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粲、卫觊、刘廙、刘劭、傅嘏

王粲，字仲宣，是山阳郡高平县人。

他的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都曾担任过汉朝的三公。

（张璠的《汉纪》记载：王龚字伯宗，在天下享有很高的声望。汉顺帝时期担任太尉。起初，山阳太守薛勤的妻子去世时他不哭，等到将要下葬时，他才对着棺木说：‘幸好不是夭折，还有什么遗憾呢？’等到王龚的妻子去世，王龚和他的儿子们都拄着丧杖为她服丧，当时的人对这两种做法都有所非议。王畅字叔茂，名列‘八俊’之中。汉灵帝时期担任司空，后因水灾而被免职，当时李膺也被免职回到故乡，两人都因为为人正直而不被当权者所容。天下人都认为王畅和李膺是品德高尚的人，那些敢于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的人们都推崇他们，希望能追随他们，只怕自己赶不上。当时恰逢接连发生灾害和奇异天象，议政者都说三公人选不当，应该趁此变故，用王畅和李膺来代替他们，那么吉祥的征兆就一定会到来。因此，宦官们深深地怨恨他们。等到李膺被杀害后，王畅也随之被罢黜，最终在家中去世。）

王粲的父亲王谦，担任大将军何进的长史。何进因为王谦是名门公卿的后代，想与他家结为姻亲，便见了王谦的两个儿子，让他从中选择一个（作为女婿）。王谦没有同意。后来他因病辞去官职，在家中去世。

汉献帝向西迁都长安，王粲也随之迁徙。左中郎将蔡邕见到他后，对他的才能感到非常惊奇。

当时蔡邕才学非常出众，在朝廷中声望很高，家中常是车马盈门，宾客满座。听说王粲在门外求见，他急得连鞋子都穿反了就跑出去迎接。王粲进来后，因其年纪尚幼，身材矮小，满座的宾客都感到非常惊讶。蔡邕说：“这位是王公（王畅）的孙子，才华出众，我远不如他。我家里的书籍文章，都应当送给他。”

王粲十七岁时，司徒征召他，朝廷又下诏任命他为黄门侍郎，但因为西都长安局势混乱，他都没有接受任命。于是，他前往荆州去依附刘表。

刘表因为王粲相貌平平，体格瘦弱，举止又过于随意，所以不怎么器重他。

（臣裴松之注：貌寝，是说相貌与其实际才能不相称。通侻，是说行为举止简便、不拘礼节。）

刘表去世后，王粲劝说刘表的儿子刘琮，让他归顺太祖（曹操）。

（《文士传》记载王粲劝说刘琮道：“我有一个拙计，愿意献给将军，可以吗？”刘琮说：“这正是我希望听到的。”王粲说：“如今天下大乱，英雄豪杰并起，在这仓促之间，强弱尚未分明，所以人人都各怀心思。在这个时候，家家都想称帝，人人都想封公封侯。纵观古今成败，能够预见时机的人，就能一直蒙受福佑。现在将军您自己估量一下，与曹公相比如何呢？”刘琮无法回答。王粲又说：“据我所知，曹公本就是人中豪杰。他的雄才大略冠绝当世，智谋超凡，在官渡摧毁袁氏，在长江边驱逐孙权，在陇右追击刘备，在白登山击破乌丸，其他被他剿灭平定的势力，往往用兵如神，多得数不胜数。面对今日的局势，何去何从已经很清楚了。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计策，收兵投降，顺应天命归顺曹公，曹公必定会敬重将军的德行。您既能保全自己和宗族，又能长久享受福禄，并将其传给后代，这是万全之策。我王粲遭遇战乱流离失所，把性命托付给荆州，承蒙将军父子看重，怎敢不竭尽忠言！”刘琮采纳了他的建议。臣裴松之考证：在此之前，孙权与朝廷尚且和睦，未曾交战，怎么能说“在长江边驱逐孙权”呢？魏武帝（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征伐荆州，而刘备是在那之后好几年才进入蜀地，刘备本人从未到过关中、陇右一带。但在征讨荆州这一年，就说在陇右追击刘备，这已经是错误了；另外，白登山在平城，也是魏武帝（曹操）没有去过的地方，他北征乌丸的路线与白登山毫无关系。由此可知这是张骘（《文士传》作者）的虚假之辞，而他自己却没察觉到这些虚构之处已经暴露了。总而言之，张骘虚构伪造的内容，无法一一尽述，类似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

太祖（曹操）征召王粲为丞相府的属官，并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太祖（曹操）在汉水边设宴，王粲举杯祝贺说：“当今袁绍在河北崛起，依仗着强大的兵力，立志吞并天下，但他喜爱贤才却不能任用，所以杰出的人才都离开了他。刘表在荆楚地区安闲自得，坐观时局变化，自以为可以效仿周文王建立功业。那些为躲避战乱来到荆州的士人，都是天下的俊杰；刘表却不知如何任用他们，因此国家危亡而无人辅佐。明公您平定冀州之日，一到任便整顿军队，招揽豪杰并加以任用，从而得以纵横天下；等到平定长江、汉水一带后，又提拔当地的贤能俊才，让他们担任官职，使得天下人心归附，都盼望在您的治理下安居乐业。文臣武将都得到重用，英雄们都竭尽全力，这是三代圣王才能成就的功业啊。”后来，王粲升任为军谋祭酒。

魏国建立后，王粲被任命为侍中。他学识渊博，见闻广博，无论被问到什么都能对答如流。当时旧的礼仪制度已经废弛，需要重新创立，王粲常常主管这些事务。

（挚虞的《决疑要注》中说：汉朝末年天下大乱，玉珮已经完全绝迹。魏国侍中王粲认识旧时的玉珮形制，才开始重新制作。如今的玉珮样式，就是效法于王粲当时所制定的。）

起初，王粲与人同行时，阅读路边的碑文。那人问他：“您能背诵下来吗？”王粲回答：“能。”于是那人让他背过身去背诵，结果一字不差。他还曾观看别人下围棋，棋局被打乱后，王粲能为他们复盘。下棋的人不相信，用头巾盖住原来的棋局，让他用另一个棋盘重新摆出来。经过比较核对，位置完全一样，一颗棋子都没错。他的强闻博记能力就是如此出众。

他天生擅长算学，曾著有算术方面的书籍，对其中的道理阐述得十分透彻。他尤其擅长写作，提笔就能一气呵成，不需要修改定稿，当时的人常常以为他是事先打好了草稿。然而，即使让他再仔细构思，也无法对原文增改分毫了。

（《典略》记载：王粲才华出众，辩论时能随机应变。钟繇、王朗等人虽然都担任魏国的卿相，但在起草朝廷奏议时，都感到棘手而无法下笔。）

他一生著有诗、赋、论、议等作品近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他随军征伐东吴。次年即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春天，在返回途中病逝，年仅四十一岁。

王粲的两个儿子，因受魏讽谋反案的牵连而被处死，王粲从此后继无人。

（《文章志》记载：太祖（曹操）征讨汉中时，听说王粲的儿子们都死了，感叹道：“如果我当时在，绝不会让仲宣（王粲）断了后代。”）

当初，文帝（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时，以及平原侯曹植，都喜好文学。王粲与北海人徐干（字伟长）、广陵人陈琳（字孔璋）、陈留人阮瑀（字元瑜）、汝南人应玚（字德琏）、东平人刘桢（字公干）等人都受到他们的友好接待。

徐干曾担任司空军谋祭酒的属官，后来又成为五官中郎将的文学属官。

（《先贤行状》记载：徐干为人清静玄远，体悟大道，六种德行都已具备，聪明博闻，下笔成章，轻视官位，不在乎俸禄，不沉溺于世俗的荣华。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太祖（曹操）特地征召他，但他因病在家休养。后来被任命为上艾县县长，又因病没有赴任。）

陈琳以前是何进的主簿。何进想要诛杀所有宦官，但太后不同意，于是何进便召集四方猛将，让他们率兵开赴京城，企图以此来胁迫太后。陈琳劝谏何进说：“《易经》上说‘追逐野鹿却没有熟悉山林的人带路’，谚语也说‘蒙着眼睛去抓麻雀’。连微小的动物都不能靠欺骗来捕捉，何况是国家大事，怎么能用欺诈的手段来办成呢？如今将军您总揽皇威，手握兵权，如龙腾虎步，一切行动全凭自己决断；用这样的权势来办事，就如同用巨大的洪炉去烧一根毛发一样容易。您应当迅速采取雷霆行动，果断行使权力，即使有悖于常规，只要合乎正道，天意和民心都会顺从。然而您却放弃手中的利器，反而去征召外面的军队。一旦各路大军会合，强者就会称雄，这正是所谓的倒拿兵器，将把柄送给别人；这不仅肯定不会成功，只会成为动乱的开端。”

何进不采纳他的建议，最终因此招致了祸患。陈琳到冀州避难，袁绍让他掌管文书工作。袁氏势力败亡后，陈琳归顺了太祖（曹操）。太祖（曹操）对他说：“你过去为袁本初（袁绍）起草声讨我的檄文，只列举我的罪状就可以了，指责罪恶应该仅限于本人，为何要辱及我的父亲和祖父呢？”陈琳谢罪，太祖（曹操）欣赏他的才华，没有追究他的过错。

阮瑀年少时曾师从于蔡邕。建安年间，都护曹洪想让他担任掌书记，阮瑀始终没有屈从。太祖（曹操）任命陈琳和阮瑀一同担任司空军谋祭酒，掌管记室事务。

（《文士传》记载：太祖（曹操）一向听说阮瑀的名声，征召他，他没有回应，接连被催促逼迫，于是逃进了山里。太祖（曹操）派人放火烧山，才抓到阮瑀，将他送来后，召见了他。当时太祖（曹操）正在征讨长安，大宴宾客，因阮瑀不与他说话而发怒，让他坐到乐工的行列中去。阮瑀精通音律，擅长弹琴，于是边弹边唱，并创作了一首歌曲唱道：“高大的天门敞开，大魏顺应天命时运。天子车驾巡行九州，东西各地的人民都有怨言。士为赏识自己的人而死，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打扮。如果恩德信义能够广施，别人又怎么能作乱呢？”这首曲子创作得非常迅速，音律也十分美妙，在当时技惊四座，太祖（曹操）非常高兴。我（臣裴松之）查考鱼氏的《典略》和挚虞的《文章志》，都记载说“阮瑀在建安初年以生病为由逃避征召，不肯为曹洪屈就。接到太祖（曹操）的征召令后，立刻扔掉拐杖起身应召”。不应该有逃进山里、被放火烧山才出来的事情。另外《典略》记载太祖（曹操）初次征讨荆州时，让阮瑀写信给刘备；征讨马超时，又让阮瑀写信给韩遂，这两封信现在都还保存着。在到达长安之前，韩遂等人就已经败逃，太祖（曹操）是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才得以进入关中的。而张骘说当初得到阮瑀时太祖（曹操）正在长安，这又与史实不符了。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去世，太祖（曹操）在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才被册封为魏公，而说阮瑀的歌词里称“大魏应期运”，更知道这是多么荒谬了。再者，歌词中说“他人焉能乱”，完全不成话。以阮瑀的文采，必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军国大事的书信和檄文，大多出自陈琳和阮瑀之手。

