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馥、司马朗、梁习、张既、温恢、贾逵

刘馥，字元颖，是沛国相县人。为了躲避战乱逃到扬州，在建安初年（公元196年），他说服了袁术的将领戚寄和秦翊，让他们率领部众和自己一同去归顺太祖（曹操）。

太祖（曹操）对他十分赞赏，司徒府征辟他为属官。后来，孙策任命的庐江太守李述攻杀了扬州刺史严象，庐江人梅干、雷绪、陈兰等人在长江、淮河一带聚集了数万部众，各郡县残破不堪。

当时太祖（曹操）正面临着与袁绍的战事，认为刘馥可以胜任东南地区的事务，于是上表奏请任命他为扬州刺史。

刘馥接受任命后，单枪匹马来到一座空城合肥，在此建立州府。他向南安抚怀柔雷绪等人，使他们都安定下来，并相继前来进贡。

几年之内，刘馥的仁政教化大行其道，百姓都乐于接受他的治理，那些越过江河山川前来归附的流民，数以万计。

于是，刘馥召集读书人，建立学校，大力推广屯田，兴修并整治了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设施来灌溉稻田，使得官府和民众都有了积蓄。

他还加高了城墙堡垒，大量储备木材和石料，编织了数千万张草席，另外又储备了数千斛鱼膏，以此作为战备和守城之用。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刘馥去世。

孙权率领十万大军围攻合肥一百多天，当时正值连日大雨，城墙即将崩塌，守军便用草席覆盖城墙，并在夜间点燃鱼膏照亮城外，观察敌军的动向来做防备，敌军因此被击败而逃走。

扬州的士人和百姓因此更加追思刘馥，认为即使是春秋时期董安于镇守晋阳的功绩，也无法超过他。

至于他所修建的陂塘带来的便利，至今仍在使用。

刘馥的儿子刘靖，在黄初（公元220年-226年）年间，从黄门侍郎调任为庐江太守，皇帝下诏说：“你的父亲过去曾治理那个州，如今你又掌管这个郡，可以说是能够继承重任的人了。”

之后他调任到河内，又升任为尚书，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后外调出任河南尹。

散骑常侍应璩写信给刘靖说：“您在朝中担任进献忠言的要职，出京则管理京畿地区的重任。您富裕百姓的方法，成效与日俱增。您修筑的城墙高大坚固，杜绝了盗贼的邪念。五谷分开储存，远离了水火之灾。农具都已备齐，不会有错过农时的缺憾。蚕茧和麦子都有草苫覆盖备用，没有被雨淋湿的担忧。公文上都标明了期限，没有拖延公务的官吏。鳏夫、寡妇、孤儿和无子女者，都得到了粮仓赈济的实惠。再加上您能明察并揭露隐秘的坏事，又能坚守法令不屈不挠；各级官吏都恭敬地奉行王命，地方长官也能够轻松治理，仰仗您的决策。即使是过去赵广汉、张敞和三王（王吉、王骏、王章）的政绩，也无法与您相比。”

温靖治理政务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起初虽然显得有些繁琐细密，但最终百姓都感到便利，很有他父亲温馥的遗风。

他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守丧，后来担任大司农、卫尉，被进封为广陆亭侯，食邑三百户。

他上疏阐述儒家教化的根本，说道：“学问之道，是治理国家、平定祸乱的准则，也是圣人最重要的教化。自从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以来，朝廷设立太学已有二十多年，但学有所成的人却很少。这大概是因为博士的选拔不够慎重，学生们把太学当作逃避兵役劳役的场所，而世家大族的子弟又耻于与他们为伍，所以导致没有真正求学的人。太学虽然有名义，却没有真正的人才；虽然设立了教化之职，却没有实际的功效。应当高标准地选拔博士，要选取那些品行能做众人表率、经学足以为人师表的人，来掌管教导国子。应该遵循古法，让两千石以上俸禄的官员子孙，从十五岁起，都进入太学学习。明确制定升迁奖惩、荣辱进退的制度；对于那些精通经学、品行端正的学生，就提拔他们来崇尚德行；对于那些荒废学业、不务正业的学生，就黜退他们来惩戒不良风气。表彰优秀的，教导能力不足的，这样就能互相劝勉。浮华的交往风气，不必禁止也自然会平息下来。阐发弘扬伟大的教化，以此来安抚尚未归附的邦国；天下都将承奉德风，远方的人们也会前来归顺。这才是圣人的教化，是实现天下大治的根本啊。”

后来，他升任为镇北将军，持节总督河北地区的各项军事事务。

刘靖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长久的法则，没有比加强边防、使汉人和外族有明确界限更好的了。”于是他开拓边疆防线，在险要地势屯兵驻守。

他又修复并扩建了戾陵渠的大堤，引水灌溉蓟县南北的农田；还改进了种植水稻的方法，边境的百姓因此获益。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刘靖去世，被追赠为征北将军，进封为建成乡侯，谥号为景侯。他的儿子刘熙继承了爵位。

（《晋阳秋》记载：刘弘，字叔和，是刘熙的弟弟。刘弘与晋世祖（司马炎）同岁，住在同一个里巷，凭借旧日的情分多次身居高位。从刘靖到刘弘，世代都享有盛名，并且有处理政务的才能。西晋末年，刘弘担任车骑大将军并开设府署，任荆州刺史，被授予符节都督荆州、交州、广州的各项军事，封为新城郡公。他在长江、汉水流域时，正值王室多灾多难，得以独掌一方大权，竭尽其才干。他以诚待下，用公义激励众人，简化刑罚诉讼，致力于农业和桑蚕生产。每当有征发任务时，他都亲手给各郡国写信，叮嘱得周到详尽，因此大家无不感激喜悦，争先恐后地听从调遣，都说：“得到刘公的一纸书信，胜过十个从事。”当时皇帝在长安，命令刘弘可以自行选任郡守。征士、武陵人伍朝品行高洁，不愿出仕；牙门将皮初在江汉一带立有功勋，刘弘于是上奏举荐伍朝为零陵太守，皮初为襄阳太守。朝廷下诏认为襄阳是重要大郡，而皮初资历名望尚浅，于是任命刘弘的女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刘弘说：“统领天下的人应当与天下人同心，治理一国的人应当与国人共据实情。我统管荆州十个郡，难道要找十个女婿才能治理好吗！”于是上表说：“夏侯陟是我的姻亲，按照旧制我们不能互相监督任职，而皮初的功劳理应得到酬报。”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众人因此更加佩服他的公正。广汉太守辛冉因为天子蒙难、四方动乱，向刘弘献上纵横之计。刘弘大怒，将他斩首，当时的人无不称赞。《晋诸公赞》记载：当时天下虽然混乱，但荆州却很安全。刘弘有刘景升（刘表）保据江汉的志向，不依附太傅司马越。司马越对此非常怨恨。恰逢刘弘病逝。他的儿子叫刘璠，任北中郎将。）

司马朗，字伯达，是河内郡温县人。

（司马彪的《序传》记载：司马朗的祖父司马隽，字元异，博学好古，为人洒脱不凡，气度恢宏。他身高八尺三寸，腰围宽大，体格魁梧雄伟，与众不同，乡里和宗族的人都对他敬仰归附。官职最高做到颖川太守。司马朗的父亲司马防，字建公，为人正直公正，即使在闲居宴饮时，仪容举止也从不失礼。他非常喜爱《汉书·名臣列传》，能背诵的内容多达几十万字。年轻时在州郡做官，历任洛阳令、京兆尹，年老后转任骑都尉。他将志向寄托于乡里，闭门自守。他的儿子们虽然都已成年，但没有他的命令，不敢进屋，不敢就坐，不问到他们也不敢开口说话，父子之间相处极为严肃。司马防享年七十一岁，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去世。他有八个儿子，司马朗是长子，次子就是后来的晋宣皇帝（司马懿）。）

九岁时，有人当着司马朗的面直呼他父亲的字，司马朗说：“对别人的父亲轻慢，就是不尊敬自己的父亲。”那位客人连忙向他道歉。

十二岁时，司马朗通过经学考试，成为童子郎。主考官因他身材高大，怀疑他隐瞒了年龄，便对他进行诘问。司马朗回答说：“我家内外几代人都身材高大，我虽然年幼，但没有攀附权贵的心思，靠谎报年龄来求取早日成功，这不是我的志向。”主考官听后，对他感到非常惊奇。

