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魏书二十三:和常杨杜赵裴传
和洽 常林 杨俊 杜袭 赵俨 裴潜
和洽、常林、杨俊、杜袭、赵俨、裴潜
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
和洽，字阳士，是汝南郡西平县人。
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
他曾被推举为孝廉，大将军也曾征召他，他都没有接受任命。
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
袁绍占据冀州时，派遣使者去迎接汝南的士大夫。
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乘资，虽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俱南从表，表以上客待之。
唯独和洽认为：“冀州土地平坦，百姓强悍，是英雄豪杰们争夺的有利之地，也是一个四面受敌的战场。袁绍（字本初）虽然凭借家世资历，能够变得强大，但各路英雄豪杰才刚刚兴起，他的未来完全无法预料。而荆州的刘表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他爱护百姓、尊重士人，当地地势险要，山区的部族势力薄弱，比较容易依附。”于是，和洽便与亲朋好友一同南下投奔刘表，刘表将他奉为上宾。
洽曰：“所以不从本初，辟争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黩近，久而阽危，〈臣松之案《汉书文纪》曰“阽于死亡”，《食货志》曰“阽危若是”，注曰“阽音盐，如屋檐，近边欲堕之意也。”一曰“临危曰阽”。〉必有谗慝闲其中者。”遂南度武陵。
和洽说：“我之所以不追随袁绍，是为了避开兵家必争之地。像刘表这样身处乱世的君主，不可以过分亲近，时间久了就会有危险，（我（裴松之）考证：《汉书·文帝纪》中说‘濒临死亡’，《汉书·食货志》中说‘危险到如此地步’，注解说：‘阽字读音为yán，如同屋檐，有靠近边缘、将要坠落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面临危险就叫做阽’。）并且必定会有奸邪小人在中间挑拨离间。”于是他就向南渡江到了武陵郡。
太祖定荆州，辟为丞相掾属。
太祖（曹操）平定荆州后，征召和洽担任丞相府的属官。
时毛玠、崔琰并以忠清干事，其选用先尚俭节。
当时，毛玠和崔琰都因忠诚清廉而主持事务，他们在选拔任用官员时，优先推崇节俭的品行。
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检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
和洽进言说：“治理天下的栋梁之才，关键在于任用他们，不能用单一的品行标准来要求。过分节俭朴素，用来自我约束是可以的，但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要求他人，那么失去的人才恐怕就很多了。”
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
如今朝廷的舆论是，官吏中若有穿着新衣、乘坐好车的人，就被认为不清廉；而地方长官巡视时，如果仪容不整、衣衫破旧，就会被称赞为廉洁。
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
这甚至导致一些士大夫故意弄脏自己的衣服，收藏起好的车马服饰；朝廷里职位较高的官员，有的甚至自己提着饭壶到官署里吃饭。
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
确立教化、观察风俗，最重要的是要采取中庸之道，这样才能持续下去。现在推崇一种偏激且令人难以承受的行为准则，来衡量才能和背景各异的人，如果勉强去仿效，必然会有人感到疲惫不堪。
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
古代的重大教化，关键在于通达人情事理罢了。凡是偏激怪异的行为，就容易隐藏虚伪和欺诈。”
〈孙盛曰：昔先王御世，观民设教，虽质文因时，损益代用，至于车服礼秩，贵贱等差，其归一揆。魏承汉乱，风俗侈泰，诚宜仰思古制，训以约简，使奢不陵肆，俭足中礼，进无蜉蝣之刺，退免采莫之讥；如此则治道隆而颂声作矣。夫矫枉过正则巧伪滋生，以克训下则民志险隘，非圣王所以陶化民物，闲邪存诚之道。和洽之言，于是允矣。〉