（《典略》记载：陈琳撰写各种书信和檄文，起草完毕后呈给太祖（曹操）。太祖（曹操）向来有头痛病，那天正巧发作，他躺着阅读陈琳写的文章，竟然霍地坐了起来说：“这篇文章治好了我的病。”于是多次重赏陈琳。太祖（曹操）曾让阮瑀写信给韩遂，当时太祖（曹操）正好外出到近处，阮瑀随行，便在马背上构思起草，写成后呈上。太祖（曹操）拿起笔想修改一下，但最终一个字也无法增删。）

陈琳被调任为门下督，阮瑀担任仓曹掾属。

应玚、刘桢都受到太祖（曹操）的征召，担任丞相府的掾属。应玚后来转任平原侯的庶子，之后又担任五官将的文学侍从。

（华峤的《汉书》中说：应玚的祖父名叫应奉，字世叔。他才思敏捷，擅长讽诵，所以当时的人都说“应世叔读书，可以五行俱下”。他撰写了《后序》十余篇，是当时有名的儒者。在延熹年间，官至司隶校尉。他的儿子应劭，字仲远，同样博学多识，尤其喜欢考究事物。他撰写的《风俗通》等著作，共有一百多篇，虽然文辞不够典雅，但世人都佩服他知识的广博。《续汉书》记载：应劭还著有《中汉辑叙》、《汉官仪》以及《礼仪故事》等，总计十一种，一百三十六卷。朝廷的制度、百官的仪式之所以没有失传，都是因为应劭记录了下来。他官至泰山太守。应劭的弟弟叫应珣，字季瑜，担任过司空掾，他就是应玚的父亲。）

刘桢因为行为不敬而受到刑罚，服刑完毕后被任命为小吏。

（《文士传》记载：刘桢的父亲名叫刘梁，字曼山，又名恭。他年少时就很有才华，因为文学才能而受人器重，最终官至野王县令。）

（《典略》记载：文帝曹丕曾经赏赐给刘桢一条廓落带。后来，刘桢的老师去世，有人想借这条腰带给老师的塑像佩戴，于是写信嘲讽刘桢说：“物品的贵重与否，取决于拥有它的人。所以，在卑贱者手中的东西，是不能给至尊之人佩戴的。现在我虽然拿走了，你也不要指望我会还回来。”刘桢回复道：“我听说荆山的璞玉，能成为君王的瑰宝而闪耀；随侯的明珠，能被众位士人所喜爱而珍视；南方的黄金，能登上美人的头顶；鼲貂的尾巴，能点缀在侍臣的官帽上。这四种宝物，起初都埋藏在腐朽的石头下，潜伏在污浊的泥土中，却能在千年之后大放光彩，焕发出超越往昔的光华，它们也都不是一开始就直接被至尊之人所接触的。尊贵之人所穿戴的，是卑微之人制作的；高贵之人所使用的，是卑贱之人先经手的。所以，宏伟的房屋刚建成时，是大工匠首先站在屋下；香甜的庄稼刚成熟时，是农夫首先品尝它的颗粒。只可惜我所佩戴的这条腰带，没有什么奇特的装饰，如果它真的与众不同，那么尚且可以收下。”刘桢的言辞和意旨都如此巧妙。因此，他特别受到各位公子的亲近和喜爱。后来，太子曹丕曾邀请各位文学之士赴宴，酒兴正浓，气氛欢洽之时，他命令夫人甄氏出来拜见众人。在座的宾客全都俯身下拜，只有刘桢平视着甄夫人。太祖曹操听说此事后，便将刘桢逮捕入狱，后将其死罪减免为服劳役。）

他们都创作了数十篇的文、赋等作品。

阮瑀在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去世。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去世。

文帝曹丕写信给元城令吴质说：“前些年发生疾疫，亲朋故友大多都遭受了这场灾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在同一时期都去世了。纵观古今的文人，大都不注重生活小节，很少有人能凭借名声和气节立身。然而只有徐干（字伟长）一人，既有文采又有质朴的品德，恬静淡泊，欲望很少，有隐居箕山的志向，可以说是位品德才学兼备的君子了。他著有《中论》二十多篇，文辞与义理都典雅规范，足以流传后世。应玚（字德琏）常常有强烈的创作意愿，他的才学足以著书立说，可惜这个美好的志向未能实现，实在令人痛惜！陈琳（字孔璋）的章表奏议非常雄健有力，只是稍微有些繁复。刘桢（字公干）有超逸的气概，但文风还不够遒劲。阮瑀（字元瑜）的书信和记事文章，文笔优美流畅，读来足以令人欣喜。王粲（字仲宣）唯独擅长辞赋，可惜他身体羸弱，才华无法完全施展；但在他所擅长的方面，古代的作家也无法远超过他。过去伯牙在钟子期死后断弦，孔子在听闻子路被剁成肉酱后将肉酱倒掉，这是痛心知音难遇，哀伤门人无人能及啊。这几位先生虽然未能达到古人的高度，但他们也是一个时代的杰出人才。”

（《典论》记载：当今的文人，有鲁国的孔融、广陵的陈琳、山阳的王粲、北海的徐干、陈留的阮瑀、汝南的应玚、东平的刘桢，这七个人，在学问上没有什么遗漏，在文辞上不因袭他人，都自认为如同千里马一般驰骋，并驾齐驱。王粲擅长辞赋。徐干时常有超逸的气概，但比不上王粲。比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卮》、《圆扇》、《橘赋》，即使是张衡、蔡邕也无法超越，但他们在其他体裁的文章上却未能达到同样的高度。陈琳、阮瑀的章表和书记，是当今的杰作。应玚的文章平和但不够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但不够细密。孔融的风格气质高超绝妙，有超过常人的地方，但他不善于进行严谨的论证，文采胜过说理，以至于文章中夹杂着嘲讽和戏谑；在他所擅长的领域，可以和扬雄、班固相媲美。）

此外，像颍川郡的邯郸淳和繁钦、陈留郡的路粹、沛国的丁仪和丁廙、弘农郡的杨修、河内郡的苟纬等人，也都有文才，但不在建安七子之列。

（《魏略》记载：邯郸淳，又名笁，字子叔。他学识渊博，富有文才，又精通《苍颉篇》、《尔雅》、虫书、篆书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他跟随三辅地区的百姓客居荆州。荆州归附朝廷后，太祖（曹操）素来听闻他的名声，便召见他，对他十分敬重和赏识。当时五官将（曹丕）广为招揽杰出儒士，也早已听闻邯郸淳之名，于是上书请求让邯郸淳到自己的文学官署中任职。恰逢临菑侯曹植也请求得到邯郸淳，太祖（曹操）便派邯郸淳去见曹植。曹植初次见到邯郸淳非常高兴，请他入座，却不先与他交谈。当时天气炎热，曹植便叫来侍从取水洗浴，浴后还敷了粉。随后他解开头巾，敞露上身，跳起了胡人的五椎锻舞，又表演了抛丸、击剑，还背诵了数千字的俳优滑稽小说。表演完毕，才问邯郸淳说：‘邯郸先生觉得怎么样？’然后才重新戴上头巾穿好衣服，整理仪容，与邯郸淳谈论天地开辟的本源、万物区分的道理，接着又评论从伏羲氏以来的圣贤名臣、英雄烈士的优劣，然后又品评古今的文章、赋、诔文以及处理政事应该遵循的先后次序，还论述了用兵打仗的虚实之势。随后下令厨房上菜，酒肉接连不断地送上。席间曹植滔滔不绝，无人能与他抗衡。到了傍晚，邯郸淳回去后，对他所结识的人赞叹曹植的才能，称他为‘天人’。而当时太子之位尚未确立。太祖（曹操）不久便有意于立曹植为太子，而邯郸淳也多次称赞曹植的才干。因此，五官将（曹丕）颇为不悦。到了黄初（公元220年）初年，邯郸淳被任命为博士给事中。他创作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投壶赋》上奏，文帝（曹丕）认为写得很好，赏赐了他一千匹帛。）

（繁，读音为婆。《典略》记载：繁钦字休伯，凭借文才和机敏的辩才，年轻时就在汝南、颍川一带颇有名望。繁钦既擅长撰写书信奏章，又善于创作诗赋。他替太子（曹丕）写的那些传达心意的书信，文辞大多巧妙华丽。他曾担任丞相主簿，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去世。）

（《典略》记载：路粹字文蔚，年轻时曾师从蔡邕。初平年间（公元190-193年），他跟随皇帝车驾到了三辅地区。建安（公元196年）初年，他因才华出众与京兆人严象一同被提拔为尚书郎。严象因为文武兼备，出任扬州刺史。路粹后来担任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人共同掌管文书。等到孔融犯错时，太祖（曹操）让路粹上奏弹劾，路粹秉承太祖的意旨罗列了孔融的罪状，奏章大意是说：‘孔融过去在北海郡时，见王室动荡不安，就招兵买马，图谋不轨，声称「我是大圣人（孔子）的后代，（祖先的国家鲁国）却被宋国所灭。拥有天下的人何必非得是卯金刀（刘姓）？」’又说：‘孔融位列九卿，却不遵守朝廷礼仪，常戴着便帽微服出行，冲撞宫禁。还和布衣祢衡言论放肆，祢衡与孔融互相吹捧。祢衡对孔融说：「仲尼（孔子）没有死啊。」孔融回答说：「颜渊（孔子弟子）又复活了。」’奏章中罗列孔融这类言行的言辞非常多。孔融被处死后，人们看到路粹所写的奏章，无不称赞他的文才而又畏惧他的笔锋。到了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路粹转任秘书令，跟随大军到汉中时，因违反禁令私自低价索要驴子而被处死。太子（曹丕）一向与路粹交好，听说他死了，为之叹息。等到即皇帝位后，还特地任用他的儿子为长史。鱼豢评论说：回顾以往，像鲁仲连、邹阳这样的人，援引譬喻，触类旁通，用来解决纷争，实在是那个时代文辞和辩才的杰出人物。如今看王粲、繁钦、阮瑀、陈琳、路粹等人前后的文章意旨，又何尝不如古人呢？他们没有被相提并论，只是因为时代不同罢了。我又私下奇怪他们不被重用，于是去问大鸿胪卿韦仲将（韦诞）。韦仲将说：‘仲宣（王粲）的缺点是身材肥胖而为人迟钝，休伯（繁钦）则毫无检点约束，元瑜（阮瑀）苦于身体虚弱，孔璋（陈琳）为人确实粗疏，文蔚（路粹）性情又相当暴躁凶狠。他们为人如此，不只是像烛火一样耗尽自己，他们之所以不能身居高位，大概是有原因的。不过，君子不会对一个人求全责备，这好比朱红色的漆器，虽然没有坚实的木胎，但它的光泽也是很壮观的。’）

应玚的弟弟应璩，应璩的儿子应贞，都凭借文章而闻名。应璩的官职做到侍中。应贞在咸熙年间（公元264-265年）担任相国军事参谋。

（《文章叙录》中记载：应璩，字休琏，学识渊博，喜爱写作，擅长撰写公文。在魏文帝、魏明帝时期，历任散骑常侍。齐王曹芳即位后，逐渐升任为侍中、大将军长史。曹爽执政时，多有违法乱纪之举，应璩便作诗加以讽刺。他的诗虽然语言诙谐，却大多切中时弊，因此在世间广为流传。后来，他又担任侍中，掌管著作事务。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去世，被追赠为卫尉。应贞，字吉甫，年少时就以才华闻名，能言善辩。正始年间（公元240年-249年），夏侯玄名声权势正盛，应贞曾在夏侯玄的宴席上作五言诗，夏侯玄非常欣赏。他被举荐为优等，历任重要官职。晋武帝司马炎担任抚军大将军时，任命应贞为参军。晋朝建立后，他升任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又凭儒学与太尉荀𫖮共同编订新的礼仪制度，但此事尚未施行。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去世。应贞的弟弟是应纯。应纯的儿子应绍，在永嘉年间（公元307年-313年）担任黄门侍郎，被司马越所杀。应纯的弟弟是应秀。应秀的儿子应詹，官至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