后来，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前任冀州刺史李邵家住野王县，那里靠近山区，地势险要，他打算迁居到温县。司马朗对李邵说：“唇亡齿寒的道理，难道只适用于虞国和虢国吗？温县和野王县就是这样的关系。如今您离开那里来到这里，不过是想躲避一时的危亡罢了。况且您是国人所仰望的人物，现在乱寇还未到您就先迁徙，沿山的县城必定会惊慌失措，这是在动摇民心，为奸邪之徒制造事端啊，我私下里为郡内的百姓感到担忧。”李邵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结果，边境山区的民众果然发生了骚乱，纷纷向内地迁徙，有些人还趁机抢掠。

当时董卓胁迫天子迁都到长安，自己则留在洛阳。司马朗的父亲司马防时任治书御史，本应随驾西迁，但因天下大乱，便派司马朗带领家属返回家乡本县。有人告发司马朗想要逃亡，于是将他抓捕到董卓面前。董卓对司马朗说：“你和我死去的儿子同岁，怎么差点就背叛我了！”司马朗趁机说道：“明公您凭借超凡的德行，遭逢国家危难之时，清除奸佞，广纳贤才，这实在是您虚心考虑，准备开创太平盛世。您的威望德行日益崇高，功勋事业也日益显赫，然而战乱四起，各州郡一片混乱，京城附近，百姓无法安居乐业，抛弃家产，四处流亡躲藏。即使在四方关隘设置禁令，加重刑罚，逃亡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这就是我感到忧虑的原因。希望明公能借鉴历史往事，稍加三思，那么您的荣耀将与日月同辉，即使是伊尹、周公也无法与您相比了。”董卓说：“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你的话很有见地！”

（臣裴松之按：司马朗的这番回答，只是称颂董卓的功德，并没有规劝告诫他。他完全没有为自己申辩解释，董卓却说“我也明白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主客之间的言辞似乎没有对上。）

司马朗知道董卓必定会败亡，担心被他留下，于是就拿出财物贿赂董卓手下掌权的人，请求能返回家乡。

回到家乡后，他对父老乡亲们说：“董卓倒行逆施，是天下人共同的仇敌，这正是忠臣义士奋起的时候。我们河内郡与京城洛阳的地界相连，洛阳东面有成皋关，北面紧邻黄河，天下讨伐董卓的义军如果不能顺利前进，势必会在此地停留。这里将会是四分五裂的战场，很难在此安身，不如趁着道路还能通行，全族迁往东边的黎阳。黎阳有驻军，赵威孙是我们的同乡旧亲，他在那里担任监营谒者，统领兵马，足以作为依靠。如果以后局势有变，再慢慢观察也不迟。”

父老乡亲们留恋故土，没有人听从他的建议，只有同县的赵咨，带着家属和司马朗一起前往黎阳。

几个月后，关东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数十万大军都集结在荥阳和河内一带。但各路将领不能同心协力，反而放纵士兵抢掠，导致当地百姓死伤将近一半。过了很久，关东联军解散了，等到太祖（曹操）与吕布在濮阳相持不下时，司马朗才带着家人返回温县。

当时年景饥荒严重，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张朗收容救济同族亲属，教育训导弟弟们，没有因为世道衰败而荒废学业。

张朗二十二岁时，被太祖（曹操）征辟为司空府的属官，后被任命为成皋县令。他因病离职后，又被任命为堂阳县长。他治理地方事务时宽厚仁爱，从不动用鞭打、杖刑，但百姓却能自觉遵守法令。

早些时候，有些百姓被迁移去充实都城的人口。后来，县里接到征调任务要制造船只，那些迁走的百姓担心家乡的人无法完成，于是纷纷私自回来帮忙。他就是如此受到百姓的爱戴。之后，他调任为元城县令，后来入朝担任丞相主簿。

张朗认为，天下之所以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因为秦朝废除了五等爵位的封建制度，导致各郡国没有通过田猎演练战备的缘故。如今即使五等爵制无法恢复，也应该让各州郡都设置军队，对外可以防备四方外族，对内可以震慑不法之徒，这才是长远之策。此外，他还认为应该恢复井田制。

过去因为百姓各有世代相传的产业，很难中途夺取，所以井田制至今未能恢复。如今经历了大乱之后，民众流离失所，土地田产大多没有主人，都成了官府的公田，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恢复井田制。他的建议虽然没有被施行，但是后来各州郡都统领军队，这正是源于张朗最初的设想。

他被调任为兖州刺史，其政治教化大为推行，百姓们都称赞他。即使身在军旅之中，他也常常穿着粗布衣服，吃着简单的食物，以节俭来率领下属。

他平素喜爱研究有关人伦纲常的典籍。同乡人李觌等人当时名声很大，郑朗却常常公开贬低他们；后来李觌等人果然败落，当时的人们因此很佩服郑朗的见识。

锺繇和王粲著文立论说：“如果不是圣人，就不可能实现天下太平。”郑朗则认为：“像伊尹、颜回这样的大贤虽然不是圣人，但如果能让他们的治国之道由后人接连继承数代，天下太平也是可以实现的。”

（《魏书》记载：文帝（曹丕）很赞赏郑朗的观点，命令秘书监抄录了他的文章。孙盛评论说：锺繇的观点固然有失偏颇，但郑朗的看法也未必正确。过去常说“商汤启用了伊尹，不仁德的人就都远离了”。《易经》也称赞“颜家的那个孩子（颜回），他的德行差不多快赶上圣人了吧！有了过错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就再也不会重犯”。由此说来，圣人与大贤，无论出仕或隐退，其遵循的道是统一的，行事原则也是相同的，他们治理天下、垂范后世的道理并无高下之别；要达到太平盛世的美好境地，难道还需要等待几代人的积累吗？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就可以战胜残暴、免除杀戮了”。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就不能进入内室（达到高深境界）”。郑朗那需要数代人积累的理论，难道说的是这种情况吗！这与大贤的境界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啊。）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郑朗与夏侯惇、臧霸等人一同征讨东吴。到达居巢时，军中大规模爆发瘟疫，郑朗亲自巡视慰问，为士兵送去医药。他自己也染上疾病去世，享年四十七岁。他临终遗命，用平民的布衣和头巾入殓，穿当时平常的服装即可，兖州的人们都追思怀念他。

（《魏书》记载：郑朗临终前对将士们说：“我身为刺史，蒙受国家厚恩，在此督管万里疆域，却未能建立丝毫功勋，不幸遭遇这场瘟疫。我既无法自救，实在辜负了国家的恩情。我去世之后，请用平民的布衣和头巾，穿着平时的衣服入殓，切勿违背我的意愿。”）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封郑朗的儿子郑遗为昌武亭侯，食邑一百户。郑朗的弟弟郑孚又让自己的儿子郑望继承郑朗的后嗣。郑遗去世后，由郑望的儿子郑洪继承爵位。

（《晋诸公赞》记载：郑望，字子初，是郑孚的长子。他有才干和见识，很早就出了名。咸熙年间（公元264-265年），官至司徒。进入晋朝后，被封为义阳王，后升任太尉、大司马。当时他的父亲郑孚担任太宰，父子二人同居三公之位，这是自中古以来所没有的盛事。郑洪，字孔业，被封为河间王。）

当初与郑朗一起迁徙的赵咨，官职做到了太常，是一位喜爱结交士人的名士。

（赵咨，字君初。他的儿子叫赵酆，表字为子，在晋朝官至骠骑将军，被封为东平陵公。这些都记载于《百官名（志）》中。）

梁习，字子虞，是陈郡柘县人，曾担任郡中的纲纪。太祖（曹操）担任司空时，征召他为漳县县长，之后又陆续调任乘氏、海西、下邳的县令，所到之处都以治理有方而闻名。

后来，他回到朝中担任西曹令史，后升迁为属官。当时并州地区刚刚归附，梁习便以别部司马的身份兼任并州刺史。

当时，并州正承受着高干叛乱后的残破局面，边境有胡、狄等少数民族活动，张雄等人专横跋扈。官吏和百姓纷纷逃亡或叛变，投奔他们的部落；一些地方武装拥兵自重，为非作歹，互相煽动，时常形成武装对峙。梁习到任后，采取劝诱安抚的策略，以礼节征召当地所有的豪强大族，并陆续举荐他们到丞相府任职。等到这些豪强都离开并州后，他便开始征召当地的壮丁组成义从军；又趁着朝廷大军出征时，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编入军队，作为勇猛的兵士。

