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名叫曹芳，字兰卿。

魏明帝（曹叡）没有儿子，于是收养了曹芳和秦王曹询；但宫中的事情非常机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

（《魏氏春秋》记载说：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曹芳被封为齐王。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初一丁亥日，魏明帝（曹叡）病重，于是册立曹芳为皇太子。

就在当天，他即位为皇帝，并宣布大赦天下。

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宣王（司马懿）共同辅政。

皇帝下诏说：“我以微末之身，继承了宏大的帝业，内心孤独忧伤，无所倾诉。大将军和太尉接受了先帝的遗命，共同辅佐我。司徒、司空、冢宰、元辅等要统率百官，以安定国家。希望你们与各位公卿大夫能够尽心竭力，以符合我的期望。所有正在进行的宫室修建工程，都遵照先帝遗诏予以停止。官府所辖的奴婢中，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一律免为平民。”

二月，西域的使者通过多重翻译进献了火浣布，皇帝下诏命大将军和太尉当场试验，并展示给百官观看。

（《异物志》记载：斯调国有个火州，位于南海之中。岛上有野火，春夏两季自行燃烧，秋冬两季自行熄灭。有一种树木生长在火中却不被烧毁，枝干和树皮反而更加鲜活，待到秋冬野火熄灭时，这些树木才会枯萎。当地的风俗是在冬天采集这种树皮来织布，布的颜色微青黑；如果被尘垢弄脏了，只要投入火中，就会变得更加鲜亮。傅子说：汉桓帝时期，大将军梁兾用火浣布做了一件单衣，常常在宴请宾客时，梁兾假装在劝酒时失手打翻酒杯弄脏了衣服，然后佯装发怒，脱下衣服说：“把它烧掉！”当布一接触到火，便火光熊熊，如同燃烧普通布料一样。待污垢烧尽火熄灭后，布匹却光彩洁白，就像用草木灰水洗过一样。《搜神记》记载：昆仑山墟有座炎火山，山上的鸟兽草木都生长在烈火之中，因此才有火浣布。这种布如果不是用此山中草木的皮或纤维制成，那么就是用山上鸟兽的毛制成的。汉代时，西域曾进贡过这种布，但后来中断了很长时间；到了魏国初年，当时的人们都怀疑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文帝（曹丕）认为火的本性酷烈，不含孕育生命的气息，便在《典论》中阐明火浣布是不存在的，以杜绝智者的听信。等到明帝（曹叡）即位，下诏给三公说：“先帝过去撰写的《典论》，是不朽的格言，应当把它刻在石碑上，立于宗庙门外和太学，与石经并列，以永远昭示后世。”到此时，西域的使者前来进贡了火浣布，于是朝廷便将《典论》中关于火浣布的论述从石碑上削去，这件事被天下人所耻笑。臣裴松之从前随军西征到洛阳时，遍观旧物，见到太学里《典论》的石碑尚在，但宗庙门外却没有。我向当地的老者询问，他们说晋朝初年接受魏国禅让后，就直接沿用了魏国的宗庙，并将这块石碑移到了太学，并非在两处都立了碑。我私下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另外，东方朔的《神异经》中说：南方荒远之地的外面有座火山，长三十里，宽五十里，其中都生长着烧不尽的树木，昼夜燃烧，即使遇到狂风火势也不会加剧，遇到暴雨也不会熄灭。火中有一种老鼠，重达百斤，毛长二尺有余，细如丝，可以用来织布。这种老鼠常年生活在火中，毛色通红，偶尔出到火外时毛色会变白，如果用水去追浇它就会立刻死去，取下它的毛就可以织成布。）

丁丑日，皇帝下诏说：“太尉（司马懿）品行端正，恪守正道，对三代君主竭尽忠诚，向南擒获了孟达，向西击败了蜀军，向东消灭了公孙渊，功勋覆盖天下。古代周成王设立太傅、太保的官职，近代汉显宗（汉明帝）尊崇荣宠邓禹，这都是因为要优待和尊崇杰出的人才，就必须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现任命太尉为太傅，其持节、统领军队、总督各路军事等职权依旧不变。”

三月，任命征东将军满宠为太尉。

夏季六月，由于辽东郡东沓县的官吏和百姓渡海迁居到齐郡境内，朝廷便将过去的纵城划设为新沓县，用以安置这些迁徙来的民众。

秋季七月，皇帝（曹芳）开始亲自临朝，听取公卿大臣的奏事。

八月，大赦天下。

冬季十月，任命镇南将军黄权为车骑将军。

十二月，皇帝下诏说：“烈祖明皇帝（魏明帝曹叡）是在正月驾崩的，作为臣子，我们永远感怀他忌日的哀痛，所以决定恢复使用夏历。这虽然违背了先帝（魏明帝曹叡）贯通三统的原则，但也正是礼制可以随情况变通的原因。况且，夏历在术数上最为合乎天道。因此，将以建寅之月作为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的正月，而将建丑月作为上一年的十二月。”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春季二月乙丑日，加封侍中、中书监刘放与侍中、中书令孙资为左、右光禄大夫。

丙戌日，因辽东郡汶县、北丰县的民众流亡渡海而来，朝廷便在齐郡的西安、临菑、昌国等县的边界划出土地，设立了新汶县和南丰县，用以安置这些流民。

从去年冬天十二月到这个月一直没有下雨。

丙寅这天，皇帝下诏命令司法官员尽快平反冤案，释放罪行轻微的犯人；同时号召各位公卿大臣进献正直的言论和良善的计策，要求他们都竭尽心力。

夏季四月，车骑将军黄权去世。

秋季七月，皇帝下诏说：“《易经》上说，要减损上层的利益来增益下层民众，用制度来节约开支，做到不耗费财力，不损害百姓。如今百姓用度不足，而皇家府库却制造了许多金银杂物，这能用来做什么呢？现在，我下令从府库中取出一百五十种金银器物，共计一千八百多斤，将它们熔化以充作军费。”

八月，皇帝御驾出巡，视察洛阳地区的秋季庄稼收成情况，并根据不同等级赏赐了年老的和努力耕作的农民。

正始二年（公元241年）春天二月，皇帝（曹芳）初次通晓《论语》，命令太常在辟雍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并以颜渊配享。

夏季五月，吴国将领朱然等人包围了襄阳的樊城，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率领军队抵抗他们。

（干宝的《晋纪》记载：吴国将领全琮侵犯芍陂，朱然、孙伦率领五万人包围樊城，诸葛瑾、步隲侵犯柤中；全琮已经被击败逃走，但樊城的包围非常紧急。司马宣王（司马懿）说：“柤中的十万军民被隔绝在汉水以南，流离失所，无人统领，而樊城被围攻一个月还未解围，这是危急的状况，请让我亲自去讨伐他们。”议事的人都说：“敌军远道而来包围坚固的樊城，不可能攻克，他们在坚城之下受挫，有自行崩溃的趋势，应该用长远的计策来应对。”司马宣王（司马懿）说：“兵书上说：将领有才能却受到掣肘，这叫束缚军队；将领没有才能却被委以重任，这叫毁灭军队。如今边境骚动，民心疑虑，这是国家的巨大忧患。”六月，他率领各路军队南征，皇帝的车驾亲自送到津阳城门外。司马宣王（司马懿）认为南方天气炎热潮湿，不宜持久作战，于是派遣轻骑兵去挑衅，但朱然不敢出战。于是，他命令各军休整，挑选精锐，招募敢死队，重申军令，摆出必定要发动猛攻的架势。朱然等人听说后，就连夜逃走了。魏军追击到三州口，斩杀和俘获了大量敌军。）

六月辛丑日，吴军撤退。

己卯日，任命征东将军王凌为车骑将军。

正始二年（公元241年）冬季十二月，南安郡发生地震。

正始三年（公元242年）春季正月，东平王曹徽去世。

三月，太尉满宠去世。

秋季七月甲申日，南安郡发生地震。

乙酉日，任命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

（正始三年，即公元242年）冬季十二月，魏郡发生地震。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春天正月，皇帝曹芳举行加冠成人礼，并根据等级不同赏赐给群臣。

夏季四月乙卯日，册立甄氏为皇后，并大赦天下。

五月初一，发生了日全食。

秋季七月，皇帝下诏，将已故的大司马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郃，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等功臣，一同供奉在太祖（曹操）的庙庭之中。

冬季十二月，倭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正始五年（公元244年）春季二月，皇帝下诏命令大将军曹爽率领军队征伐蜀国。

夏季四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五月癸巳日，关于《尚书》的讲解完毕，皇帝命令太常在辟雍举行太牢大典祭祀孔子，并以颜渊配享。同时，还分别赏赐了太傅、大将军以及侍讲的官员们，赏赐的物品各有差别。

丙午日，大将军曹爽率领军队返回。

秋季八月，秦王曹询去世。

九月，鲜卑族前来归附，朝廷为此设立了辽东属国，并建立昌黎县来安置他们。

冬季十一月癸卯日，朝廷下诏，在太祖（曹操）庙庭中祭祀已故的尚书令荀攸。

（臣裴松之认为，先前魏国在确定配享功臣名单时没有将荀彧列入，大概是因为荀彧晚年对曹操的意图持有异议，并且他的官职名义上是汉臣而非魏臣。至于名单中收录了程昱却遗漏了郭嘉，让锺繇排在荀攸之前，我就不清楚其中的缘由了。当年徐佗等人图谋不轨时，许褚心生警觉，其至高的忠诚可与金日䃅相媲美；况且在潼关之危时，如果不是许褚，先帝（曹操）就无法脱险。许褚的功绩功勋超过了典韦，如今祭祀典韦却不祭祀许褚，这其中的道理是我无法理解的。）

己酉日，朝廷将秦国恢复为京兆郡。

十二月，司空崔林去世。

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春天二月丁卯日，南安郡发生地震。

丙子日，任命骠骑将军赵俨为司空；夏天六月，赵俨去世。

八月丁卯日，任命太常高柔为司空。

癸巳日，任命左光禄大夫刘放为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孙资为卫将军。

冬季十一月（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朝廷在太祖（曹操）庙举行了合祭大典，开始祭祀先前议定的二十一位辅佐建国的功臣。

十二月辛亥日（正始六年，公元245年），朝廷下诏，将已故司徒王朗所作的《易传》列为官方教材，允许学者们学习并将其作为考试内容。

乙亥日，皇帝下诏说：“明日将召集群臣举行大会，特许太傅（司马懿）乘坐车驾上殿。”

正始七年（公元246年）春天二月，幽州刺史毌丘俭讨伐高句丽；夏天五月，又讨伐濊貊，都取得了胜利。

韩那奚等数十个部落各自率领部众前来投降。

秋季八月戊申日，皇帝下诏说：'近来我到市集上，看到被官府贬斥变卖的官奴婢，年纪都在七十岁，有的还身患重病或身体残疾，可以说是百姓中最困苦的人了。况且官府在耗尽了他们的劳力之后又将他们出卖，这种做法毫无道理。应该将他们全部释放，恢复良民身份。如果其中有无法自己维持生计的，由所在的郡县负责救济供养。'

（臣裴松之考证：皇帝曹芳刚刚即位时，曾下诏书说“官府的奴婢年满六十岁以上的，都免去奴婢身份成为平民”。既然已经有了这道诏书，就理应成为一项永久的制度。然而过了七八年，竟然又出现了贩卖七十岁奴婢的情况，况且七十岁的奴婢以及那些身患重病、身体残疾的人，根本不是可以出售的物品，却把他们拿到市集上贩卖，这些都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

己酉日，皇帝下诏说：'我本应在十九日亲自去祭祀，但昨天出门时已经看到道路修整好了。如果下了雨，就又要重新修整，白白浪费工夫。我时常惦记着百姓劳力不足而徭役繁多，日夜都将此事放在心上。修整道路，只求能够通畅便利就行了。听说（修路的官吏）竟然鞭打老人和小孩，一味追求华丽修饰，导致百姓疲惫困顿、流离失所，以至于哀声叹气。我怎能心安理得地走在这样的路上，去向宗庙敬献我的虔诚呢？从今以后，要明确地申述这条禁令。'