（孙盛评论说：过去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观察民情来确立教化，虽然质朴与文饰会因时代而异，制度也历代有所增减，但涉及到车马服饰、礼节等级、贵贱差别，其根本原则是一致的。魏国承接汉末的乱世，社会风气奢侈过度，确实应该效法古代制度，用节俭来训导民众，使得奢侈不至于放肆，节俭又合乎礼仪，做官的既不会有像《诗经·蜉蝣》篇那样讽刺服饰华丽的，退隐的也能免于像《采莫》篇那样讥讽过度吝啬的。这样，治国之道才能兴盛，赞颂之声才会兴起。然而，矫枉过正反而会滋生投机取巧和虚伪，用严苛的标准来训诫下属则会导致民心思虑狭隘。这并不是圣明君主用来教化万民、防范邪恶、保存真诚的方法。和洽的这番话，在这一点上是十分恰当的。）
魏国既建，为侍中，后有白毛玠谤毁太祖，太祖见近臣，怒甚。
魏国建立后，和洽担任侍中。后来有人告发毛玠诽谤太祖（曹操），太祖（曹操）召见近臣时，表现得非常愤怒。
洽陈玠素行有本，求案实其事。
和洽陈述毛玠一向品行端正，请求调查核实这件事。
罢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昔萧、曹与高祖并起微贱，致功立勋。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和侍中比求实之，所以不听，欲重参之耳。”
退朝后，太祖（曹操）下令说：“如今告发的人说毛玠不仅诽谤我，还为崔琰心怀不满。这种行为损害了君臣之间的恩义，还妄自为死去的朋友怨恨叹息，这简直不能容忍。过去，萧何、曹参与高祖（刘邦）一同从微末中崛起，立下汗马功劳。每当高祖（刘邦）身处困境时，两位丞相都恭敬顺从，臣子的本分愈加彰显，所以他们的福禄才能延续到后代。和侍中（和洽）一再请求核实此事，我之所以没有同意，是想要再三斟酌罢了。”
洽对曰：“如言事者言，玠罪过深重，非天地所覆载。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伦也，以玠出群吏之中，特见拔擢，显在首职，历年荷宠，刚直忠公，为众所惮，不宜有此。然人情难保，要宜考核，两验其实。今圣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
和洽回答说：“如果真如告发者所言，那毛玠的罪过就极其深重，简直是天地不容。我并非敢为毛玠强词夺理而败坏纲常伦理，只是因为毛玠从众多官吏中被特别提拔，身居要职，多年来蒙受恩宠，其人刚正不阿、忠心为公，为众人所敬畏，按理不应该有这种行为。然而人心难测，还是应当进行审查，从双方那里验证事实。如今圣上您怀有包容污点的仁德，不忍心将他交付法办，但这反而会使是非曲直的界限更加模糊，猜疑将会从您身边的人开始产生。”
太祖曰：“所以不考，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对曰：“玠信有谤上之言，当肆之巿朝；若玠无此，言事者加诬大臣以误主听；二者不加检核，臣窃不安。”
太祖（曹操）说：“我不去查究的原因，是想保全毛玠和告发者双方罢了。”和洽回答说：“如果毛玠确实有诽谤君上的言论，就应该在朝堂市井对他处以极刑；如果毛玠没有这种言行，那就是告发者诬陷大臣，误导君主视听；对这两种情况不加以审查核实，我私下里感到非常不安。”
太祖曰：“方有军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阳处父于朝，此为君之诫也。”
太祖（曹操）说：“现在正有战事，怎么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立刻展开调查呢？（春秋时期）狐射姑在朝堂上刺杀阳处父，这件事对君主来说是一个深刻的警戒啊。”
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
太祖（曹操）攻克张鲁后，和洽陈述了合宜的计策，认为应当及时撤军并迁走百姓，这样可以节省驻军防守的费用。
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
太祖（曹操）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但后来最终还是迁走了百姓，放弃了汉中。
出为郎中令。
（和洽）出京担任郎中令一职。
文帝践阼，为光禄勋，封安城亭侯。
文帝（曹丕）登基后，和洽担任光禄勋，并被封为安城亭侯。
明帝即位，进封西陵乡侯，邑二百户。
明帝（曹叡）即位后，和洽的爵位晋升为西陵乡侯，食邑二百户。
太和中，散骑常侍高堂隆奏：“时风不至，而有休废之气，必有司不勤职事以失天常也。”
太和年间（公元227-233年），散骑常侍高堂隆上奏说：“应季的风没有按时到来，反而出现了萧条衰败的景象，这必定是有负责的官员不勤于职守，才导致了违背天道常规的现象。”
诏书谦虚引咎，博谘异同。洽以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故费一时之农，则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务蠲烦费，以专耕农。
