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峻，字伯达，是河南郡中牟县人。

汉朝末年，天下动荡不安，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都为之震动。

中牟县县令杨原忧虑恐惧，想要弃官逃走。

任峻劝说杨原说：“董卓是祸乱的元凶，天下人无不对他侧目而视，然而至今没有率先起兵讨伐的人，并非大家没有这个心思，而是时机和形势让他们不敢行动罢了。明府（杨原）您如果能够号召起事，必定会有响应的人。”杨原问：“该怎么做呢？”任峻回答说：“如今关东地区有十几个县，能够作战的士兵不下万人，如果您能代行河南尹的职权，将他们统领起来，大事一定能成功。”杨原听从了他的计策，任命任峻为主簿。

于是，任峻就替杨原上表，让他代理河南尹的职务，并命令各县坚守岗位，然后征集了军队。

恰逢太祖（曹操）在关东地区起兵，进入中牟县境内，当时众人不知该归顺于谁，只有任峻和同郡人张奋商议后，决定率领全郡归顺太祖（曹操）。

任峻另外又召集了宗族亲属及宾客家中的私兵几百人，杨原也一同跟随了太祖（曹操）。

太祖（曹操）非常高兴，上表保奏任峻为骑都尉，并将自己的堂妹嫁给了他，任峻由此深得曹操的信任和器重。

太祖（曹操）每次出征讨伐，任峻都常常留守后方，负责供应军队的粮草物资。

当时正值饥荒和干旱之年，军粮供给不足，羽林监、颍川人枣祗建议并着手施行屯田制度，太祖（曹操）于是任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募百姓在许都附近屯田，最终收获了百万斛粮食。从此，各郡国都普遍设立了田官，几年之内，各地都积存了大量谷物，粮仓全都装得满满的。

官渡之战时，太祖（曹操）任命任峻掌管军用器械和粮草运输。

袁绍的军队多次前来劫掠，企图切断粮道。于是任峻让一千辆运输车编为一部，分十路同时前进，并排成覆盖阵型相互护卫，敌人不敢靠近。

国家和军队的富足，始于枣祗的倡议，而由任峻的执行得以实现。

（《魏武故事》记载的命令说：“已故的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诚能干。当初我们一起举义兵时，他就跟随着我四处征讨。后来袁绍在冀州，也十分器重枣祗，想得到他。枣祗深心依附于我，我便让他担任东阿县令。吕布叛乱时，兖州各地都反叛了，只有范县和东阿县得以保全，这都是靠枣祗率兵据城固守的力量。后来我军粮草缺乏，得到东阿的补给才得以维系，这是枣祗的功劳。等到击破黄巾军平定许县，我们获得了敌人的物资产业。当时要兴办屯田，议事的人都说应该按照官牛和缴纳的谷物来计算，制定佃租的科税标准。施行后，枣祗上书说，租用官牛缴纳谷物的方式，即使大丰收也不能增加官府的收入，一旦有水旱灾害又要免除租税，非常不便。他反复陈说，我仍然认为应当照旧，丰收的规定不能再更改。枣祗还是坚持己见，我一时不知该听从谁的，便让他去和荀令君（荀彧）商议。当时已故的军祭酒侯声说：‘按官牛征税，是为了官田的利益。如果按照枣祗的建议，对官府有利，但对佃客不利。’侯声怀着这样的说法，想让荀令君（荀彧）对枣祗的计划产生怀疑。但枣祗依然自信，依据计划再次向我禀报，坚持实行分田（按比例分成）的办法。我这才同意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屯田都尉，来实施屯田事业。那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后来因此大规模屯田，使军粮丰足，从而消灭了各个叛乱集团，平定了天下，振兴了王室。枣祗开创了这项功业，不幸很早就去世了，我追赠他太守的官职，仍然觉得不足以匹配他的功劳。如今重新思考，枣祗应当获得封爵，拖延至今，是我的过错。枣祗的儿子枣处中，应该加封爵位，让对枣祗的祭祀成为不朽的功业。”《文士传》记载：枣祗本姓棘，他的祖先为了避难，改姓为枣。他的孙子枣据，字道彦，是晋朝的冀州刺史。枣据的儿子枣嵩，字台产，官至散骑常侍。祖孙二人都很有才名，著述颇多。枣嵩的哥哥枣腆，字玄方，担任襄阳太守，也很有文采。）

太祖（曹操）认为任峻功劳卓著，于是上表封他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并升任为长水校尉。

任峻为人宽厚有度，又明察事理，他每次陈述意见，太祖（曹操）大多都认为很好。

在饥荒的时候，他收养抚恤朋友的遗孤，救济朝中和家乡的贫困族人，周济急难，接济匮乏，因信义而备受称赞。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任峻去世，太祖（曹操）为此流泪了很久。

他的儿子任先继承了爵位。

任先去世后，因为没有子嗣，其封国被废除。

文帝（曹丕）追念并记录功臣的功绩，赐予任峻谥号为成侯。

又任命任峻的次子任览为关内侯。

苏则，字文师，是扶风郡武功县人。

他年轻时便因学识和品行而闻名，被举荐为孝廉、茂才，又被三公府征召，他都没有接受任命。

他出仕的第一个官职是酒泉太守，后来又调任安定、武都两郡的太守。

（《魏书》记载：苏则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常常仰慕汲黯的为人。《魏略》记载：苏则的家族世代都是当地的望族。兴平年间（公元194-195年），三辅地区大乱，苏则因饥饿贫困，到北地郡避难。他客居在安定郡，依附于富人师亮。师亮对他的招待很不到位，苏则便感慨地叹道：“天下总会安定的，想必为时不远了，我将来必定会回来做这个郡的太守，到时要好好折辱一下这些平庸之辈。”后来他与冯翊人吉茂等一同隐居在郡城南面的太白山中，以读书自娱。等到他真的做了安定太守，师亮等人都吓得想要逃跑。苏则听闻此事，预先派人去向他们解释，并以礼节款待他们。）

他在所任职的地方都很有威望和名声。

太祖（曹操）征讨张鲁时，途经他所管辖的郡，见到苏则后非常欣赏他，便让他担任大军的向导。

张鲁被打败后，苏则安抚平定了下辩地区的各个氐人部落，打通了通往河西的道路，之后被调任为金城太守。

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官吏和百姓流离失所，饥饿贫困，户口大量减少，苏则非常谨慎周到地安抚他们。

对外安抚招纳羌、胡等少数民族，用他们进献的牛羊来赡养贫困和年老的人。

他将自己的粮食分给百姓吃，在短短一两个月内，流亡的百姓都回来了，郡内增加了数千户人家。

于是，他明确颁布法令，凡有触犯者立即处死，而遵从教化的人必定给予奖赏。

他亲自教导百姓耕种，当年获得了大丰收，因此前来归附的人越来越多。

李越在陇西发动叛乱，苏则率领羌、胡部族将其包围，李越随即请求投降。

太祖（曹操）驾崩后，西平郡的麹演发动叛乱，自称为护羌校尉。

苏则率领军队前去征讨。麹演感到恐惧，于是请求投降。

文帝（曹丕）因苏则的功绩，加封他为护羌校尉，并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

（《魏名臣奏》记载文帝（曹丕）下令询问雍州刺史张既说：“代理金城太守苏则，既有安抚百姓、平定夷狄的功劳，听说又出兵向西平定了湟中地区，为河西地区壮大了声势，我对此非常赞赏。苏则的功绩，是否可以加封爵位和食邑呢？封爵是大事，所以特地来问你。请你秘密地将意见告诉我，暂且不要泄露出去。”张既回答说：“金城郡，过去被韩遂残害，百姓死伤流亡，有的逃到戎狄地区，有的陷入寇乱之中，户数不满五百。苏则到任后，对内安抚受创的民众，对外召集流散的人口，现在户数已超过一千。另外，梁烧一带的杂种羌人，过去与韩遂同流合污，韩遂死后，他们就越出了边塞。苏则前后多次招抚，归附郡里的有三千多个部落，他都用威信和恩惠来体恤他们，让他们为官府效力。西平郡的麹演等人策划叛乱时，苏则随即出兵，直逼其要害，麹演便立刻归降并送上人质，苏则还切断了叛军的粮草。苏则既有体恤百姓的成效，又能与戎狄和睦相处，竭尽忠诚与节操。遇到圣明的君主，有功之臣必然会被记录。如果给苏则加封爵位和食邑，实在足以劝勉忠臣，激励社会风气。”）