冬季十二月，朝廷讲授《礼记》的课程完毕，于是派遣太常在辟雍用太牢的规格祭祀孔子，并以颜渊作为配享。

（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这一年，东吴将领朱然攻入柤中地区，斩杀俘获了数千人；柤中的官民一万多家渡过沔水逃难。宣王司马懿对曹爽说：‘如果立即让他们返回，必定会再次招来敌寇，应该暂时将他们留下来。’曹爽说：‘现在不去修整防守沔水南岸，却把百姓留在沔水北岸，这不是长久之计。’宣王司马懿说：‘并非如此。大凡事物，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所以兵书上说，成败在于“形”，安危在于“势”，“形”和“势”是统御军队的关键，不能不审慎。假使敌军派两万人截断沔水，三万人与沔南的各路军队相持，再派一万人从陆路抄掠柤中，您打算如何援救呢？’曹爽不听从，最终还是命令百姓返回。之后，（吴军）就袭击并杀害了他们。袁淮对曹爽说：‘吴、楚地区的百姓体质孱弱，能力平常，那片土地不产出杰出的人才。比较技能和力量，不足以和中原抗衡。然而自古以来却常常成为中原的祸患，大概是因为他们把长江、汉水当作护城河，以船只作为工具，形势有利时就上岸抄掠，不利时就退入水中。我们去进攻他们道路遥远，中原军队擅长的作战方式也就无从发挥。孙权自十几年来，大规模在江北屯田，修造兵甲，加强防御，并多次出兵侵扰，敢于远离水域，在平坦的陆地驻扎，这正是我们中原所希望看到的。用兵的原则，贵在以己方的饱足对付敌人的饥饿，以己方的安逸对付敌人的劳顿。军队不宜长期在外作战，行军不宜过于遥远。防守兵力少才能稳固，力量集中才能强大。当前应该放弃淮河、汉水以南的地区，向后退却以避开敌人。如果敌人能够深入中原腹地，前来侵犯边境，我们就可以利用他们的短处，发挥我们中原军队的优势了。如果他们不敢来，那么我们的边境就能得到安宁，没有被抄掠的忧患了。这样可以使我国富足、兵力强盛，政治修明、民心统一，到那时再攻打他们的国家也就不难了。如今襄阳孤零零地处在汉水南岸，敌人沿着汉水逆流而上，就能切断它的交通；只要一战取胜，襄阳就会不攻自破。所以，保留襄阳对国家没有益处，丢失了也不算耻辱。从江夏往东，淮南的各个郡，自三位先帝以来，损失了多少土地人口，不就是因为靠近敌境容易被抄掠的缘故吗！如果把那里的百姓迁到淮水以北，远远地隔开与敌人的接触，那么人民就能安居乐业，哪里还会有战乱的惊扰呢？’（曹爽）最终没有迁移百姓。）

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春季二月初一，发生了日食。

夏季五月，从河东郡划出汾水以北的十个县，设立了平阳郡。

秋季七月，尚书何晏上奏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先修养自身；而修养自身的人，则要谨慎选择所接触学习的人和事。接触学习的人和事正当，自身品行就端正，品行端正了，不下命令百姓也会遵从；接触学习的人和事不正当，自身品行就不端正，品行不端正，即使下了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因此，作为君主，交往的人必须选择品行端正之士，观察的事物必须是正大的景象，要摒弃淫靡的郑国之声而不听，疏远阿谀奉承的小人而不亲近，这样邪念才不会产生，正道才能发扬光大。末代昏君不懂得利害得失，排斥疏远君子，引荐亲近小人，导致忠良被疏远，而善于谄媚奉承的人却能亲近狎昵，祸乱就从身边亲信中产生，这好比社庙里的老鼠；考察他们之所以昏庸或贤明，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圣贤们反复叮嘱，将此视为最重要的考虑。舜告诫禹说‘邻哉邻哉’，是说要慎重选择亲近的人；周公告诫成王说‘其朋其朋’，是说要慎重选择结交的人。《尚书》中说：‘君主一人有喜庆之事，亿万臣民都依赖于他。’希望从今以后，陛下驾临式干殿以及游览豫后园时，都由大臣们陪同侍奉，以便在从容宴乐的同时，还能批阅文书、商议国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树立典范。”

冬季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上奏说：“按照礼制，天子的宫殿，只应有削磨修治的规制，而不应有朱红色的彩饰，应当遵循礼制、恢复古风。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君臣名分明确，陛下只需在皇位上勤勉不懈，秉持公平正直之心，审慎地施行赏罚来管理臣民。请您停止在后花园练习骑马，外出时务必乘坐帝王的车辇，这才是天下的福祉，也是臣子们的愿望。”何晏和孔乂都是借着皇帝的过失而进言规劝。

正始九年（公元248年）春季二月，卫将军兼中书令孙资辞官；到了癸巳日，骠骑将军兼中书监刘放也辞官；三月甲午日，司徒卫臻辞官。他们都辞去了职务，以列侯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府邸，并被授予特进的尊位。

四月，任命司空高柔为司徒；任命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但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

秋季九月，任命车骑将军王凌为司空。

冬季十月，刮起大风，掀翻了房屋，吹断了树木。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春季正月甲午日，皇帝车驾前往高平陵拜谒。

（孙盛的《魏世籍》中记载：高平陵位于洛水以南的大石山，距离洛阳城九十里。）

太傅司马懿（司马宣王）上奏请求罢免大将军曹爽、曹爽的弟弟中领军曹羲、武卫将军曹训、散骑常侍曹彦等人的官职，让他们以侯爵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府邸。

戊戌这一天，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将黄门张当收押，并交付廷尉审问。经过核实他的供词，发现曹爽与他共谋不轨。

此外，尚书丁谧、邓飏、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等人都与曹爽一同策划谋反，结果都被诛灭三族。

详细的记述在《曹爽传》中。

丙午这一天，朝廷大赦天下。

丁未日，朝廷任命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为丞相，但他坚决推辞，朝廷才作罢。

（孔衍的《汉魏春秋》记载：皇帝下诏，派太常王肃册封太傅（司马懿）为丞相，增加封邑一万户，群臣向他奏事时不得直呼其名，一切比照汉代霍光旧例。太傅（司马懿）上书推辞说：“臣亲自接受先帝的托孤遗命，忧虑深重，责任重大。仰仗天子的威严，才得以摧毁奸恶之徒，能够赎罪已是万幸，功劳不值一提。况且，三公之职是古代圣王所设立的，记载于典章礼仪之中。至于丞相一职，始于秦朝。汉代沿袭了这一制度，没有再做更改。如今三公的职位都已设置齐全，再额外地荣宠我，是违背先代典制，改变圣明常规，重蹈秦汉旧路。这种事即使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也应当加以纠正，何况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怎能不坚决力争呢？天下的议论者将会怎么看我！”他一连上书十几次，皇帝才准许了他的请求。皇帝又准备加赐他九锡之礼。太傅（司马懿）又说：“太祖（曹操）功德盖世，汉室对他十分尊崇，所以才加赐九锡。这是历代罕见的特殊恩典，不是后世君臣可以随便议论授予的。”于是又推辞不接受。）

夏季四月乙丑日，改换了年号。

丙子日，太尉蒋济去世。

冬季十二月辛卯日，任命司空王凌为太尉。

庚子日，任命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

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夏天五月，任命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

冬天十月，任命特进孙资为骠骑将军。

十一月，司空孙礼去世。

十二月甲辰日，东海王霖去世。

乙未这一天，征南将军王昶渡过长江，对东吴发动突然袭击，并击败了他们。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春天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州泰进攻东吴，击败了吴军，有数千人投降。

二月，在南郡设置了夷陵县，用来安置投降归附的人员。

三月，任命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

四月甲申这一天，任命征南将军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壬辰日，大赦天下。

丙午日，传来消息说太尉王凌图谋废黜皇帝，改立楚王曹彪为帝，于是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率军东征讨伐王凌。

五月甲寅日，王凌自杀身亡。

六月，曹彪被赐死。

秋季七月壬戌日，皇后甄氏驾崩。

辛未这一天，任命司空司马孚为太尉。

戊寅这一天，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去世，朝廷任命卫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总领尚书台事务。

乙未这一天，将怀甄皇后安葬在太清陵。

庚子这一天，骠骑将军孙资去世。

十一月，有关部门上奏，建议将应在太祖（曹操）庙中接受祭祀的功臣们的位次，改按其官职高低排列。由于太傅司马宣王（司马懿）功勋卓著、爵位尊贵，因此他的排位应当在最前面。

十二月，任命光禄勋郑冲为司空。

嘉平四年（公元252年）春季正月癸卯日，任命抚军大将军司马景王为大将军。

二月，册立张氏为皇后，并大赦天下。

夏季五月，有两条鱼出现在武库的屋顶上。

（《汉晋春秋》记载：起初，孙权修筑了东兴堤来堵截巢湖。后来在征伐淮南时，堤坝被破坏而没有再修复。这一年，诸葛恪率领军队，依靠堤坝左右的山势，夹着堤坝修筑了两座城，派全端、留略驻守，然后率主力返回。诸葛诞对司马景王说：“‘调动敌人而自己不被敌人所调动’，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如今我们正好可以利用他们深入我方境内的机会，派遣胡遵（字文舒）进逼江陵，王昶（字仲恭）进军武昌，以此牵制住吴国上游的兵力，然后挑选精锐部队攻打这两座城。在吴国的救兵赶到之前，我们就可以大获全胜了。”司马景王听从了他的建议。）

冬季十一月，皇帝下诏命令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人率军征伐东吴。

十二月，东吴大将军诸葛恪率军迎战，在东关大败魏国各路军队。魏军战败而回。

（《汉晋春秋》记载：毌丘俭、王昶听说东路军战败，各自烧毁营寨撤退。朝廷商议要贬黜众将，景王（司马师）说：“是我没有听从毌丘俭的建议，才导致了这次失败。这是我的过错，众位将军有什么罪呢？”于是全部赦免了他们。当时，文王（司马昭）担任监军，统领各路军队，只有文王（司马昭）的爵位被削夺。这一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下令让并州合力讨伐胡人，景王（司马师）听从了他的建议。军队还没集结，雁门、新兴两个郡的民众以为将要远征，于是惊慌叛乱。景王（司马师）又向朝中百官谢罪说：“这也是我的过错，不是陈泰的责任！”因此，魏国的人都心悦诚服，人人都想着要报答他。习凿齿评论说：大将军司马师把两次失败的责任都归于自己，过失因此消除，功业反而更加兴隆，可以说是很有智慧了。百姓忘记了失败，而下属们都想着要报答他，即使想让国家不安定，又怎么可能呢？如果隐瞒失败、推卸责任，把过错归咎于各种外因，常常只谈功劳而隐藏损失，就会导致上下离心，贤愚涣散，这就是楚国一再失败而晋国一再获胜的原因，真是大错特错了！作为君主，如果能掌握这个道理来治理国家，那么朝廷就不会有败政，自身也不会留下过失，即使行为有失误也能声名远扬，即使军队受挫也能最终打赢战争，就算失败一百次都可以，更何况只是两次呢！）