阮瑀的儿子阮籍，文采华美出众，为人洒脱不羁，放浪形骸，但自身却清心寡欲，把庄子作为自己的榜样。他的官职最高做到步兵校尉。

（阮籍，字嗣宗。《魏氏春秋》记载：阮籍旷达不羁，不受礼教世俗的约束。他天性极为孝顺，服丧期间虽然不遵守常规礼节，但因悲伤过度而差点伤了性命。兖州刺史王昶请求与他相见，结果整整一天都没能和他说上话，王昶对此赞叹不已，自认为无法看透他。太尉蒋济听说了他的名声便征召他，后来他担任尚书郎、曹爽的参军，后因病告假回到乡里。一年多后，曹爽被诛杀，太傅司马懿和大将军司马师便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后来朝廷认为他名望很高，想给他显要的官职，但阮籍因时局多变，只想当个领俸禄的官罢了。听说步兵校尉一职有空缺，而且那里的厨房有很多美酒，营中之人又擅长酿酒，便请求担任此职。于是他终日纵酒昏睡，忘却世事。他曾登上广武城，观看楚汉相争的旧战场，感叹道：“时势造英雄，竟然让那小子（刘邦）成了名！”他时常随心所欲地独自驾车，不沿道路行进，每到车辙走不通的地方，就痛哭一场然后返回。阮籍年轻时曾游历苏门山，山中有一位隐士，没人知道其姓名，只有几斛竹米和一套臼杵。阮籍前去拜访，与他谈论太古无为之道以及三皇五帝的功业，那位隐士却神情淡然，根本不听。于是阮籍对着他长啸，声音清越嘹亮，隐士这才悠然一笑。阮籍下山后，隐士也发出长啸，声音如同鸾凤齐鸣。于是，阮籍便借托这位苏门先生的言论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他唱道：“太阳在不周山西边落下，月亮从丹渊之中升起。阳光的精华被遮蔽不见，阴柔的月光取而代之成为主宰。月亮转瞬之间便高悬空中，又渐渐隐去将要再次升起。富贵不过是俯仰之间的事情，贫贱又何必会是永久的呢？”他又感叹道：“天地解体六合分离，星辰陨落日月衰颓，那时我若能飞升而上，心中又该有何感想？”阮籍口中从不议论他人的是非，却自然流露出高尚脱俗的气质，因此被何曾等遵守礼法之士深深地仇视。大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常常保护他，最终他得以寿终正寝。他的儿子叫阮浑，字长成。《世语》记载：阮浑因为清静淡泊、欲望很少而在京城闻名。曾担任太子庶子。很早就去世了。）

当时还有一位谯郡人嵇康，他的文章辞藻华丽，喜欢谈论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并且崇尚特立独行、行侠仗义。到了景元年间（公元260年-264年），他因事获罪而被处死。

（嵇康，字叔夜。根据《嵇氏谱》记载：嵇康的父亲名叫嵇昭，字子远，曾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他的哥哥名叫嵇喜，字公穆，在晋朝官至扬州刺史、宗正。嵇喜为嵇康作传记说：“我们家世代信奉儒学，嵇康年少时就有出众的才华，气度开阔，卓尔不群，为人正直，率性而为，不刻意修饰名声，为人宽厚而有大量。他的学问并非师从他人，而是靠自己博览群书，见识广博。长大后喜好老庄学说，心性恬静，没有什么欲望。他喜欢服食丹药以养生，曾亲自采摘上等的药材。他擅长写文章和论著，也善于弹琴咏诗，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得其乐。他认为神仙是天生的，不是靠后天学习所能达到的。至于通过合理的引导和修养来尽享天年，像安期生、彭祖那样的人，是可以通过正确的追求而实现的；为此他写了《养生论》。他深知，过分爱惜生命的人反而会丧失生命，而一味追求增益的人必然会失去本性。他超然脱俗，领悟独到，于是放下世俗之事，让心意在尘世之外自由驰骋。他搜集并记载了从上古到当代的圣贤、隐士、以及那些遁世无闻的人，为他们作传并加以评论，从混沌初开写到管宁，总共一百一十九人。这大概是在广阔的宇宙中探寻他们的事迹，并将其精神显扬于千年之后吧。因此，世俗之人无法真正地评价他。”虞预的《晋书》说：嵇康家本姓奚，是会稽人。先从会稽迁到谯郡的铚县，改姓为嵇，取“嵇”字上面的“山”作为姓氏的一部分，大概是为了纪念其本源。另一种说法是隲县有座嵇山，他家住在山旁，于是就以嵇为姓。《魏氏春秋》记载：嵇康客居在河内的山阳县，与他交往的人，从未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他与陈留的阮籍、河内的山涛、河南的向秀、阮籍的侄子阮咸、琅邪的王戎、沛国的刘伶等人交好，常在竹林中聚会，号称“竹林七贤”。钟会是大将军（司马昭）的宠臣，听闻嵇康的名声便前去拜访。钟会是名门公子，因才能出众而得宠，出行时车马华丽，衣着轻暖，随从如云。当时嵇康正盘腿坐着打铁，钟会到了，他也不起身行礼。嵇康问钟会说：“你听到了什么而来？又看到了什么要离去？”钟会回答说：“听到了我所听到的而来，看到了我所看到的而离去。”钟会因此对他深恨在心。大将军曾想征召嵇康做官。嵇康既有超凡脱俗的言论，又因为侄子品行不端，便躲到河东郡去，也有人说是为了避世。等到山涛担任吏部郎时，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职位，嵇康写信回绝，并借此说明自己不堪忍受世俗，但并非轻视商汤和周武王那样的圣王。大将军听后非常愤怒。起初，嵇康与东平人吕昭的儿子吕巽以及吕巽的弟弟吕安关系很好。后来吕巽奸淫了吕安的妻子徐氏，反而诬告吕安不孝，将他囚禁起来。吕安请嵇康为自己作证，嵇康出于道义不愿违心，便为他证明事情的真相。吕安也是个刚烈之人，有济世的志向。钟会趁机劝大将军除掉他们，于是吕安和嵇康都被杀害。嵇康临刑时神色自若，拿起琴弹奏，弹完后叹息说：“《广陵散》这首雅乐从此失传了！”当时的人无不为他感到悲哀。当初，嵇康在汲郡共县的北山采药时，遇见了隐士孙登。嵇康想与他交谈，孙登却沉默不语。过了很久嵇康准备离开时，问道：“先生最终还是无话可说吗？”孙登才说：“你才华太多而见识太少，在当今这个世道是难以幸免的。”等到遭遇吕安的事件后，嵇康作诗自责道：“想要减少自己的过失，诽谤和议论却沸沸扬扬。天性不愿伤害万物，却频繁招来怨恨。过去曾对柳下惠感到惭愧，如今又愧对孙登。内心有负于平生的志向，对外也愧对我的好友们。”嵇康所著的各种文章论述有六七万字，都被世人赏玩传诵。嵇康的别传记载：孙登对嵇康说：“你性情刚烈而才华出众，能幸免于难吗？”并记载嵇康临终的话说：“袁孝尼曾经想跟我学《广陵散》，我每次都坚决不肯传授。这《广陵散》从今以后就失传了！”这与孙盛的记载不同。另外《晋阳秋》记载：嵇康见到孙登，孙登对着他长啸，许久不说话。嵇康告辞时说：“先生最终还是无话可说吗？”孙登说：“可惜啊！”这两本书都是孙盛所著，但记述却如此不同。嵇康文集的目录记载：孙登，字公和，不知是哪里人，没有家属，是在汲县北山的一个土洞里被发现的。夏天就用草编成衣服，冬天就披散着头发来取暖。他喜欢读《易经》、弹琴，见到他的人都很亲近喜爱他。他每到一户人家，那家人就供给他的衣食，他也都接受而不推辞。《世语》记载：毌丘俭反叛时，嵇康有实力，也想兴兵响应，便去问山涛，涛曰：“不可。”不久毌丘俭就失败了。我（裴松之）考证本传，说嵇康是在景元年间因事被杀，而干宝、孙盛、习凿齿等人的著作，都说是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文王（司马昭）从乐嘉返回后，杀害了嵇康和吕安。这大概是因为《世语》说嵇康想兴兵响应毌丘俭，所以他们认为平定毌丘俭后就应该杀了嵇康。其实并非如此。山涛担任选官，想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写信与他断交，这件事是明确可考的。查阅山涛的行状，山涛是在景元二年（公元261年）才被任命为吏部郎。景元年间与正元年间相差了七八年，用山涛的行状来核对，可知本传的说法是正确的。另外《钟会传》也说钟会任司隶校尉时杀了嵇康；钟会担任司隶校尉，也是在景元年间。干宝说吕安的哥哥吕巽和钟会关系很好，吕巽担任相国掾，两人都受司马文王宠信，所以才能诬陷吕安。考证可知，司马文王是在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钟会、邓艾平定蜀国之后，才被授予相国之位的；如果吕巽是在担任相国掾时陷害吕安，又怎么可能在平定毌丘俭那年杀死嵇康和吕安呢？这又是干宝的疏忽谬误，其记载自相矛盾。嵇康的儿子名叫嵇绍，字延祖，年少时就很有名。山涛上奏推荐他为秘书郎，称赞嵇绍性情平和简约，温和敏锐，有文才，又通晓音律，将来必成大器。皇帝说：“嵇绍既然如此优秀，可以直接做丞，不必再做郎官了。”于是嵇绍历任显要官职。《晋诸公赞》记载：嵇绍与山涛的儿子山简、弘农人杨准是好友，而嵇绍最有忠正之情。他以侍中身份跟随晋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师大败，百官都各自逃散，只有嵇绍独自以身护卫，最终死在皇帝身边。因此他多次受到表彰和尊崇，被追赠为太尉，谥号为忠穆公。）

景初年间（公元237-239年），下邳人桓威出身微寒，十八岁时就著述了《浑舆经》，依据道家思想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起初担任齐国的门下书佐、司徒府的属吏，后来出任安成县令。