后来，麹演再次联合周边郡县发动叛乱，张掖郡的张进抓捕了太守杜通，酒泉郡的黄华不接纳太守辛机，张进和黄华都自称太守来响应麹演。

此外，武威的三种胡人部落也同时起兵劫掠，导致交通被阻断。

武威太守毌丘兴向苏则紧急求援。

当时，雍州和凉州的各路豪强都胁迫羌人、胡人来追随张进等人，郡中的人们都认为张进的势力无法抵挡。

另外，将军郝昭、魏平在此之前各自屯兵驻守金城，他们也接到了诏令，不得向西进军。

于是苏则会见郡中的高级官吏、郝昭等人以及羌人部落的豪帅，商议对策说：“如今叛贼虽然势大，但都是新近聚合的乌合之众，其中不乏被胁迫的人，未必同心同德。我们趁他们内部不稳的机会发动攻击，那些被裹挟的良善之人和作恶的叛贼必定会分化。他们分离后前来归附我们，我方力量就会增强，而敌方力量就会削弱。这样既能获得增加兵力的实际好处，又能拥有士气倍增的优势，率领大军进讨，必定能击破他们。如果坐等朝廷大军，旷日持久，那些被胁迫的良善之人将无处可归，最终必然与叛贼同流合污。一旦善恶合流，形势就难以迅速分化了。虽然有不得西进的诏令，但为了应对当前局势，我们应当违背命令，便宜行事，可以由我独断专行。”

于是，郝昭等人听从了苏则的建议，便出兵救援武威，降服了那里的三种胡人部落，并与毌丘兴一起在张掖攻打张进。

麴演听说此事后，率领三千步兵和骑兵前来迎接苏则，声称是来助战，但实际上是想伺机发动兵变。

苏则引诱麴演前来会面，趁机将他斩杀，并将其首级向全军示众，麴演的同党们都四散奔逃了。

苏则于是率领各路军队包围了张掖，攻破城池后，斩杀了张进及其党羽，其余的人都投降了。

麴演的势力被击败后，黄华感到恐惧，便交出他所扣押的太守（辛机）请求投降，至此，河西地区得以平定。

于是，苏则返回金城。

（他）晋封为都亭侯，食邑三百户。

（他）被征召入朝担任侍中，与董昭成为同僚。

董昭曾经枕着苏则的膝盖躺下，苏则把他推开，说道：“我苏则的膝盖，不是给谄媚之人当枕头的。”

当初，苏则和临菑侯曹植听说曹魏取代汉朝的消息，都穿上丧服悲痛哭泣。文帝（曹丕）听说了曹植这样做，却没有听说苏则也做了同样的事。

文帝（曹丕）在洛阳，曾经不经意地说道：“我顺应天命接受禅让，却听说有人为此哭泣，这是为什么呢？”苏则以为是在问自己，顿时胡须都张开了，准备义正言辞地回答。

侍中傅巽掐了苏则一下说：“陛下不是在说您啊。”苏则这才作罢。

（“掐”字读音为苦洽反切。）

（《魏略》记载：按照旧时礼仪，侍中要亲自照料皇帝的起居，所以民间俗称他们为“执虎子”（侍候皇帝便溺的人）。当初，苏则的同乡吉茂，当时刚做过县令，后被调任为闲职。吉茂见到苏则，嘲笑他说：“你的仕途，最终也不过是当个‘执虎子’罢了。”苏则笑着回答：“我确实不能像你那样，跛着脚还想驾着鹿车飞奔。”起初，苏则在金城郡时，听说汉献帝禅位，以为是驾崩了，于是为他举行了哀悼仪式；后来听说献帝还在世，自知先前不够审慎，心里便默默不语了。临菑侯曹植因为自己失去了先帝（曹操）的赏识而伤心，也因怨愤激动而哭泣。后来文帝（曹丕）外出游猎，想起这事就怨恨临菑侯曹植，回头对左右说：“人心真是不同啊，在我登基为帝的时候，天下竟然有人哭泣。”当时随从的臣子们都知道皇帝这话是意有所指（针对曹植），但苏则却以为是在说自己，准备下马谢罪。侍中傅巽用眼神示意他，他才明白过来。孙盛评论说：一个士人，不应该侍奉自己所不认同的君主，也不应该非议自己所侍奉的君主。他选择出仕或隐退，难道是随意的吗！苏则既然已经在新朝为官，将自己托付给了新的时代，却还心怀二意，心生忿恨，想发表一番激切直率的言论，这哪里是有德君子在取舍进退时应有的分寸呢？《诗经》说：“士人没有原则，品德三心二意。”士人三心二意，就像女子失去配偶一样可耻，更何况是君主的臣子呢？）

文帝（曹丕）问苏则说：“之前攻破酒泉和张掖之后，西域派遣了使者，敦煌郡也进献了直径一寸的大珍珠，我们还能再设法买到更多吗？”苏则回答说：“如果陛下的教化遍及中原，恩德流布至沙漠地区，那么这些宝物不用寻求也会自己到来；如果是刻意求取而得到的，那就算不上珍贵了。”文帝（曹丕）听后沉默不语。

后来，苏则陪同皇帝（曹丕）外出打猎，围栏的木桩被撞倒，导致一头鹿逃脱。皇帝（曹丕）大怒，坐在折叠凳上拔出刀，将所有负责监管的官吏都抓了起来，准备将他们斩首。

苏则叩头说：‘我听说古代的圣明君主不因飞禽走兽而伤害人命。如今陛下正要发扬唐尧那样的德政教化，却因为打猎游戏而要杀害这么多官吏，我认为这不可以。我愿以死为他们请命！’皇帝（曹丕）说：‘你真是一位正直的大臣啊。’于是便将那些官吏全部赦免了。

然而，皇帝（曹丕）也因此对他有所忌惮。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苏则被降职为东平国相。

还没到任，苏则就在途中病逝，被追谥为刚侯。

他的儿子怡继承了爵位。

怡去世后没有儿子，由他的弟弟愉继承了封爵。

愉在咸熙年间（公元264-265年）担任尚书。

（愉字休豫，历任太常、光禄大夫等职，记载于《晋百官名》。山涛在奏章中称赞愉为人忠厚、有智慧谋略。我（裴松之）考证，愉的儿子名叫绍，字世嗣，担任过吴王的老师。石崇的妻子，是绍的姐姐。绍有诗作收录在《金谷集》中。绍的弟弟名叫慎，担任左卫将军。）

杜畿，字伯侯，是京兆郡杜陵县人。

（《傅子》记载：杜畿是汉代御史大夫杜延年的后代。杜延年的父亲杜周，从南阳迁居到茂陵；杜延年又迁居到杜陵，子孙后代便世代居住在那里。）

杜畿年少时就失去了父亲，继母对他很刻薄，但他却以孝顺而闻名。

二十岁时，杜畿担任郡里的功曹，并代理郑县县令一职。

县里的监狱囚禁着数百人，杜畿亲自到监狱审理，裁定他们罪行的轻重，并全部处理完毕。尽管判决不一定完全妥当，但郡中的人都对他年纪轻轻却有如此魄力和决断感到惊奇。

后来他被举荐为孝廉，授予汉中府丞的官职。

正逢天下大乱，杜畿于是放弃官职，客居在荆州，直到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才返回家乡。

荀彧将他推荐给了太祖（曹操），

（《傅子》记载：杜畿从荆州回来后，到了许都，拜见侍中耿纪，两人彻夜长谈。尚书令荀彧与耿纪的住所相邻，夜里听到杜畿的言论，认为他非同凡响，第二天一早就派人对耿纪说：“有这样的国士在身边而不举荐，你凭什么身居高位？”荀彧见到杜畿后，与他一见如故，于是将杜畿推荐给了朝廷。）

太祖（曹操）任命杜畿为司空司直，后升任为护羌校尉，授予符节，并兼任西平太守。

（《魏略》记载：杜畿年轻时就有远大的志向。他在荆州住了几年，继母去世后，正值三辅地区道路开通，他便背负着继母的灵柩向北返乡。途中被强盗抢劫，众人都四散奔逃，只有杜畿没有离开。强盗向他射箭，杜畿对强盗们说：“你们想要的不过是财物罢了，我现在身无一物，射我有什么用呢？”强盗们这才住手。杜畿回到家乡后，京兆尹张时是河东人，与杜畿有旧交，便任命他为功曹。张时曾经嫌弃杜畿为人豁达而不拘小节，不肯在各种事务上多加留心，说这个人疏阔散漫，不胜任功曹的职位。杜畿私下里说：“当不了功曹，倒是可以当河东太守。”）

太祖（曹操）平定河北之后，高干占据并州发动了叛乱。

当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征召入朝，河东人卫固、范先表面上以请求王邑留任为名义，暗中实际上与高干互通谋反。

太祖（曹操）对荀彧说：“关西的各位将领，依仗地势险要和兵马强壮，一旦我们出征，他们必然会作乱。张晟在殽山和渑池一带作乱，向南与刘表勾结，卫固等人趁机响应，我担心他们造成的危害会很深。河东郡背靠山脉，面临黄河，周边局势多变，是当今天下的战略要地。请你为我推荐一位像萧何、寇恂那样的人才去镇守那里。”

荀彧说：“杜畿就是这样的人才。”