嘉平五年（公元253年）夏天四月，朝廷大赦天下。

五月，东吴太傅诸葛恪率军围攻合肥新城，皇帝下诏命太尉司马孚率军抵御。

（《汉晋春秋》记载：当时，姜维也出兵包围了狄道。司马景王（司马师）询问虞松说：“现在东边和西边都发生了战事，两方情势都很紧急，而将领们士气低落，该怎么办呢？”虞松回答说：“过去周亚夫在昌邑坚守壁垒，吴、楚的叛军就自行败亡了。事情有时看似软弱实则强大，有时看似强大实则软弱，不能不仔细审察。如今诸葛恪集结了他所有的精锐部队，足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但他却只是围困新城，目的不过是想引诱我们进行一场决战罢了。如果他攻城不下，挑战又得不到回应，军队就会士气衰竭、疲惫不堪，势必会自行撤退。我们的将领们没有贸然进军，这正是对您有利的。姜维虽然兵力雄厚，却是孤军深入来策应诸葛恪，靠抢夺我们的麦子作军粮，并非根基稳固的敌人。况且他以为我们将兵力集中在东边，西边必然空虚，所以才直接进军。现在如果命令关中各路军队加倍速度紧急赶赴，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他大概就会逃走了。”司马景王说：“好！”于是派遣郭淮、陈泰率领关中全部兵力，解除了狄道之围；同时命令毌丘俭等人按兵不动，坚守阵地，将新城交给吴军去对付。姜维听说郭淮率军进逼，加上军粮短缺，于是撤退并驻扎在陇西边界。）

秋季七月，诸葛恪撤兵返回。

（当时，张特镇守新城。《魏略》记载：张特，字子产，是涿郡人。早先担任牙门将，在镇东将军诸葛诞手下任职，诸葛诞认为他没什么才能，想把他遣返回护军。恰逢毌丘俭接替诸葛诞，于是派张特驻守合肥新城。等到诸葛恪围城时，张特与将军乐方等人合计有三千兵力，但官兵因病和战死的人数超过了一半。诸葛恪堆起土山猛烈进攻，城池即将陷落，无法守护。于是张特对吴军说：“现在我已无心再战。但是按照魏国法令，被围攻超过一百天而援军未到，即使投降，家人也不会连坐。自从遭受攻击以来，已经九十多天了。城里本来有四千多人，战死的已过半，城池即便被攻破，剩下的人中还有一半不愿投降。我应当回去告诉他们，列出名单分清好坏，明天一早送上名单，你们先拿着我的印信作为凭证。”说罢便将印信投给了吴军。吴军听信了他的话，没有拿走印信，并停止了进攻。不久后，张特回到城中，就连夜拆毁房屋的木材和栅栏，用来修补城墙缺口，筑成了双重防御。第二天，他对吴军说：“我只有决一死战而已！”吴军大怒，再次发起进攻，但无法攻克，最终只好撤军离去。朝廷嘉奖张特，加封他为杂号将军，赐予列侯爵位，后又升任为安丰太守。）

八月，皇帝下诏说：“已故的中郎将、西平人郭修，品节高尚，行为严谨，持守本心而不动摇。前不久，蜀将姜维侵扰郭修所在的郡，他因此被俘。往年，伪大将军费祎率领部众，阴谋窥探我方边境，途经汉寿时，邀请宾客集会。郭修在众人广坐之中亲手刺杀了费祎，其勇猛超过了聂政，功绩超越了介子，可以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典范。追加封赏和荣耀，是为了表彰忠义；将福禄延及后代，是为了激励将来的人。因此，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一千户，谥号为‘威侯’；由他的儿子继承爵位，并加封为奉车都尉；赏赐银千鉼，绢千匹，以此光耀逝者与生者，永远垂范后世。”

（《魏氏春秋》记载：郭修，字孝先，一向品行端正，在西州很有名望。姜维俘虏了他，郭修不肯屈服。刘禅任命他为左将军，郭修想刺杀刘禅却无法靠近，每逢庆贺朝拜的场合，他都一边跪拜一边试图向前，但总被刘禅身边的人拦住，始终未能成功，所以才转而刺杀了费祎。臣裴松之认为，古代舍生取义的人，其行为必定有合理的缘由：或是为了感念恩德，不惜牺牲性命而无怨无悔；或是在利害攸关的关键时刻，奋发而起顺应时机，诏书中所称的聂政、介子就是这样的例子。如果事情不属于这两类，就陷入了鲁莽妄为的境地。魏国与蜀国虽然是敌对国家，但并没有像赵襄子消灭智氏那样的血海深仇，也没有像燕国太子丹面临危亡那样的燃眉之急；况且刘禅是个平庸昏聩的君主，费祎是个才能中等的宰相，这两个人的存亡，根本与国家的兴衰无关。郭修在魏国时，不过是西州的一个普通人，被蜀国俘虏后，既不能坚守节操不受屈辱，对魏国也没有领受俸禄的责任，更不是奉当代君主之命行事，却无缘无故地为一个不值得的目标白白送死，于道义上毫无增益，于功业上毫无建树，这正可以说是‘折断柳条去加固菜园的篱笆’，是何等的狂妄和徒劳啊！）

从皇帝（曹芳）即位到这一年，郡、国、县、道等行政区划被多次设立或撤销，不久又有的被恢复，变动频繁到无法完全记录。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春天二月的己丑日，镇东将军毌丘俭上奏说：“过去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时，城中派遣士兵刘整出包围圈传递消息，被敌军抓获。敌军审问他传递的内容，并对刘整说：‘诸葛公想让你活命，你全部招了吧。’刘整大骂道：‘死狗，这是什么话！我宁愿死后做魏国的鬼，也绝不为苟活而追随你们。想杀我就快点杀！’最终没有说别的话。后来又派士兵郑像出城传递消息，有人将此事告知诸葛恪，诸葛恪便派骑兵沿着包围圈搜寻，抓到了郑像。四五个人用马笼头捆住他的头脸，准备将他带到城外示众，并命令他大声呼喊：‘魏国大军已经返回洛阳，你们不如早点投降。’郑像不听从他们的话，反而向城中更大声地喊道：‘我们的大军就在包围圈外不远处，各位壮士要努力坚守！’敌军用刀刺他的嘴，想让他无法说话，郑像于是奋力大喊，好让城里的人听到。刘整、郑像虽然只是普通士兵，却能恪守道义、保持气节，他们的子弟理应受到特殊的优待。”

皇帝下诏说：“显赫的爵位是用来表彰盖世功勋的，丰厚的赏赐是用来嘉奖忠烈之士的。刘整、郑像二人应募充当信使，穿越重重包围，冒着锋利的刀刃，不顾个人安危坚守信义。他们不幸被俘后，坚守节操之心更加坚定，宣扬了我方大军的威势，安定了城中守军的恐慌之心，临危不惧，一心完成传递命令的使命。过去解杨被楚国俘虏，宁死不屈；齐国的路中大夫以死完成使命。与他们相比，刘整、郑像的功绩毫不逊色。现在追授刘整、郑像关中侯的爵位，并免去他们普通士兵的身份，让他们的儿子继承爵位，一切比照部队将领因公殉职的规格办理。”

庚戌日，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的父亲、光禄大夫张缉等人图谋废黜更换重臣，打算让太常夏侯玄担任大将军。事情败露后，所有牵连到的人都被处死。

辛亥日，朝廷大赦天下。

三月，废黜了张皇后。

夏季四月，册立王氏为皇后，并大赦天下。

五月，册封皇后王氏的父亲、奉车都尉王夔为广明乡侯、光禄大夫，地位为特进，并封王夔的妻子田氏为宣阳乡君。

秋季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准备图谋废黜皇帝，并将此事禀告了皇太后。

（《世语》和《魏氏春秋》都记载：这年秋天，蜀将姜维侵犯陇右地区。当时，安东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镇守许昌，被征召回来抗击姜维。到达京城时，皇帝在平乐观检阅他率领的军队。中领军许允与皇帝身边的近臣密谋，打算趁司马文王（司马昭）辞行时将他杀死，然后率领他的部队来对抗大将军司马师。诏书都已提前写好。司马文王（司马昭）进宫时，皇帝正在吃栗子，优伶云午等人唱道：“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就是鸭子。皇帝心生恐惧，不敢下令动手。司马文王（司马昭）带兵进了城，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因此事而谋划废黜皇帝。臣裴松之考证《夏侯玄传》和《魏略》的记载认为，许允在这一年春天就因牵连李丰的事件，在李丰被诛杀后，立即被外调为镇北将军。还未出发，就因私自分发官物的罪名被收押交付廷尉，后被流放到乐浪郡，并在途中被追杀。因此，许允在这年秋天不可能仍然担任中领军并策划这起密谋。）

甲戌日，皇太后下令说：“皇帝曹芳年纪已经不小了，却不亲自处理国家大事，沉溺于后宫宠幸，沉湎于女色，每天召集戏子优伶，放任他们进行粗俗的戏谑；他召来六宫妃嫔的家人留宿宫中，破坏了人伦秩序，扰乱了男女之间的礼节；孝道日益亏缺，违逆傲慢之心越发严重，这样的人不能继承天命，侍奉宗庙。现派兼任太尉的高柔捧着策书，用纯色大牛向宗庙祭告，遣送曹芳回到他的封地齐国，让他让出皇位。”

（《魏书》记载：当天，景王（司马师）秉承皇太后旨意，召集公卿和朝中大臣开会商议，群臣都大惊失色。景王（司马师）流着泪说：“皇太后的命令是这样，各位打算如何对待王室呢！”大家都说：“过去伊尹放逐太甲，才使殷朝安宁；霍光废黜昌邑王，才使汉朝安定。这种为安定国家、拯救天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前代有伊尹和霍光在古代施行，而明公您正担当着今天的重任。今天这件事，我们都听从您的命令。”景王（司马师）说：“各位对我期望如此之重，我怎能推卸责任呢？”于是就和群臣共同向永宁宫的皇太后上奏说：“守尚书令太尉长社侯臣司马孚、大将军武阳侯臣司马师、司徒万岁亭侯臣高柔、司空文阳亭侯臣郑冲、行征西安东将军新城侯臣司马昭、光禄大夫关内侯臣郑袤、太常臣许晏、卫尉昌邑侯臣许伟、太仆臣石嶷、廷尉定陵侯臣钟毓、大鸿胪臣崔芝、大司农臣王祥、少府臣杜袤、永宁卫尉臣王桢、永宁太仆臣孟阁、大长秋臣许模、司隶校尉颍昌侯臣王曾、河南尹兰陵侯臣陈肃、城门校尉臣田虑、中护军永安亭侯臣陈本、武卫将军安寿亭侯臣尹大目、中坚将军平原侯臣典满、中垒将军昌武亭侯臣杜廙、屯骑校尉关内侯臣桓陔、步兵校尉临晋侯臣阮籍、射声校尉安阳乡侯臣朱建、越骑校尉睢阳侯臣陈初、长水校尉关内侯臣石超、侍中臣丁小同、臣孙𫖮、臣崔酆、博平侯臣郭表、侍中中书监安阳亭侯臣荀诞、散骑常侍臣瓌、臣卢毓、关内侯臣郭芝、尚书仆射光禄大夫高乐亭侯臣傅嘏、尚书关内侯臣裴秀、臣钟会、长合乡侯臣荀亮、臣陈泰、臣骞、中书令臣虞松、御史中丞臣傅钤、博士臣苏范、臣刘熙等叩头禀告说：我们听说天子，是用来养育万民、安定天下的人。三位先祖的功勋光耀天下。皇帝即位，继承大业，年纪已长，却不亲自处理国事，沉溺于后宫宠幸，沉湎于女色，废弃了经学讲习，抛弃并侮辱儒生。他每天召集小丑郭怀、袁信等人在建始芙蓉殿前赤身裸体地游戏，让他们和宫女尚等人淫乱，自己还亲自带着后宫妃嫔观看。又在广望观上，让郭怀、袁信等人在观下扮演辽东的妖妇，嬉闹猥亵到了极点，路上的行人都掩目不敢看，皇帝却在观上以此为乐，开怀大笑。在陵云台的弯曲处设置帷帐，召见皇族的女眷，皇帝登上宣曲观，呼唤郭怀、袁信等人进入帷帐一同饮酒。郭怀、袁信等人轮流劝酒，女眷们都喝醉了，他们就肆意戏弄侮辱，毫无分别。皇帝让宫女李华、刘勋等人和郭怀、袁信等人嬉闹，清商令令狐景呵斥李华、刘勋说：‘这些女子都是皇上身边的人，各有官职，怎么能这样？’李华、刘勋就多次向皇帝说令狐景的坏话。皇帝平时喜欢用弹弓打人，因此怨恨令狐景，就用弹弓打他，而且不避开他的头和眼睛。令狐景对皇帝说：‘先帝对宫门管理很严，现在陛下每天和妃嫔们无度嬉戏，甚至一起观看戏子们裸体淫乱，这事不能让皇太后知道。我令狐景不怕死，这是为陛下着想啊。’皇帝说：‘我做天子，难道还不能随心所欲吗？皇太后能管我什么事！’于是派人烧红了铁块烙烫令狐景，使他身体都溃烂了。甄皇后去世后，皇帝想立王贵人为皇后。皇太后想从外面另选，皇帝生气地对令狐景等人说：‘我们魏家前后立皇后，都是立自己喜爱的，太后如果一定要违背我的心意，难道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吗？’后来最终对待张皇后就很冷淡疏远。皇太后遭遇母亲郃阳君去世的丧事，皇帝却整天在后花园里，和戏子们奏乐如常，不常去向太后请安。清商丞庞熙劝谏皇帝说：‘皇太后非常孝顺，如今遭受重大忧伤，水米不进，陛下应当常去安慰她，不能只在这里作乐。’皇帝说：‘我就是这样，谁能把我怎么样？’皇太后回到北宫后，杀掉了张美人和禺婉，皇帝对此心怀怨恨，对令狐景等人说：‘太后蛮横地杀掉我宠爱的人，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母子恩情了。’他多次到张美人等人原来的住处哭泣，还私下派暴室的官员用厚棺将她们安葬，不让皇太后知道。每当见到皇族女眷中有美貌的，有时就将她们留下交给清商署。皇帝到后花园的竹林里游戏，有时和随从官员手拉手一起走。庞熙禀告说：‘随从官员不应该和至尊的皇帝拉拉扯扯。’皇帝大怒，又用弹弓打庞熙。皇帝整天在后花园游玩，每当有外面的文书送进来，他看都不看，身边的人说‘呈上来了’，他也不要来看。皇太后命令皇帝经常在式乾殿学习，他不愿意，老师派人来请，皇帝就直接走开；皇太后派人来问，他就让黄门官撒谎回答说‘在殿里’。令狐景、庞熙等人都很害怕，不敢再劝阻，反而一起阿谀奉承。皇帝肆意昏庸淫乱，败坏人伦秩序，扰乱男女礼节，孝道越发败坏，凶恶的品行日益滋长。我们这些臣子忧心忡忡，害怕天下倾覆，国家危亡，即使粉身碎骨也难辞其咎。如今皇帝不能继承天命，我们请求依照汉代霍光废黜昌邑王的故事，收回皇帝的印玺。皇帝本来是以齐王的身份继承皇位，理应回到齐国作藩王。派司徒臣下高柔持节，与有关官员用太牢之礼祭告宗庙。我们冒着死罪将此事上奏。”奏报得到了批准。）