吴质是济阴人，因其文学才能而深受文帝（曹丕）的赏识。他的官职最高做到振威将军，被授予符节，负责都督河北地区的各项军事事务，并被封为列侯。

（《魏略》记载：吴质字季重，因才学广博，受到五官中郎将曹丕及众位公子的礼遇和喜爱；吴质也善于在他们兄弟之间周旋，就像前代楼君卿游走于五位侯爵之间一样。等到河北平定后，五官中郎将曹丕被立为太子，吴质与刘桢等人都在宴席上。在刘桢因罪受罚的时候，吴质被外放担任朝歌县长，后调任元城县令。之后大将军曹操西征，太子曹丕留在南方的孟津小城，写信给吴质说：“季重你还好吗！虽然路途遥远，官职所限，但对你的思念之情，实在难以承受。你所治理的地方偏僻，书信往来很少，更增加了我的劳思。每当想起过去在南皮的游乐，实在是难以忘怀。我们既能精妙地探讨六经，又能逍遥地涉猎百家，间或下弹棋，最后还玩博弈，高谈阔论使人心悦，哀婉的筝声悦耳动听。在北场上策马奔驰，在南馆里一同食宿，把甜瓜浮在清泉里，将红李沉于冰水中。当明亮的太阳落下后，就着皎洁的月光继续，同乘一辆车，在后花园里游玩。车轮缓缓转动，宾客随从都悄然无声，夜里清风吹起，悲凉的笳声低吟，欢乐过去，哀愁袭来，内心凄然感伤。我回头对你们说，这样的快乐难以长久，你们也都认为如此。如今果然天各一方。阮瑀已经去世，化为异物，每当想到他，这种悲伤何时才能说尽？现在正值夏季（蕤宾为五月律），熏风吹拂万物，天气和暖，各种果实都已丰盛。我时常驾车出游，向北沿着黄河岸边走，让随从吹着胡笳开道，文学侍从们坐在后面的车里。时节与当年相同，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我的愁苦该如何是好！现在派遣骑兵到邺城，特意让他绕道去探望你。就此告辞，请多保重！”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太子又写信给吴质说：“岁月流逝真快，自你我分别以来，将近四年了。三年不见，在东山上（指周公）尚且感叹路途遥远，何况已经超过了三年，思念之情如何承受得了？虽然有书信往来，但不足以解开我心中的愁结。前些年发生疾疫，亲朋故旧大多都遭遇了这场灾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之间全都去世了，那种悲痛怎么说得尽啊！过去我们在一起游玩相处，出行时同乘一车，停下时同坐一席，何曾有片刻分离！每当酒杯轮流传递，音乐齐奏，酒喝到酣畅，耳朵发热时，便抬头吟咏诗歌。在那个时候，自己竟然都未曾察觉到是多么快乐。总以为人生漫长，可以长久地相伴，哪里料到短短几年间，朋友们几乎都凋零殆尽，说起来就让人伤心。最近我编撰了他们的遗作，汇集成一册。看到他们的名字，已然是阴间的名录，追忆当年的交往，依然历历在目，而这些人如今已化为尘土，这还能怎么说呢！纵观古今的文人，大多不注重细节品行，很少能以名誉和节操立身。唯独徐干（字伟长）怀抱文才与质朴的品德，恬淡寡欲，有隐居箕山的志向，可以说是品德才华兼备的君子了。他著有《中论》二十多篇，形成了一家之言，文辞和义理都很典雅，足以流传后世，这个人可以说是永垂不朽了。应玚（字德琏）常常有著述的强烈意愿，他的才学也足以写书，可惜这个美好的志向未能实现，实在令人痛惜。近来我遍观各位亡友的文章，对着它们擦拭眼泪，既为逝者感到悲痛，也由此想到自己。陈琳（字孔璋）的章表文章非常雄健，只是稍微有些繁冗。刘桢（字公干）的文章有超逸的气概，但还不够苍劲有力，至于他的五言诗，在当时堪称绝妙。阮瑀（字元瑜）的书信文章写得轻快飘逸，很值得欣赏。王粲（字仲宣）独擅辞赋，可惜他身体羸弱，文气不足以支撑他的文章，但在他擅长的方面，古人也未必能远超过他。从前伯牙为钟子期绝弦，孔子因子路被剁成肉酱而倒掉肉酱，这是哀叹知音难遇，悲伤弟子无人能及啊。这些朋友们只是未能赶上古人，但他们本身也是一个时代的俊杰，而现在活着的人已经比不上他们了。后生可畏，未来的人难以欺骗，然而你我恐怕是看不到了。我年纪已经不小，心中思绪万千，时常有所忧虑，甚至整夜无法入眠。什么时候才能再像过去那样呢？我已经成了老翁，只是头发还没白罢了。光武帝说‘年纪已经三十，在军中十年，经历的事情不止一件’，我的德行虽然比不上他，年纪却与他当时相仿。我以犬羊般的资质，却穿着虎豹般华美的官服，没有群星的光芒，却借着日月的光辉，一举一动都受人瞩目，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改变呢？恐怕永远也无法再有昔日的游乐了。年轻力壮时真的应当努力，年华一旦逝去，如何能再追回？古人想着秉烛夜游，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啊。你最近如何自娱？是否又有什么新的著述呢？我向东望着你的城邑，写下这封信来抒发心怀。”我（裴松之）认为，本传虽然简略记载了太子的这封信，但其中优美的言辞多被删减，所以我特意将《魏略》所记载的全文收录进来，使其完整。太子即位为魏王后，又写信给吴质说：“南皮同游的人，活着的只有三个了，烈祖（曹操）已经登天，我们之中有人为将，有人封侯。如今只有你，还栖身于下层官位，当年与我一同游乐的人中，唯独你未能进入朝廷。酒器空了是盛酒器皿的耻辱，我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路途并不遥远，现在我们又可以互通音信了。”当初，曹真、曹休也和吴质等人在渤海一同游玩，当时曹休、曹真因为是宗室亲属都已被封爵，出任将帅，而吴质当时还是长史。魏王考虑到吴质心有期望，所以特意提起这两人来安慰他。起初吴质家境贫寒，年轻时常与贵族交往，大概是不与乡里人同流合污。所以即使他已经出仕做官，家乡的人仍然不承认他的士人名望。等到曹魏建立天下，文帝（曹丕）征召吴质，与皇帝车驾在洛阳会合。到达后，被任命为北中郎将，封为列侯，持符节都督幽州、并州的军事，驻守信都。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入朝觐见。吴质因为不被家乡人容纳，便对司徒董昭说：“我想让家乡的人在尿里淹死。”董昭说：“您还是算了吧，我都八十岁了，不能老了还为您去尿尿淹人啊。”《世语》记载：魏王曹操曾经出征，太子曹丕和临菑侯曹植都到路边送行。曹植称颂曹操的功德，言辞很有文采，左右的人都瞩目于他，魏王也很高兴。太子显得怅然若失，吴质在他耳边说：“大王将要出发时，您只要流泪就可以了。”等到辞别时，太子哭着下拜，魏王和左右的人都为此叹息，于是都认为曹植的话虽然华丽，但诚心却比不上太子。《质别传》记载：文帝曾经召见吴质和曹休一起欢宴，命令郭皇后出来拜见他们。文帝说：“你抬头仔细看看她。”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到了这种程度。吴质在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到京师朝见，皇帝下诏让上将军和特进以下的官员都到吴质的住所集会，由朝廷供给饮食器具。酒喝到尽兴时，吴质想让大家玩得更开心。当时上将军曹真身材肥胖，中领军朱铄身材瘦削，吴质便叫来优伶，让他们拿肥瘦开玩笑。曹真自恃身份高贵，耻于被戏弄，愤怒地对吴质说：“你是想用对待部下将领的方式来对待我吗？”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如果一定要让上将军承认自己胖，那您自己就应该承认自己瘦。”曹真更加愤怒，拔出刀瞪着眼说：“戏子再敢轻浮，吾斩尔。”于是大骂起来。吴质按着剑说：“曹子丹（曹真），你又不是屠夫案板上的肉，我吴质吞下你喉咙都不用动一下，嚼碎你牙齿都不用摇一下，你凭什么仗势骄横？”朱铄于是站起来说：“陛下让我们来是陪您取乐的，怎么闹到这个地步！”吴质回头呵斥他说：“朱铄，你敢破坏宴会的气氛！”众将军都回到了座位上。朱铄性子急，更加愤怒，回去后拔剑砍地。宴会就这样不欢而散了。等到文帝驾崩，吴质非常思念，作诗说：“心中充满深切的忧伤，这忧伤令人无法安宁。坐立不安，来回踱步。感念蒙受圣主的恩典，所获荣华爵位与众不同。自以为可以终身享有，志气才刚刚得以舒展。没想到中途被抛弃，您抛下我回归了黄泉。孤独无依，泪水像串起的珍珠。即使追随您死去也无任何益处，身死而名声也不会被记载。我只能慷慨地自我勉励，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吴质入朝担任侍中。当时司空陈群兼管尚书台事务，明帝刚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吴质认为辅佐大臣是国家安危的根本，于是在皇帝面前极力称赞“骠骑将军司马懿，忠诚智慧，大公无私，是国家的栋梁之臣。陈群是个从容不迫的文士，但没有宰相的才能，身居重任却不亲自处理事务。”明帝非常采纳他的意见。第二天，就下了严厉的诏书来督促责备陈群，而天下人认为司空（指陈群）不如长文（陈群的字），也就是说吴质的话不符合事实。吴质在那年夏天去世。吴质先前因为倚仗权势，行为放纵，被谥为丑侯。他的儿子吴应连续上书申辩冤屈，到正元年间（公元254-256年）才改谥为威侯。吴应字温舒，在晋朝官至尚书。吴应的儿子吴康，字子仲，在当时很有名望，也做到了很高的官位。）

卫觊，字伯儒，是河东郡安邑县人。他年少早慧，以才学闻名。太祖（曹操）征召他为司空府的掾属，后任命他为茂陵县令和尚书郎。

太祖（曹操）征伐袁绍时，刘表是袁绍的后援，而关中地区的各位将领又持中立态度。益州牧刘璋与刘表有嫌隙，于是卫觊以治书侍御史的身份出使益州，命令刘璋出兵牵制刘表的军队。

卫觊到达长安后，因道路不通无法前进，于是就留在关中地区执行镇抚任务。当时，各地有大量流民返回家乡，关中的将领们大多将他们招揽为自己的私人部曲。卫觊写信给荀彧说：“关中是片肥沃的土地，近来遭受了战乱，逃入荆州的人口有十万多家。听说家乡已经安宁，他们都盼望着能回归故里。但回来的人没有田地和工具可以谋生，各位将领便争相招揽他们，收编为私人武装。地方郡县力量贫弱，无法与这些将领抗衡，导致了军阀势力的壮大。一旦局势有变，必定会成为后患。盐是国家的重大利源，自从战乱以来，盐业私营散乱，应当恢复旧制，派遣官员监督专卖，用盐的收入去购买耕牛。如果有流民归来，就将耕牛供给他们。鼓励他们努力耕作，积蓄粮食，从而使关中富饶起来。远方的流民听到这个消息，必定会日夜兼程地赶回来。再派遣司隶校尉留驻关中，作为地方主事，那么将领们的势力就会日渐削弱，而官府和民众的力量则日益强盛，这是巩固根本、削弱敌人的有利策略。”荀彧将此建议上报给太祖（曹操）。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开始派遣谒者仆射监督盐官，并命司隶校尉在弘农办公。关中地区因此归顺，于是朝廷下诏召回卫觊，他不久后升任为尚书。