皇帝下诏谦虚地引咎自责，广泛征求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洽认为：“如今人口稀少，从事耕作的人更少，而不事生产、空耗粮食的人却很多。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粮食为生命。因此，一旦荒废了农业，就等于失去了养育生命的根本。所以，古代的贤明君主致力于减免各种繁杂的耗费，让民众能够专心从事农业生产。”
自春夏以来，民穷于役，农业有废，百姓嚣然，时风不至，未必不由此也。
从今年春夏以来，民众因繁重的徭役而疲惫不堪，农业生产因此荒废，百姓怨声载道。应季的风不能按时到来，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
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太祖建立洪业，奉师徒之费，供军赏之用，吏士丰于资食，仓府衍于谷帛，由不饰无用之宫，绝浮华之费，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劳烦之役，损除他馀之务，以为军戎之储。
要消除灾异、恢复正常的办法，没有比厉行节俭更重要的了。太祖（曹操）创建宏伟大业时，供给军队的开支，满足军功的赏赐，使得官兵物资丰足，粮仓府库里充满了谷物和布帛。这都是因为他不修饰无用的宫殿、杜绝铺张浪费的缘故。当今的要务，正在于停息和减少那些劳民伤财的徭役，削减其他多余的事务，以此来增加军事储备。
三边守御，宜在备豫。料贼虚实，蓄士养众，算庙胜之策，明攻取之谋，详询众庶以求厥中。
对于三方边境的防守，重点在于预先做好准备。要仔细分析敌人的虚实，积蓄兵力、休养士卒，在朝堂上制定出必胜的策略，明确进攻和夺取的计谋，并详细征求各方意见以求得最恰当的方案。
若谋不素定，轻弱小敌，军人数举，举而无庸，所谓‘悦武无震’，古人之诫也。”
如果谋略没有预先制定好，就轻视弱小的敌人，导致军队频繁出动却劳而无功，这正是所谓的‘喜欢用兵却无法震慑敌人’，是古人警戒我们的话。”
转为太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
他转任太常之职，为人清廉贫苦，恪守简约，甚至到了变卖田地和房产来维持生计的地步。
明帝闻之，加赐谷帛。
魏明帝听说这件事后，特地加赐他谷物和布帛。
薨，谥曰简侯。
他去世后，被追谥为简侯。
子离嗣。
他的儿子和离继承了爵位。
〈离音离。〉
（“离”字的读音同“离”。）
离弟逌，才爽开济，官至廷尉、吏部尚书。
和离的弟弟和逌，才华出众，性格爽朗豁达，官职最高做到廷尉、吏部尚书。
〈晋诸公赞曰：和峤字长舆，逌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称。常慕其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群。于黄门郎迁中书令，转尚书。愍怀太子初立，以峤为少保，加散骑常侍。家产丰富，拟于王公，而性至俭吝。峤同母弟郁，素无名，峤轻侮之，以此为损。卒于官，赠光禄大夫。郁以公彊当世，致位尚书令。〉
（《晋诸公赞》中说：和峤，字长舆，是和逌的儿子。他年少时就很有名气，以雅正庄重而著称。他常常仰慕舅舅夏侯玄的为人，注重自我修养，卓尔不群。他从黄门郎升任中书令，又转任尚书。愍怀太子刚被册立时，任命和峤为少保，加封为散骑常侍。他家产富裕，可以和王公相比，但生性却极为节俭吝啬。和峤的同母弟弟和郁，一向没什么名气，和峤轻视侮辱他，因此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和峤在任上去世，被追赠为光禄大夫。和郁因为公正刚强而在当时闻名，官至尚书令。）
洽同郡许混者，许劭子也。清醇有鉴识，明帝时为尚书。
和洽的同乡许混，是许劭的儿子。他为人清正淳朴，有知人之明，在魏明帝时期担任尚书。
〈劭字子将。汝南先贤传曰：召陵谢子微，高才远识，见劭年十八时，乃叹息曰：“此则希世出众之伟人也。”劭始发明樊子昭于鬻帻之肆，出虞永贤于牧竖，召李淑才乡闾之闲，擢郭子瑜鞍马之吏，援杨孝祖，举和阳士，兹六贤者，皆当世之令懿也。其馀中流之士，或举之于淹滞，或显之乎童齿，莫不赖劭顾叹之荣。凡所拔育，显成令德者，不可殚记。其探擿伪行，抑损虚名，则周之单襄，无以尚也。劭宗人许栩，沉没荣利，致位司徒。举宗莫不匍匐栩门，承风而驱，官以贿成，惟劭不过其门。广陵徐孟玉来临汝南，闻劭高名，请为功曹。饕餮放流，絜士盈朝。袁绍公族好名，为濮阳长，弃官来还，有副车从骑，将入郡界，绍乃叹曰：“吾之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乎？”遂单车而归。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征，皆不就。避乱江南，所历之国，必翔而后集。终于豫章，时年四十六。有子曰混，显名魏世。〉