当天，（曹芳）被迁到别的宫殿居住，年仅二十三岁。

使者手持符节护送他，并在河内郡的重门为他修建齐王宫，所有规制都依照藩国的礼制。

（《魏略》记载：景王（司马师）准备废黜皇帝时，派郭芝进宫禀告皇太后，当时皇太后正和皇帝坐在一起。郭芝对皇帝说：“大将军想要废掉陛下，改立彭城王曹据。”皇帝于是起身离去。皇太后很不高兴。郭芝说：“皇太后有儿子却不能教好他，如今大将军主意已定，又在宫外部署了军队以防不测，您只管顺从他的意思就是了，还能说什么呢！”皇太后说：“我要见大将军，有话要当面跟他说。”郭芝说：“有什么好见的呢？您只管赶快把玉玺拿出来就行了。”皇太后的意志被挫败，于是派身边的侍从取来玉玺放在座位旁边。郭芝出去报告景王（司马师），景王（司马师）非常高兴。他又派使者授予（曹芳）齐王的印信，让他出宫前往西宫。皇帝接受了命令，于是乘坐藩王的车驾，与皇太后告别，流着眼泪，从太极殿南门出来。前来送行的群臣有几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伤得不能自已，其余的人也大多流泪。齐王出宫后，景王（司马师）又派使者来索取玉玺。皇太后说：“彭城王曹据，是我的小叔子，现在立他为帝，我将来该如何自处！况且明皇帝（曹叡）难道就要这样绝后吗？我认为高贵乡公曹髦，是文皇帝（曹丕）的长孙，明皇帝（曹叡）的侄子，按照礼法，有小宗过继给大宗的规矩，你们详细商议一下吧。”景王（司马师）于是重新召集大臣，把皇太后的命令给他们看，这才决定迎立高贵乡公曹髦。当时（负责迎立彭城王的）太常已经出发两天了，正在温县等待玉玺。事情定下来后，（景王）又来请求太后交出玉玺。皇太后下令说：“我见过高贵乡公，他小时候我就认识他，明天我想亲手把玉玺交给他。”）

丁丑日，皇太后下令说：“东海王曹霖，是高祖文皇帝（曹丕）的儿子。曹霖的儿子们，是与国家血缘关系最近的亲属。高贵乡公曹髦具备成就大业的器度，应该让他作为明皇帝（曹叡）的后嗣。”

（《魏书》记载：司马师（景王）又与群臣一同上奏永宁宫说：“臣等听说，为人之道在于亲爱亲人，因此要尊敬祖先；尊敬祖先，因此要敬重宗族。按照礼制，如果主宗没有后嗣，就应该从旁支中选择贤能者来继承；继承他人后嗣的，就是他的儿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高贵乡公，是文皇帝（曹丕）的孙子，理应继承正统，作为烈祖明皇帝（曹叡）的后嗣。天下臣民将有所依赖，这是万邦的大幸，臣等请求征召高贵乡公到洛阳宫来。”奏章得到批准。朝廷于是派中护军司马望、兼任太常的河南尹郑肃持节，与少府崔袤、尚书许亮、侍中荀表等人，奉着皇帝的驾辇，到元城去迎接高贵乡公。《魏世谱》记载：晋朝接受禅让后，封齐王曹芳为邵陵县公。曹芳四十三岁时，在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去世，谥号为厉公。）

高贵乡公名叫曹髦，字彦士，是文帝（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

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他被封为歘县高贵乡公。

他从小就喜爱学习，很早便显露出才华。

齐王（曹芳）被废黜后，公卿大臣们商议迎接并拥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十月己丑日，高贵乡公（曹髦）抵达玄武馆。群臣奏请他住进前殿，高贵乡公（曹髦）认为那是先帝的旧居，便避开并住进了西厢房。群臣又请求用皇帝的仪仗车驾（法驾）来迎接他，高贵乡公（曹髦）没有同意。

庚寅日，高贵乡公（曹髦）进入洛阳城，群臣在西掖门南边迎接并下拜。高贵乡公（曹髦）下车准备回拜，主持仪式的官员进言道：“按照礼仪，您不必回拜。”高贵乡公（曹髦）说：“我还是个臣子啊。”于是坚持回拜了群臣。

到了止车门，高贵乡公（曹髦）便下了车。身边的人说：“按照旧例，您应该乘坐车驾进去。”高贵乡公（曹髦）说：“我是被皇太后征召而来，还不知道要被安排做什么！”于是他步行来到太极东堂，拜见皇太后。

当天，高贵乡公（曹髦）就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所有在场陪同的官员都喜气洋洋。

（《魏氏春秋》记载：高贵乡公天资聪颖，英明俊朗，声名远扬。退朝后，景王（司马师）私下问钟会说：“这位新君主怎么样？”钟会回答说：“他的文采如同陈思王（曹植），武略堪比太祖（曹操）。”景王（司马师）说：“如果真如你所言，那真是国家的福气啊。”）

皇帝下诏说：“往昔三位先祖（魏太祖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凭借神武圣德，顺应天命，接受了帝位。齐王（曹芳）继承皇位后，行为肆意无度，败坏了自身的德行。皇太后深切考虑到江山社稷的重要性，采纳了辅政大臣的谋划，因此废黜了他的帝位，将天命集中于我一人之身。我以微末之躯，凌驾于诸位王公之上，从早到晚敬畏不安，唯恐不能继承遵守祖宗的伟大训诫，光大中兴的宏伟功业，时刻战战兢兢，如同身临深谷。如今，满朝公卿大臣是我的股肱之臣，四方镇守的将领是我的得力助手，他们都积累了功德，对皇室忠心耿耿；我希望能够依靠先祖、先父留下的有德之臣，来辅佐我这个年轻人，从而保卫和治理好国家，使我这个愚昧之人也能够实现无为而治。我听说君主治国之道，在于德行要与天地一样深厚，恩泽要遍布四海，首先要施以慈爱，明确地表示出喜好与憎恶，这样教化才能在上推行，百姓才能在下听从。我虽然德行浅薄，对治国大道不甚明了，但希望能与天下人共同达到这个境界。《尚书》中不是说：‘能使人民安定的就是仁惠，百姓自然会心怀感念。’”

于是大赦天下，改换年号。

削减皇帝车驾、服饰、器用以及后宫的开支用度，并停止尚方、御府中各种工匠制造华丽而无用的物品。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冬十月壬辰日，派遣侍中持符节分别前往各地，视察风俗民情，慰劳官吏百姓，并查访蒙受冤屈和被失职免官的人。

癸巳日，授予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黄钺，并赐予他上朝时可以不小步快走、奏事时可以不直呼其名、可以佩剑穿鞋上殿的特殊礼遇。

戊戌日，有黄龙出现在邺城的井中。

甲辰日，下令有关部门评定在废立皇帝、制定决策过程中的功劳，根据功劳大小，分别进行封爵、增加食邑、提升官位和赏赐财物。

正元二年（公元255年）春季正月乙丑日，镇东将军毌丘俭和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叛乱。

戊寅日，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率军征讨他们。

癸未日，车骑将军郭淮去世。

闰月己亥日，在乐嘉击败了文钦。文钦逃走，于是投奔了东吴。

甲辰日，安风津都尉斩杀了毌丘俭，并将他的首级传送到京城。

（《世语》记载说：大将军奉天子一同征讨毌丘俭，到达项县；毌丘俭被击败后，天子先行返回。臣裴松之查阅了各种史书，都没有发现这件事的记载。直到诸葛诞反叛时，司马文王（司马昭）才开始挟持太后和皇帝一同出征。因此，当时发布的诏书才会引用汉朝的两位开国皇帝以及魏明帝亲征的先例作为参照，由此可知，挟天子出征这种做法是在魏明帝之后才开始有的。根据我的考证，张璠、虞溥、郭颁都是晋朝的令史。张璠和郭颁后来出任了官长，虞溥则担任了鄱阳内史。张璠撰写的《后汉纪》，虽然似乎没有完成，但文采值得一看。虞溥所著的《江表传》，也大体上条理分明。唯独郭颁撰写的魏晋《世语》，文笔拙劣，毫无韵律可言，可以说是最为鄙陋的作品。只因它记录了一些当时的奇闻异事，所以在世上还有些流传。干宝、孙盛等人常常采纳它的说法来撰写《晋书》，像这样虚假错误的内容，在其中屡见不鲜。）

壬子日，朝廷再次下令特赦淮南地区所有被毌丘俭和文钦蒙蔽牵连的官兵和百姓。

任命镇南将军诸葛诞为镇东大将军。

景王（司马师）在许昌去世。

二月丁巳日，任命卫将军文王（司马昭）为大将军，并掌管尚书台事务。

甲子日，东吴大将孙峻等人率领号称十万的大军抵达寿春，诸葛诞率军迎击并大败吴军，斩杀了东吴的左将军留赞，并向京城报捷。

三月，册立卞氏为皇后，并大赦天下。

夏季四月甲寅这一天，册封皇后卞氏的父亲卞隆为列侯。

甲戌这一天，任命征南大将军王昶为骠骑将军。

秋季七月，任命征东大将军胡遵为卫将军，任命镇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征东大将军。