（《傅子》记载：荀彧称赞杜畿的勇猛足以担当大任，智慧足以应对变故，可以让他去试一试。）

于是，杜畿被任命为河东太守。

卫固等人派遣数千士兵切断了陕津渡口，杜畿到达后无法渡河。

太祖（曹操）派遣夏侯惇前去征讨他们，但大军尚未抵达。

有人对杜畿说：“您应该等待大军到来。”杜畿回答说：“河东郡有三万户人家，并非都想作乱。如今大军紧急压境，那些想归顺朝廷的人会因没有主心骨而心生恐惧，必定会听从卫固的号令。一旦卫固等人独揽大权，势必会拼死抵抗。如果征讨不能取胜，周边的势力就会响应他们，天下的动乱将无法平息；即使征讨胜利了，那也是残害了整个郡的百姓。况且，卫固等人尚未公然违抗朝廷命令，只是打着为前任太守王邑请愿的旗号，必然不会加害新任太守。我将单车匹马直接前往，出其不意。卫固为人虽然多计谋却优柔寡断，必定会假意接纳我。只要我能在郡中待上一个月，用计谋牵制住他们，就足够了。”

于是杜畿便抄小道，从郖津渡口渡河。

（“郖”字读音为“豆”。《魏略》记载：当初，杜畿和卫固年轻时互相轻慢，卫固曾经轻视杜畿。杜畿曾与卫固赌博时发生争执，杜畿曾对卫固说：“仲坚，我现在要做河东太守了。”卫固撩起衣服大骂他。等到杜畿上任时，卫固正是郡中的功曹。张时曾任京兆尹。杜畿迎接司隶校尉，与张时在华阴会面，张时和杜畿相见时，按照礼仪本当各自手持笏板。张时感叹道：“昨天还是个功曹，今天就成了郡将了！”）

范先想杀死杜畿来威慑众人。

（《傅子》记载：范先说：“既然想当老虎却又厌恶吃人肉，那就失去了作为老虎的本性了。现在不杀掉他，将来必定成为祸患。”）

他们为了试探杜畿的反应和意图，在门口斩杀了主簿以下的三十多人，但杜畿的言行举止却泰然自若。

于是卫固说：“杀掉他没有什么好处，只会给我们带来恶名；况且控制他的权力在我们手上。”于是便拥戴他为太守。

杜畿对卫固、范先说：“卫先生、范先生是河东郡德高望重的人，我只是来仰仗你们把事情办成。不过，君臣名分是确定的，我们将成败与共，凡是大事都应该共同商议。”

于是（杜畿）任命卫固为都督，代理郡丞职务，兼任功曹；将校、官吏和士兵三千多人，则全部交由范先统领。

卫固等人很高兴，虽然表面上服从杜畿，但心里并不把他当回事。

卫固想要大规模征兵，杜畿对此感到担忧，便劝说卫固说：“想要成就非凡的大事，就不能惊扰人心。现在大规模征兵，民众必定会受到惊扰，不如慢慢地用钱财来招募士兵。”

卫固认为他说得对，便听从了建议，于是通过出资的方式征集兵员。这件事花了几十天才办妥，而那些将领们贪图更多的募兵钱财，往往是应募的人数多，实际派出的兵力却很少。

杜畿又进去劝说卫固等人说：“人们都顾念自己的家庭，各位将军和属吏，可以分批遣散他们回家休息，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再召集他们也并不困难。”卫固等人害怕违背众人心意，于是又听从了他的建议。

这样一来，心向朝廷的人就在外面，暗中成为杜畿的后援；而那些图谋不轨的人则分散开来，各自回家，叛军的势力就这样被瓦解了。

恰逢此时，白骑军攻打东垣，高干进入濩泽，上党郡各县杀害了长吏，弘农郡也抓捕了太守，而卫固等人秘密调集的兵马还没有赶到。

杜畿知道各县都心向着自己，于是趁机出城，仅率领数十名骑兵，前往张辟城拒守。许多官吏和民众都率领全城的人来帮助杜畿，几十天之内，就聚集了四千多人。

卫固等人与高干、张晟联合攻打杜畿，但未能攻下，转而攻略其他各县，也一无所获。

正好朝廷的大军赶到，高干、张晟兵败，卫固等人被处死，其余的同党都被赦免，让他们回到家中恢复原来的产业。

当时天下的郡县都残破不堪，只有河东郡最先得到平定，损失较小。

杜畿治理河东郡时，崇尚宽厚仁惠的政策，对百姓采取顺其自然的无为而治。

每当百姓有诉讼争端，有人前来告状时，杜畿都会亲自接见他们，为他们陈述大道理，然后让他们回家仔细思考，如果觉得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再来官府。

乡里的父老们会互相责备说：“有这样好的太守，怎么能不听从他的教诲呢？”从此以后，诉讼案件就很少发生了。

杜畿向各下属县颁布政令，选拔孝子、贞节的妇女和孝顺的子孙，免除他们的徭役，并随时对他们进行慰问和勉励。

他逐渐要求民众畜养母牛和普通马匹，下至鸡、猪、狗等家畜，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

百姓们勤于农耕，家家户户都富足殷实。

杜畿于是说：“百姓富裕了，就不能不进行教化。”因此，他在冬季整顿军备、演习武艺，又开设学校，亲自拿着经书讲学授课，整个郡都受到了他的教化。

（《魏略》中记载：博士乐详，就是因为杜畿的举荐而得到升迁。至今河东郡的儒学之士特别多，这都是杜畿的功劳啊。）

韩遂、马超发动叛乱时，弘农郡和冯翊郡有很多县城都起兵响应他们。

河东郡虽然与叛军接壤，但当地的百姓没有生出异心。

太祖（曹操）西征到达蒲阪，与叛军隔着渭水对峙扎营，军队的粮草供应完全依赖于河东郡。

等到叛军被击破后，还剩余二十多万斛的储备粮食。

太祖（曹操）下令说：“河东太守杜畿，就像孔子所说的‘对于夏禹，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了’。提升他的官秩至中二千石。”

太祖（曹操）征讨汉中时，派遣五千人负责运输，运输的人们相互勉励说：“人生终有一死，我们决不能辜负我们的太守（杜畿）。”最终没有一个人逃亡，他就是这样深得人心。

（《杜氏新书》记载：平虏将军刘勋，受到太祖（曹操）的亲近信赖，在朝廷中权势显赫。他曾向杜畿索要大枣，杜畿用别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刘勋被处死，太祖（曹操）看到了他们之间的书信，感叹道：“杜畿可以说是‘不谄媚权贵’的人啊。”他称赞杜畿的功绩，并下令给各州郡说：“过去孔子（仲尼）谈到颜回（颜子），每每赞不绝口，这既是出于内心的喜爱，也是因为理当以良马引领马群。如今我也希望众人能像仰望高山、追随大道一样，敬仰并效仿他。”）

魏国建立后，杜畿被任命为尚书。

事情平定后，又有命令说：“过去萧何安定了关中，寇恂平定了河内，您有和他们相当的功劳，我本打算授予您进献忠言的职位；但考虑到河东是我股肱般重要的郡，是物资充实的地方，足以凭此掌控天下，所以暂且劳烦您继续坐镇那里。”

杜畿在河东任职十六年，政绩常常是天下第一。

文帝（曹丕）登上王位后，赐予杜畿关内侯的爵位。

（杜畿）被征召入朝担任尚书。

等到文帝（曹丕）登基称帝，杜畿又被进封为丰乐亭侯。

食邑一百户，

（《魏略》记载：起初杜畿在河东郡时，接到诏书要求登记并征召寡妇。当时其他郡县有些寡妇已经自行改嫁，但官吏们都按照诏书强行将她们夺走，一路上哭声遍野。杜畿只征召了那些尚未改嫁的真寡妇，所以他送去的人数很少；等到赵俨接替杜畿后，送去的人数就多了起来。文帝（曹丕）问杜畿：“以前你送来的人为什么那么少，现在为什么又这么多？”杜畿回答说：“臣之前登记的都是丈夫已死的人（真寡妇），现在赵俨送来的是活人的妻子啊。”文帝（曹丕）和左右侍从听后，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他担任司隶校尉一职。

皇帝（曹丕）征伐东吴时，任命杜畿为尚书仆射，总管留守事务。

后来，皇帝（曹丕）巡幸许昌，杜畿再次负责留守。

他奉诏督造皇帝乘坐的楼船，在陶河试航时，遭遇大风而沉没身亡。

皇帝（曹丕）为此流下了眼泪。

（《魏氏春秋》记载：起初，杜畿曾遇见一个童子对他说：“司命神派我来召唤您。”杜畿恳切地请求他，童子说：“现在我将为您寻找一个替代者。您务必谨慎，不要说出此事！”说完，童子忽然就消失了。到此时已经过了二十年，杜畿才把这件事说出来。他就在当天去世，享年六十二岁。）

皇帝下诏说：“过去，冥因为勤于职守而死于水中，后稷因为勤于农事而死于山里。（韦昭的《国语注》引用《毛诗传》说：‘冥是契的六世孙，担任夏朝的水官，因勤于公务而死于水中。稷就是周人的始祖弃，他勤于播种百谷，死在了黑水之山。’）因此，尚书仆射杜畿在孟津测试船只，最终船翻人亡，这是忠诚的极致表现啊。朕对此深感哀悼。”