（许劭，字子将。《汝南先贤传》记载：召陵人谢子微才华出众，见识深远，见到十八岁的许劭时，感叹道：“这真是世间罕见、出类拔萃的伟人啊。”许劭最初在卖头巾的市集中发现了樊子昭，从牧童中提拔了虞永贤，在乡里间征召了李淑，从马夫小吏中擢升了郭子瑜，援助了杨孝祖，举荐了和阳的士人，这六位贤者，都是当时品德美好的人物。至于其他中等才能的人，有的在沉沦时被他举荐，有的在年幼时被他显扬，无不依赖许劭的赏识和赞誉。凡是他提拔培育、最终成就美德的人，多得无法一一记述。他在揭露虚伪品行、抑制虚假名声方面，就连周朝的单襄公也无法超越。许劭的同宗许栩，沉溺于功名利禄，官至司徒。全族的人都在许栩门前卑躬屈膝，趋炎附势，官位都靠贿赂得来，只有许劭从不登他的门。广陵人徐孟玉来到汝南，听闻许劭的大名，请他担任功曹。在他的影响下，贪婪之徒被放逐，清廉之士充满朝堂。出身公族的袁绍喜好名声，担任濮阳县长时，曾弃官还乡，随从车马众多。快要进入郡界时，袁绍感叹说：“我这华丽的车马服饰，怎能让许子将看到呢？”于是便只乘一辆车回去了。许劭曾被征召为公府属吏，被任命为鄢陵县令，又被举为方正，他都没有接受。他为躲避战乱到了江南，每到一个地方，都像鸟儿一样先盘旋观察，然后再决定是否停留。最终在豫章去世，时年四十六岁。他有个儿子叫许混，在曹魏时期很有名望。）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
常林，字伯槐，是河内郡温县人。
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共嘉之。
七岁的时候，他父亲的一位朋友来访，问常林说：“伯先（常林的父亲）在吗？你为什么不拜见我！”常林回答说：“您虽然是家父的客人，但在儿子面前直呼其父的字，（这不合礼节），我为什么要拜您呢？”在场的人听了都称赞他。
〈魏略曰：林少单贫。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鉏。其妻常自馈饷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
（《魏略》记载：常林年少时孤苦贫寒。虽然贫穷，但如果不是自己亲手劳动所得，绝不接受他人的财物。他生性好学，汉朝末年时是一名儒生，常常带着经书下地耕作。他的妻子时常亲自给他送饭，常林即便是在田野里，夫妻之间也相敬如宾。）
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遣诸生于属县微伺吏民罪负，便收之，考责钱谷赎罪，稽迟则夷灭宗族，以崇威严。
太守王匡起兵讨伐董卓，派遣一些儒生到下属各县，暗中探查官吏和百姓的罪过，随即逮捕他们，通过拷问逼迫他们用钱粮来赎罪。如果拖延迟缓，就将其整个宗族消灭，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严。
林叔父挝客，为诸生所白，匡怒收治。举宗惶怖，不知所责多少，惧系者不救。
常林的叔父因为鞭打了一位客人，被那些儒生告发，王匡大怒，将他逮捕治罪。常林全族人都惊恐万分，不知道会被勒索多少财物，又担心被囚禁的叔父性命难保。
林往见匡同县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临吾鄙郡。鄙郡表里山河，土广民殷，又多贤能，惟所择用。今主上幼冲，贼臣虎据，华夏震栗，雄才奋用之秋也。若欲诛天下之贼，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风，应之若响，克乱在和，何征不捷。苟无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将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说叔父见拘之意。彪即书责匡，匡原林叔父。
常林前去拜见与王匡同县的胡母彪说：“王府君（王匡）文武双全，才华出众，前来治理我们这个偏僻的郡。本郡地势险要，土地广阔，百姓富足，又有许多贤能之士，只待他选拔任用。如今皇上年幼，奸臣董卓像老虎一样盘踞在朝，整个华夏都为之震动恐惧，这正是英雄豪杰奋起建功立业的时候啊。如果他想诛除天下的叛贼，扶助衰微的王室，那么有智之士都会闻风而动，像回声一样响应他。平定祸乱的关键在于团结人心，这样一来，哪次征讨会不胜利呢？如果不行恩德，任用非人，那么覆灭的命运很快就会到来，哪里还有空闲去辅佐朝廷、建立功名呢？请您好好想想我的话！”于是他向胡母彪说明了叔父被拘捕的情况。胡母彪随即写信斥责王匡，王匡便赦免了常林的叔父。
林乃避地上党，耕种山阿。
常林于是到上党郡避难，在山谷里耕田种地。
当时旱蝗，林独丰收，尽呼比邻，升斗分之。
当时发生了旱灾和蝗灾，只有常林一人获得了丰收，他便把邻居们都叫来，用升和斗作为量器将粮食分给大家。
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陈、冯二姓，旧族冠冕。张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见围六十馀日，卒全堡壁。
常林投靠了前任河间太守陈延的营垒。当地的陈姓和冯姓是望族大户。张杨垂涎他们的妇女，贪图他们的财物。常林率领自己的宗族，为他们出谋划策。营垒被围困了六十多天，最终得以保全。
并州刺史高干表为骑都尉，林辞不受。