（《魏书》记载：当初，汉朝朝廷迁都，朝廷的典章制度散乱不堪。自从定都许县之后，才逐渐恢复纲纪，卫觊依据古代理法，对许多制度进行了修正和确定。当时，关西的各位将领，表面上虽然归附，内心却并不可靠。司隶校尉锺繇请求率领三千士兵进入关中，对外宣称是讨伐张鲁，实际上是想借此胁迫各将领交出人质。太祖（曹操）派荀彧询问卫觊的意见，卫觊认为：“西方的那些将领，都不过是见识短浅的草莽人物，没有称雄天下的野心，只求眼前的安逸享乐罢了。如今朝廷给予他们丰厚的爵位封号，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只要没有大的变故，就不用担心他们会叛乱。这件事应当从长计议。如果派兵进入关中，说是要去讨伐张鲁，但张鲁远在深山之中，道路不通，他们必定会心生怀疑；一旦惊动了他们，凭借险要的地势和强大的兵力，恐怕会难以应付！”荀彧将卫觊的意见呈报给太祖（曹操）。太祖起初也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但因为锺繇坚持负责此事，最终还是听从了锺繇的计策。军队刚一进入关中，关右地区果然发生大规模叛乱，太祖（曹操）不得不亲自率军征讨，才勉强平定，阵亡者数以万计。太祖（曹操）非常后悔没有听从卫觊的建议，从此也更加器重卫觊。）

魏国建立后，卫觊被任命为侍中，与王粲一同负责制定典章制度。文帝（曹丕）即位后，他调任为尚书。不久，他又回到汉朝朝廷担任侍郎，负责宣传和协助魏王接受禅让的道义，并草拟了相关的文告诏书。文帝（曹丕）登基称帝后，卫觊再次被任命为尚书，并被封为阳吉亭侯。

明帝（曹叡）即位后，卫觊的爵位被晋升为閺乡侯，食邑三百户。

（閺，音闻。）

卫觊上奏说：“《九章律》自古流传下来，用以裁定刑罚罪名，其法意精深微妙。各县的长官都应当通晓法律。刑法是国家所重视的，却在私下议论中被轻视；狱吏关系着百姓的性命，但在选拔任用时却被视为卑下的职位。王道政治的弊病，未必不是由此产生的。恳请设立律学博士，让他们辗转相互教授法律知识。”这项建议于是得以施行。

当时百姓贫困交加，而徭役赋税正繁重，卫觊上疏说：“改变情绪、磨砺心性，去勉强做办不到的事，做臣子的说出来已很不容易，做君主的听进去也十分困难。况且，人们所喜欢的是富贵显荣，所厌恶的是贫贱死亡，但这四样东西，都由君主掌控。君主喜爱谁，谁就富贵显荣；君主厌恶谁，谁就贫贱死亡。顺从君主心意的人，宠爱便由此而来；违逆君主心意的人，厌恶便随之而至。因此，臣子们都争相顺从君主的意图，避免违逆。若非是那种能为国家倾家荡产、为君主不惜牺牲性命的人，谁又敢冒着触怒君主的风险，触犯忌讳，提出一点意见、陈述一种学说呢？陛下只要留心观察，臣子们的真实心意便能看清了。如今的议事者大多喜欢说些动听的话，他们谈论政治时，就把陛下比作尧、舜；他们谈论征伐时，就把蜀、吴二虏比作狐狸和老鼠。臣认为并非如此。过去汉文帝时，诸侯势力强大，贾谊为此屡屡叹息，认为极其危险。何况如今天下分裂为三，各方人士都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君主效力。那些前来投降的人，不肯说是自己背离邪道、归顺正统，都说是被时势所迫，这与战国六国分立的局面没有什么不同。当今千里之内不见炊烟，幸存的百姓困苦不堪，陛下若不加以重视，国家将会衰败到难以振兴的地步。按照礼制，天子的器物必须有金玉装饰，膳食必须有八珍美味，但到了灾荒之年，也要撤减膳食、降低服饰规格。由此可见，奢侈与节俭的尺度，必须根据世道的丰裕或贫乏来决定。武皇帝（曹操）在世时，后宫的膳食不超过一道肉菜，衣服不用锦绣，坐卧的垫席没有镶边，器物不上红漆，因此才能平定天下，为子孙后代留下福祉。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的。当今的要务，是君臣上下共同谋划，清点核算国库，根据收入来确定支出。我们应深思越王勾践休养生息的策略，尚且担心做之不及，而皇家工坊制造的金银器物却渐渐增多，劳役从不停止，奢靡之风日益严重，国库也日渐枯竭。从前汉武帝相信神仙之说，认为可以得到天上的甘露来服食玉屑，所以建造‘仙人承露盘’。陛下圣明，常常对此加以嘲笑。汉武帝求取甘露尚且被后世非议，陛下您并无此需求却白白设置这类奢华之物；这于事无补，反而耗费人力物力，实在都是圣明的君主应当裁减控制的。”

卫觊历经汉、魏两朝，时常献上忠诚的谏言，大都如此。

他奉诏主管著作事宜，又编撰了《魏官仪》，共撰写了数十篇文章。他喜爱古文、鸟篆、隶书和草书，并且无一不精通。

建安末年（公元196-220年），担任尚书右丞的河南人潘勖，

（《文章志》记载：潘勖，字元茂，初名叫芝，后改名勖，之后又为避讳改名。有人说，潘勖在汉献帝时担任尚书郎，后升任右丞。朝廷下诏，认为潘勖之前在二千石曹任职时，才思敏捷，学识广博，并且熟悉旧制典故，命令他兼任原职，并多次给予特别赏赐。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他升任东海相。尚未出发，又被留任为尚书左丞。同年病逝，享年五十多岁。册封魏公曹操九锡的策命文，就是潘勖所作。潘勖的儿子潘满，官至平原太守，也因学问和品行而闻名。潘满的儿子潘尼，字正叔。《潘尼别传》记载：潘尼年少时就有清雅的才华，文辞温润典雅。起初应州府征辟，后因父亲年老而回家奉养。在家十多年，父亲去世后，才在晚年出来做官。潘尼曾赠诗给陆机，陆机作诗回答，其中四句是：“猗欤潘生，世笃其藻，仰仪前文，丕隆祖考。（赞美你啊潘先生，世代都文采斐然，仰慕前辈的文采，光大了祖先的功业。）”他的官位最终做到太常。潘尼的堂叔潘岳，字安仁。《潘岳别传》记载：潘岳容貌俊美，很早就因才华出众而闻名。他所写的文章，清丽绝伦。他担任黄门侍郎时，被孙秀所杀。潘尼和潘岳的文章，都为世人所推崇。潘尼的侄子潘滔，字汤仲。《晋诸公赞》记载：潘滔以博学和才干而闻名。永嘉末年（公元313年），他担任河南尹，后遇害。）

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散骑常侍、河内人王象，也和王觊一样以文学才华而闻名。

（王象的事迹另外记载于《杨俊传》。）

王觊去世后，谥号为敬侯。他的儿子王瓘继承了爵位。王瓘在咸熙年间（公元264-265年）担任镇西将军。

（《晋阳秋》记载：王瓘，字伯玉。他品行清廉正直，善于名理分析，年轻时就得到傅嘏的赏识。二十岁时担任尚书郎，之后历任内外官职，在晋朝官至尚书令、司空、太保。晋惠帝初年辅佐朝政时，被楚王司马玮所杀害。《世语》记载：王瓘与扶风内史、敦煌人索靖，都擅长草书。王瓘的儿子王恒，字巨山，官至黄门侍郎。王恒的儿子王玠，字叔宝，声名显赫，官至太子洗马，但很早就去世了。）

刘廙，字恭嗣，是南阳郡安众人。

刘廙十岁时，在讲堂上玩耍，颍川人司马德操（司马徽）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啊，孩子，你真是‘黄中通理’（意指内有美德，通达事理），难道自己还不知道吗？”

刘廙的兄长刘望之，在当时很有名望，被荆州牧刘表征召为从事。然而，刘望之的两位朋友都因为遭人谗言诽谤，被刘表所杀。刘望之又因为正直进谏而与刘表意见不合，于是扔掉官印，告辞还乡。刘廙对刘望之说：“赵国杀了铎鸣和犊犨，孔子便掉转车头离开。如今兄长既然不能效法柳下惠那样在朝中与世俗相融（和光同尘），那就应该学习范蠡那样远走他乡。这样坐等，与时势隔绝，恐怕是不行的！”刘望之没有听从，不久之后果然也被杀害。刘廙感到恐惧，逃往扬州，最终归顺了太祖（曹操）。

（刘向的《新序》记载：赵简子想要独霸天下，对他的国相说：“赵国有犊犨，晋国有铎鸣，鲁国有孔丘（孔子），我如果杀了这三个人，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于是他就召见犊犨和铎鸣询问政事，之后随即杀掉了他们。又派使者到鲁国去聘请孔子，在黄河边用半边祭祀牛的肉来迎接。使者对船夫说：“等孔子上船后，到了河中央务必把他推下水淹死。”孔子到达后，使者传达了赵简子的命令，并献上牛肉。孔子仰天感叹道：“这水真美啊，浩浩荡荡！让我孔丘不能渡过这条河的，是天命啊！”子路快步上前问道：“请问您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那犊犨和铎鸣，都是晋国的贤大夫。赵简子还没得志的时候，依靠他们来处理政事；等到他得志了，就把他们杀了。黄龙不会回到干涸的沼泽，凤凰不会靠近捕鸟的罗网。所以，剖开怀孕母兽的肚子、焚烧山林，那么麒麟就不会出现；捣毁鸟巢、打破鸟蛋，那么凤凰就不会飞来；排干池水捕鱼，那么龟和龙就不会现身。鸟兽对于不仁义的行为，尚且知道躲避，更何况我孔丘呢？所以虎一咆哮，山谷的风就会刮起；龙一腾飞，祥瑞的云彩就会出现；敲击宫廷外的编钟，宫内的黄钟律管也会相应。万物同类之间相互感应，精神之间相互呼应，就像回声应和声响、影子随从形体一样。因此，君子会远离那些伤害自己同类的人。现在赵简子已经杀害了我的同类，我为什么还要去他那里呢？”于是孔子就掉转车头，没有渡河就返回了。）

刘廙于是归顺了太祖（曹操）。太祖（曹操）征召他为丞相府的属官，后转任为五官将文学。文帝（曹丕）很器重他，命令刘廙练习并精通草书。

刘廙回信说：“起初我认为尊卑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这是礼制的常规。因此我固守着这微不足道的节操，不敢练习草书。但如果一定要遵从您的严命，我深知您有体恤、谦逊的品德，不看重那种高高在上的身份差异，反而欣赏我这样出身平民的人。假如能让郭隗在燕国不被轻视，让众多学者在齐国不被忽略，那么像乐毅那样的人才自然会前来投奔，霸王之业也就能因此兴盛。牺牲我个人的小小节操，来成就您宏伟的美德，我虽然愚笨迟钝，又怎敢推辞呢？”魏国初建时，刘廙担任了黄门侍郎。