朝廷追赠他为太仆，谥号为戴侯。

他的儿子杜恕继承了爵位。

（《傅子》记载：杜畿与太仆李恢、东安太守郭智关系友好。李恢的儿子李丰交结豪杰才俊，凭借才智闻名天下。郭智的儿子郭冲有内在的才干却没有出众的外表，因此在乡里并不受称赞。杜畿担任尚书仆射时，这两人都以子侄的礼节拜见杜畿。他们离开后，杜畿感叹道：“孝懿（李恢的字）没有后代了；不仅是没有后代，恐怕整个家族都要断绝了。而君谋（郭智的字）则不算死去，他的儿子足以继承他的事业。”当时的人都认为杜畿看错了。李恢死后，李丰官至中书令，但最终父子兄弟都被诛杀；而郭冲则做了代郡太守，最终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世人这才佩服杜畿善于识人。《魏略》中记载李丰的父亲名叫李义，与此处的记载不同，‘义’大概是李恢的别名。）

杜恕字务伯，在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

（《杜氏新书》记载说：杜恕年轻时与冯翊人李丰都因为父亲的功绩而获得官职，两人自幼便是好友。等到各自成年后，李丰磨砺品行以求取世间的声誉，而杜恕则行为豁达、心意直率，与李丰志趣大不相同。李丰最终名噪一时，京城的士人大多为他游说称赞。但当权者中有人认为李丰名过其实，而杜恕则是身穿粗布却怀揣美玉之人。因此，李丰很不喜欢杜恕。杜恕也顺其自然，不刻意去迎合时势。魏明帝因为杜恕是大臣之子，提拔他为散骑侍郎，几个月后，又转任为黄门侍郎。）

杜恕为人真诚质朴，不加修饰，年轻时没有什么名声。

到了朝中任职后，他不结交党羽，一心为公。

每当朝政有得失之处，他常常引用国家纲纪来匡正言论，因此侍中辛毗等人都很器重他。

当时，公卿以下的官员们正在商议国家政策的利弊得失，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职责是巡视并宣达六条问事，他们以清静无为而闻名，以威严和声望著称。现在应该让他们不再统领军队，以便专心处理民政事务。”

没过多久，镇北将军吕昭又被任命兼管冀州事务。

（《世语》记载：吕昭，字子展，是东平人。他的长子吕巽，字长悌，担任相国掾，受到文王司马昭的宠信。次子吕安，字仲悌，与嵇康关系很好，后与嵇康一同被杀。另一个儿子吕粹，字季悌，担任河南尹。吕粹的儿子吕预，字景虞，担任御史中丞。）

于是杜恕上疏说：

帝王的治国之道，没有比安定民生更崇高的了；而安定民生的方法，在于充实国家的财富。充实财富的途径，则是致力于农业根本并节约开支。如今，蜀、吴二贼尚未消灭，战事频繁，这正是勇猛将士们施展力量的时候。然而，朝中的文臣儒士们却过分地羡慕军功，捶胸顿足地高谈阔论，把孙子、吴起作为榜样。各州郡的長官也都忽视了体恤百姓的方法，而去专营将帅的事务。从事农桑的百姓，争相投身于军事，这不能算是致力于根本。国库年年空虚，而各种开支制度却年年扩张；民力年年衰竭，而赋税徭役却年年增加，这不能算是节约开支。如今我们大魏国拥有十个州的地盘，却承受着战乱后的凋敝，计算其户口数量，还不如过去一个州的人口。然而，蜀、吴二方僭越称帝，北方的外族尚未归附，三面边疆都面临危难，几乎环绕了整个国家。因此，要用一个州的人力，来经营整个天下的土地，其中的艰难，就好比鞭策一匹瘦弱的马去跑很远的路，怎么能不加倍爱惜它的体力呢？即使是像武皇帝（曹操）那样节俭，国库充实时，尚且不能在十个州都驻兵，当时设有军队的郡也不过二十个。现在，荆、扬、青、徐、幽、并、雍、凉等边境各州都驻扎了军队，国家所依赖的能够对内充实府库、对外抵御四夷的，就只剩下兖、豫、司、冀这四个州了。臣我之前认为，如果让州郡长官掌管军队，他们就会专心于军功，而不会勤于民政，应该另外设置将领驻守，来让他们能尽心于治理百姓的事务；然而陛下却又将冀州这样重要的职位和荣宠赐予吕昭。冀州是全国户口最多的地方，田地多有开垦，又有桑树、枣树的丰饶物产，是国家征收赋税的府库，实在不应该再让他兼管军事。如果因为北方需要镇守，完全可以专门设置一位大将去镇守安定。计算一下为此设置官吏士卒的费用，和让官员兼任并没有什么差别。况且，像吕昭这样的人才还算容易找到；如果朝中真的缺少人才，那么能够文武兼备的人才本来就不会太多。由此推断，便知道国家现在是因人设官，而不是为官择人了。官职得到了合适的人选，政务就会平和，诉讼就能得到合理审理；政务平和，百姓就能富裕尊贵；诉讼合理，监狱就会空虚。陛下即位之初，天下每年判决的囚犯只有一百几十人，之后逐年增多，到现在已经有五百多人了。百姓没有增多，法律也没有更严苛，由此推断，这难道不是政教衰败、州郡长官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去年牛瘟流行，全国范围内大概损失了十分之二的牛；小麦收成不到一半，秋季的播种也还没进行。如果蜀、吴二贼的军队在边境骚扰，那么紧急运送粮草，即使千里驰援也来不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难道在于加强军队吗？勇武的士卒越多，国家的病患反而会越严重。天下就像人的身体，只要腹心充实强健，四肢即使有病，终究不会有大的祸患。如今的兖、豫、司、冀四个州，就是天下的腹心。因此我这个愚钝的臣子忧心忡忡，实在希望这四个州的州牧郡守，能够专心致力于发展农业根本的事业，以此来承受和支撑四方边境的重担。然而，孤立的言论难以坚持，触犯他人的欲望难以成功，招致众人的怨恨难以承受，疑似的罪名难以分辩，所以多年来不被圣明的君主所察纳。凡是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地位疏远卑贱的人；而这些人的话，实在不容易被听信。如果好的计策必须出自皇亲国戚和高官贵族之口，那么他们本来就不会去冒这四种困难来追求忠君爱国，这就是从古至今的通病啊。

当时朝廷又大规模地讨论官员考核制度，以便考察内外所有官员。杜恕认为，如果不能人尽其才，即使有才能也无济于事；所保留的考核标准并非核心要务，而当前的核心要务又不是世人所重视的。于是他上疏说：

《尚书》上说‘明确根据功绩进行考察，经过三次考核来决定官员的罢免与升迁’，这确实是帝王的优良制度。让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的官职，有功劳的人获得应有的俸禄，就好比让乌获去举千钧重物，让王良、伯乐去挑选千里马一样。然而，虽然历经六个朝代，考绩的方法却未能彰显；涉及七位圣君，考核的条文也未能流传下来，我实在认为，这是因为此法的原则可以大致遵循，但具体细节却难以全面实施。俗话说：‘世上有造成混乱的人，但没有造成混乱的法制。’如果法制可以完全信赖，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稷、契这样的辅佐，殷商、西周也不用倚重伊尹、吕尚这样的贤臣了。如今提议考核功绩的人，陈述周、汉的法度，缀合京房的要旨，可以说是阐明了考核的关键。但要借此来崇尚谦让的风气，开创人才济济的治世，我认为还不够完善。他们想让州郡通过四个科目来考核士人，要求都必须有实际功效，然后才能察举推荐，试用后征召到中央官署，任命为管理百姓的地方长官，再根据功绩依次递补为郡守，或者直接增加官阶、赏赐爵位，这确实是官员考核中最紧迫的任务。我认为应当让提议者站出来，采纳他的建议，让他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考核州郡官员的法规。法规制定后就付诸实施，设立信实不欺的奖赏，执行雷厉风行的惩罚。至于公卿以及在朝中任职的大臣，也应当根据他们的职责一并进行考核。

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在朝的大臣，进献忠言，弥补君主过失，没有善行不被记录，没有过错不被举奏。况且天下如此之大，政务如此繁多，实在不是一个君主的智慧所能全部照察的。所以君主是头脑，臣子是臂膀，这说明君臣本为一体，需要互相依赖才能成就事业。因此古人说，朝廷的栋梁之材，不是一根木头所能支撑的；帝王的功业，也不是一个人的谋略所能完成的。由此说来，哪里有大臣仅仅是恪守职责、接受考核就能实现太平盛世的呢？再说，平民之间的交往，尚且有为了信守誓言而赴汤蹈火、为了报答知己而披肝沥胆、为了追求名声而树立节操的人；更何况是那些在朝为官、位至卿相的大臣们，他们所追求的不应仅仅是匹夫的信义，所感念的不应只是知己的恩惠，所追寻的难道仅仅是个人声名吗！