在这些豪强和士兵离开之后，梁习又逐步将他们的家属迁移，分批送往邺城，总数达数万人。对于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他就出兵征讨，斩杀了数千人，投降归附的也以万计。

从此，匈奴单于恭敬顺从，各部落的首领也叩头臣服，部众们都像编户齐民一样服役纳贡。边境地区得以肃清，百姓们遍布田野，梁习大力劝导农桑，做到了令行禁止。

他举荐的名士，后来都在世上声名显赫，相关事迹记载在《常林传》中。

太祖（曹操）嘉奖他，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并正式任命他为（并州）刺史。当地的父老们称赞歌颂他，认为在他们所听闻和认识的刺史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梁习。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并州被并入冀州，梁习改任议郎、西部都督从事，隶属于冀州管辖，并继续统领他原来的部队。他又奉命到上党郡采办大木材，用于修建邺城的宫殿。

梁习上表建议设立两名屯田都尉，率领六百名外来劳工，在沿途道路旁耕种豆子和谷物，以此来供给人员和牛马的开销。后来，匈奴单于前来朝见，西北边境再无忧患，这都是梁习的功绩。

（《魏略》记载：鲜卑部落的首领育延，一向被并州官府所忌惮。有一次，他率领部落五千多名骑兵前来拜见梁习，请求开设互市。梁习考虑到，如果拒绝，恐怕会招致怨恨；如果让他们进入州城，又担心遭到抢掠。于是，他同意在一个空城中与他们会面交易。随即，他下令各郡县，并亲自率领治中以下的官兵前往。交易尚未结束，一名市场官吏就逮捕并捆绑了一个胡人。育延的骑兵们都大为震惊，立刻上马弯弓，将梁习围了好几层。官吏和民众都吓得不知所措。梁习却镇定地叫来那名市场官吏，询问捆绑胡人的原因，原来是那个胡人确实侵犯了别人。梁习便派翻译叫来育延，育延到达后，梁习斥责他说：“是你的部下自己犯法，官吏并没有侵犯你们，你为什么要让手下骑兵惊扰生事呢？”随即下令将那名犯法的胡人斩首，其余的胡人都吓得不敢动弹。从此以后，再没有外族入侵抢掠。到了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太祖（曹操）攻打汉中，各路军队返回长安时，留下骑都督、太原乌丸王鲁昔，让他驻扎在池阳，以防备卢水胡。鲁昔有个爱妻，住在晋阳。鲁昔既思念妻子，又担心最终无法回去，于是率领他的五百骑兵叛变，返回并州。他将其余的骑兵留在山谷中，自己单枪匹马潜入晋阳，偷偷接走了妻子。出城之后，州郡才发觉此事；官吏和民众因为害怕鲁昔箭术高超，不敢追赶。梁习于是命令从事张景招募鲜卑人去追击鲁昔。鲁昔的马驮着他的妻子，负重前行缓慢，还没来得及与他的大部队会合，就被鲜卑人射死了。起初，太祖（曹操）听说鲁昔叛变，担心他会在北方边境作乱；等到听说他已被杀死，非常高兴，因为梁习前后几次都表现出谋略，于是封他为关内侯。）

文帝（曹丕）即位后，重新设置并州，梁习再次担任刺史，晋封为申门亭侯，食邑百户；他的政绩常常是天下第一。

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梁习被征召入朝，授予大司农之职。他在并州任职二十多年，但住所贫穷，没有任何当地的珍奇物品，明帝（曹叡）对此感到非常奇异，给予了他极其丰厚的礼遇和赏赐。太和四年（公元230年），梁习去世，其子梁施继承了爵位。

当初，济阴人王思与梁习一同担任西曹令史。有一次王思当值时向太祖（曹操）禀报事务，未能领会太祖的意图。太祖大怒，下令召见负责人，准备予以重罚。当时王思正好外出，梁习便代替他前去应对，随即被收押。王思得知后急忙赶回，亲自陈述自己的罪过，表示罪该万死。太祖感叹梁习（为朋友承担责任）的沉默和王思（勇于承担责任）的明辨，说：“没想到我的军中竟有两位如此讲义气的人啊！”

（臣松之认为：梁习和王思不过是同僚罢了，亲缘上并非骨肉，情义上也不是刎颈之交，却愿意以身代替王思，承受难以预测的灾祸。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义举，难道不是违背了先哲们崇高的主张吗！司马迁说过“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所以君子不会为了苟且偷生，也不会为了不值得的事而牺牲。假使王思当时不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君主也没有宽恕，那么梁习的死就如同在沟渠中自尽而无人知晓。梁习这种为义而死的方式，难道是可取的吗！）

后来两人同时被提拔为刺史，王思掌管豫州。王思也是个能干的官吏，但是为人严苛琐碎，缺乏大局观，官至九卿，被封为列侯。

（《魏略·苛吏传》记载：王思与薛悌、郤嘉都出身微末，官职地位大致相当。三人之中，薛悌略通儒家学说，所到之处以简约宽和著称。郤嘉的行事作风与王思相似。文帝（曹丕）下诏说：‘薛悌是驳杂的官吏（指其执法不纯粹严苛），王思、郤嘉是纯粹的官吏（指其执法纯粹严苛），各赐予关内侯的爵位，以奖赏他们的勤劳。’王思为人虽然繁琐苛刻，但精通文书处理，尊敬贤才、礼待士人，并留心时局形势，也因此而声名显赫。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他担任大司农，年老后视力昏花，常常毫无节制地发怒，下属们都惊恐不已，不知所措。他生性多疑，有一次，一位下属的父亲病重，就住在官署外的住所，这位下属便亲自前来请求休假。王思怀疑他不是说实话，发怒道：‘世上有所谓“思妇诈称母亲生病”的说法，难道说的就是你这种情况吗！’于是没有批准假期。第二天，这位下属的父亲就去世了，王思也没有丝毫悔意。他的刻薄寡恩大都如此。王思性情急躁，曾经提笔写字，有苍蝇停在笔尖上，赶走后又飞回来，如此再三。王思非常生气，亲自起身追赶苍蝇却没抓到，回来后拿起笔扔在地上，用脚踩坏。当时，丹阳人施畏、鲁郡人倪𫖮、南阳人胡业也担任刺史、郡守等职，时人称他们为苛刻残暴的官吏。◎另有高阳人刘类，历任地方长官，其为人的苛刻恶毒尤为突出，但因为善于经营人际关系，所以官位一直没有被罢免。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他担任弘农太守。手下二百多名官吏，他从不给假，专门让他们做些无关紧要的事务。下属犯错无论大小，他动辄揪住头发，用杖乱打，拖出去再拉进来，如此反复好几次。他还派人到处挖地寻找钱财，使得市场和村里到处都是坑洞。此外，他表面上装作简朴，每次外出巡视，都公开敕令督邮不许下属铺张迎接，却暗中记下没来行礼的人，然后就发怒中伤他们。他又生性多疑，每次派遣高级官员外出，必定让低级官员跟随监视；白天常常自己躲在墙壁间窥探，晚上派亲信暗中观察各个部门；后来又觉得亲信也不可信，再派侍从和奴婢辗转相互监察。他曾巡视地方，借宿在百姓家中。这家人的两条狗追赶一头猪，猪受惊奔跑，头卡在了栅栏之间，嚎叫了很久。刘类以为是外出的官吏擅自聚在一起吃喝，不加调查，就让差役将五官掾孙弼拖进来，逼他叩头并加以斥责。孙弼如实回答后，刘类自知理亏，感到羞愧，便借口询问其他事情来掩饰。有个叫尹昌的百姓，年近百岁，听说刘类巡视将要路过，便对儿子说：‘扶我去迎接府君，我想当面感谢他的恩德。’他儿子扶着尹昌在路边等候，刘类远远望见，便呵斥他儿子说：‘弄这么个快死的人来见我干什么！’他对待别人无礼，大都像这样。按照旧时风俗，百姓痛恨官长，希望他有三种下场，即被调走、被免职和死掉。刘类在弘农时，官吏和百姓都深受其害，于是在他官署门上题字说：‘刘府君有三不肯。’（讽刺他赖着不肯调走、不肯被免职、不肯死）刘类虽然听说了这件事，却仍不能自我改正。后来，安东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西征，路过弘农，当地人控告刘类年老昏聩，不能胜任太守之职，于是他被召回朝廷，担任五官中郎将。）