太祖（曹操）驻扎在长安，打算亲征蜀地，刘廙上疏说：“圣明的君主不因自己有智慧而轻视世俗的看法，贤明的君王不因进言者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言论。所以，能够成就千秋功业的人，必然能够见微知著、由近察远；智慧足以独自决断的人，也不会羞于向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请教，这也是希望能够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再说，柔韧的皮革和绷紧的弓弦本身并不会说话，但圣贤却用它们来警示匡正自己。我的才智浅薄，愿将自己比作皮革与弓弦。过去，乐毅能够率领弱小的燕国击败强大的齐国，却不能用少量兵力平定即墨，这是因为为自己生存而战的人，虽然弱小也必定坚固；而内部想自行崩溃的，虽然强大也必定失败。自从殿下您起兵以来三十多年，没有攻不破的敌人，没有不臣服的强敌。如今凭借海内的兵力、百战百胜的威势，孙权却能凭恃天险在吴地割据，刘备也能在蜀地不归顺。那些边远地区的将士，比不上冀州的一个士兵；孙权、刘备的基业，也比不上袁绍的宏大。然而袁绍已经灭亡，这两个贼寇却尚未平定，这并非我们现在变得愚昧软弱，而过去智慧勇武，而是因为‘为自己生存而战’与‘内部想自行崩溃’的形势不同罢了。因此，周文王讨伐崇国，三次出兵都未能攻下，于是回归修养德政，然后才使崇国臣服。秦国作为诸侯时，所征伐的国家必定臣服；等到兼并天下，向东称帝后，一个平民大声疾呼，国家社稷就因此倾覆了。这就是因为力量都耗费在对外征伐上，而不能体恤国内的民众。我担心边境的贼寇虽然比不上战国六雄，但当今世上并不缺乏人才，一旦形成土崩瓦解的势头，这是不能不审慎考察的。天下之事有‘重得’，也有‘重失’：形势有利可图，我们努力争取，这就是‘重得’；形势不利，我们却勉强去做，这就是‘重失’。依当今的计策，不如探查四方的险要，选择要害之处加以防守，挑选天下的精锐士兵，按照方位每年轮换驻防。这样，殿下您就可以在安宁的殿堂里高枕无忧，潜心思考治国之道；大力发展农业和桑蚕业，凡事厉行节约，这样推行十年，国家自然富足，百姓自然安宁。”

太祖（曹操）于是走上前去回复刘廙说：“不仅是君主应当了解臣子，臣子也应当了解君主。如今你想让我安坐不动，效法西伯（周文王）的德政，我恐怕不是那样的人啊。”

魏讽谋反，刘廙的弟弟刘伟被魏讽拉拢，按律法应当连坐处死。太祖（曹操）下令说：“叔向不因弟弟叔虎的罪行而受连累，这是古代的制度。”于是特别赦免不予追究，将刘伟改任为丞相仓曹属。刘廙上疏谢恩道：“臣的罪过本应让整个宗族倾覆，灾祸本应使全族灭亡。但蒙受天地的庇佑，遇到时来运转的机缘，如同用扬汤来止沸，使我们免于毁灭；又如在冰冷的灰烬上重新升起炊烟，在已经枯死的树木上长出花朵。万物无法报答天地的恩泽，子女也无从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这种大恩只能以死相报，难以用笔墨来陈述。”

〈《刘廙别传》记载：起初，刘廙的弟弟刘伟与魏讽交好，刘廙告诫他说：“交朋友的真谛，在于结交贤德之人，对此不可不审慎。然而当今世上交朋友的人，不仔细选择对象，只务求拉帮结派，这违背了古代圣贤关于交友的原则，不能算是提升自我、辅助仁德的做法。我观察魏讽这个人，不修养德行，却专门致力于招揽同党，华而不实，这不过是个扰乱世道、沽名钓誉的人。你应当谨慎，不要再和他来往。”刘伟不听从，所以最终招致了这场灾祸。〉

刘廙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并与丁仪共同探讨刑法与礼制，这些著作都流传于世。

文帝（曹丕）即位为魏王后，刘廙担任侍中，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他在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去世。

（《刘廙别传》记载：当时他年仅四十二岁。）

刘廙没有儿子。文帝（曹丕）便让他的侄子刘阜继承其爵位。

（根据《刘氏谱》记载：刘阜，字伯陵，曾任陈留太守。刘阜的儿子叫刘乔，字仲彦。《晋阳秋》中说：刘乔有辅佐当世的志向与能力。晋惠帝末年，他担任豫州刺史。刘乔的后代子孙非常显赫，一直到今天都地位尊贵、家族兴盛。）

刘劭，字孔才，是广平郡邯郸县人。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他担任计吏，前往都城许县。太史官上奏说：“元旦当天将发生日食。”当时刘劭正在尚书令荀彧的府上，在座的有几十人，有人说应该取消朝会，也有人说应该推迟集会。刘劭说：“梓慎和裨灶是古代优秀的史官，尚且在占卜水灾火灾时，都会错算天时。《礼记》中说，诸侯朝见天子，到了宫门却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四种，日食就是其中之一。既然如此，圣人制定制度，不因为预报有异象就预先废除朝廷礼仪，是因为灾异现象可能会自行消散，或者推算的技术可能有错误。”荀彧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下令朝会照常进行，结果当天也并未发生日食。

（晋朝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廷尉王彪之写信给扬州刺史殷浩说：“太史官报告元旦当天恰逢合朔（即新月），议论者有人怀疑，不知是否应该推迟集会？过去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也是元旦逢合朔，车骑将军庾冰曾抄录刘孔才（刘劭）的论述给八座大臣看。当时朝廷议论中有人认为刘孔才的言论不符合礼制，而荀令君（荀彧）却听从了他，这可以说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为什么呢？《礼记》说，诸侯朝见天子，进入宫门后有四种情况不能完成礼仪：太庙失火、发生日食、皇后去世、大雨淋湿衣服有失仪容。探究这四件事的意指，是说诸侯虽然已经进了门，但突然发生这些事，就不能完成礼仪。这并不是说预先知道了有这些事，却侥幸指望史官推算错误，所以不提前取消朝廷礼仪。日月星辰发生灾异，没有比日食更严重的了。史官报告上天谴责的预兆，君主却没有畏惧的神色，不举行防备禳灾的礼仪，反而废除了消除灾祸的措施，正要大宴群臣，君臣同庆，这哪里能算是面对天灾、反省自身过错的态度呢？并且，考察事实，合朔的仪式要求皇帝在殿堂上静身思过，不处理政务，其穿着冕服、在门内御座的规制，也与元旦朝会的礼仪不同。既然两者不能同时进行，就应当权衡事理的轻重。合朔的礼仪不比元旦朝会轻。元旦朝会有可以推迟的先例，而合朔之礼却没有可以废除的道理。我认为应该依照建元元年的旧例，推迟元旦的朝会。”殷浩听从了他的意见，最终推迟了朝会。）

御史大夫郗虑征召刘劭，恰逢郗虑被免职，刘劭于是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后升任秘书郎。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他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他奉皇帝诏令，汇集五经及诸子百家的著作，按类别进行编排，撰成《皇览》。

明帝（曹叡）即位后，刘劭出任陈留太守，他致力于推行教化，受到了百姓的称赞。后来被征召入朝，授予骑都尉之职，与议郎庾嶷、荀诜等人一起制定法令，撰写了十八篇《新律》，并著有《律略论》。之后升任散骑常侍。

当时，朝廷听说公孙渊接受了孙权册封的燕王称号，议论者主张扣留公孙渊派来的计吏，并出兵讨伐他。刘劭认为：“过去袁尚兄弟投奔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公孙康斩杀了他们并把首级送来，这是公孙渊家族前辈效忠朝廷的证明。况且，我们听到的消息是真是假，还无法核实。古时候，对于边远未归附的地区，君主总是修明德政而不是轻易征伐，因为看重民众的劳役负担。我们应该对他宽容处理，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后来，公孙渊果然斩杀了孙权的使者张弥等人，并将他们的首级送了过来。

刘劭曾经创作《赵都赋》，魏明帝曹叡对此大加赞赏，于是下诏让他继续创作《许都赋》和《洛都赋》。当时国家对外兴兵征伐，对内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刘劭作此二赋，都包含了劝谏的意思。

青龙年间（233-237年），吴国军队围攻合肥。当时东部地区的官吏士兵都在轮流休假，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调遣中央军，并召回休假的将士，希望集结兵力后出击。刘劭进言说：“敌军刚刚抵达，目标专一，士气正盛。满宠将军兵力单薄，在自己的防区作战，如果贸然出击，未必能克敌制胜。他请求等待援兵，是没有过错的。我认为可以先派遣步兵五千、精锐骑兵三千，作为先头部队出发，沿途大造声势，以威震敌军。骑兵抵达合肥后，要分散队列，多设旌旗，多鸣战鼓，在城下炫耀武力，然后绕到敌军后方，做出要切断其归路、拦截其粮道的态势。敌军听说大军到来，又见后路被骑兵切断，必然会惊慌恐惧而逃走，这样我们就可以不战而胜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当援军快要抵达合肥时，吴军果然撤退了。

当时朝廷下诏广泛寻求贤才。散骑侍郎夏侯惠推荐刘劭说：“我观察到常侍刘劭，为人非常忠诚，思虑深远，对各种事理都有周全的体察。凡是他处理的复杂事务，都能追根溯源，见识宏大高远。因此，各种才俊无论能力大小，都能从他身上找到与自己相通之处并对他加以品评。所以，性情务实的人佩服他的平和正直，清静无为的人仰慕他的玄远谦让，文学之士赞赏他推演事理的周详缜密，法理之士明白他剖析名分的精当贴切，思想深邃的人了解他的沉稳笃实，文章大家喜爱他的论著和文辞，研究制度的人看重他改革方略的简明扼要，善于谋划的人称赞他见解高明能洞察细微。所有这些评论，都只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长处来理解他的一部分而已。我多次聆听他的清谈，阅读他精辟的论述，多年来深受熏陶，对他的敬佩与日俱增，朝廷也确实认为他的器量非凡。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理应辅佐机要大事，在朝廷中枢出谋划策，国家命运必将与他一道昌盛，他并非世俗中常见的人物。希望陛下能从容听取他的意见，让他能在清闲的职位上愉快地施展才华，将自己的才能全部展现出来，那么陛下的美德便能上达天听，光辉日益彰显。”

（臣裴松之认为：凡是相互称赞推荐，大多是些过分赞美的言辞，能够做到恰如其分的人很少。夏侯惠称赞刘劭‘玄虚退让’以及‘明思通微’，就近乎夸张了。）

景初年间（237-239年），刘劭奉诏制定朝廷官员的考核制度。他上疏说：“对百官进行考核，是王道政治的纲要。然而历代君主都不重视，因此治理的法规有所缺失而未能补全，导致有能力和没能力的人混杂在一起，相互蒙蔽。陛下以超凡的圣明和宏大的谋略，怜悯国家纲纪的松弛颓败，以神明的思虑洞察于内，向外颁布了英明的诏令。臣蒙受如此浩荡的恩典，得以开启愚蒙，于是撰写了《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写了《说略》一篇。臣学识浅薄，实在不足以将陛下的圣意阐发详尽，并制定为国家的典章制度。”

（刘劭）又认为应当制定礼仪、创作音乐来改变社会风俗，于是撰写了《乐论》十四篇，但书稿完成后还没来得及上奏，恰逢魏明帝驾崩，此事便未能施行。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他持经讲学，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他所编撰论述的著作，如《法论》、《人物志》等，共有一百多篇。去世后，被追赠为光禄勋。他的儿子刘琳继承了爵位。

与刘劭同时代的东海人缪袭也很有才学，撰写了许多论述，官职最高曾担任尚书、光禄勋。

（《先贤行状》记载：缪斐，字文雅。他博览经书传记，侍奉父母时总能和颜悦色。他曾被征召为博士，六次被三公府征辟。汉献帝在长安时，公卿大臣们广泛举荐名儒，当时举荐缪斐担任侍中，但他都没有接受。他就是缪袭的父亲。《文章志》记载：缪袭，字熙伯。他被御史大夫府征辟，在魏国历经四代君主。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他以六十岁之龄去世。他的儿子缪悦，字孔怿，在晋朝官至光禄大夫。缪袭的孙子缪绍、缪播、缪征、缪胤等，也都显赫闻达。）