那些蒙受恩宠俸禄、接受重任的大臣，不仅仅是想把贤明的君主推举到唐尧、虞舜之上，他们自身也希望能名列于稷、契那样的贤臣之中。所以古人不担心臣子治理天下的心思不尽力，只担心他们担当重任的意愿不充足，这实在是君主引导的结果。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将重任托付给稷、契、夔、龙等贤臣并要求他们取得成功；而对于罪责，他们处死了鲧，放逐了四凶。如今的大臣们，亲身领受圣明的诏书，在陛下面前办事。其中，那些为公事日夜操劳、勤勉特出、在职不向权贵低头、执法公正不徇私情、在朝廷上敢于直言、行为正直的人，贤明的君主自然能够察觉。反之，那些把白占职位视为高明、把沉默不言当作智慧、任职只求免于责罚、在朝只顾保全自身、言行谨慎谦卑的人，贤明的君主也同样能够察觉。如果明哲保身、保住官位的人，不会有被罢黜的罪过；而为公尽忠的人，却要面临被猜忌的风险，那么公义就得不到伸张，私下议论就会形成风气。到那时，即使是孔子来出谋划策，尚且不能用好一个有才能的人，又何况是当今的普通人呢！如今的学者，效法商鞅、韩非，推崇法家权术，竞相认为儒家学说迂腐空洞，不合时宜，这是风俗中最坏的流弊，是开创基业的君主最应当谨慎对待的。

后来，这套官员考核制度最终没有被实行。

（杜氏新书上说：当时李丰担任常侍，黄门郎袁侃被调任为吏部郎，荀俣出任东郡太守，这三个人都是杜恕的同僚，关系很好。）

乐安人廉昭因为有才能而被提拔，很喜欢议论政事。杜恕上疏极力劝谏说：

我看到尚书郎廉昭上奏，指控左丞曹璠因处罚关隘守吏时没有依照诏书，而被判罪审问。廉昭又说“其他应当连坐的人另外上奏”。尚书令陈矫亲自上奏，说自己不敢推辞惩罚，也不敢因受到重罚而显得恭敬，言辞十分恳切悲痛。我私下里感到很悲悯，为朝廷感到惋惜！圣明的君主不会选择时代才兴起，也不会更换百姓才来治理，然而他身边必定有贤明智慧的辅佐，这是因为君主用道义来引导他们，用礼节来统率他们。古代帝王之所以能辅佐世道、养育人民，无不是对外赢得了百姓的欢心，对内竭尽了群臣的智慧和力量。假如今朝任职的臣子都是天下选拔的精英，却不能让他们竭尽全力，这不能算是善于用人；如果他们不是天下的精英，那也不能算是善于任命官员。陛下为万千政务操劳，有时甚至亲自在灯火下批阅，然而各项事务却不安定，刑法禁令日益松弛，这难道不是因为辅佐大臣不称职的明显证明吗？探究其中的原因，不只是臣子们没有竭尽忠诚，也是君主未能善于使用他们。百里奚在虞国时显得愚笨，到了秦国却很有智慧；豫让在荀氏那里苟且容身，却为智伯尽忠显节，这些都是古人留下的明确例证。如果现在我说满朝文武都不忠诚，那是诬蔑了整个朝廷；然而从一些事情上，可以推断出类似的情况。陛下因为国库不充实，而战事尚未平息，以至于减少了四季配给的衣服，削减了御府中私有的谷物，这都出自陛下的圣意，满朝都称赞您圣明，但那些参与机密政务的大臣们，又有谁为此事恳切地忧虑过呢？

骑都尉王才、受宠幸的乐官孟思所做的非法之事，震惊了整个京城，但他们的罪状是由小官吏揭发的，公卿大臣们起初没有一个人说话。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何曾有举起法纪纲领来督察奸邪，使朝廷风气为之一肃的吗？如果陛下认为当今世上没有良才，朝廷缺乏贤能的辅佐，难道能只是追慕后稷、契那样的远古贤臣，坐等后世的俊杰出现吗！如今所谓的贤能之士，都已身居高官、享受厚禄，然而他们侍奉君主的节操没有树立，一心为公的精神不专一，这是因为君主对他们的委任不够专一，而且世俗风气多有忌讳的缘故。我认为忠诚的臣子不一定受亲近，受亲近的臣子不一定忠诚。为什么呢？因为（疏远而忠诚的臣子）处于没有嫌疑的地位，做事可以尽心竭力。现在，关系疏远的人诋毁他人，即使内容不实，也必定会被说成是出于私心报复所憎恨的人；称赞他人，即使内容不实，也必定会被说成是出于私心偏爱所亲近的人。陛下身边的人或许会借此进献自己爱憎的言论。不仅是诋毁和赞誉如此，对于政务的利弊得失提出意见，也都会有嫌疑。陛下应当思考如何开阔朝臣的心胸，激励他们坚守道义和节操，使他们能把自己等同于古时的贤臣，期望名垂青史。反而让像廉昭这样的人在其中搅扰，我担心大臣们将因此只求明哲保身、保住官位，坐视国家的成败得失，这会成为后世的警戒啊！

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们抱怨不被任用”，他没有区分贤能与否，这说明他们都应当在当时被任用。尧在列举舜的功绩时，称赞他驱逐了四凶，没有区分罪行大小，只要有罪就清除。如今的朝臣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而是认为陛下不信任他们；不认为自己没有智慧，而是认为陛下不向他们请教。陛下为何不遵循周公用人的方法和大舜除恶的方法呢？让侍中、尚书等官员，在您坐朝时侍奉于帷帐之内，外出时跟随在华丽的车驾旁，您亲自召见询问，让他们陈述的意见一定能被听到，这样群臣的品行和能力就都可以了解了；忠诚能干的得到进用，昏庸低劣的被罢退，谁还敢三心二意而不竭尽全力呢？凭借陛下的圣明，亲自与群臣讨论政务，使每个臣子都能竭尽所能，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亲近，人人都想着如何报答，那么贤能与否、能干与否，就全在于陛下的任用了。用这种方法处理政事，什么事办不成？用这种方法建立功业，什么功业建不成？每当有军事行动，诏书中常常说：“谁该为此事忧虑呢？我应当亲自忧虑啊。”近来的诏书又说：“要求人们为公事忧虑而忘记私事，这必然做不到，但只要先公后私，事情自然就能办好。”我拜读了您圣明的诏书，才知道您的思虑已经穷尽了下情，但也奇怪陛下不去整治根本问题，却只担忧枝节末梢。人的能力高低，确实有其天性，即使是我也认为朝中大臣不全都称职。英明的君主用人，是让有能力的人不敢不竭尽全力，而没有能力的人不能占据他不称职的职位。选举时选错了人，未必算是有罪；但如果满朝文武都容忍一个不称职的人，那才是怪事。陛下知道他们不尽力，却代替他们担忧其职责；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却教他们如何处理事务，这难道仅仅是君主劳累而臣子安逸吗？即使是圣贤与您同处一个时代，终究也不能用这种方法治理好国家啊。

陛下又担忧朝廷的禁令不够严密，人事上的请托关系 끊이지 않는다. 그래서 상서 이윤(伊尹)의 제도를 따라 손님 출입 제도를 만들고, 사도(司徒)에게 명하여 성질이 사나운 관리들을 뽑아 관청의 문을 지키게 하셨습니다. 위엄과 금령은 이에서 비롯되었지만, 실은 금지하는 근본적인 방법을 얻지 못한 것입니다. 옛날 한나라 안제(安帝) 때 소부(少府) 두가(竇嘉)가 죄 없는 정위(廷尉) 곽궁(郭躬)의 형의 아들을 등용했을 때에도 탄핵 상소가 분분했습니다. 근래에 사예교위(司隸校尉) 공선(孔羨)이 대장군의 방자하고 포악한 동생을 등용했는데도 담당 관청은 잠자코 눈치만 살피며 그 뜻을 따르니, 이는 청탁을 받는 것보다 더 심합니다. 관리를 선발하면서 실질을 따지지 않는 것은 인사(人事)에서 가장 큰 문제입니다. (신 송지가 살펴보건대, 대장군은 사마선왕(사마의)입니다. 《진서(晋書)》에 이르기를, “선왕의 다섯째 동생은 이름이 통(通)이고, 사예종사(司隸從事)가 되었다”고 하니, 두서가 말한 방자하고 포악한 자가 바로 그인 듯합니다. 통의 아들 순(順)은 용양정후(龍陽亭侯)에 봉해졌습니다. 진나라가 위나라의 선양을 받을 때, 그는 천명을 따르지 않고 절개를 지켰기에 작위와 봉토를 삭탈당하고 무위(武威)로 유배되었습니다.) 두가는 황제의 외척으로서 총애를 받았고, 곽궁은 사직의 중신이 아니었음에도 오히려 이와 같았습니다. 지금의 상황을 과거에 비추어보면, 폐하께서 반드시 시행해야 할 형벌을 감독하여 사사로운 무리를 만드는 근원을 끊지 않으셨을 뿐입니다. 이윤의 제도나 사나운 관리에게 문을 지키게 하는 것은 세상을 다스리는 도구가 아닙니다. 만약 저의 말이 조금이라도 채택된다면, 어찌 간사한 무리가 소멸되지 않을 것을 걱정하고 염소 같은 자들을 기르겠습니까!