八月辛亥这一天，蜀国大将军姜维入侵狄道，雍州刺史王经在洮水西岸与他交战，王经大败，退守狄道城。

辛未这一天，任命长水校尉邓艾代理安西将军之职，与征西将军陈泰合力抵抗姜维。

戊辰日，朝廷又派遣太尉司马孚率军作为后续部队。

九月庚子日，（皇帝）讲解学习《尚书》的课程结束，赏赐亲自手持经书为他授课的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人，赏赐各有等级差别。

甲辰日，姜维率军退回蜀地。

冬十月，皇帝下诏说：“朕因为德行浅薄，没能制止敌寇的残暴行径，才让蜀贼在边境地区横行。在洮西之战中，我军最终战败，阵亡的将士数以千计。他们有的在战场上牺牲，冤魂无法归返；有的被敌人俘虏，流落在异国他乡。我对此深感悲痛哀悼。命令阵亡将士所在郡的典农官、安抚夷二护军等各部主管官员，去慰问安抚他们的家属，免除他们一年的赋税和徭役。对于那些奋力作战而牺牲的人，一律依照旧有的法规进行抚恤，不要有任何遗漏。”

十一月甲午日，鉴于陇右四郡以及金城郡连年遭受敌军侵扰，当地有人逃亡、反叛或投降了敌人，导致他们留在本地的亲属内心不安，因此下令对这些亲属一律予以特赦。

癸丑日，皇帝下诏说：“之前的洮西之战中，将士官民有的在阵前战死，有的淹死在洮水之中，骸骨未能收殓，被遗弃在荒野，我时常为此感到悲痛。请告知征西将军和安西将军，让他们各自命令部下在战场及水边搜寻尸体，加以收殓安葬，以此来告慰死者与生者。”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春天正月辛丑日，有青龙出现在轵县的一口井中。

乙巳日，沛王曹林去世。

（《魏氏春秋》记载：二月丙辰日，皇帝在太极东堂宴请群臣，与侍中荀𫖮、尚书崔赞、袁亮、锺毓、给事中兼中书令虞松等人一同讲解论述礼仪经典，进而谈论到历代帝王的优劣差异。皇帝很仰慕夏朝的少康，于是问荀𫖮等人说：“夏朝衰败后，国君后相几乎被灭绝，少康收集夏朝的残余部众，恢复了夏禹的功业；高祖（刘邦）从田间崛起，率领英雄豪杰，扫除了秦朝和项羽的势力，统一了天下。这两位君主可以说是才能卓越、谋略非凡，堪称一代伟大的贤主。考察他们的功绩与德行，谁应该排在前面呢？”荀𫖮等人回答说：“天下是重要的神器，王位由上天授予，君主必须具备圣德以顺应天命，然后才能接受天命、开创基业。至于那些继承前人基业、复兴旧日功绩的君主，创造与继承，其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少康的功德虽然美好，但仍然属于中兴之君，可以和世祖（光武帝刘秀）归为一类。至于高祖（刘邦），我们认为他更为优秀。”皇帝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功德言行各有高下，未必开创基业的就一定优秀，继承大业的就一定差劣。商汤、周武王和汉高祖虽然都是承受天命的开国之君，但在贤德圣明方面，可以察觉到有明显的差别。少康、殷高宗的中兴之美，夏启、周成王的守成之盛，如果论其德行、比较其实绩，与汉高祖相比，我只看到他们的优点，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差劣之处；只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功业的名称才有所差异罢了。少康出生在夏朝灭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臣属，在崎岖艰难中逃难，仅能保全自身。但他能广布德行、深谋远虑，最终消灭了过、戈二国，恢复了夏禹的功业，使夏朝的祭祀能与天相配，没有失掉旧有的江山社稷。如果不是具备至高的德行和广大的仁爱，怎能成就这番功勋？汉高祖是趁着天下分崩离析的形势，凭借一时的权势，专门依靠智谋和武力来成就功业，其行事举动多有违背圣人的规范：做儿子的，多次让父亲身处险境；做君主的，囚禁贤良的相国；做父亲的，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子。他去世之后，国家社稷几乎倾覆。如果让他和少康交换时代和处境，恐怕未必能恢复夏禹的功业。由此推论，应该推崇夏少康而把汉高祖排在后面。请各位卿家详细地论述一下。”第二天丁巳日，讲学结束后，荀𫖮、袁亮等人商议说：“三代时期建国，分封土地进行治理，当其衰败时，并没有天下分崩离析的形势，可以用德行来感化，难以用武力来征服。到了战国时期，强国吞并弱国，人们抛弃道德而崇尚智谋武力。所以秦朝的弊病，可以用武力来争夺天下。少康广布德行，是仁者的英杰；高祖运用武力，是智者的俊才。仁与智不同，所以两位帝王也就大不一样了。《诗经》、《尚书》叙述殷中宗、高宗，都将他们列入大雅之列，少康的功绩美德超过这两位君主，那么他属于大雅的典范是显而易见的了。少康更为优秀，应当按照陛下的旨意来评判。”崔赞、锺毓、虞松等人商议说：“少康虽然积累了德行与仁义，但他上承夏禹遗留的恩泽福庆，内有虞、仍二国的援助，外有靡、艾二臣的辅佐；而寒浞奸诈邪恶，对百姓没有恩德，其子浇、豷没有亲信，被内外之人所抛弃。少康因此能够复国，大概是有所凭借的。至于汉高祖，从平民百姓起家，率领着临时凑集起来的部众，成就了帝王的伟业。论德行，则少康更优；论功绩，则高祖更多；论凭借的资本，则少康更容易；论所处时局的艰难，则高祖更难。”皇帝说：“各位卿家评论少康有所凭借，高祖白手起家，确实有这个道理。但是你们不知道，在三代那样的时代，依靠德行成就功勋是何等艰难；而在秦、项争霸之际，依靠武力取得成功又是如此容易。况且，最高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才是建立功业。汉高祖的功劳再高，也比不上少康那样盛大的德行。而且，仁者必然勇敢，讨伐暴虐必须使用武力，少康威武刚烈的气概，难道就一定比不上高祖吗？只是因为夏朝的史书已经散失，古代文献残缺不全，所以他的功勋美德有所缺失而未能记载下来，只有伍员（伍子胥）粗略地叙述了一个大概，说他恢复了夏禹的功业，没有失掉旧有的基业。继承圣王的伟业，旧的典章制度已不能实行，如果不是德才兼备的非凡人物，谁能做到这一点？假使《三坟》、《五典》之类的古籍都还存在，他的事迹被详细完备地记载下来，又哪里会有什么异议呢？”于是群臣都心悦诚服。中书令虞松进言说：“少康的事迹，距离现在已经非常久远，相关文献也模糊不清，所以从古至今，议论的人没有谁提及过他，他的美德就这样被埋没而没有彰显。陛下既然能够潜心远观，考证详察古代历史，又发表圣明的言论，阐明赞美少康的美德，使他在千年之后得以显扬，应当记录下来写成篇章，永远流传于后世。”皇帝说：“我学识不渊博，所见所闻浅薄狭隘，担心自己的论述未必恰当；即使有可取之处，也多半是猜测碰巧说中的，这并不值得珍视。这样做，难道不会被后世的贤人耻笑，反而彰显了我的昏昧无知吗！”于是，侍郎锺会退下后，将这次讨论整理记录了下来。）

夏季四月庚戌日，赏赐给大将军、文王司马昭只有天子才能穿戴的衮冕礼服和配套的赤舄（红色鞋子）。

丙辰日，皇帝驾临太学，向各位儒学博士问道：“古时圣人能微妙地助成神明的教化，他们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才创制了八卦。后来的圣人又将其推演为六十四卦，并设立爻辞来穷尽所有变数，这些宏大的义理已然无所不备。然而，夏朝的《易》称为《连山》，商朝的称为《归藏》，周朝的则称为《周易》，这三部《易》书，究竟是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易学博士淳于俊回答说：“伏羲（包羲）依据燧皇之图创制了八卦，神农将其推演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则通晓了其中的变化。夏、商、周三代根据时代不同，其典章制度的质朴与文饰也各有依据。因此，《易》的根本在于变易。《连山》这个名字，好似山中升腾出云气，连接天地；而《归藏》的意思是，天下万物最终都归藏于其中。”皇帝又说：“倘若伏羲是依据燧皇之图才创作《易》的，那么孔子为什么不说‘燧人氏去世后，伏羲氏才创作’呢？”淳于俊无法回答。皇帝又问道：“孔子作了《彖传》和《象传》，郑玄为《易经》作了注解，虽然他们一位是圣人一位是贤者，身份不同，但他们解释经文的义理是一致的。如今，孔子的《彖》、《象》并不与经文原文相连，而郑玄的注解却与经文相连，这是为什么呢？”淳于俊回答说：“郑玄将《彖》、《象》与经文合并，是为了让学习的人查阅起来更容易明白。”皇帝说：“如果郑玄将它们合并确实方便学习，那么孔子当初为何不合并起来以方便学者呢？”淳于俊回答说：“孔子是担心自己的文字与周文王的经文混淆，所以才不合并，这是圣人以不合并来体现自己的谦逊。”皇帝说：“如果圣人以不合并为谦逊，那么郑玄为何偏偏不谦逊呢？”淳于俊回答说：“古籍的义理博大精深，陛下的问题又高深奥妙，实在不是臣的学识所能详尽阐述的。”皇帝又问道：“《系辞》中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是否意味着伏羲、神农的时代是没有衣裳的？但圣人教化天下，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别呢？”淳于俊回答说：“三皇时代，人口稀少而禽兽众多，所以取它们的羽毛皮革就足以满足天下人的需求。到了黄帝时代，人口增多而禽兽减少，因此才制作衣裳来应对时代的变化。”皇帝又问：“乾卦代表天，但又代表金属、玉石、老马，为何与这些细小的东西并列呢？”淳于俊回答说：“圣人选取物象来作比喻，有的取自远方，有的取自近处。近的就取自各种事物，远的则取自天地。”