缪袭的朋友，山阳人仲长统，在汉朝末年担任尚书郎，很早就去世了。他著有《昌言》一书，文辞优美，值得一读。

（缪袭曾为仲长统的《昌言》一书撰写奏表，称仲长统字公理，年少时就很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辞章。二十多岁时，游学于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与他交往的人大多认为他与众不同。当时并州刺史高幹素来尊贵有名，招揽四方游士，很多人都去投奔他。仲长统去拜访高幹，高幹待他很好，并向他请教时事。仲长统对高幹说：“您有雄心壮志，却没有雄才大略；喜爱士人，却不能识人用人，这是我深为君担忧并告诫的地方。”高幹一向自负，没有采纳他的话。仲长统于是离开了他，没过多久高幹就失败了。并州、冀州的士人因此都认识了仲长统。大司农常林曾与仲长统一同在上党，他曾对我（陈寿）说仲长统性情洒脱，敢于直言，不拘小节，每次郡里征召他，他都推说有病不去。他时而沉默寡言，时而高谈阔论，没有定规，当时有人认为他狂放不羁。汉献帝在许都时，尚书令荀彧掌管中枢机要，他喜爱士人、看重奇才，听闻仲长统的名声，便上奏举荐他为尚书郎。后来仲长统参与了太祖（曹操）的军事，之后又回来担任郎官。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去世，当时年仅四十余岁。仲长统每当谈论古今世事，常慷慨叹息，随即写成文章，命名为《昌言》，共二十四篇。）

散骑常侍、陈留人苏林，

（《魏略》记载：苏林，字孝友，学识渊博，对古今文字的寓意多有通晓。凡是各种书籍传记中文字有疑难的地方，苏林都能解释清楚。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他担任五官将文学，备受礼遇。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担任博士给事中。文帝（曹丕）在《典论》中所称赞的苏林就是他。因年老辞官回家后，朝廷仍时常派人去他家请教，并多次给予赏赐。他八十多岁时去世。）

光禄大夫、京兆人韦诞，

（《文章叙录》记载：韦诞字仲将，是太仆韦端的儿子。他有文才，擅长撰写文章。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担任郡中的上计吏，被特例任命为郎中，后逐渐升任侍中、中书监，最终以光禄大夫的职位退休，七十五岁时在家中去世。当初，邯郸淳、卫觊和韦诞都擅长书法，很有名气。卫觊的孙子卫恒撰写了《四体书势》，其中关于古文的序言说：“自从秦朝使用篆书，焚烧了前代典籍，古文就断绝了。汉武帝时，鲁恭王拆毁孔子故宅，发现了《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的人已经不再认识古文，称之为‘科斗书’。这些书籍在汉代被秘密收藏，很少有人能看到。魏朝初年，传承古文书法的人是邯郸淳。敬侯（卫觊）曾摹写邯郸淳的《尚书》，之后拿给邯郸淳看，邯郸淳自己都分辨不出来。到了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朝廷镌刻三体石经，反而失去了邯郸淳的书法神髓。因为有科斗书的名称，于是就模仿它的笔法。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汲县的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发现了十几万字的竹简书籍。对照敬侯（卫觊）所写的字体，还能看出一些相似之处。”文中所说的敬侯，就是卫觊。卫恒关于篆书的序言说：“秦朝的李斯号称擅长篆书，各处名山石刻和铜人上的铭文都是他写的。东汉建初年间（公元76-84年），扶风人曹喜的篆书与李斯稍有不同，也被人称赞。邯郸淳师从曹喜，大致学到了其中的精妙之处。韦诞师从邯郸淳，但水平不如他。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韦诞担任武都太守，因为擅长书法被留在朝中补任侍中，魏国宗庙宝器上的铭文题识都是韦诞所写。汉末又有蔡邕，他融合了李斯、曹喜的书法，创造出古今结合的字体，但在精密简练方面不如邯郸淳。”他关于隶书的序言，在《武纪》中已经有简略记载。又说：“师宜官擅长写大字隶书，邯郸淳擅长写小字隶书。梁鹄说邯郸淳学到了次仲的笔法，但梁鹄自己的用笔已经把隶书的气势发挥到了极致。”他关于草书的序言说：“汉朝兴起后才有了草书，不知道是谁创造的。到了汉章帝时，齐相杜度以擅长草书闻名，后来崔瑗、崔寔也都被称为高手。杜度的字形很安稳，但书体略显瘦削；崔氏的书法很有笔势，但结字稍嫌疏松。弘农人张伯英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使其技艺更加精湛。他家里所有的衣物布帛，都必须先用来练字，然后再去漂洗。他在池边学习书法，池水都因此变黑了。他下笔必成楷模法式，号称‘匆匆不暇草书’，哪怕一寸大小的纸也不随便丢弃，至今世人都非常珍视他的作品，韦诞称他为‘草圣’。张伯英的弟弟张文舒，书法水平仅次于张伯英。此外还有姜孟颍、梁孔达、田彦和以及韦诞等人，都是张伯英的弟子，在当时也很有名气，但都远不如张文舒。”）

乐安太守、谯国人夏侯惠，

（夏侯惠，是夏侯渊的儿子。他的事迹记载在〈夏侯渊传〉中。）

陈郡太守、任城人孙该，

（《文章叙录》记载：孙该，字公达。他意志坚定，勤奋好学。二十岁时，担任上计掾，后被征召为郎中。他著有《魏书》。后来升任博士、司徒右长史，又回到著作郎的职位。景元二年（公元261年）在任上去世。）

郎中令、河东人杜挚等人也创作了文赋，在当时颇为流传。

（《文章叙录》记载：杜挚，字德鲁。起初他呈上《笳赋》，被任命为司徒军谋吏。后来被举为孝廉，授予郎中之职，又转任校书郎。杜挚与同乡毌丘俭关系亲近，因此写了一首诗赠予毌丘俭，向他求取一颗仙药，希望以此恳切地感动他并请求帮助。诗中写道：“良马未经试用，只能在马槽边徘徊。壮士的志向无法施展，人生道路坎坷充满辛酸。伊挚曾是陪嫁的奴臣，吕望也曾亲自垂钓；管夷吾曾受困于经商，甯戚也曾对着牛叹息；郦食其曾身处看门小吏之位，淮阴侯韩信也曾饥饿无食；朱买臣年老还需背柴为生，妻子离他而去呼唤不回，张释之为官十年，职位也没能比旧官更高。我的才能虽比不上这八位贤人，却和他们遭受了同样的困厄。没有知己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当年的袁盎也未曾说起。我身患此重病已久，气血运行不安，听闻有仙人韩众的丹药，希望能真的赐给我一丸。”杜挚最终没能得到升迁，死于秘书郎的任上。《庐江何氏家传》记载：魏明帝时期，有个谯郡人叫胡康，年仅十五岁，因才华出众被举荐，他又陈述时政得失，请求到难治理的县去历练。皇帝下诏特地召见了他。当时舆论一致赞誉，称他为神童。皇帝下诏将他安排在秘书省，让他博览群书。明帝问秘书丞何祯：“胡康的才能怎么样？”何祯回答说：“胡康虽然有才，但品性不端正，将来必定会辜负期望、身败名裂。”后来他果然因为过错而遭到谴责。臣裴松之考证：魏朝从微末起家而功成名就的人中，没有听说过胡康；我怀疑他就是孟康。孟康的事迹记载于〈杜恕传〉。杨伟的事迹记载于〈曹爽传〉。）

傅嘏，字兰石，是北地郡泥阳县人，为傅介子的后代。他的伯父傅巽，在黄初（公元220年-226年）年间担任侍中、尚书。

（《傅子》记载：傅嘏的祖父名叫傅睿，曾任代郡太守。他的父亲名叫傅充，曾任黄门侍郎。）

傅嘏二十岁时就很有名气，

（《傅子》记载：当时何晏凭借才华和辩才在皇亲国戚中声名显赫，邓飏喜欢投机钻营，结党营私，在民间沽名钓誉，而夏侯玄因为是重臣之子，年少时就享有很高的声望，成为他们的领袖。夏侯玄想与傅嘏结交，但傅嘏没有接纳。傅嘏的朋友荀粲，见识清明、心胸远大，却也对此感到奇怪。他对傅嘏说：“夏侯泰初（夏侯玄）是当世的俊杰，他虚心与你结交，如果你们合得来，就能成就好事；如果合不来，就会招致怨恨。两位贤能之士不和睦，对国家没有好处，这正是当年蔺相如之所以屈居于廉颇之下的原因啊。”傅嘏回答说：“夏侯泰初志向远大但气量狭小，能笼络虚名却没有真才实学。何平叔（何晏）言谈高远而情思浅近，喜欢辩论却毫无诚意，就是那种能言善辩、足以倾覆国家的人。邓玄茂（邓飏）做事有始无终，对外贪图名利，内心却没有操守，喜欢与自己相同的人而厌恶不同的人，话多而且嫉妒比自己强的人；话多就会屡屡惹祸，嫉妒强者就会众叛亲离。在我看来，这三个人都是品德败坏的人。我疏远他们尚且害怕惹祸上身，又怎能去亲近他们呢？”）

司空陈群征召他为属官。

当时，散骑常侍刘劭制定了一套官员考核法规，文件下发到三府讨论。傅嘏对此提出驳议说：“我听说帝王的制度宏大精深，圣人的治国之道奥妙久远，如果不是德才兼备的人来施行，那么这些道法就无法推行，能将其运用得神妙高明，关键在于施行的人。然而，自王道衰颓以来，长久地无人能继承，精深的言论已经失传，六经也残缺不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道宏远，而一般人的才能难以企及。审阅刘劭的考核法，虽然他想遵循前代官员升降的制度，但其具体规章大多已经缺失。现存的礼制中，只有周朝的典章制度，对外分封侯爵、伯爵以屏卫王室，对内设立各级官署来管理百官，土地有固定的贡赋，官员有明确的职责，百官各司其职，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因此，考核政绩就有了依据，官员的升降也容易实行。我们大魏王朝，接续在历代君王的末期，继承了秦、汉的国祚，但对于过去的制度沿革，却没有加以研究和采纳。自建安（公元196-220年）年间以来，直到青龙（公元233-237年）年间，朝廷以神威平定战乱，开创了皇室基业，扫除凶残的叛逆，剿灭残余的贼寇，战旗时卷时舒，日夜不得空闲。在治理国家和整顿军队方面，都是权宜之计与常规法令并用；文武百官，都同时兼任军职和政务，根据时势的需要，来应对政局的变化。想用古代的制度来施行于今日，事情的性质复杂，义理也大不相同，很难融会贯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着眼长远的制度，有时不切合眼前的需要；而适应当前事务的法令，又不足以垂范后世。设置官职、明确职责、管理民众和物资，这是立国之本；依据名分来考核实际功绩，督促并激励官员遵守规章，这是治国之末。根本的纲领尚未确立，制度也未形成，却不致力于崇尚国家大略，反而优先推行官员考核，我担心这不足以分辨贤愚，也无法查明政治的得失。从前，先王选拔人才，必定先考察其在家乡的品行，在学校的学业，品行具备的称为‘贤’，学业有成的称为‘能’。地方长者将贤能之士推荐给君王，君王拜受。选拔出品行贤良的，派出去担任地方长官；考核出才能出众的，留在朝中处理政务。这就是先王选拔人才的原则。如今，天下九州的民众，乃至京城之内，都没有地方举荐人才的制度，选拔人才的职责，完全由吏部负责。吏部依据书面评价来选人，但实际才能未必相符；依据微小的功劳来提拔，但品德德行却未能体现。这样一来，依据评定优劣等级的考核，并不能完全发掘人才。要综述帝王之道，阐明国家典范，其义理体系博大精深，难以详尽说明。”