并州刺史高干上表推荐常林担任骑都尉，常林推辞没有接受。
后刺史梁习荐州界名士林及杨俊、王凌、王象、荀纬，太祖皆以为县长。
后来，刺史梁习举荐了州内的名士崔林以及杨俊、王凌、王象、荀纬，太祖（曹操）便任命他们都担任县长。
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迁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绩。
崔林在治理南和县时，政绩和教化都很有成就，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到之处都颇有政绩。
文帝为五官将，林为功曹。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文帝欲亲自讨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贼之形势，可料度也。北方吏民，乐安厌乱，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银、伯犬羊相聚，智小谋大，不能为害。方今大军在远，外有彊敌，将军为天下之镇也，轻动远举，虽克不武。”文帝从之，遣将往伐，应时克灭。
文帝（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时，崔林是他的功曹。当时太祖（曹操）正在西征，田银、苏伯等人乘机叛乱，煽动了幽州和冀州。文帝（曹丕）想要亲自率军讨伐他们，崔林劝谏道：“我过去曾在博陵和幽州任职，对叛贼的形势可以做出判断。北方的官吏百姓安于和平、厌恶战乱，顺服教化已经很久了，大多数人都安分守己。田银、苏伯之流不过是乌合之众，智小谋大，不可能造成大的危害。如今大军远征在外，边境还有强敌，将军您是镇守天下的关键人物，不应轻举妄动、远征讨伐，即便获胜也不算什么光彩的武功。”文帝（曹丕）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遣将领前往征讨，很快就将叛乱平息了。
出为平原太守、魏郡东部都尉，入为丞相东曹属。
他出京任职，担任了平原太守、魏郡东部都尉；回到朝中，则担任丞相府的东曹属官。
魏国既建，拜尚书。
魏国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尚书。
文帝践阼，迁少府，封乐阳亭侯，
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常林升任少府，被封为乐阳亭侯。
〈《魏略》曰：林性既清白，当官又严。少府寺与鸿胪对门，时崔林为鸿胪。崔性阔达，不与林同，数数闻林挝吏声，不以为可。林夜挝吏，不胜痛，叫呼敖敖彻曙。明日，崔出门，与林车相遇，乃啁林曰：“闻卿为廷尉，尔邪？”林不觉答曰：“不也。”崔曰：“卿不为廷尉，昨夜何故考囚乎？”林大惭，然不能自止。〉
（《魏略》中记载：常林性情清廉耿直，为官也十分严厉。少府的官署与鸿胪寺官署对门，当时崔林担任鸿胪。崔林的性格豁达，与常林不同，他常常听到常林鞭打官吏的声音，并认为这样做不妥。常林在夜里鞭打官吏，被打的人因无法忍受疼痛而大声呼号直到天亮。第二天，崔林出门时与常林的车驾相遇，便调侃他说：“听说您当了廷尉，是吗？”常林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回答说：“不是。”崔林说：“您既然不是廷尉，昨晚为什么还要拷问囚犯呢？”常林听后非常惭愧，但终究还是不能改正自己的行为。）
转大司农。
之后，他转任大司农。
明帝即位，进封高阳乡侯，徙光禄勋太常。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常林的爵位晋封为高阳乡侯，先后调任光禄勋和太常。
晋宣王以林乡邑耆德，每为之拜。
晋宣王（司马懿）因为常林是自己同乡德高望重的长者，每次见到他都会下拜行礼。
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叙，为后生之法。贵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有人对常林说：“司马公（司马懿）身份尊贵，您应该制止他向您行拜礼。”常林回答说：“司马公自己想要敦厚长幼之间的伦理次序，为后辈树立榜样。他的尊贵不是我所畏惧的，而他行拜礼也不是我能制止的。”说话的人局促不安地退下了。
〈《魏略》曰：初，林少与司马京兆善。太傅每见林，辄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贵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补之。案魏略此语，与本传反。臣松之以为林之为人，不畏权贵者也。论其然否，谓本传为是。〉