讲论《易经》结束后，皇帝又下令讲论《尚书》。皇帝问道：“郑玄注解说‘稽古同天’，意思是说尧能与天道等同。而王肃注解说‘尧是遵循上古之道而行事’。这两种解释不同，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博士庾峻回答说：“先前的儒者们所持的观点，各有不同，臣的学识不足以判定是非。然而，《洪范》篇中说‘三个人占卜，听从其中两个人的相同意见’。贾逵、马融以及王肃都认为是‘遵循上古之道’。依照《洪范》的原则来看，王肃的解释更优。”皇帝说：“孔子（仲尼）说过‘只有天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尧能效法于天’。尧最伟大的美德在于效法天道，遵循上古之道并非他最卓越之处。如今文章开篇阐明圣人的德行，却舍弃其最重大的方面，反而称述其次要的方面，这难道是作者的本意吗？”庾峻回答说：“臣只是遵从老师的学说，未能领悟其中的宏大义理。至于如何取舍评判，还请陛下圣心裁决。”接着讲到四岳推举鲧治水一事，皇帝又问道：“所谓的大人物，是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同辉，思虑无不周全，洞察无不透彻。如今王肃却说‘尧的心意未能完全明察鲧的为人，因此才试用他’。如此说来，圣人的明察难道也有未能穷尽的地方吗？”庾峻回答说：“即使是圣人的智慧，也仍然有未能穷尽之处，所以大禹曾说‘了解人就是智慧，连尧帝也觉得这件事很难’。不过，尧最终能够改用圣贤之人，光大各项功业，这也正是他成就圣德之处。”皇帝说：“凡事能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果连开始都做不好，又怎能称为圣人呢？大禹所说的‘连尧帝也觉得这件事很难’，但尧最终还是能够改任贤能，这说明‘知人’是圣人认为困难的事，而不是说圣人有不能完全明察的地方。《尚书》中说：‘知人就是智慧，才能恰当地任用官员。’如果尧怀疑鲧的能力，却试用了他九年，导致官员任用失序，又怎能称得上是圣明智慧呢？”庾峻回答说：“臣私下查阅经传，发现圣人行事也不能完全没有过失。因此尧在四凶的任用上有过失，周公在管叔、蔡叔的事情上有过失，孔子（仲尼）在对宰予的看法上有过失。”皇帝说：“尧任用鲧，九年都没有功绩，反而扰乱了五行，使百姓陷于困苦。至于孔子（仲尼）对宰予的过失，只是言行之间的小事，轻重完全不同。而周公与管叔、蔡叔的事情，也是《尚书》所记载的，这些都应该是博士们所精通的。”庾峻回答说：“这些都是前代贤哲们存有疑问的地方，并非臣的浅薄见识所能深入论述的。”接着讲到“在民间有个尚未娶妻的人叫虞舜”时，皇帝问道：“在尧的时代，洪水泛滥成灾，四凶又在朝中作乱，正应该尽快任用贤圣来拯救万民。当时舜已经成年，圣德昭著，为何却长久得不到重用呢？”庾峻回答说：“尧感叹着寻求贤才，想要把帝位让出去，四岳却说‘我们的德行鄙陋，会玷污了帝位’。尧又让四岳举荐在野的贤能之士，然后才推荐了舜。推荐舜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出自尧的本意，这大概是圣人想要以此来博采众议、顺应人心吧。”皇帝说：“尧既然听说了舜的贤名却不立刻任用，当时忠良的臣子也没有举荐他，反而要让主管刑狱的官吏去访求在野之士然后才推荐上来，这不能说是急于任用圣贤、体恤百姓的做法。”庾峻回答说：“这已超出了臣下愚见所能理解的范围。”

于是皇帝又下令讲论《礼记》。皇帝问道：“书上说‘上古时代崇尚树立德行，后世则着重于有施有报’。这两种治理方式，为何其教化会各不相同？君主们分别施行了怎样的政治，才能达到‘树立德行’和‘施予而不求回报’的境界呢？”博士马照回答说：“所谓‘太上立德’，指的是三皇五帝的时代用德行来教化民众；所谓‘其次报施’，指的是夏、商、周三王的时代用礼制来治理天下。”皇帝说：“这两种方式所达到的教化效果有优劣之分，是因为君主本身有高下之别呢？还是时代使然呢？”马照回答说：“确实是因为时代有质朴与文饰的分别，所以教化的效果才有优劣的不同。”

（皇帝的文集《帝集》中记载了他自己叙述出生时的祥瑞征兆，说：“过去帝王出生时，有时会出现祥瑞之兆，这大概是用来彰显其神异之处。我只是皇室的末代子孙，承蒙神灵的庇佑，哪里敢和前代贤哲相比，姑且记录下来给后世看看罢了。其辞曰：正始三年（公元242年）九月初一是辛未日，二十五日是乙未日，这一天值‘成’，我出生了。当时，天气清朗，日月生辉，有一股黄色的云气，像烟雾一样弥漫在厅堂，照亮了整个屋子，颜色辉煌。占卜的人解释说：‘未’属土，这正是魏国的五行之德；出生的日子值‘成’，应和了嘉美的名号；那烟雾般的云气，是神的精华；这一切预示着无灾无害，是受到了神灵的庇佑。齐王（曹芳）无道，颠覆了法度，众位公卿拥立我，继承了皇位。我以这微末之身，天性质朴固执，未能通晓大道，遵循正途，常常感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此忧惧得涕泪交流。古人有言：心存畏惧就不会灭亡。我这个小子，又怎敢懈怠荒废？希望能不辜负重托，永远主持国家的祭祀。”傅畅的《晋诸公赞》中说：皇帝经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锺会等人在东堂举行宴会，一起写作和讨论。皇帝称裴秀为“儒林丈人”，称王沈为“文籍先生”，司马望和锺会也各有称号。皇帝性情急切，召见他们时总希望他们能尽快赶到。裴秀等人在宫内任职，能够及时到达；因为司马望在宫外，皇帝特地赐给他“追锋车”和五名虎贲卫士，每当有集会，司马望总是乘坐快车飞奔而来。）

五月，邺城和上洛两地都报告说天降甘露。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夏季六月丙午日，改换年号为甘露。

乙丑日，有一条青龙出现在元城县境内的一口井中。

秋季七月己卯日，卫将军胡遵去世。

癸未日，安西将军邓艾在上邽大败蜀国大将姜维，皇帝下诏说：“我军尚未竭尽全力，丑陋的敌人就已被击溃，斩杀和俘获的敌军数以万计。近来的所有胜仗，没有一次能比得上这次的。现在派遣使者前去犒劳赏赐将士，举行盛大宴会，让他们整日畅饮，以表达我的心意。”

八月庚午日，下令授予大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大都督”的称号，允许他上奏时不用署名，并赐予他代表最高军事权力的黄钺。

癸酉日，任命太尉司马孚为太傅。

九月，任命司徒高柔为太尉。

冬季十月，任命司空郑冲为司徒，尚书左仆射卢毓为司空。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春季二月，有青龙出现在温县的一口井中。

三月，司空卢毓去世。

夏季四月癸卯日，皇帝下诏说：“玄菟郡高显县的官吏和百姓发动叛乱，县令郑熙被叛贼杀害。平民王简背负着郑熙的遗体，日夜兼程，远途送回其本州，他的忠诚节义值得嘉奖。特此任命王简为忠义都尉，以表彰他这非凡的义行。”

甲子日，任命征东大将军诸葛诞为司空。

五月辛未日，皇帝驾临辟雍（太学），召集并命令群臣赋诗。侍中和逌、尚书陈骞等人在作诗时拖延了时间，主管官员上奏请求免去他们的官职。皇帝下诏说：“我虽然德才不高，但爱好风雅，广泛征集诗赋是为了了解施政的得失。没想到竟因此引起纷乱，实在令我感到不安。就赦免和逌等人吧。主管官员应当下令，从今以后，所有臣子都应潜心研习古籍义理，通晓经典，以符合我的心意。”

乙亥日，诸葛诞不接受征召，起兵反叛，并杀害了扬州刺史乐𬘭。

丙子日，朝廷下令赦免淮南地区被诸葛诞蒙蔽牵连的将领、官吏、士兵和百姓。

丁丑日，皇帝下诏说：“诸葛诞发动凶残的叛乱，颠覆了扬州。过去黥布反叛，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征讨；隗嚣抗命，光武帝（刘秀）亲自西征；以及烈祖明皇帝（曹叡）亲自征讨吴、蜀，都是为了彰显赫赫声威，震慑天下。现在，应当由皇太后与朕一同暂时亲临战场，迅速平定这些丑恶的叛贼，使东部疆土恢复安宁。”

己卯日，皇帝下诏说：“诸葛诞策划叛乱，胁迫忠义之士。平寇将军、临渭亭侯庞会，骑督、偏将军路蕃，各自率领亲信，砍开城门突围而出，其忠诚、壮武、勇猛、刚烈，应当给予特别的嘉奖。兹提升庞会的爵位为乡侯，封路蕃为亭侯。”

六月乙巳日，皇帝下诏说：“吴国使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沙羡侯孙壹，本是叛贼的宗亲，位居上将，但他敬畏天命，深知祸福，毅然率领部众，远道归顺我大国。即使是古代微子离开殷商，乐毅逃离燕国，其行为也无法超越他。任命孙壹为侍中、车骑将军，授予假节之权，兼任交州牧，封为吴侯。允许他开设府署招募属官，礼仪等同于三公。依照古代授予侯爵、伯爵八命的礼制，赐予他龙袍、礼帽和赤色鞋履，一切待遇务求丰厚。”

（臣裴松之认为：孙壹是因为受到逼迫才来归降，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用古代的道义来衡量，这正是想掩盖反而更加彰显的例子。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不能完全遵循古代的典章制度，但理应根据他的才能给予赏赐，足以回报他前来投奔的情分即可。至于竟然隆重地赐予八命之礼，使其地位等同于三公，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对招引远方人才归附，也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呢？如果敌国的将领与当权者没有嫌隙，终究不会因为这点特殊恩宠就心生叛意，以叛国为耻，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如果他已经面临危难，不逃跑就无法幸免，那么他必然是为了逃命求生，并无希求荣华富贵的想法，既然如此，高官厚禄又有什么用呢？魏国初年有孟达、黄权，晋代有孙秀、孙楷；孟达、黄权的爵位赏赐比孙壹要轻，而孙秀、孙楷的礼遇和官阶优厚程度则远超孙壹。等到吴国被平定后，孙秀、孙楷却被连降数等，未能保持当初的地位，这难道不正是因为当初的封赏就失于中正吗？）

甲子日，皇帝下诏说：“如今皇帝车驾驻扎在项县，大将军（司马昭）正奉天之命征讨叛逆，前锋已抵达淮河岸边。过去相国、大司马出征时，都有尚书随行，现在理应遵循旧例。”于是命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都随同大将军（司马昭）出征。

秋季八月，皇帝下诏说：‘过去燕刺王图谋反叛，韩谊等人进谏而被杀，汉朝后来都提拔任用了他们的儿子。如今诸葛诞发动叛乱，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坚守节操道义，面对此事坚决劝谏，结果被诸葛诞杀害。他们与诸葛诞并无比干与商纣王那样的宗亲关系，却因忠谏而遭受了同样的杀戮。现任命宣隆和秦絜的儿子为骑都尉，并加以赏赐，向远近各地昭示，以此来表彰他们忠贞不屈的义举。’

九月，朝廷颁布大赦令。

冬季十二月，东吴的大将全端、全怿等人率领部众投降。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春季二月，大将军文王（司马昭）攻陷寿春城，斩杀了诸葛诞。

三月，皇帝下诏说：‘古代战胜敌人后，会收集敌人的尸体堆成“京观”，以此来惩戒叛逆之徒并彰显武功。汉武帝元鼎年间（公元前116年-公元前111年），因平定南越而将桐乡改名为闻喜，新乡改名为获嘉，以此来纪念南越国的灭亡。如今大将军亲自统率六军，驻扎在丘头，对内平定了叛乱的凶徒，对外消灭了入侵的敌人，功绩惠及亿万民众，威名远播四海。这片克敌制胜的地方，应当有一个美好的名称。现将丘头改名为武丘，以彰明是用武力平定了叛乱，让后世永远铭记，这与建造京观和为那两个县邑改名的意义是相同的。’

五月夏天，朝廷任命大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为相国，封为晋公，食邑八个郡，并加赐九锡之礼。司马文王（司马昭）前后九次上表推辞，才最终接受。

六月丙子日，皇帝下诏说：“过去南阳郡有山贼作乱，企图劫持前任太守东里衮，功曹应余独自一人保护东里衮，使其得以幸免于难。应余在颠沛流离中牺牲，杀身以保全君上。此事应交由司徒处理，任命应余的孙子应伦为官吏，让他承受祖父忠节的报答。”

（《楚国先贤传》记载：应余，字子正，天性方正刚毅，崇尚仁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担任郡里的功曹。当时吴、蜀两国尚未臣服，边境地区时有战事。宛城将领侯音煽动山民，占据城池反叛。应余与太守东里衮在动乱中逃了出来。侯音随即派遣骑兵追赶，在离城十里的地方追上了他们，贼兵便向东里衮射箭，一时间飞矢如雨。应余上前用身体挡箭，身中七处创伤，于是对追来的贼兵说：“侯音狂妄狡诈，犯下滔天罪行，朝廷大军马上就到，他被诛灭的日子近在眼前。我认为你们本来都是好人，一向没有坏心，应当考虑改过从善，为什么要听从他的指挥？我用身体替君上挡箭，已经身受重伤，如果我死了能保全君上的性命，我死而无憾。”说完便仰天痛哭，血泪齐下。贼兵见他如此忠义壮烈，便放了东里衮，没有伤害他。贼兵离开后，应余也气绝身亡。征南将军曹仁讨平侯音后，上表奏明应余的事迹，并为他举行祭祀。太祖（曹操）听说后，感叹了很久，下令荆州再次表彰其门庭，并赏赐谷米一千斛。东里衮后来担任于禁的司马，事见于《魏略·游说传》。）