张既，字德容，是冯翊郡高陵县人。十六岁时，担任郡里的小吏。

（《魏略》记载：张既的家族世代并非望族，但家中富裕，他本人仪表堂堂。从小就擅长撰写书信和奏章，担任郡里的门下小吏。虽然家境富裕，但他考虑到自己家世寒微，担心无法出人头地，于是常常备好优质的书刀、毛笔和书写用的木简，留意到哪位高级官员有需要时，就主动送给他们。因此，他逐渐被上级所赏识。）

之后，他历任重要职务。曾被推举为孝廉，但他没有应命。太祖（曹操）担任司空时，征召张既，在他还未到任时，又被推举为茂才，并被任命为新丰县令，其治理成绩在三辅地区名列第一。

袁尚在黎阳抵抗太祖（曹操），派遣他所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干以及匈奴单于攻取平阳，并派出使者向西与关中地区的各位将领联合。司隶校尉钟繇派遣张既去游说将军马腾等人，张既为他们陈述了利害关系，马腾等人都听从了他的建议。马腾派遣儿子马超率领一万多士兵，与钟繇会合攻击高干、郭援，大败敌军，并斩杀了郭援。高干和匈奴单于都投降了。之后，高干又在并州再次反叛。河内的张晟聚集了一万多没有归属的部众，在崤山、渑池一带作乱，河东的卫固、弘农的张琰也各自起兵响应。太祖（曹操）任命张既为议郎，参与钟繇的军事谋划，并派他去说服西征的将领马腾等人，让他们都率兵会合，攻击张晟等人，最终击败了他们。张琰、卫固被斩首，高干逃往荆州。张既因此被封为武始亭侯。

太祖（曹操）将要征伐荆州时，马腾等人正分别占据着关中地区。太祖再次派遣张既去劝说马腾等人，让他们交出部队并请求返回朝廷。马腾已经答应，但又犹豫不决。张既担心他会改变主意，便通知各县紧急准备物资，并安排郡守级别的官员到郊外迎接。马腾迫于形势，不得已动身东行。太祖上表任命马腾为卫尉，任命他的儿子马超为将军，统领其旧部。后来马超反叛，张既跟随太祖在华阴击败马超，平定了关右地区。张既因此被任命为京兆尹，他安抚流民，复兴县邑，深受百姓爱戴。魏国建立后，张既担任尚书，后外调为雍州刺史。太祖对张既说：“让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州郡任职，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了。”

张既跟随太祖征讨张鲁，另外率军从散关进入，讨伐叛乱的氐族，并收割他们的麦子作为军粮。张鲁投降后，张既劝说太祖迁移汉中数万户居民，以充实长安和三辅地区。此后，他与曹洪在下辩击败了吴兰，又与夏侯渊一同讨伐宋建，并另外率兵攻打临洮、狄道，平定了这些地方。

当时，太祖（曹操）正迁移百姓以充实河北地区，陇西、天水、南安三郡的民众因此互相惊扰，人心惶惶。张既于是让三郡出身的将士官吏们休假回家，让他们修缮房屋、建造水碓，民心才得以安定下来。太祖（曹操）准备撤离汉中的守军，担心刘备会向北夺取武都的氐族部落来威胁关中，于是向张既询问对策。

张既回答说：“可以劝说他们向北迁徙，靠近有粮食的地方以躲避敌人。对先到的人给予丰厚的赏赐，这样先来的人知道了好处，后面的人就必然会跟着效仿。”太祖（曹操）采纳了他的计策，于是亲自到汉中率领各路军队撤出，并命令张既前往武都，将五万多个氐族部落迁徙到扶风和天水的交界地带。

（《三辅决录注》记载：张既年幼时，郡里的功曹游殷发现他与众不同，便邀请张既到家中做客，张既恭敬地答应了。游殷先回到家，吩咐家人准备宴席。等到张既来了，游殷的妻子笑着说：“您是不是糊涂了？张德容还是个年幼无知的小孩子，把他当成贵客，这不是很奇怪吗！”游殷说：“你不要觉得奇怪，他可是有州牧才能的人。”于是游殷便与张既谈论起霸王之业的策略。宴席结束后，游殷将自己的儿子游楚托付给他；张既谦虚地不肯接受，游殷坚持托付，张既考虑到游殷是本地德高望重的前辈，难以违背他的意愿，于是就答应了。游殷之前与司隶校尉胡轸有嫌隙，胡轸罗织罪名杀害了游殷。游殷死后一个多月，胡轸得了病，自己说只听见他在喊“我服罪，我服罪，游功曹带着鬼来了”。于是胡轸就病死了。当时关中地区的人们称赞游殷说：“活着的时候有知人之明，死后也有尊贵的神灵。”游殷的儿子游楚，字仲允，担任蒲阪县令。太祖（曹操）平定关中时，汉兴郡太守职位空缺，太祖向张既询问人选，张既称赞游楚文武全才，于是太祖任命他为汉兴太守。后来调任陇西。《魏略》记载：游楚为人慷慨，历任地方长官，所到之处都以恩德治理，不喜欢使用刑罚杀戮。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诸葛亮出兵陇右地区，官民骚动。天水、南安两郡的太守都放弃郡城向东逃跑，只有游楚坚守陇西郡，他召集官吏百姓对他们说：“我这个太守没有什么恩德。现在蜀军到了，各郡的官吏百姓都已响应他们，这也是各位追求富贵的好时机。我作为太守本应为国家守卫郡城，道义上必须死在这里，你们可以拿着我的头去投降。”官吏和百姓们都流着泪说：“我们誓与明府您生死与共，绝无二心。”游楚又说：“各位如果不愿意，我为你们想一个计策。现在东边两个郡已经失守，敌人必定会来进攻我们，我们只能共同坚守。如果国家的援军到了，敌人必然会退去，这样我们就是一郡坚守道义，人人都能获得爵位和赏赐。如果朝廷援军不到，蜀军攻势一天比一天紧急，到那时你们再拿着我的头去投降，也还不算晚。”于是官吏和百姓们便决定守城。南安郡果然带领蜀兵前来进攻陇西。游楚听说敌人来了，就派遣长史马颙出城布阵，自己则在城墙上对蜀军将领喊话说：“你如果能切断陇山道路，让东边的援军上不来，一个月之内，陇西的官民不用攻打就会自动归服；你如果做不到，就只是白白地让自己疲惫罢了。”他让马颙鸣鼓出击，蜀军于是退去。十几天后，魏国各路大军抵达陇山，诸葛亮战败撤走。南安、天水都因为响应诸葛亮而被攻破，两郡太守都受到了重刑，而游楚则因功被封为列侯，长史和下属官员也都得到了赏赐。皇帝赞赏他的治理，下诏特许他入朝，并引他上殿。游楚身材矮小但声音洪亮，自从做官以来，从未朝见过皇帝，奉诏登上台阶时，不懂得朝廷礼仪。皇帝命令侍中在旁引导，喊道“陇西太守上前”，游楚本该应答“唯”，却大声地回答“诺”。皇帝看着他笑了，随即对他加以慰劳和勉励。朝会结束后，游楚自己上表请求留在京城担任宿卫，被任命为驸马都尉。游楚不爱学习，但生性喜欢游玩和音乐。于是他蓄养了歌伎，备有琵琶、古筝、洞箫等乐器，每次出行都带在身边。所到之处就玩樗蒲、投壶等游戏，以此欢欣自娱。几年后，又外放担任北地太守，七十多岁时去世。）

当时，武威郡的颜隽、张掖郡的和鸾、酒泉郡的黄华、西平郡的麹演等人都占据郡县反叛，自封为将军，并且互相攻击。颜隽派遣使者将自己的母亲和儿子送到太祖（曹操）那里作为人质，请求援助。太祖（曹操）询问张既的意见，张既说：“颜隽等人表面上借助朝廷的威势，内心却傲慢悖逆，一旦他们的计策成功、势力壮大，日后必定会反叛。如今我们正致力于平定蜀地，暂且应该让他们双方并存并相互争斗，就像卞庄子刺虎那样，坐等他们两败俱伤，我们再从中获利。”太祖（曹操）说：“好。”一年多后，和鸾果然杀死了颜隽，而武威郡的王秘又杀死了和鸾。