（《魏略》记载：起初，常林年轻时与司马京兆（司马防）关系很好。太傅（司马懿）每次见到常林，总是想要下跪行礼。常林制止他说：“您地位尊贵，请不要这样！”等到司徒的职位空缺时，太傅（司马懿）有意让常林来填补。我认为，《魏略》的这段话与本传的记载是相反的。我裴松之认为，常林的为人，是不畏惧权贵的。要论哪个说法正确，我认为本传的记载是对的。）
时论以林节操清峻，欲致之公辅，而林遂称疾笃。
当时的舆论认为常林品德高尚，节操严正，想要推举他担任三公之类的重要职位，但常林于是就声称自己病重。
拜光禄大夫。
他被任命为光禄大夫。
年八十三，薨，追赠骠骑将军，葬如公礼，谥曰贞侯。
他八十三岁时去世，被追赠为骠骑将军，朝廷以三公的礼仪为他举行葬礼，谥号为贞侯。
子时嗣，为泰山太守，坐法诛。时弟静绍封。
和洽的儿子和时继承了爵位，担任泰山太守，后因触犯法律而被处死。和时的弟弟和静继承了封爵。
〈案晋书，诸葛诞反，大将军东征，时坐称疾，为司马文王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并、时苗四人为《清介传》。◎吉茂字叔畅，冯翊池阳人也，世为著姓。好书，不耻恶衣恶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关中始平，茂与扶风苏则共入武功南山，隐处精思数岁。州举茂才，除临汾令，居官清静，吏民不忍欺。转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内学及兵书，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被收，不知当坐本等，顾谓其左右曰：“我坐书也。”会锺相国证茂、本服第已绝，故得不坐。后以茂为武陵太守，不之官。转酂相，以国省，拜议郎。景初中病亡。自茂修行，从少至长，冬则被裘，夏则裋褐，行则步涉，食则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悬磬。其或馈遗，一不肯受。虽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义而贵且富者。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嘉叙茂虽在上第，而状甚下，云：“德优能少。”茂愠曰：“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帻劫人邪！”初，茂同产兄黄，以十二年中从公府掾为长陵令。是时科禁长吏擅去官，而黄闻司徒赵温薨，自以为故吏，违科奔丧，为司隶锺繇所收，遂伏法。茂时为白衣，始有清名于三辅，以为兄坐追义而死，怨怒不肯哭。至岁终，繇举茂。议者以为茂必不就，及举既到而茂就之，故时人或以茂为畏繇，或以茂为髦士也。◎沐并字德信，河间人也。少孤苦，袁绍父子时，始为名吏。有志介，尝过姊，姊为杀鸡炊黍而不留也。然为人公果，不畏彊御，丞相召署军谋掾。黄初中，为成皋令。校事刘肇出过县，遣人呼县吏，求索稿谷。是时蝗旱，官无有见。未办之间，肇人从入并之阁下，呴呼骂吏。并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从吏卒，欲收肇。肇觉知驱走，具以状闻。有诏：“肇为牧司爪牙吏，而并欲收缚，无所忌惮，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杀之。（肇）髡决减死，刑竟复吏，由是放散十馀年。至正始中，为三府长史。时吴使朱然、诸葛瑾攻围樊城，遣船兵于岘山东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后熟者，言：“共食来。”后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于异域如此。虽自华夏，不知者以为前世人也。为长史八年，晚出为济阴太守，召还，拜议郎。年六十馀，自虑身无常，豫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曰：“告云、仪等：夫礼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则为君子，不务者终为小人，然非圣人莫能履其从容也。是以富贵者有骄奢之过，而贫贱者讥于固陋，于是养生送死，苟窃非礼。由斯观之，阳虎玙璠，甚于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学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也，未是夫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也。若能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夫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寿为欺魄，夭为凫没，身沦有无，与神消息，含悦阴阳，甘梦太极。奚以棺椁为牢，衣裳为缠？尸系地下，长幽桎梏，岂不哀哉！