正始（公元240-249年）初年，傅嘏被任命为尚书郎，后升任黄门侍郎。当时曹爽执掌大权，何晏担任吏部尚书。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平叔（何晏）表面沉静，内心却精明狡猾，贪图私利，不考虑国家的根本大计。我担心他必定会先迷惑你们兄弟，导致仁德之士疏远朝廷，而朝政也因此败坏。”何晏等人于是对傅嘏心怀不满，借一件小事罢免了他的官职。不久，傅嘏又被起用，授予荥阳太守之职，但他没有赴任。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征召他为从事中郎。曹爽被诛杀后，傅嘏出任河南尹。

（《傅子》记载说：河南尹对内掌管帝都，对外统辖京畿地区，其管辖范围兼有古代六乡六遂的民众。这里的百姓来自四面八方，混杂居住，其中多有豪门大族、商人和胡人，是天下各方利益汇集之地，也是奸邪滋生之所。前任河南尹司马芝，施政只抓纲要，过于简略；后一任的刘静，管理过于细密；再后来的李胜，则破坏常规法度以博取一时声名。傅嘏建立了司马芝那样的纲领来统率全局，又裁剪了刘静那样繁琐的细则来经纬治理，并将李胜所破坏的制度逐渐修补恢复。郡中共有七百名官吏，其中一半不是旧人。河南有种风气，五官掾、功曹、典选等负责选拔官员的职位，都只授予本地人，不任用外地人。傅嘏则从本地和外地人中各举荐贤良者对等任用，明确划分各官署的职责，然后再依次对他们进行考核。他治理地方以道德教化为根本，但执法有恒心，法令简约却不容触犯。他明察事理，洞悉人情，审理诉讼案件时，不动用拷掠的刑具就能查明实情。他不施予小的恩惠，凡有举荐人才或对民生有重大利益的举措时，都隐藏其事由，好像不是出自他自己一样。因此，他在当时没有显赫的名声，但官吏和百姓在长期的安定生活中才感受到他的好处。）

后升任尚书。傅嘏常常认为：“秦朝开始废除分封诸侯，设立郡守，设置官职，划分职权，这与古代的制度不同。汉朝和魏朝沿袭了这一制度，一直到今天。然而，儒生学士们都想将三代的礼制与现行制度结合起来，但三代的礼制宏大长远，不适应当前的事务，导致理想与现实制度相违背，名义与实际不相符。所以历代都未能达到大治的局面，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我希望能大规模地修订官制，依照古制来端正根本，但如今正值皇室多灾多难，未能实行变革。”

当时朝中议论想要讨伐东吴，三路征伐大军的主将献上的计策各不相同。皇帝下诏征求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过去吴王夫差侵凌齐国，战胜晋国，威震中原，最终却在姑苏（苏州）招致亡国之祸；齐闵王吞并他国，开拓疆土千里，最终自己也身遭颠覆。有好的开端未必有好的结局，这是古代非常明显的例子。孙权自从击破关羽、兼并荆州之后，便志得意满，凶残暴虐到了极点，因此宣文侯（司马懿）早已深谋远虑，制定了大规模讨伐的策略。如今孙权已死，将国家托付给诸葛恪。如果诸葛恪能纠正孙权的苛政暴行，废除虐政，使百姓免遭残酷的压迫，暂时安于新的恩惠之下，那么吴国上下就会同心同德，有同舟共济的忧患意识。这样一来，他们虽然不能最终保全自己，也足以在长江天险之外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了。然而，现在议论的人，有的想乘船直接渡江，横行江东；有的想兵分四路同时并进，攻打他们的城池；有的想在边境大规模屯田，观察时机再行动。这些确实都是攻取敌人的常规计策。但是我军自从调动以来，出征已有三年，已不是一支可以发动突袭的军队了。敌人成为心腹之患，已有近六十年，他们的君臣是伪立的，但祸福与共，现在又失去了他们的元帅，上下忧惧危殆。假如他们陈列战船于紧要渡口，凭借坚固的城池占据险要地势，那么横行渡江的计划恐怕很难成功。只有进军大规模屯田，才是相对最稳妥的办法。军队驻扎在民众前面，可以防止敌人的抄掠；军队就地屯田供给粮食，不必劳烦百姓运输；抓住时机进行讨伐袭击，没有长途奔袭的劳顿和耗费：这才是当前军事上的紧要任务。从前樊哙曾夸口愿以十万之众横行于匈奴，季布当面指出了他的短视。如今想要越过长江，深入敌国腹地，也和当时樊哙的说法类似。这不如明确法令、训练士卒，在有必胜把握的态势下制定万全之策，以长远计策来对付残余的敌人，这才是必然能成功的定数。”

（司马彪的《战略》记载了傅嘏的这段对答，比本传更为详细，现在全部收录以求完整地表达其意。司马彪说：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四月，孙权去世。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人上表请求征伐东吴。朝廷因三位将帅的计策各不相同，便下诏征询尚书傅嘏的意见，傅嘏回答说：“过去吴王夫差战胜齐国、威逼晋国，威势遍行中原，最终却没能免除姑苏城破之祸；齐闵王开疆拓土，兼并邻国，拓地千里，也无法挽救自己颠覆败亡的命运。有好的开端未必有好的结局，这是古代历史留下的明确教训。孙权自从击破蜀汉、兼并荆州之后，便志得意满，欲望膨胀，枉杀忠良，甚至连自己的继承人也牵连在内，可谓罪恶到了极点。相国宣文侯（司马懿）早就洞悉讨伐动乱之国、攻打将亡之邦的道理，深远地制定了宏大的出兵方略。如今孙权已死，将国家托付给诸葛恪。如果诸葛恪能纠正孙权的严苛残暴，废除其虐政，使百姓免遭酷刑，享受新政带来的暂时安宁，那么吴国上下就会忧虑与共，产生同舟共济的危机感。这样一来，他们虽然不能长久自保，也足以在长江天险之外苟延残喘了。王昶等人，有的想乘船直接渡江，横行江东，掳掠民众、夺取土地，就地解决粮草；有的想兵分四路同时进军，用武力施加压力，并用间谍分化瓦解敌方，等待其内部崩溃；还有的想进军至边境大规模屯田，逼近其要害之地，积蓄粮草，观察时机而动。这三种方案，都是攻取敌人的常规计策。然而，若能在恰当的时机实施，就能功成名就；如果不合时宜，则必然留下后患。自从我国动员军队以来，已历时三年，并非用于突袭的部队。东吴作为敌寇，已有近六十年，其君臣虽是伪立，却祸福与共。如今他们刚丧失元帅，固守退防才是上策。如果他们修整船只，将舰队部署在各处渡口要冲，坚守城池，清野四郊，以防备我军的突然袭击，那么‘横行江表’的计策恐怕难以成功。敌寇立国近六十载，君臣虚名，休戚与共，倘若诸葛恪革除弊政，上天消除了他们的灾祸，那么指望其迅速崩溃是不现实的。现在我方边境的守军与敌寇相距很远，敌方又设置了警戒哨所，防备严密，导致我方间谍无法渗透，无法获取情报。军队没有情报来源，侦察不明，却动用大军去面对巨大的风险，这是寄希望于侥幸来求取功劳，属于先开战再求胜的赌博行为，并非保全全军的长远之策。唯有进军大规模屯田的方案，最为稳妥可靠。可以下诏让王昶、胡遵等人选择险要之地驻扎，审慎部署，并命令三路大军同时向前推进防线。这样做有七大好处：一、夺取敌方肥沃的土地，迫使他们去耕种贫瘠的土地；二、我军防线外推至民众之前，可使百姓免遭敌寇侵扰；三、可以招抚附近地区的民众，前来归附的人会与日俱增；四、我方警戒线向远方设置，敌方间谍便无法渗透；五、敌人若后撤防线，其哨所必然变得薄弱，我方屯田就更容易；六、我军可就地食用屯田积谷，士兵无需劳烦运输；七、一旦发现敌方出现可乘之机，便可迅速发动攻击。这七点，是当前军事上的当务之急。我们若不占据这些地方，就会让敌寇独享其利；若占据了，利益则归于国家。这一点不可不详察。当双方的营垒相互逼近，形成对峙之势，智谋和勇力就有了施展的平台，计策的优劣也能得到检验。通过谋划可以预知得失，通过较量可以了解双方的强弱虚实，到那时，敌人的真情假意，又将往哪里逃遁呢？弱小的国家对抗强大的国家，必然劳役繁重，兵力枯竭；贫穷的国家对抗富裕的国家，必然赋税沉重，财力匮乏。所以兵法说‘敌人安逸，要能使其疲劳；敌人饱足，要能使其饥饿’，就是这个道理。然后我们再集结重兵、整顿军备来威慑他们，兼用恩惠、加倍赏赐来招降他们，再以多种疑兵之计迷惑他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此不出三年，左右牵制，敌寇必定会像冰一样消融，像瓦一样破碎，我们便可坐享其胜利果实，这是可以预先算定的。过去汉朝历代常受匈奴之患，朝中谋臣从早到晚议事不休，披甲的将领主张征伐，文官士大夫则都主张和亲，勇猛之士则渴望一展身手。所以樊哙曾声称愿率十万之众横行于匈奴，却被季布当面斥责其短视。李信请求率二十万大军独力攻取楚国，结果却使秦军蒙受耻辱。如今众将有人提议要越过长江天险，在敌国境内如入无人之境，这与当年的情况如出一辙。凭借陛下的圣明德行，又有忠贤的辅臣，法令严明，士兵精锐，若能立足于必胜之地来筹划，施展长远策略来驾驭敌人，那么敌寇的崩溃，是必然之势。所以兵法说：‘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上策；不攻而夺取敌人城池，才是上策。’如果放弃庙堂之上算定的必胜之策，而去走那未必能万全的险路，这实在是我这个愚钝之臣所忧虑的。因此，我认为大规模屯田进逼的计策最为长远。”当时朝廷没有采纳傅嘏的建议。当年（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十一月，下诏命王昶等人征伐东吴。次年（嘉平五年，公元253年）正月，诸葛恪迎战，在东关大败魏国各路军队。）

后来，东吴大将诸葛恪刚刚在东关取得大胜，便乘胜造势，声称要向青州、徐州进军，朝廷准备对此进行防御。傅嘏分析道：“淮河、沿海一带并非敌军可以轻易通行的道路。况且以前孙权派兵从海路进军，结果船只在风浪中倾覆沉没，几乎无人生还。诸葛恪怎么敢倾尽全国之力，将命运寄托于茫茫大海，去侥幸求取战功呢？诸葛恪最多不过是派遣一位熟悉水战的偏将率领小部队，从海路沿淮河逆流而上，做出要进攻青、徐二州的假象，而他自己则会亲率主力大军前来进攻淮南地区罢了。”

之后，诸葛恪果然率军攻打新城，但没能攻下，最终只好撤兵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