当时没有设置凉州，从三辅地区到西域的广大区域都隶属于雍州。文帝（曹丕）即位为魏王后，才初次设置凉州，任命安定太守邹岐为凉州刺史。张掖郡的张进抓捕了郡守，起兵抗拒邹岐；黄华、麹演也各自驱逐了原来的太守，起兵响应张进。张既率军为护羌校尉苏则助长声势，因此苏则才得以立下功劳。张既也因此进爵为都乡侯。

凉州的卢水胡人伊健妓妾、治元多等人反叛，河西地区大乱。文帝（曹丕）对此非常担忧，说：“除了张既，没有人能安定凉州了。”于是召回邹岐，让张既接替他的职位。诏书说：“过去贾复请求攻打郾城的贼寇，光武帝笑着说：‘执金吾亲自去攻打郾城，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你的谋略过人，现在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断，不必事事都先请示。”文帝（曹丕）又派遣护军夏侯儒、将军费曜等人率军跟进。张既抵达金城，准备渡过黄河，各位将领都固执地认为：“我军兵力少，道路险峻，不应该贸然深入。”张既说：“道路虽然艰险，但并非井陉那样的要塞；这些胡人不过是乌合之众，没有李左车那样的计谋。如今武威情况危急，我们应该尽快赶去救援。”于是率军渡过黄河。叛军七千多骑兵在鹯阴口拦截，张既佯装要从鹯阴进攻，却秘密地从且次小道出兵抵达了武威。胡人以为神兵天降，便撤退回了显美。张既占据武威后，费曜的军队才赶到，夏侯儒等人则还未到达。张既犒赏将士后，准备进军攻打胡人。将领们都说：“士兵们已经很疲惫了，而敌军士气正盛，我们难以与他们争锋。”张既说：“现在军中没有现成的粮食，必须依靠缴获敌人的物资来补给。如果敌军看到我们兵力会合，就会退守深山。那时我们去追击，则道路险峻，军队会陷入断粮的困境；如果我们撤兵，他们又会出来骚扰劫掠。这样一来，战事将永无宁日，正如俗话所说‘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于是他率军进驻显美。数千胡人骑兵乘着大风，企图放火烧毁魏军营寨，将士们都十分恐惧。张既在夜里预先埋伏了三千精兵，派参军成公英率领一千多骑兵前去挑战，并命令他佯装败退。胡人果然争相追击，张既随即发动伏兵从后方截断敌军，前后夹击，大败胡人，斩杀和俘获的敌人以万计。

（《魏略》记载：成公英，是金城人。中平末年（公元189年），他跟随韩约（韩遂）成为其心腹。建安年间（196-220年），韩约在华阴兵败逃走，返回湟中，部众都离散了，只有成公英一人跟随。《典略》记载：韩遂在湟中时，他的女婿阎行想杀掉他投降，于是夜袭韩遂，但没有成功。韩遂感叹道：“大丈夫身处困境，灾祸竟是从姻亲关系中产生的吗！”他对成公英说：“如今亲戚都背叛了我，人马也越来越少，我应当从羌人部落中向西南去投奔蜀地了。”成公英说：“您起兵几十年，如今虽然失败了，哪有抛弃自己的基业去依附别人的道理！”韩遂说：“我年纪大了，你有什么计策呢？”成公英说：“曹公（曹操）不可能远道而来，来的只有夏侯渊罢了。夏侯渊的兵力不足以追击我们，也不能在此久留。我们不如暂且在羌人中休整，等待他们撤离。然后召集旧部，安抚联合羌、胡各部，仍然可以有所作为。”韩遂听从了他的计策，当时跟随他的男女还有几千人。韩遂向来对羌人有恩，羌人便保护着他。等到夏侯渊撤兵，留下阎行驻守。韩遂于是联合羌、胡数万人马准备攻打阎行，阎行准备逃走，恰逢韩遂病死，成公英便投降了太祖（曹操）。太祖（曹操）见到成公英后非常高兴，任命他为军师，并封为列侯。一次跟随太祖（曹操）外出打猎，有三只鹿从面前跑过，太祖（曹操）命成公英射杀它们，他三箭齐发，三只鹿都应弦而倒。太祖（曹操）拍手对他说：“你只肯为韩文约（韩遂）尽节，难道就不肯为我效力吗？”成公英于是下马跪拜说：“不敢欺瞒明公。假使我的旧主还在，我实在不会来到这里。”说着便流泪哽咽。太祖（曹操）赞赏他忠于故主，于是对他十分亲近敬重。延康、黄初年间（220-221年），河西地区有人图谋反叛。朝廷下诏派成公英辅佐凉州刺史平定陇右，他病死在任上。《魏略》记载：阎行，是金城人，后来改名阎艳，字彦明。他年轻时就以勇健闻名，起初是韩约（韩遂）手下的小将。建安初年（196年），韩约与马腾互相攻击。马腾的儿子马超也以勇健著称。阎行曾经用矛刺向马超，结果矛被折断，他便用断矛击打马超的脖子，几乎将他杀死。到建安十四年（209年），他被韩约派去拜见太祖（曹操），太祖（曹操）对他非常优待，上表任命他为犍为太守。阎行趁机请求让自己的父亲到朝中担任宿卫。他西归见到韩约，传达太祖（曹操）的指示说：“告诉韩文约（韩遂）：你当初起兵，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一点我完全明白。你应该早日归顺，共同辅佐朝廷。”阎行接着对韩约说：“我也为您着想，您起兵三十多年来，百姓和士兵都已疲惫不堪，所处的地盘又狭小，应该尽早归附朝廷。所以之前我在邺城时，亲自上表请求让我的老父亲到京师，实在也是希望将军您也派遣一个儿子去，以表示忠心。”韩约说：“还是再观望几年吧！”后来他还是派遣了儿子，与阎行的父母一同前往东都。正逢韩约西征张猛，留下阎行守卫大本营，而马超等人却密谋反叛，推举韩约为都督。等韩约回来，马超对他说：“之前钟司隶（钟繇）派我来对付将军您，关东的人是不能再相信了。现在我马超抛弃了自己的父亲，把您当作父亲，您也应该抛弃自己的儿子，把我看作儿子。”阎行劝谏韩约，不希望他与马超联合。韩约对阎行说：“如今各位将领不谋而合，看来是天意如此。”于是向东进军到华阴。等到太祖（曹操）与韩约在阵前隔着马对话时，阎行就在韩约身后，太祖（曹操）远远地对阎行说：“你应该想着做个孝子。”等到马超等人兵败逃走，阎行跟随韩约回到金城。太祖（曹操）听说了阎行之前的意图，所以只诛杀了韩约留在京城的子孙。他亲手写信给阎行说：“看韩文约（韩遂）的所作所为，真是让人发笑。我前后写给他的信，无所不谈，他这样怎么还能容忍！你的父亲在朝中任谏议大夫，自然是平安的。虽然如此，但监狱终究不是奉养双亲的地方，况且朝廷也不能一直替别人养老。”韩约听说阎行的父亲独自在世，想让阎行的父亲也一同遇害，以使阎行对自己一心一意，于是强行将自己的小女儿嫁给阎行，阎行不得已只能接受。太祖（曹操）果然因此怀疑阎行。恰逢韩约派阎行另外统领西平郡。阎行于是率领自己的部曲，与韩约互相攻击。阎行战败，便带着家人向东投奔了太祖（曹操）。太祖（曹操）上表封他为列侯。）

文帝（曹丕）非常高兴，下诏说：“你渡过黄河，经历险阻，以疲惫之师攻打休整之敌，以寡敌众，功劳超过了南仲，勤勉胜过了吉甫。这番功勋不仅是击败了胡人，更是为了长久地安定河右地区，使我从此再无西顾之忧了。”于是改封张既为西乡侯，增加食邑二百户，连同之前的一共四百户。