昔庄周阔达，无所适莫；又杨王孙裸体，贵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缘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鳞柙，玉床象衽，杀人以徇；圹穴之内，锢以纻絮，藉以蜃炭，千载僵燥，托类神仙。于是大教陵迟，竞于厚葬，谓庄子为放荡，以王孙为戮尸，岂复识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胔乎哉？吾以材质滓浊，污于清流。昔忝国恩，历试宰守，所在无效，代匠伤指，狼跋首尾，无以雪耻。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今年过耳顺，奄忽无常，苟得获没，即以吾身袭于王孙矣。上冀以赎巿朝之逋罪，下以亲道化之灵祖。顾尔幼昏，未知臧否，若将逐俗，抑废吾志，私称从令，未必为孝；而犯魏颗听治之贤，尔为弃父之命，谁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将尸视。”至嘉平中，病甚。临困，又敕豫掘埳。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埳，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妻子皆遵之。◎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扬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苗以初至往谒济，济素嗜酒，适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置之墙下，旦夕射之。州郡虽知其所为不恪，然以其履行过人，无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軬（音饭。）车，黄牸牛，布被囊。居官岁馀，牛生一犊。及其去，留其犊，谓主簿曰：“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苗不听，时人皆以为激，然由此名闻天下。还为太官令，领其郡中正，定九品，于叙人才不能宽，然纪人之短，虽在久远，衔之不置。如所忿蒋济者，仕进至太尉，济不以苗前毁己为嫌，苗亦不以济贵更屈意。为令数岁，不肃而治。迁典农中郎将。年七十馀，以正始中病亡也。〉
〈（根据《晋书》记载，诸葛诞反叛时，大将军司马昭东征，和时因称病不从而被司马昭（晋文王）处死。《魏略》将和洽与吉茂、沐并、时苗四人合立为《清介传》。◎吉茂，字叔畅，是冯翊池阳人，世代都是当地的望族。他喜欢读书，不以衣食粗陋为耻，却以对任何一件事物不了解为耻。建安（196-220）初年，关中地区刚刚平定，吉茂和扶风人苏则一起进入武功南山，隐居精研学问好几年。州里举荐他为茂才，任命他为临汾县令，他为官清廉安静，官吏和百姓都不忍心欺骗他。后转任武德侯的庶子。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因同宗吉本等人起事而受牵连被捕。在此之前，法令禁止私学谶纬之学和兵书，而吉茂都有收藏，并藏匿起来没有上交官府。等到他被捕时，不知道自己是因为吉本等人的事被牵连，还回头对身边的人说：“我是因为藏书获罪的。”幸好相国锺繇证明吉茂与吉本的家早已断绝来往，所以没有被治罪。后来任命吉茂为武陵太守，他没有赴任。转任酂国相，后因封国裁撤，被任命为议郎。景初（237-239）年间病逝。吉茂修身养性，从小到大，冬天穿皮衣，夏天穿粗布短衣，出行靠步行，食物是粗劣的豆叶汤，把妻子儿女当下人使唤，家中空无一物。如果有人赠送礼物，他一概不肯接受。他虽然不因此自视高人一等，但内心却憎恨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富贵的人。先前，国家开始设立九品中正制，让各郡选拔设置中正官，评定从公卿到郎吏的品级，依据他们的功德、才能和品行来任用。吉茂同郡的护羌校尉王琰，之前多次担任郡守，名声并不清白。王琰的儿子王嘉在各县做官，也算是个通达之人。王嘉当时回朝担任散骑郎，冯翊郡就调任王嘉为中正。王嘉评定吉茂时，虽然把他列为上品，但评语却很差，说他：“品德优秀但能力低下。”吉茂愤怒地说：“真是可悲！难道要我效仿你们父子戴着官帽去抢劫别人吗！”当初，吉茂的同母兄长吉黄，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时从公府的掾吏出任长陵县令。当时法令禁止地方长官擅自离职，但吉黄听说司徒赵温去世，自认为是赵温的旧部，便违反法令前去奔丧，被司隶校尉锺繇逮捕，最终被处死。吉茂当时还是平民，在三辅地区已颇有清名，他认为兄长是因追求道义而死，心中怨恨愤怒，不肯为兄长哭泣。到了年底，锺繇举荐吉茂。议论的人都认为吉茂必定不会接受，等到举荐令下来，吉茂却接受了。因此当时的人有的认为吉茂是畏惧锺繇，有的则认为他是通达事理的俊杰。