受福祉，迟疑不决的会首先灭亡，这正是应当机立断、刻不容缓的时刻。从前黥布放弃称王的尊位，仗剑归顺汉朝，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兴衰更替的道理，审慎地判断了何去何从。将军您应当投靠曹公，竭诚效命，与他建立深厚的关系。

王松听从了他的建议。正逢太祖（曹操）在南皮讨伐袁谭，便写信招降王松，王松于是献出雍奴、泉州、安次三地归附。刘放替王松给太祖（曹操）回信，文辞非常华美。太祖（曹操）既欣赏他的文采，又听说了他劝说王松的言论，因此就征召了刘放。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刘放与王松一同前来归附。太祖（曹操）非常高兴，对刘放说：“过去班彪依附窦融而立下平定河西的功劳，今天的情形与当时何其相似啊！”于是任命刘放为司空军事属官，后历任主簿、记室，又外放担任郃阳、祋祤等地的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