酒泉郡的苏衡起兵反叛，联合羌族首领邻戴以及丁令胡族的一万多骑兵攻打边境县城。张既与夏侯儒联手将其击破，苏衡和邻戴等人都投降了。于是张既上疏朝廷，请求与夏侯儒共同治理左城，修筑堡垒要塞，设置烽火台和驿站，以防备胡人的侵扰。

（《魏略》记载：夏侯儒字俊林，是夏侯尚的堂弟。起初担任鄢陵侯曹彰的骁骑司马。后来宣王（司马懿）担任征南将军，都督荆州、豫州的军事。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吴国将领朱然包围樊城，城中守将乙修等人急切求援。夏侯儒进军驻扎在邓塞，因兵力少而不敢前进，只是命人奏响军乐，设置仪仗，在距离朱然军六七里的地方来回行军，让乙修等人能从远处望见，如此反复多次。一个多月后，等到太傅（司马懿）率军赶到，才一同进兵，朱然等人随即撤退。当时有人说夏侯儒胆怯，也有人认为他懂得用少量兵力迷惑敌人，恰当地起到了声援的效果。夏侯儒最终还是因为此事被召回朝廷，担任了太仆。）

西羌各部感到恐惧，率领两万多个部落投降。之后，西平郡的麹光等人杀害了郡守，各位将领都想出兵攻打。张既说：“只有麹光等人是主谋，郡中的人未必都和他们同心。如果我们立即大军压境，官吏、百姓以及羌人、胡人必定会认为国家不分是非，反而会促使他们团结起来抵抗，这无异于给老虎添上翅膀。麹光等人想以羌、胡作为外援，我们现在应先让羌、胡部落去袭扰他们，用重金悬赏招募，所俘获的一切都归他们所有。这样对外可以削弱敌人的势头，对内可以离间他们的关系，必定可以不战而平定叛乱。”于是，张既发布文告晓谕羌人各部，赦免那些被麹光等人迷惑胁从的人；而能够斩杀叛贼首领并送上首级的，将加封官爵和赏赐。于是，麹光的同党斩杀了麹光并送上首级，其余的人都像往常一样安居乐业。

张既在雍、凉二州任职十多年，仁政之声远近闻名。他以礼征辟的扶风人庞延、天水人杨阜、安定人胡遵、酒泉人庞淯、炖煌人张恭、周生烈等人，最终都获得了显赫的名望和职位。

（《魏略》记载：早年，张既担任郡里的小吏时，功曹徐英曾经亲自鞭打过他三十下。徐英字伯济，是冯翊郡的望族，建安初年担任蒲阪县令。徐英性情刚直，自认为家族门第胜过张既，在乡里的名望和品行也比张既高，加上以前曾羞辱过张既，所以即使知道张既已经显贵，也始终不肯去求他。张既虽然得志，却不计较过去的恩怨，仍然想与徐英和好。他曾趁着酒意想和徐英亲近，徐英却故意抗拒不从。因此，徐英最终再未得到升迁。所以当时的人们都称赞张既不记旧仇，同时也钦佩徐英不屈不挠的气节。）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张既去世。魏文帝下诏说：“过去荀桓子（荀林父）在翟地建立功勋，晋侯赏赐他千户的封邑；冯异为汉朝效力，光武帝（刘秀）也册封了他的两个儿子。已故的凉州刺史张既，能够安抚百姓、发展民生，使众多羌人部落归顺，可以说是国家的良臣。不幸的是他去世了，我对此深感哀悼，特赐他的小儿子张翁归关内侯的爵位。”

魏明帝即位后，追谥张既为肃侯。他的儿子张缉继承了爵位。

张缉从中书郎逐渐升迁为东莞太守。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他的女儿成为皇后，于是他被征召入朝，授予光禄大夫之职，地位为特进，他的妻子向氏也被封为安城乡君。

张缉与中书令李丰共同谋划，事败被处死。详情记载于《夏侯玄传》。

（《魏略》记载：张缉字敬仲，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担任温县县令，以有治理才能而闻名。当时正逢诸葛亮出兵北伐，张缉上书陈述应对之策，皇帝下诏让中书令孙资询问其意见，孙资认为他有谋略，于是就征召他为骑都尉，派他参与征讨蜀国的军队。战事结束后，他入朝担任尚书郎，因为称职而得到魏明帝的赏识。明帝认为张缉的才能可以胜任很多职务，便试着叫来相士为他看相。相士说：“他的官位不会超过二千石。”明帝说：“他有这样的才能，官位怎么会只到二千石呢？”等到张缉在东莞任职时，统领着数千士兵。张缉的性格吝啬钱财却又看重权势，当他的女儿被征召入宫而使他离开郡守之位后，他回到家中，终日忧郁不安。他多次向朝廷陈述攻打吴国、蜀国的形势，还曾经对大将军司马师预言，诸葛恪虽然在边境取得了胜利，但不久就会被诛杀。大将军问他原因，张缉说：“他的威望震慑了国君，功劳盖过整个国家，想要不死怎么可能呢？”等到诸葛恪从合肥回来，吴国果然杀了他。大将军听说诸葛恪的死讯后，对众人说：“诸葛恪这样的人太多了！近来张敬仲（张缉）很早就断定诸葛恪必被杀死，现在果然如此。敬仲的智慧胜过诸葛恪啊。”张缉与李丰是世交，住得也很近。当时李丰有急事外出，他的儿子李藐前去拜见张缉，向他请教事情。李丰被逮捕后，此事牵连到张缉，于是张缉也被收捕送交廷尉，在狱中被赐死，他的几个儿子也全都被处死。张缉的孙子张殷，在晋朝永兴年间（公元304-306年）担任梁州刺史，事迹见于《晋书》。）

温恢，字曼基，是太原郡祁县人。他的父亲温恕曾任涿郡太守，后来去世了。温恢十五岁时护送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当时家中财富充足。温恢说：“当今天下大乱，要这么多财富做什么呢？”于是他一天之内就把家产全部分散，用来救济同宗族的亲属。家乡的人们因此很推崇他，将他比作春秋时期的贤人郇息和范蠡。

他被举为孝廉，先后担任廪丘县长、鄢陵县令和广川县令，以及彭城国和鲁国的国相，在每个任上都很有声望。之后，他入朝担任丞相主簿，后外调为扬州刺史。太祖（曹操）对他说：“我非常想把你留在身边，但考虑到扬州的事务比这更重要。古书上说：‘辅佐的臣子贤良啊，各项事务就都能安康顺遂！’你难道不应该得到蒋济来担任治中辅佐你吗？”当时蒋济正担任丹杨太守，于是太祖（曹操）就派蒋济返回扬州任职。

太祖（曹操）又对张辽、乐进等人说：“扬州刺史温恢通晓军事，你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和他共同商议。”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进攻合肥，当时各州都驻扎有军队防守。温恢对兖州刺史裴潜说：“这里虽然有敌人，但不足为虑，我担心的是征南将军（曹仁）那边会发生变故。如今秋水上涨，而曹仁将军的军队孤悬在外，又没有长远的防备。关羽骁勇精锐，一定会趁着这个有利时机进攻，这必然会成为一大祸患。”于是，后来果然发生了樊城被围的事件。

朝廷下诏征召裴潜以及豫州刺史吕贡等人，但裴潜等人行动迟缓。温恢秘密地对裴潜说：“这一定是襄阳情势危急，朝廷想让你们前去救援。之所以没有下达紧急集合的命令，是不想惊动远方的军队和民众。一两天之内，一定会有密信催促你加速进军，而张辽等人也将会被征召。张辽等人一向了解魏王（曹操）的心意，虽然比你晚接到命令，却会比你先赶到，到那时你就要承担罪责了！”裴潜听从了他的话，留下笨重的物资，改为轻装快速出发，果然接到了催促进军的命令。随后张辽等人也相继接到征召令，一切都如温恢所预料的那样。

文帝（曹丕）即位后，任命温恢为侍中，后外调为魏郡太守。几年后，升任凉州刺史，持节并兼任护羌校尉。他在赴任途中病逝，时年四十五岁。

皇帝下诏说：“温恢有国家柱石的才能，侍奉先帝（曹操）时，功绩和勤勉都非常卓著。等到他为我效力，也对王室忠心耿耿，所以我才将治理遥远边疆的重任托付给他，让他管理一方的事务。没想到他竟未能到任就去世了，我对此深感痛惜！”于是赐予温恢的儿子温生关内侯的爵位。温生很早就去世了，爵位因此断绝。