무릇 간사한 자를 적발하여 내쫓는 것은 충성스러운 일이지만, 세상 사람들이 소인배가 그 일을 행하는 것을 미워하는 이유는 그들이 도리를 돌보지 않고 구차하게 영합하여 진출하려 하기 때문입니다. 만약 폐하께서 그 시종을 살피지 않으시고, 대중을 거스르고 세상을 거역하는 것을 공을 받드는 것이라 여기시며, 몰래 남을 고발하는 것을 절개를 다하는 것이라 여기신다면, 어찌 식견이 넓고 재능이 뛰어난 사람이 도리어 이런 일을 하지 못하겠습니까? 실로 도리를 돌아보아 하지 않을 뿐입니다. 만약 천하가 모두 도리를 등지고 이익을 좇는다면 이는 군주에게 가장 큰 병폐가 될 것이니, 폐하께서는 장차 무슨 즐거움이 있겠으며, 어찌 그 싹을 끊지 않으십니까! 무릇 군주의 뜻을 미리 헤아려 영합하고 칭찬받으려는 자들은 모두 천하의 경박하고 의리 없는 자들입니다. 그들의 뜻은 오직 군주의 마음에 맞추려는 데 있을 뿐, 천하를 다스리고 백성을 편안하게 하려는 것이 아닙니다. 폐하께서는 어찌하여 방침을 바꾸어 그들에게 보여주지 않으십니까? 그들이 어찌 자기의 방식을 고집하며 폐하의 뜻을 거역하겠습니까? 무릇 신하가 군주의 마음을 얻는 것은 직위가 안정되는 것이고, 존귀하고 드러나는 관직에 있는 것은 영광스러운 일이며, 천 종(鍾)의 녹을 받는 것은 두터운 실리입니다. 신하가 비록 어리석더라도 이를 즐거워하지 않고 군주의 뜻을 거스르기를 좋아하는 자는 없으며, 도리에 억눌려 스스로 힘쓸 뿐입니다. 진실로 폐하께서는 마땅히 그들을 불쌍히 여겨 보호하시고, 조금이라도 임무를 맡기셔야 한다고 생각합니다. 어찌하여 도리어 염소 무리의 편파적인 뜻을 받아들이시고, 그러한 사람들을 소홀히 하십니까? 지금 밖으로는 틈을 노리는 적이 있고, 안으로는 가난하고 흩어진 백성이 있으니, 폐하께서는 천하의 손익과 정치의 득실을 크게 헤아리셔야 하며, 진실로 게을리해서는 안 됩니다.

두서가 조정에 8년간 있으면서 그의 논의는 강직하여 모두 이와 같았다.

외직으로 나가 홍농태수가 되었고, 몇 년 후 조나라의 상(相)으로 전임되었다.

(《위략(魏略)》에 이르기를: 두서는 홍농에 있을 때 너그럽고 온화하며 자애로웠다. 그가 전임되자 맹강(孟康)이 두서를 대신하여 홍농태수가 되었다. 맹강의 자는 공휴(公休)이고 안평(安平) 사람이다. 황초(黃初) 연간(서기 220-226년)에 곽황후(郭皇后)의 외척이었기 때문에 황후의 구친(九親)들과 함께 하사품과 관직을 받아 산기시랑(散騎侍郎)으로 전임되었다. 당시 산기시랑은 모두 재능이 뛰어나고 뛰어난 유학자들로 선발되었는데, 맹강만이 후궁과의 인연으로 그 사이에 끼어 있었으므로 당시 사람들이 모두 그를 가볍게 여겨 ‘아구(阿九)’라고 불렀다. 맹강은 재능이 민첩하지 못했으나, 한직에 있으면서 경전과 사서를 널리 읽었고, 후에 탄핵하고 반박하는 글을 썼는데 그 글의 뜻이 고아하고 요점이 명확하여 사람들이 비로소 그에게 더욱 주목하게 되었다. 정시(正始) 연간(서기 240-249년)에 외직으로 나가 홍농태수가 되었고 전농교위(典農校尉)를 겸임했다. 맹강은 관직에 부임하여 자신을 깨끗이 하고 직무에 충실했으며, 선한 자를 포상하고 무능한 자를 불쌍히 여겼으며, 소송을 줄이고 백성들이 원하는 바에 따라 그들을 이롭게 했다. 군에는 200여 명의 관리가 있었는데, 봄이 되면 휴가를 보내되 항상 4분의 1씩 보냈다. 그는 일을 하룻밤 넘기지 않았고, 때때로 순행을 나갈 때는 미리 독우(督郵)에게 평소처럼 준비하라고 명하고, 소속 관리가 사람을 보내 동정을 살피거나 과도한 예의를 차리지 못하게 했다. 또한 관리와 백성을 번거롭게 하고 싶지 않아, 항상 관리와 병사들에게 미리 명하여 각자 낫을 가지고 다니며 가는 곳마다 스스로 말먹이 풀을 베게 했다. 그는 역참에 머물지 않고 나무 아래에서 노숙했으며, 따르는 사람도 항상 10여 명을 넘지 않았다. 군이 도로를 끼고 있어 지나가는 손님들에게는 공적인 법규에 따른 것이 아니면 아무것도 지급하지 않았고, 만약 옛 친구가 찾아오면 자신의 집 재산으로 대접했다. 맹강이 처음 임명되었을 때, 사람들은 그에게 뜻과 도량이 있다는 것은 알았지만, 지방을 다스려본 적이 없어 그의 능력을 보장하지 못했다. 그러나 맹강의 은혜와 통치 능력이 이와 같았으므로 관리와 백성들이 그를 칭송하며 노래했다. 가평(嘉平) 말년(서기 249-254년)에 발해태수에서 중앙으로 불려와 중서령(中書令)이 되었고, 후에 감(監)으로 전임되었다.)

因病辞去官职。

〈《杜氏新书》记载：杜恕于是离开京城，在宜阳县一泉坞建造居所，凭借那里壁垒的险峻坚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园。魏明帝驾崩时，有很多人为杜恕说情。〉

他被重新起用为河东太守，一年多后，调任为淮北都督护军，后又因病离职。

杜恕所到之处，只求顾全大局，他施行的仁爱恩惠，越发深得百姓的欢心，但在京城地区却并非如此。

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

杜恕在朝廷中，因为与当时掌权的人不和，所以多次被派往外地任职。后来他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封为建威将军，持有符节，兼任护乌丸校尉。

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扎在蓟县，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申伯（程喜）在先帝（曹叡）时期，曾排挤田豫和国让，以便为青州派系牟利。如今您和他都持有符节，共同驻扎在一座城里，应当对他多加防备。”

但杜恕并不在意。

杜恕到任不满一年，有一位鲜卑部落首领的儿子，不经由边关要塞，直接率领几十名骑兵来到州府。州府方面斩杀了他随从中一人，并且没有上表向朝廷奏报此事。

程喜于是就此事上奏弹劾杜恕，杜恕被交付给廷尉审理，按律当处死刑。

考虑到他父亲杜畿因公勤勉，不幸溺水而亡，杜恕得以免除死罪，被削为平民，流放到章武郡。这一年是嘉平元年（公元249年）。

（《杜氏新书》记载：程喜想让杜恕屈尊向自己道歉，便暗示司马宋权向杜恕传达此意。杜恕回信给宋权说：“您信中委婉详尽的意思我已明白。为人处世，若以善意相待，则无往而不愉快；若以不善意相待，则无处不生嫌隙。然而，有种论调说，人的本性都是邪恶的，不应以善意待人，否则反而会落入对方的圈套。我一遇到持这种论调的人，就只想乘着木筏漂向大海，实在无法与他们和谐相处。不过，我年已五十二，尚未被朝廷抛弃，也曾有幸被通情达理的君子所理解，他们明白我的本心。如果得不到理解，即使让人剖开我的心放在地上，它也只像几斤肉，又能证明什么呢？所以我终究不会为自己辩解。征北将军程喜功勋卓著，远在我之上，有谁能比得过征北将军呢！如果要我这个下属，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先向他请示才能行动，那就不是上级授权的本意；如果请示了却不听从，又不符合上下级和睦相处的原则。因此，我只能坚持自己的判断，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关于斩杀胡人的事，天下人若认为是对的，那就是我做对了；若认为是错的，我自当承担罪责，毫无怨言。征北将军程喜明白与否都无妨，各位君子自会用心判断，这不取决于我的言辞。”程喜听后，于是罗织更严重的罪名来弹劾杜恕。）

杜恕为人洒脱不羁、随心而行，但考虑问题不周全，不懂得防范祸患，最终导致了这次失败。

起初，杜恕从赵郡被召回，陈留人阮武也从清河太守的职位上被征调回来，两人一同到廷尉府报到接受审理。

阮武对杜恕说：“我观察你的才华和心性，能够奉行公道但不够严厉；你的器度和能力，足以担任高官却不善于顺势钻营；你的学识，足以评述古今但志向不够专一。这就是所谓的‘有才能却无法善加利用’。如今你既然有了空闲时间，可以尝试静心思考，著书立说，形成自己的一家之学。”

在章武郡期间，杜恕于是撰写了《体论》八篇。

（《杜氏新书》中说：认为人伦关系的总纲，没有比君臣关系更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根本，没有比言行更重要的；安定上层、治理民众，没有比政治法令更精妙的；制止残暴、消除杀戮，没有比用兵更好的方法。所谓的‘礼’，是万物的本体，万物都得到了各自的本体，就没有不善的了，因此称之为《体论》。）