辛卯日，朝廷大规模评定在淮南平叛的功劳，根据功劳大小分别封爵行赏。

秋季八月甲戌日，任命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

八月丙寅日，皇帝下诏说：“尊敬老人、振兴教化，是夏、商、周三代建立风俗教化并使其流传不朽的方法。他们必定设置三老、五更等职位来表达崇高的敬意，向他们征求治国之言、接纳规劝教诲，并记载于史册。这样之后，天下百姓才能继承和顺从，臣民仰望而受到感化。应当精心挑选德行高尚的人来充任这些职位。关内侯王祥，履行仁德、坚守道义，志向高雅、淳朴坚定。关内侯郑小同，温和恭敬、孝顺友爱，遵循礼法没有差错。任命王祥为三老，郑小同为五更。”

皇帝亲自率领百官，亲自举行了这项古老的礼仪。

〈《汉晋春秋》记载：皇帝向王祥请教，王祥回答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在礼乐制度完备之后，还加上了忠诚之心。忠诚的表现，体现在言语和行动上。伟人行事顺应天地，连上天都不会违背他，更何况是人呢？”关于王祥的事迹，另见于《吕虔传》。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玄别传》记载：“郑玄有个儿子，是孔融的属吏，被举为孝廉。孔融被围困时，他前去赴难，被贼兵所杀。他有一个遗腹子，在丁卯日出生；而郑玄本人是在丁卯年出生的，所以给孩子取名叫小同。”《魏名臣奏》收录了太尉华歆的上表，说：“臣听说要激励风俗、宣扬教化，没有比表彰善行更优先的；要授予俸禄、评定爵位，没有比彰显贤能更美好的。因此，楚国人思念子文的治理，便重新任命他的后代；汉室赞赏江公的德行，从而使其家族世代显赫。臣看到已故的汉代大司农、北海人郑玄，他当时的学问名冠中国，是天下的儒学宗师。文皇帝（曹丕）表彰先贤，任命郑玄的嫡孙郑小同为郎中，并让他长期休假在家。郑小同现在年过三十，从小就有美好的品质，学问通晓六经，品行在家乡很有名望。东海和泰山地区的人无不称赞他的纯真本性，赞美他的气度。考察他的行为，他有正直不屈的性格，同时又恭敬谦逊、沉静寡言，对父母尽心奉养。他不追求外在的虚名，不与世人争夺名利。这实在是清明时代应当予以表彰和任用的人才，也是以往圣明诏书所仔细寻求的人。臣年老病弱，对朝政已无益处，谨将此事禀告陛下。”《魏氏春秋》记载：郑小同去拜见大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当时司马文王有一份秘密奏疏没有收起来。他上完厕所回来后，问郑小同：“你看到我的奏疏了吗？”郑小同回答说：“没有。”司马文王仍然怀疑他，便用毒酒害死了他。郑玄在注解《文王世子》时说：“三老、五更各一人，都是年老、阅历丰富并且已经退休的人。”在注解《乐记》时说：“都是老年人，更替了解三德五事。”蔡邕在《明堂论》中说：“更”字应当是“叟”字。叟，是长老的称呼，字形与“更”相似，所以抄写的人就错写成了“更”。“嫂”字是“女”字旁加一个“叟”字，现在也有写作“更”的，由此可以验证“更”应当是“叟”。　　臣裴松之认为，蔡邕说“更”是“叟”的误写，确实很有道理，但各位儒家学者都没有采纳这个说法，不知道究竟哪个是对的。〉

这一年（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在顿丘、冠军、阳夏等县境内的井中，多次出现青龙和黄龙。

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春天正月，有两条黄龙出现在宁陵县境内的井中。

（《汉晋春秋》记载：当时龙频繁出现，人们都认为是吉祥的征兆。皇帝说：“龙象征着君主的德行。它不在天上，也不在田间，却屡次困于井中，这不是好兆头。”于是他创作了《潜龙诗》来自我抒发感慨，司马文王（司马昭）看到后对此感到厌恶。）

夏季六月，司空王昶去世。

秋季七月，陈留王曹峻去世。

冬季十月丙寅日，分割新城郡，重新设置了上庸郡。

十一月癸卯日，车骑将军孙壹被一个婢女杀死。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春季正月朔日，发生了日食。

夏季四月，朝廷下诏，命令有关部门遵循之前的命令，再次晋升大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的职位为相国，封他为晋公，并加赐九锡。

五月己丑日，高贵乡公（曹髦）去世，年仅二十岁。

〈《汉晋春秋》记载：皇帝曹髦见自己的威望和权力一天天失去，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于是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的野心，连路上的行人都知道。我不能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今天就要和你们一起亲自出兵讨伐他。”王经说：“从前鲁昭公因无法容忍季氏，结果兵败逃亡、失去国家，被天下人耻笑。如今大权掌握在司马昭门下已经很久了，朝廷内外的人都愿意为他效死，不顾顺逆的道理，这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了。况且宫中宿卫空虚，兵力盔甲薄弱，陛下凭借什么来发动这样突然的行动呢？这恐怕是想除去小病反而引来更重的病吧！祸患难以预测，希望您能慎重详查。”皇帝曹髦于是从怀中拿出诏书木板扔在地上，说：“行动的决心已定。就算会死，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还不一定会死呢！”说完便进入宫中禀告太后。王沈、王业急忙跑去报告文王（司马昭），文王于是做了准备。皇帝曹髦随即率领几百名僮仆，大声呐喊着冲杀出来。文王（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进入宫中，在东止车门遇到皇帝，皇帝的左右侍从呵斥他，司马伷的部众都吓跑了。中护军贾充又在南门下的双阙迎战皇帝，皇帝亲自用剑搏斗。贾充的部众想要后退，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家养着你们，正是为了今天。今天这件事，没什么好问的。”成济随即上前刺杀皇帝，刀刃从背后穿出。文王（司马昭）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惊，自己扑倒在地上说：“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啊！”太傅司马孚奔赴现场，将皇帝的头枕在自己大腿上痛哭，极为哀伤，说：“杀害陛下的人，是我的罪过。”　　臣裴松之认为，习凿齿的史书虽然是最后才出现的，但他记述这件事却最有条理。所以我先记载习凿齿的说法，然后把其他记载中稍有不同的内容依次附在后面。《世语》记载：王沈、王业飞奔报告文王（司马昭），尚书王经因为为人正直没有同去，只是让王沈、王业代为申明心意。《晋诸公赞》记载：王沈、王业准备出去时，叫上王经。王经不跟从，说：“你们去吧！”干宝的《晋纪》记载：成济问贾充说：“事情紧急了，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养着你们，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事。还犹豫什么！”成济说：“是。”于是拔出戈攻击皇帝的驾车。《魏氏春秋》记载：戊子日夜里，皇帝亲自率领冗从仆射李昭、黄门从官焦伯等人从陵云台下来，给士兵们分发铠甲兵器，想趁着机会，亲自出兵讨伐文王（司马昭）。正逢下雨，有关官员奏请改期。于是皇帝召见王经等人，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说：“这要是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今天就必须决断此事。”他入宫禀告太后，随即拔剑登上车驾，率领殿中宿卫的仆役官僮敲响战鼓，从云龙门冲出。贾充从外面带兵进入，皇帝的军队溃散，皇帝仍然自称天子，手持宝剑奋力攻击，众人不敢逼近。贾充率领并督促将士，骑督成倅的弟弟成济用长矛上前攻击，皇帝死于军中。当时暴雨雷鸣，天色昏暗。《魏末传》记载：贾充呼喊帐下督成济说：“司马家的大事如果失败了，你们还能有后代吗？为什么不出去攻击！”成倅兄弟二人于是率领帐下士兵出来，回头问道：“是该杀掉？还是该活捉？”贾充说：“杀掉他。”两军交战，皇帝喊道：“放下兵器！”大将军（司马昭）的士兵都放下了兵器。成济兄弟于是上前刺杀皇帝，皇帝从车上倒下。〉

皇太后下令说：“我因为德行浅薄，遭遇家门不幸。过去我支持拥立东海王之子曹髦，作为明帝（曹叡）的继承人，看他喜爱读书、奏疏和文章，希望他能成就大业，然而他性情残暴凶戾，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多次斥责他，他反而更加愤怒怨恨，编造各种丑恶悖逆、不成体统的话来诬蔑诽谤我，最终隔绝了我们两宫的往来。他所说的那些话，简直不堪入耳，是天地所不能容的。我当时就秘密下令告知大将军（司马昭），说此人不可以侍奉宗庙，恐怕他会颠覆国家社稷，到时我死也无颜面去见先帝。大将军因为他年纪还小，认为他会改过自新，还恳切地坚持己见。然而这个孩子性情愤恨暴戾，所作所为更加过分，竟然举起弓弩远射我的宫殿，还诅咒要射中我的脖子，箭矢就掉落在我的面前。我告诉大将军，不能不废黜他，前后说了几十次。这孩子全都听说了，自知罪孽深重，便图谋弑君叛逆，贿赂我身边的人，命令他们趁我服药时，秘密下毒，多次设计谋害。事情败露后，他干脆想趁机率兵闯入西宫杀害我，然后出宫对付大将军。他召来侍中王沈、散骑常侍王业、（《世语》记载：王业是武陵人，后来担任晋朝的中护军。）尚书王经，从怀中拿出黄绢诏书给他们看，声称今天就要动手。我的处境危险，比堆叠的蛋还要 precarious。我年老寡居，难道会爱惜自己这点余生吗？只是伤心先帝的遗愿不能实现，国家社稷颠覆，为此感到悲痛罢了。幸赖宗庙神灵保佑，王沈、王业立刻飞奔告知大将军，让他得以事先严加戒备。而这个孩子随即率领左右亲信冲出云龙门，擂响战鼓，亲自拔出刀刃，和身边的杂役护卫一起冲入兵阵之中，结果被前锋部队所杀。这个孩子既犯下了悖逆不道的大罪，又使自己陷入灭顶之灾，这让我悲痛得难以言表。从前汉朝的昌邑王因罪被废为平民，这个孩子也应当按照平民的礼仪安葬，要让朝廷内外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另外，尚书王经，凶狠悖逆、无法无天，将他和他的家属一并逮捕，都押送至廷尉处置。”

庚寅这一天，太傅司马孚、大将军文王（司马昭）、太尉高柔、司徒郑冲叩首上奏说：“我们恭敬地看到了太后的命令，已故的高贵乡公（曹髦）行为悖逆，自取灭亡，应当依照汉代昌邑王因罪被废的先例，以平民的礼节安葬。我们这些臣子身居高位，却没能匡正祸乱、制止奸逆，接到命令后感到万分恐惧，内心悲痛战栗。《春秋》的义理认为，君王不应被视为外人而流放，但书中却记载‘周襄王出居于郑’，这是因为他不能侍奉母亲，所以被断绝了君王之位。如今高贵乡公（曹髦）肆意妄为，几乎危及国家社稷，最终自取倾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用平民礼节安葬他，确实符合旧有的典章。然而，我们私下认为殿下过于仁慈，虽然坚守大义，却仍怀有哀怜之情，我们实在于心不忍，认为可以加恩，用王侯的礼节来安葬他。”皇太后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汉晋春秋》记载：丁卯这一天，高贵乡公（曹髦）被安葬在洛阳西北三十里的瀍涧岸边。送葬的车只有几辆，没有设立旗帜和幡幔，百姓们聚集围观，说：“这就是前几天被杀害的天子啊。”有些人掩面哭泣，悲伤得难以自已。臣裴松之认为，如果真的只用了几辆车，又不设旗帜，怎么能算是以王侯之礼安葬呢？这大概是憎恶此事的人所作的过分夸张的说法，也就是所谓的“情况不像说得那么严重”。）