温恢去世后，汝南人孟建接任凉州刺史，因善于治理而享有声誉，官职最终做到征东将军。

〈《魏略》记载：孟建字公威，年轻时曾与诸葛亮一同游学。后来诸葛亮出兵祁山时，在回复司马宣王（司马懿）的书信中，还特意让杜子绪向孟公威（孟建）传达心意。〉

贾逵字梁道，是河东郡襄陵县人。他从小时候起，玩耍时就常常模仿排兵布阵。他的祖父贾习对此感到很惊奇，说：“你长大后一定会成为将帅。”于是口头传授给他数万字的兵法。

（《魏略》记载：贾逵家世代是名门望族，但他年少时就成了孤儿，家境贫寒，冬天常常没有裤子穿。有一次，他去妻子的兄长柳孚家过夜，第二天早上起来，二话不说就穿上柳孚的裤子走了，因此当时的人称他“通健”，意指他行事洒脱，不拘小节。）

起初，贾逵担任郡里的官吏，代理绛邑县长。郭援进攻河东郡时，所经过的城邑都投降了，只有贾逵坚守不降。郭援攻城不下，于是召来南匈奴单于的军队合力猛攻。城池即将被攻破时，绛邑的父老乡绅与郭援约定，请他不要伤害贾逵。城破之后，郭援听闻贾逵的名声，想让他做自己的将领，便用武力胁迫他，但贾逵毫不动摇。郭援的手下拖着贾逵，逼他叩头，贾逵呵斥道：“哪有国家命官给叛贼叩头的道理！”郭援大怒，准备将他斩首。绛邑的官吏和百姓听说郭援要杀贾逵，都登上城墙大喊：“你如果违背约定，杀死我们的贤明长官，我们宁愿与他同归于尽！”郭援身边的人也佩服贾逵的义气，纷纷为他求情，贾逵这才得以幸免。

（《魏略》记载：郭援抓到贾逵后，贾逵不肯下拜，对郭援说：“王府君治理本郡多年，不知足下是何人？”郭援大怒说：“快把他斩了！”众将领都为他求情庇护，于是郭援将他囚禁在壶关，关在一个土窖里，用一个车轮盖住窖口，并派人严加看守。正当要杀他的时候，贾逵从窖中对看守的人说：“这里难道没有好汉吗？竟然要让一个义士死在这里？”当时有个叫祝公道的人，与贾逵素不相识，但恰好听到这番话，同情他身处险境仍坚守正道，于是就在夜里偷偷将他救出，砸开刑具让他离开，并且没有告诉他自己的姓名。）

早先，贾逵路过皮氏县时，曾说：“争夺地盘，先占据有利地形的人就能获胜。”等到他在绛邑被围，知道自己难以幸免时，便派人从小路将官印送回郡府，并传话道：“赶快占据皮氏。”郭援吞并了绛邑的兵力后，正准备进军。贾逵担心他会抢先占领皮氏，于是设计离间，让郭援怀疑自己的谋士祝奥，郭援因此耽搁了七天。郡府听从了贾逵的建议，所以才没有被打败。

（《孙资别传》记载：孙资被推举为河东郡的计吏，到达许都后，向丞相府推荐贾逵说：“贾逵在绛邑时，率领并激励官民与叛贼郭援交战，力竭后才兵败被俘。但他志向坚定，言辞神色毫不屈服；他的忠言壮语被众人所知，刚烈气节在当时显露无遗，即使是古代史书上记载的那些坚贞不屈的义士，也无法超越他。他文武全才，实在是当世的栋梁之材。”《魏略》又记载：郭援被打败后，贾逵才知道当初救自己出来的人是祝公道。祝公道是河南人。后来他因为别的事情犯了罪，应当被处死。贾逵竭力营救他，但没能成功，于是为他穿上丧服表示哀悼。）

后来，贾逵被举荐为茂才，出任渑池县令。高干反叛时，张琰准备起兵响应。贾逵不知其阴谋，前去拜见张琰。当他听说事变发生，想要返回，又担心被扣留，于是便为张琰出谋划策，装作与他同谋的样子，张琰因此信任了他。当时县府暂设在蠡城，城池的防御工事不坚固，贾逵便向张琰请求兵力来修筑城墙。那些打算作乱的人都不再隐藏他们的图谋，因此贾逵得以将他们全部诛杀。于是，他修好城墙来抵御张琰。张琰兵败后，贾逵因祖父去世而离职，后被司徒征辟为属官，又以议郎的身份参与司隶校尉的军事。

太祖（曹操）征讨马超，到达弘农时说：“这里是通往西边的要道”，于是任命贾逵兼管弘农太守。太祖（曹操）召见他商议事务，对他非常满意，对左右说：“如果天下的二千石官员都像贾逵一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之后征兵时，贾逵怀疑屯田都尉藏匿了逃亡的民众。那位都尉自认为不归郡府管辖，言语很不恭顺。贾逵大怒，将他逮捕，列举其罪状，并打断了他的腿，也因此事被免官。然而太祖（曹操）内心很欣赏贾逵，任命他为丞相主簿。

（《魏略》记载：太祖（曹操）想要征伐东吴，但天降大雨连绵不绝，三军将士大多不愿意出发。太祖（曹操）知道这个情况，又担心有人进谏，便下令说：“如今我已下令戒严，但目的地尚未确定，凡是进谏的人一律处死。”贾逵接到命令后，对他的三位同僚主簿说：“现在实在不宜出兵，但命令是这样，我们不能不进谏。”于是他起草了奏疏给那三人看，三人不得已，都签上了名字，一同入内禀报。太祖（曹操）大怒，逮捕了贾逵等人。当要将他们送进监狱并追究主谋时，贾逵立刻说：“是我主谋的”，随即自己走向监狱。狱吏因为贾逵是主簿，没有马上给他戴上刑具。贾逵对狱吏说：“快给我戴上刑具。主上会怀疑我身居近职，向你求情宽待，现在就要派人来查看我了。”贾逵刚戴好刑具，太祖（曹操）果然派家臣到狱中探视贾逵。不久后，太祖（曹操）下令说：“贾逵没有恶意，恢复他的原职。”起初，贾逵作为儒生，只是大致浏览经书要义，吸取其中可用的部分。他最喜欢《春秋左氏传》，等到担任地方长官后，还常常督促自己研读，每月通读一遍。贾逵之前在弘农时，曾与典农校尉因公事争执而没能得到公正处理，于是愤慨之下生了颈瘤，后来病情加重，他自己上书请求让医生割除。太祖（曹操）爱惜贾逵的忠诚，担心他活不了，下令说：“告诉贾主簿，我听说‘十个割颈瘤的人九个会死’。”贾逵仍然坚持己见，而颈瘤却越长越大。贾逵本名衢，后来改名为逵。）

太祖（曹操）征讨刘备时，先派遣贾逵到斜谷观察形势。途中遇到水衡官押送着几十车囚犯，贾逵认为军情紧急，便当即处决了其中罪行最重的一人，将其余的都释放了。太祖（曹操）赞赏他的做法，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共同掌管军事计策。太祖（曹操）在洛阳驾崩后，贾逵主持了丧事。

（《魏略》记载：当时太子曹丕在邺城，鄢陵侯曹彰还没有赶到，士兵和民众因劳役和瘟疫而备受痛苦，于是军中发生了骚动。众位官员担心天下会发生变故，想要秘不发丧。贾逵建议说不可隐瞒，于是便发布讣告，命令朝廷内外所有人都前来吊唁，吊唁结束后，各自安守岗位不得擅动。然而青州的军队却擅自敲起鼓，结队离开。众人都认为应该禁止他们，不听从的就进行讨伐。贾逵认为：“正值国丧期间，灵柩尚在，嗣君还未即位，应该顺势安抚他们。”于是他起草了一篇长篇文告，通知沿途各地供给他们粮食。）

当时，鄢陵侯曹彰正担任行越骑将军，他从长安前来奔丧，向贾逵询问先王（曹操）的印玺绶带在哪里。贾逵严肃地回答说：“太子（曹丕）在邺城，国家已有既定的继承人。先王的印玺绶带，不是君侯您应该过问的。”随后，他护送先王的灵柩返回邺城。