此外，他还撰写了《兴性论》一篇，其主旨大概是阐发“为己之学”的道理。

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杜恕在流放地去世。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河东人乐详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他上书朝廷，申述杜畿生前的功绩，朝廷为此深受感动。

朝廷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

（《魏略》记载：乐详，字文载。他年少时就很好学，建安（公元196-220年）初年，乐详听说担任公车司马令的南郡人谢该精通《左氏传》，于是从南阳步行前往许都，跟随谢该请教疑难要点，如今流传的《左氏乐氏问七十二事》就是乐详所撰写的。问题都弄明白后，他回到家乡。当时杜畿担任太守，也非常爱好学习，便任命乐详为文学祭酒，让他教导后辈，于是河东的学风大为兴盛。到了黄初（公元220-226年）年间，乐详被征召并任命为博士。当时太学刚刚建立，有十多位博士，但他们的学识大多狭隘，对经书也不够熟悉，基本上不亲自教学，只是凑数而已。只有乐详能同时教授五经，如果有难以理解的地方，学生请教后仍然不明白，乐详也毫无怒色，他会用手杖在地上画图，援引譬喻和同类事例来解释，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因此他的名声远近闻名。乐详的学问精深，又擅长历法推算，曾另外接受诏令与太史一起制定律法和历法。太和（公元227-233年）年间，他转任骑都尉。乐详学问优异但行政能力较弱，所以历经三代皇帝，始终没能出任地方长官。到了正始（公元240-249年）年间，他因年老而辞官回家，本郡的宗族都来归附他，门下的学生有数千人之多。）

杜恕的奏章、议论和驳辩都很有见地，我（陈寿）摘录了其中关乎世事要务的内容，记录成本篇。

（《杜氏新书》记载：杜恕的弟弟叫杜理，字务仲。他年少时就机敏聪慧、能抓住要点，杜畿认为他很了不起，所以给他取名为“理”。杜理二十一岁就去世了。另一个弟弟叫杜宽，字务叔。他为人清静虚淡，聪敏而爱好古学。他出身名臣之家，从小在京城长大，却能专心于广博的学问，不问世事，立志探索幽深隐微的道理，因此声名显赫，当时的权贵之士多与他交往。他被举为孝廉，授予郎中之职。四十二岁时去世。他对经传的义理多有论辩驳正，但大多是草稿，未能完成，只有他删订汇集的《礼记》和《春秋左氏传》的解说流传于世。阮武，也是一位才华出众、气度不凡的人物。根据《阮氏谱》记载：阮武的父亲阮谌，字士信，朝廷多次征召他做官他都未就任，著有《三礼图》流传后世。《杜氏新书》记载：阮武，字文业，是一位气度开阔、博学通达、学识渊博而儒雅的士人。他的官位最高只做到清河太守。阮武的弟弟阮炳，字叔文，担任过河南尹。他精心研究医术，撰写了一部药方。阮炳的儿子阮坦，字弘舒，在晋朝官至太子少傅、平东将军。阮坦的弟弟阮柯，字士度。荀绰的《兖州记》记载：阮坦出继给伯父为嗣。伯父去世后，本应由坦的次兄继承爵位，但他们的父亲偏爱阮柯，便指名将爵位传给了他，于是阮柯继承了封爵。当时阮柯年纪还小，不懂得推让，长大后对此事非常后悔，于是就头戴布巾，过着平民生活，后来虽然也出来做官，却始终没有取下头巾。他性情纯厚笃实、娴静文雅，爱好礼法从不逾矩，心中常存经典，博学多闻。他被选为濮阳王的文学，后升任领军长史，在任上去世。当时王衍担任领军，为他的去世哭得非常悲痛。）

郑浑，字文公，是河南开封人。

郑浑的高祖父叫郑众，郑众的父亲叫郑兴，都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家。

（《续汉书》记载：郑兴，字少赣，官至谏议大夫。郑众，字子师，官至大司农。）

郑浑的兄长郑泰，曾与荀攸等人密谋诛杀董卓，后来担任扬州刺史，最终去世。

（张璠的《汉纪》记载：郑泰，字公业。年轻时就有才华和谋略，善于计谋，预见到天下将要大乱，便暗中结交各路豪杰。他家境富裕，拥有四百顷田地，但因广交宾客，粮食常常不够用，名声传遍了山东地区。他被举荐为孝廉，三公府都曾征召他，朝廷也派公车来请，他都没有应允。何进执掌朝政时，征用天下名士，任命郑泰为尚书侍郎，加封为奉车都尉。何进打算诛杀宦官，想召董卓入京相助，郑泰劝谏何进说：“董卓为人残忍少义，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如果让他参与朝政，授予他大事，他必会肆意妄为，危害朝廷。以您的威望和德行，身居辅政重任，应当独断专行，诛除有罪之人，实在不必依靠董卓作为援助。况且事情拖延就会发生变故，前车之鉴并不遥远。”他又陈述了当时的紧要事务，但何进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于是郑泰便弃官离去。他对颍川人荀攸说：“何公不是一个容易辅佐的人。”不久何进就被杀害，董卓果然独揽大权，废黜了皇帝。关东义军起兵后，董卓在朝会中提议大规模发兵征讨，满朝官吏都畏惧董卓，不敢违背他的意图。郑泰担心董卓势力过强，会更加难以控制，于是说：“治理天下在于德行，而不在于武力。”董卓不高兴地说：“照你这么说，军队就没有用了吗？”众人无不脸色大变，为郑泰感到恐惧。郑泰于是巧妙地回答说：“我不是说军队没有用，而是认为对付山东那帮人，还用不着动用大军。如今山东方面商议起兵，各州郡相互勾连，民众也骚动起来，并非没有实力。然而，中原地区自从光武帝以来，没有经历过战乱警报，百姓长久以来都忘记了战争；孔子曾说‘不教导民众作战，就等于抛弃他们’，所以他们即使人多，也无法造成危害，这是一。您出身西州，年轻时就为国征战，熟悉军事，屡上战场，威名传于当世；用您的威名震慑民众，他们内心必然畏惧臣服，这是二。袁绍是公卿子弟，生于京师，体格像个妇人；张邈是东平的长者，安坐家中不问世事；孔伷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却没有统帅军队的才能，也吃不了风餐露宿的苦；让他们临阵对敌，决一死战，都远非您的对手，这是三。考察山东的士人中，有谁能骑马射箭、勇猛如孟贲、敏捷如庆忌，有谁能像聊城的守将一样坚守，有谁能像张良、陈平一样出谋划策？能委以偏师、责令其成功的，我从未听说有这样的人，这是四。就算有这样的人，他们之间王爵不能互相加封，尊卑地位也无法确定，各自依仗兵多势众，必然会相互观望，坐看成败，不肯同心协力率军前进，这是五。关西各郡，北边连接上党、太原，西边有冯翊、扶风、安定，近来多次与胡人作战，连妇女都能持戟挟矛、拉弓背箭，更何况是那些剽悍的男子；用这些人去对付山东那些忘记战争的民众，就像驱赶羊群去面对虎狼，胜利是可以预见的，这是六。况且如今天下勇武善战的部队，不过是并州、凉州的军队，以及匈奴、屠各、湟中义从、八种西羌等部族，这些人都是百姓平素所畏惧的，而您掌握他们作为爪牙，连壮士都会为之战栗，更何况那些小角色呢！这是七。另外，您的将帅都是您的亲信，跟随您很久了，从三原、硖口以来，您的恩信深入人心，他们忠诚可靠，可以派往远方，智谋出众，可以独当一面，用他们来对付山东那些乌合之众，实力实在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八。战争有三种必败的情况：以混乱攻打大治的必败，以邪恶攻打正义的必败，以叛逆攻打顺应天命的必败。如今您执掌国政，讨伐凶恶的宦官，忠义之举得以彰显；以三种德行对付三种必败之师，奉天子之命讨伐罪人，谁敢抵挡？这是九。东州有郑玄，学问贯通古今，是儒生们聚集的中心；北海有邴原，品行清高正直，是士人的楷模。那些将领如果去询问他们的计策，他们必然会依据经典来衡量强弱。想当初燕、赵、齐、梁并非不强盛，最终还是被秦国所灭；吴、楚七国并非兵不多，却不敢越过荥阳。何况如今您的德政如此显赫，辅佐您的都是国家栋梁，那些想制造动乱以谋取不义之利的人，必然不会得到赞同，他们的凶险图谋也无法得逞，这是十。如果这十条中稍有可取之处，就没必要征兵惊动天下，以免让苦于徭役的百姓聚集作乱，让他们抛弃德行而依仗人多，从而轻视朝廷的威严。”董卓听后很高兴，任命郑泰为将军，统领各路军队攻打关东。有人对董卓说：“郑泰智谋过人，却与山东方面有勾结，现在您资助他兵马，是让他去投靠同党，我私下为您感到担忧。”董卓于是收回了郑泰的兵马，将他留在朝中担任议郎。后来郑泰又与王允共同密谋诛杀董卓，事败后郑泰从武关独自逃出，返回东方。后将军袁术任命他为扬州刺史，但他还没到任，就在途中去世，年仅四十一岁。）