◎沐并，字德信，是河间人。年少时孤苦，在袁绍父子时期，开始成为有名的官吏。他有志向和气节，曾经去看望姐姐，姐姐为他杀鸡做饭，他却不肯留下吃饭。但他为人公正果断，不畏惧强权。丞相曹操征召他担任军谋掾。黄初（220-226）年间，担任成皋县令。校事刘肇外出经过该县，派人叫来县吏，索要草料和谷物。当时正值蝗灾和旱灾，官府没有现成的。还没来得及准备，刘肇的随从就闯入沐并的官署，大声叫骂官吏。沐并大怒，于是拖着鞋、提着刀出来，带着很多吏卒，想要逮捕刘肇。刘肇发觉后驱马逃走，并将此事上报朝廷。皇帝下诏说：“刘肇是监察官员的得力助手，而沐并竟想逮捕捆绑他，真是无所忌惮，难道是仗着自己清高的名声吗？”于是下令逮捕沐并，准备将他处死。（刘肇）后因犯事被判髡刑，减免了死罪，服刑完毕又恢复了官职。沐并因此被罢官闲置了十多年。到了正始（240-249）年间，担任三府的长史。当时吴国派遣朱然、诸葛瑾攻打围困樊城，派船兵到岘山以东砍伐木材，其中牂灊郡的士兵做饭，有先做熟的就招呼后做熟的，说：“一起来吃吧。”后做熟的回答说：“不了。”先做熟的说：“你想当沐德信（沐并）吗？”他的名声流传之广，竟然传播到了敌国。即使在中原，不知道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前代的人物。沐并担任长史八年，晚年出任济阴太守，后被召还，任命为议郎。年过六十，他考虑到自己随时可能去世，预先写下遗嘱，告诫儿子要节俭安葬，说：“告诉云、仪他们：礼，是教化百姓的开端，也是百代通行的准则。所以努力实行礼的人就是君子，不致力于此的就是小人，然而如果不是圣人，没有人能完全从容地遵循它。因此，富贵的人有骄傲奢侈的过失，而贫贱的人又被讥笑为固执鄙陋，于是在养生送死方面，都苟且地违背礼制。由此看来，阳虎用美玉陪葬，比曝尸荒野更过分；桓魋建造石椁，还不如让尸体赶快腐朽。这些话是儒家拨乱反正、纠正世俗的大道理，但还不是穷尽事理本性、顺应自然变化的真知灼见。如果能探究生命的开始和终结，把天地看作一个整体，把万物看作祭祀用的草狗，遍览玄妙通达的道理，探求形体与影子的本源，等同祸与福的根源，把生与死看作一体，那我就是向往大道的。道这个东西，是那样恍惚不定，长寿不过是欺骗魂魄，夭折就像野鸭沉没，身体在有无之间沉沦，精神随之消长，在阴阳变化中自得其乐，在太极之中安然长眠。何必用棺椁作为牢笼，用衣裳作为缠裹？尸体被束缚在地下，永远幽禁在桎梏之中，难道不可悲吗！过去庄周思想豁达，无所偏爱；又有杨王孙裸体下葬，看重的是尸身不久存。到了末世，那些留恋生命、怨恨死亡的人，竟然口含珍珠、身穿玉衣，用玉床象席，还杀人殉葬；坟墓之内，用麻絮和蜃炭来密封，使尸体千年不腐，自以为能像神仙一样。于是伟大的教化衰微，人们竞相厚葬，说庄子放荡不羁，把杨王孙看作是侮辱尸体，哪里还知道古时有披着柴草的鬼魂，而野外有被狐狸啃食的尸骨呢？我材质污浊，玷污了清高的名流。过去侥幸蒙受国恩，历任地方官，却毫无建树，如同外行代替工匠砍木头伤了手指，进退两难，无法洗刷耻辱。如果不能有所成就，就遵从我的喜好吧。今年已经过了六十岁，随时都可能去世，如果能顺利死去，我就要效法杨王孙了。对上希望借此赎清在朝为官的罪过，对下希望亲近道家变化的始祖。考虑到你们年幼无知，不懂得是非好坏，如果你们要追随世俗，违背我的志向，私下里说是遵从我的命令，那未必是孝顺；而且还违背了魏颗听从父亲遗命改嫁其妾的美德，你们这是抛弃父亲的遗命，谁又会同情你们呢！如果我死后有知，我会像僵尸一样看着你们。”到了嘉平（249-254）年间，沐并病重。临终时，又嘱咐预先挖好墓坑。告诫说断气之后，让两个人抬着尸体就放入坑中，不许哭泣，不许妇女送葬，禁止宾客前来吊唁祭拜，不要设置米食祭品。又告诫后去世的家人不得与他合葬，坟上不得堆土植树。他的妻子儿女都遵从了他的遗嘱。◎时苗，字德胄，是钜鹿人。年轻时品行清白，为人憎恨邪恶。建安（196-220）年间，进入丞相府任职。后出任寿春县令，政令推行，风行一时。扬州的治所就在寿春县，当时蒋济担任治中。时苗刚到任时去拜见蒋济，蒋济平素嗜酒，正好碰上他喝醉了，没能见时苗。时苗愤恨地回去，刻了一个木人，写上“酒徒蒋济”，放在墙下，早晚用箭射它。州郡官府虽然知道他的行为不恭敬，但因为他品行过人，也拿他没办法。另外，他刚上任时，乘坐的是一辆简陋的薄軬（音饭）车，用一头黄母牛拉车，带着布做的被子和口袋。做官一年多，母牛生了一头小牛。等到他离任时，他把小牛留了下来，对主簿说：“我来的时候本来没有这头小牛，小牛是淮南的土地上出生的。”下属官吏们说：“牲畜不知道父亲是谁，自然应当跟随母亲。”时苗不听。当时的人都认为他做得有些过分，但却因此名扬天下。回朝后担任太官令，兼任本郡的中正，评定九品，在品评人才方面不能宽容，而且他记别人的短处，即使过了很久，也一直耿耿于怀。比如他所憎恨的蒋济，后来官至太尉，蒋济不因时苗从前诋毁自己而介怀，时苗也不因蒋济地位显贵而改变态度去屈就他。时苗担任县令几年，不用严刑峻法就治理得很好。后升任典农中郎将。七十多岁时，在正始（240-249）年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