文帝（曹丕）即位为魏王后，认为邺县作为都城所在地，有数万户人口，其中许多人不守法纪，于是任命贾逵为邺县县令。一个多月后，又升任他为魏郡太守。

（《魏略》记载：起初，魏郡的官吏们常因公事期限紧迫而感到焦虑。当他们听说贾逵要来担任太守时，整个郡府的官员都跑到县衙门外等候。等到升迁的文书送达，贾逵一出门，郡府的官吏们全都堵在门口，在车下拜见他。贾逵拍着手说：“我们应该到郡府治所去，这样做怎么合适呢！”）

当大军出征时，贾逵再次被任命为丞相主簿祭酒。他曾因别人的过错而受到牵连，魏王（曹丕）说：“叔向的功德尚且能庇佑后代十世，何况贾逵的功德就在他自身呢？”

随军到达黎阳时，渡口的人们秩序混乱，贾逵斩杀了一人以儆效尤，秩序才得以整肃。到达谯县后，贾逵被任命为豫州刺史。

（《魏略》记载：贾逵担任豫州刺史。他上奏说：“臣镇守京师门户，出入六年之久，如今国运初开，臣却被派往外地。只希望殿下为万民着想，不要违背上天与臣民的期望。”）

当时天下刚刚初步安定，许多州郡的治理并未完全走上正轨。贾逵说：“州刺史的设置，本来是作为朝廷的御史外出监督各郡，依据六条诏书考察郡守（二千石）及以下的官员。因此，对刺史的评价都强调其严明能干、如鹰般威猛的督察才能，而不是称赞其安静宽仁、和善可亲的品德。如今地方长官玩忽法令，盗贼公然横行，州刺史知晓却不加以纠正，天下又怎能恢复秩序呢？”豫州兵曹从事曾向前任刺史请假，贾逵到任数月后他才返回；贾逵彻查了郡守以下官员中那些偏袒纵容、不遵守法纪的人，全部上奏予以罢免。文帝说：“贾逵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刺史啊！”并向全国颁布诏令，要求各地以豫州为榜样。贾逵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

豫州南部与东吴接壤，贾逵在此严明岗哨，修缮兵甲，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吴军不敢轻易来犯。他在外整顿军队，在内治理民生，下令堵截鄢水和汝水，修建了新的水陂；又截断山间溪流和长谿水，修建了小弋阳陂；还开通了二百多里长的运河，后人称之为“贾侯渠”。

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贾逵与众将领一同征伐东吴，在洞浦击败了吕范，被进封为阳里亭侯，并加授建威将军的官职。魏明帝即位后，给他增加了二百户食邑，连同之前的一共是四百户。

当时孙权的军队驻扎在东关，位于豫州以南，距离长江四百多里。每当东吴出兵侵扰时，总是西边从江夏出动，东边从庐江出动。而魏国征讨东吴，也多取道淮水和沔水。那时，豫州的军队驻扎在项县，汝南、弋阳等郡也仅仅是防守各自的边境。孙权因此没有来自北方的后顾之忧，东西两线无论哪边告急，都能合并兵力相互救援，所以很少战败。贾逵认为应该开辟一条直通长江的道路，这样一来，如果孙权固守东关，那么他的东西两翼就得不到救援；如果东西两翼无法得到救援，那么东关就可以攻取。于是，贾逵将驻军转移到潦口，并陈述了攻取东关的计策，明帝对此非常赞同。

吴国将领张婴、王崇率领部众投降。太和二年（公元228年），魏明帝派遣贾逵都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路军队，从西阳直取东关；同时命令曹休从皖县进军，司马宣王（司马懿）从江陵进军。贾逵行至五将山时，曹休上表声称有敌人前来投降，请求深入敌境接应。皇帝下诏让司马宣王（司马懿）原地驻军，命令贾逵向东与曹休会合前进。贾逵判断敌人对东关没有防备，必定会将兵力集中在皖县；如果曹休孤军深入与敌军交战，必然会失败。于是，他部署各路将领，水陆并进。行军二百里后，抓获了敌军的活口，得知曹休已经战败，孙权派遣部队切断了夹石的退路。众将领不知如何是好，有人主张等待后方大军。贾逵说：“曹休的军队在外战败，归路在内被断，前进无法作战，后退无法返回，其安危在一天之内就会决定。敌人以为我们没有后援才敢这样做；如果我们现在急速前进，出其不意，这正是所谓的‘先发制人，夺其心志’，敌人见到我们的军队必然会逃走。如果等待后军，敌人早已占据险要地势，兵力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命令军队日夜兼程，并多设置旗帜和鼓乐作为疑兵。敌人见到贾逵的军队，果然撤退了。贾逵占据夹石要道，用兵力和粮草接济曹休，曹休的军队才得以重振旗鼓。

当初，贾逵与曹休关系不和。黄初（公元220年-226年）年间，文帝（曹丕）想要授予贾逵节钺，赋予他指挥权，曹休说：“贾逵性情刚烈，一向轻视众将，不能担任都督之职。”文帝（曹丕）于是作罢。等到夹石兵败之时，如果没有贾逵，曹休的军队几乎就无法得救了。

（《魏略》记载：曹休怨恨贾逵进军迟缓，于是呵斥责备贾逵，并派主管官员敕令豫州刺史贾逵去拾捡被丢弃的兵器。贾逵自恃心怀正直，对曹休说：“我本是为国家担任豫州刺史，不是来为您拾捡兵器的。”随即率军返回。于是贾逵和曹休互相上表弹劾对方，朝廷虽然知道贾逵有理，但因为曹休是宗室重臣，对两人都不加责备。《魏书》记载：曹休仍旧心怀旧怨，想以延误军机的罪名惩治贾逵，贾逵始终没有为自己辩解，当时的人们因此更加赞赏贾逵。习凿齿评论说：贤德之人，能将自身置之度外，虚心谦卑，在内心里甘居人下，怎么会产生遭人嫌隙嫉妒的名声呢？凡是有嫌隙嫉妒名声的人，必然是与人争强好胜，心存胜负之念的人。如果因为个人恩怨而导致国家败亡、百姓遭殃，即使对方倾覆了，对我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我既然得不到好处，又何必趁人之危呢？用这种逻辑来评说，不过是奴仆之辈的心态罢了。如今贾逵能忍下私愤，去解救别人的危难，冒着艰难险阻使对方免遭祸害，这使得他的功绩在英明的君主面前得以彰显，恩惠施加于百姓，自身也步入了君子的行列，其道义让敌人之心也感到愧疚。即使是豺狼虎豹恐怕也不会察觉到这是报复，更何况是曹休呢？如此说来，解救他人的危难，正是成就自己胜利的途径；不计较过去的嫌隙，正是折服对方内心的手段。公义得以实现，私利也得以光大，这可以说是善于竞争了。在那些不能忘怀胜负之念的人中，不通过这种方式而能取得胜利的，是从未有过的。）

不久贾逵病重，他对身边的人说：“我承受了国家的厚恩，遗憾的是没能斩杀孙权来面见先帝。我的丧事一切从简，不得铺张。”去世后，被追谥为肃侯。

（《魏书》记载：贾逵当时年五十五岁。）

他的儿子贾充继承了爵位。豫州的官吏和百姓都追念他，为他刻石立碑，修建祠堂。青龙年间（公元233-237年），魏明帝向东征讨，乘坐车驾进入贾逵的祠堂，下诏说：“昨天经过项县，看到贾逵的碑文和塑像，想到他不禁悲伤。古人说，只怕名声不能树立，不怕寿命不长。贾逵在世时有忠诚的功勋，去世后被人们思念，可以说是身死而名不朽了。将此事通告天下，用来勉励后人。”

（《魏略》记载：甘露二年（公元257年），皇帝车驾东征，驻扎在项县，再次进入贾逵的祠堂，下诏说：“贾逵去世后留下恩德，历代都为他立祠祭祀。追忆他的高尚品格和功绩，我非常赞赏。过去先帝东征时，也曾驾临此地，亲口颁布美好的旨意，褒扬贾逵的美德，我在此徘徊，心中更是感慨万分！礼敬贤人的做法，有的是为他们扫墓，有的是修缮他们的门庭，这都是为了表示崇敬。你们要去打扫祠堂，有破损漏雨的地方要修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