郑浑带着兄长郑泰年幼的儿子郑袤到淮南避难，袁术待他们以上宾之礼，十分优厚。

郑浑预见到袁术必定会失败。

当时华歆正担任豫章太守，他向来与郑浑的兄长郑泰关系很好，于是郑浑就渡过长江去投奔华歆。

太祖（曹操）听闻他品行纯厚，征召他为属官，之后又相继调任为下蔡县长和邵陵县令。

当时天下尚未平定，百姓大多轻浮剽悍，不考虑从事生产；他们生下孩子后因为没有能力养活，所以大多都选择不抚养。

郑浑在他任职的地方，没收百姓的渔猎工具，督促他们从事耕田养蚕，同时又开垦水田，并加重了对抛弃子女行为的惩罚法规。

起初，百姓们害怕触犯法律，后来生活逐渐富足，便没有不抚养孩子的了；他们养育的子女，很多都用“郑”字来取名以作纪念。

郑浑被征召为丞相府的属官，后调任为左冯翊。

当时，梁兴等人劫掠了五千多家官吏和百姓，四处为寇。各个县都无法抵御，官员们都心怀恐惧，将治所迁到郡城之下寻求庇护。

议事者都认为应当迁移到险要的地方据守，郑浑说：“梁兴等人已经溃散，藏匿在山中险阻之处。虽然还有些追随者，但大都是被胁迫的。现在我们应当广开投降的门路，向他们宣示朝廷的恩德与信用。如果只知道固守险要之地自我防卫，这反而是示弱的表现。”

于是，郑浑召集官吏和民众，修缮城墙，做好防御的准备。

于是，郑浑发动民众追击贼寇，明确赏罚规定，并与大家盟誓约定：凡是缴获的战利品，缴获者可以得到其中的七成作为奖赏。

百姓们非常高兴，都愿意去抓捕贼寇，缴获了大量的妇女和财物。

那些在战斗中失去妻儿的贼寇，都回来请求投降。

郑浑要求投降者必须先抓获其他贼寇的妇女来交换，然后才把他们自己的妻儿归还。因此，贼寇们开始互相攻击劫掠，导致其同党分崩离析。

郑浑又派遣素有恩德信誉的官吏和百姓，深入各个山谷去劝降，出来投降的人络绎不绝。于是，他让各县的长官都回到原来的治所，以便安抚和聚集民众。

何兴等人感到恐惧，率领残余部众聚集在鄜城。太祖（曹操）派遣夏侯渊前往协助郡中部队攻击他们，郑浑率领官吏民众身先士卒攻上城墙，斩杀了何兴及其同党。

另外，盗贼靳富等人胁迫并带走了夏阳县长、邵陵县令及其官吏民众，退入硙山。郑浑再次出兵讨伐，击败了靳富等人，救回了两位县级长官，并将被他们掳掠的人员带了回来。

至于一个名叫赵青龙的人，杀害了左内史程休。郑浑听闻此事后，派遣勇士前去将赵青龙斩首示众。

前后共有四千多家盗贼前来归附，从此山贼全部被平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之后，郑浑转任为上党太守。

太祖（曹操）征讨汉中时，任命郑浑为京兆尹。

郑浑考虑到百姓都是新迁来的，于是制定了安置迁移民众的法令，让家有余财的人与贫穷困乏的人编为一组，让温和诚信的人与孤寡老人比邻而居。他还鼓励民众努力耕作，明确法令禁令，以此来揭发作奸犯科的人。

因此，百姓们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盗贼也随之绝迹了。

等到大军进入汉中时，郑浑在转运军粮方面做得最好。他又派遣百姓到汉中屯田，没有出现逃亡的人。

太祖（曹操）因此更加赞赏他，再次征召他入朝担任丞相掾。

文帝（曹丕）即位后，郑浑被任命为侍御史，加封为驸马都尉，后调任阳平、沛郡两郡的太守。

这两郡地势低洼潮湿，常有水涝灾害，百姓生活饥饿困乏。

郑浑在萧县和相县的边界地带，兴修堤坝，开垦稻田。

郡中的百姓都认为这样做很不方便，郑浑说：“这里的地势低洼，正适合灌溉，最终会有鱼米之利，能够长久受益，这是使百姓富足的根本方法。”

于是，他亲自率领官吏和百姓，兴建工程，一个冬天就全部建成了。

之后连年获得大丰收，田地面积逐年增加，税收收入比往常翻了一番。百姓们都仰赖这个水利工程的好处，于是刻石碑来颂扬他的功绩，并将这个水利工程命名为“郑陂”。

后来，他转任山阳太守和魏郡太守，他在这些地方的治理方式与此类似。

他又因为郡中的百姓苦于缺少木材，便规定他们种植榆树作为篱笆，并且多种植五种果树；后来，榆树都长成了坚固的藩篱，各种果树也结实丰硕。

进入魏郡境内，可以看到村庄布局整齐划一，百姓财富充足，用度富饶。

魏明帝（曹叡）听说了这件事，特地颁下诏书称赞他的事迹，并昭告天下，将他升任为将作大匠。

郑浑为官清廉简朴，以至于妻子儿女都免不了挨饿受冻。

在他去世后，朝廷任命他的儿子郑崇为郎中。

（《晋阳秋》记载：郑泰的儿子名叫郑袤，字林叔。郑泰与华歆、荀攸关系很好。他们见到郑袤后说：“郑公的家业不会衰亡了。”郑袤起初担任临菑侯的文学属官，后逐渐升迁至光禄大夫。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朝廷任命郑袤为司空，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最终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名叫郑默，字思玄。《晋诸公赞》记载：郑默恪守家风，以笃实淳朴著称，官至太常。郑默的弟弟郑质、郑舒、郑诩，都做到了卿一级的官员。郑默的儿子郑球，为人清正耿直且有见识，担任尚书右仆射，并主管官员选拔。郑球的弟弟郑豫，担任尚书。）

仓慈字孝仁，是淮南人。

他起初担任郡中的小吏。

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太祖（曹操）在淮南地区招募民众实行屯田，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

黄初末年（约公元226年），仓慈担任长安县令，他为官清廉节俭，治理有方，官吏和百姓都对他既敬畏又爱戴。

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他升任为敦煌太守。

敦煌郡地处西部边陲，因为战乱而与中原隔绝，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太守，当地的豪门大族横行霸道，这竟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之前的太守尹奉等人，只是因循守旧，对于当地的弊病毫无匡正改革。

仓慈到任后，抑制打击豪强大族，安抚体恤贫弱百姓，处理事务非常得当。

过去，豪门大族拥有多余的田地，而普通百姓却穷得没有立足之地；仓慈便根据各户人口来分配土地，并让得到土地的百姓逐渐付清土地的价款。

在此之前，下属各县的诉讼案件繁多杂乱，县里无法判决，大多都汇集到郡府；仓慈亲自审阅案卷，判别罪行轻重，只要不是死罪，就只处以鞭刑或杖刑后释放，一年里判处死刑的犯人还不到十人。

另外，平时西域各少数民族想来朝廷进贡，但当地的豪强大族大多在中途拦截阻断；即使（胡人）与他们进行贸易，也常常受到欺诈和欺辱，交易大多不公平。

胡人常常因此心怀怨恨，仓慈便一律加以慰劳。对于想前往洛阳的胡人，仓慈为他们签发通行文书；对于想从郡里返回的，则由官府公平地收购他们的货物，并时常用官府的现有物资和他们进行交易，还派遣官吏百姓护送他们上路。因此，无论是汉族百姓还是少数民族都一致称赞他的恩德。

任职数年后，仓慈在官任上去世，当地的官吏和百姓都悲痛不已，如同失去了亲人一般，他们为仓慈画像，以怀念他的遗容。

等到西域各胡族部落听闻仓慈去世的消息，全都聚集在戊己校尉和各级长官的治所下哀悼。有的人甚至用刀划破自己的脸来表达真挚的哀思，还为他建立祠堂，从远方共同祭祀他。

（《魏略》记载：天水的王迁接替仓慈，虽然沿袭了他的做法，但成就却比不上他。金城的赵基接替王迁后，又比不上王迁。到了嘉平年间（公元249年-254年），安定的皇甫隆代替赵基担任太守。起初，敦煌的百姓不太懂得农耕，常常用蓄水来灌溉，要把田地浸泡得非常湿透后才开始耕作。他们也不懂得制造耧犁，因此在用水、用种以及人力、畜力上耗费巨大，收成却更少。皇甫隆到任后，教他们制造耧犁，又教给他们漫灌的方法。到年终统计，所节省的劳力超过了一半，而粮食收成增加了五成。另外，敦煌有个风俗，妇女做的裙子褶皱紧缩如同羊肠，要用掉一整匹布；皇甫隆也禁止并改革了这种风俗，节省下来的花费不可估量。因此，敦煌人认为皇甫隆在刚毅果断方面不如仓慈，但在勤勉恭谨、爱护百姓、为民兴利这些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仅次于仓慈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