朝廷派遣持节、代理中护军、中垒将军职务的司马炎，到北方去迎接常道乡公曹璜，让他来继承明帝（曹叡）的皇位。

辛卯这一天，众位公卿向皇太后上奏说：“殿下您的圣德光辉隆盛，安定并拯救了天下，但您发布的命令却仍然称为‘令’，这与藩属诸侯国的称谓相同。我们请求从今以后，殿下您颁发的文书，都像历代先朝的惯例一样，改称为‘诏’或‘制’。”

癸卯这一天，大将军（司马昭）坚决推辞了朝廷授予的相国、晋公爵位以及九锡的特殊赏赐。

太后下诏说：“《周易》中的大义是，有功不应隐瞒。成全他人的美德，是古代贤人所崇尚的。现在我听从您（司马昭）坚辞不受的意见，并将其公之于众，以此来彰显您的谦逊美德。”

戊申日，大将军文王（司马昭）上奏说：“高贵乡公（曹髦）率领随驾的士兵，拔出兵器、敲响战鼓，冲向我的驻地；我担心双方兵刃相接，便立即下令将士们不得伤害任何人，违令者将以军法处置。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擅自冲入阵中伤害了高贵乡公，导致他不幸身亡；我随即逮捕了成济，按军法处置。我听说，为臣的节操是宁死不贰，侍奉君主的道义是临危不避。先前事变突然发生，祸患一触即发，我本想献出生命、坚守臣节，听凭命运的裁决。然而，考虑到他本来的图谋是想加害皇太后，倾覆国家宗庙，而我身负重任，有安定国家的道义，担心即使我死了，罪责反而更加重大。我想效仿伊尹、周公的权宜之计，来安定国家的危难，于是接连下达命令，不许靠近皇帝的车驾。但成济却突然冲入阵中，酿成了这场大祸。我悲伤、悔恨、痛心至极，五脏俱裂，真不知该如何自处。按照法律，犯下大逆无道之罪的人，其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姐妹都要被斩首。成济凶狠暴戾、大逆不道，扰乱国家纲纪，其罪行天地不容。我已下令侍御史逮捕成济的家属，交付给廷尉，依法定罪。”

（《魏氏春秋》记载：成济兄弟没有立即伏罪，而是脱掉上衣爬上屋顶，口出恶言，态度傲慢；底下的人用箭射他们，才将他们杀死。）

太后下诏说：“在各种刑罚所惩处的罪行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了。普通人家的儿子若是不孝，母亲尚且要告官惩治他，这孩子（曹髦）又怎么配做人君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懂得国家大义，认为成济的行为还不能算是大逆之罪。然而大将军情意真挚恳切，言辞悲伤凄怆，所以就听从你的奏请。应当将此事通告远近，让所有人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世语》记载：当初，在青龙年间（公元233-237年），石苞在长安卖铁，有机会见到宣王（司马懿），宣王很赏识他。后来他被提拔为尚书郎，历任青州刺史、镇东将军。甘露年间（公元256-260年），他入朝觐见，将要返回驻地时，向高贵乡公（曹髦）辞行，在宫中被挽留了整整一天。文王（司马昭）派人邀请他过去，并问他：‘为何逗留这么久？’石苞回答说：‘他（高贵乡公）不是个寻常人啊。’第二天石苞出发前往荥阳，几天后就发生了这场事变。）

六月癸丑日，颁布诏书说：‘古代君主命名，要选用生僻字以便臣民避讳。如今常道乡公的名和字都很难避讳，请朝中大臣们广泛商议更改事宜，并将结果上奏。’

陈留王名叫曹奂，字景明，是武帝（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

甘露三年（公元258年），他被封为安次县常道乡公。

高贵乡公（曹髦）去世后，公卿们商议决定迎接并拥立常道乡公（曹奂）为帝。

六月甲寅日，曹奂进入洛阳，拜见皇太后。当天，他就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随即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并按等级赏赐给民众爵位、谷物和布帛。

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夏天六月丙辰日，提升大将军司马文王（司马昭）的职位为相国，封他为晋公，增加两个封郡，连同之前的一共达到十个郡，并加赐九锡之礼，一切都如同之前的诏书所规定；他所有的堂兄弟子侄中，凡是没有侯爵封号的，都封为亭侯，并赏赐一千万钱，一万匹丝帛。司马文王（司马昭）坚决推辞，朝廷这才作罢。

己未日，已故汉献帝的夫人曹节去世，皇帝曹奂亲临华林园哀悼，并派遣持节使者追封她为献穆皇后。

到安葬之时，车驾和服饰的规制都遵照汉朝的旧例。

癸亥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观为司空。同年冬天十月，王观去世。

十一月，燕王曹宇上表祝贺冬至，在表中自称为臣。

皇帝下诏说：“古代的君王，有时会对某些臣子不行君臣之礼，燕王（曹宇）应当援引这个先例。他的奏章可以不自称为‘臣’吗？并且，我们也应当给予回复。继承皇室正统的人，需要将个人的亲属关系置于次要地位，更何况所继承的宗庙社稷是如此重要！但如果将他等同于一般的臣子，于情理上也让人感到不安。这件事都应该依据礼制经典来处理，务必要做到合情合理。”

有关部门上奏认为：“礼法中没有比尊敬祖先更崇高的，制度中没有比遵循国家正典更重大的。陛下德行与天命相符，君临天下万邦，继承了皇室正统的重任，光大了三位先祖开创的基业。我们认为，燕王（曹宇）身为尊贵的皇室宗亲，身居藩王之位，他本人恭谨肃穆，以恭敬的德行作为天下万邦的表率；在国家正典方面，他阐明并促成大顺之道，这是无法用制度强行规定的。朝廷实在应该用非常的制度来推崇他，用不对待臣子的礼节来侍奉他。我们这些臣子共同商议后认为，燕王的奏章可以允许沿用旧时的格式。至于宫中下发的诏书，如果是表示关怀问候，参照相关礼法义理，应当是‘燕觌之敬’，可以稍微顺应陛下的敬意，在礼节称谓上更加尊崇，以表示不敢直呼其名，应该写成‘皇帝敬问大王侍御’。至于正式的制书，那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朝廷用来彰明国家制度、向天下宣告法规仪轨的文书，应当遵循法度，所以应写成‘制诏燕王’。凡是诏命、制书、奏事、上书等文书中称呼燕王时，都可以用平等的称谓。除了在宗庙协助祭祀的场合，都不得称呼燕王的名字，无论奏事、上书、公文还是官吏民众，都不得触犯燕王的名讳，以此来彰显超越其他诸侯的特殊礼遇。这样做，对上是遵循了王室典籍中尊崇祖宗的制度，对下也顺应了陛下诚挚的敬老之心，两方面都没有过失，在礼法上确实是适宜的，可以向全国宣告并施行。”

景元元年（公元260年）十二月甲申日，有黄龙出现在华阴县的井中。

甲午日，任命司隶校尉王祥为司空。

二年（公元261年）夏季五月初一，出现了日食。

秋季七月，乐浪郡境外的韩族与濊貊族各自率领部众前来朝廷进贡。

八月戊寅日，赵王曹干去世。

甲寅日，朝廷再次下令晋升大将军为晋公，加官为相国，并依隆重礼节予以赏赐，所有规格都与之前的诏书一样；但他又一次坚决推辞，此事才得以中止。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春天二月，有青龙出现在轵县的一口井中。

夏季四月，辽东郡上报说，肃慎国派遣使者，经过多次转译前来进贡，献上了他们国家出产的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木箭（长一尺八寸）、石制箭头三百枚、皮骨铁混合制成的铠甲二十领，以及貂皮四百张。

冬季十月，蜀国大将姜维进军驻扎在洮阳，镇西将军邓艾率军抵抗，在侯和击败了姜维，姜维于是逃走。

这一年，皇帝下诏，在太祖（曹操）的庙庭中祭祀已故的军祭酒郭嘉。

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春季二月，朝廷再次下令提升大将军的官位和爵位，赏赐规格与之前的诏书相同，但他又一次坚决推辞，朝廷才作罢。

夏季五月，皇帝下诏说：“蜀国，只是个弹丸小国，土地狭窄，人口稀少，但姜维却滥用民力，从未放弃他的野心。往年战败之后，他仍然回到沓中地区进行屯田，残酷剥削羌族各部落，劳役没有休止，百姓已不堪其扰。吞并弱小、攻打昏昧，是军事上的正确法则；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是兵家的上等策略。蜀国所依赖的，不过是姜维一人而已，趁他远离老巢，我们出兵攻打会比较容易。现派遣征西将军邓艾统帅各路军队，火速前往甘松、沓中，以包围并擒获姜维；命令雍州刺史诸葛绪统帅各路军队，进军武都、高楼，从首尾两端夹击讨伐。如果能擒获姜维，就应当东西两路同时进军，一举扫平巴蜀地区。”

又命令镇西将军钟会率军从骆谷进攻蜀国。

秋季九月，太尉高柔去世。

冬季十月甲寅日，再次下令授予大将军（司马昭）更高的官位、爵位和赏赐，规格与之前的诏书完全相同。

癸卯日，册立卞氏为皇后。十一月，下令大赦天下。

自从邓艾、钟会率领军队讨伐蜀国以来，所到之处都能攻克。

这个月，蜀国国主刘禅前往邓艾军中投降，巴蜀地区全部被平定。

十二月庚戌日，任命司徒郑冲为太保。

壬子日，将益州分设为梁州。

癸丑日，特别赦免益州的官吏和百姓，并且免除他们一半的租税和赋役，为期五年。

乙卯日，任命征西将军邓艾为太尉，任命镇西将军锺会为司徒。

皇太后驾崩。

咸熙元年（公元264年）春季正月壬戌日，朝廷用囚车征召并押解邓艾。

甲子日，皇帝巡幸长安。

壬申日，派遣使者带着玉璧和丝帛去祭祀华山。

这个月，钟会在蜀地谋反，被部下起兵讨伐并杀死；邓艾也遭杀害。

二月辛卯日，朝廷下令特赦所有在益州境内的人员。

庚申日，安葬了明元郭皇后。

三月丁丑日，任命司空王祥为太尉，征北将军何曾为司徒，尚书左仆射荀𫖮为司空。

己卯日，晋升晋公的爵位为王，加封十个郡，连同之前的一共二十个郡。

（《汉晋春秋》记载：晋公（司马昭）被进爵为王后，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𫖮一同前去拜见。荀𫖮说：“相国晋王地位尊崇，何曾和我等朝中之臣都已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今天理应率众向他下拜，这是毋庸置疑的。”王祥说：“相国的地位权势，确实非常尊贵，但他终究是魏国的宰相，而我们是魏国的三公。公爵与王爵之间，只相差一个等级，官位班列大致相同，哪有天子的三公可以随便向人下拜的道理！这会损害魏国朝廷的威望，也有损晋王的德行。君子以礼待人，我不会这么做。”等到进去之后，荀𫖮便下拜行礼，而王祥只是深深作揖。晋王（司马昭）对王祥说：“今天我才知道您是多么地看重我啊！”）

丁亥日，封刘禅为安乐公。

夏天五月庚申日，相国晋王（司马昭）上奏请求恢复五等爵位。

甲戌日，改换年号为咸熙（元年，公元264年）。

癸未日，朝廷追尊舞阳宣文侯（司马懿）为晋宣王，追尊舞阳忠武侯（司马师）为晋景王。

六月，镇西将军卫瓘上报，雍州军队在成都县缴获了玉璧和玉印各一枚，印文像是“成信”二字。朝廷依照周成王获赠“归禾”的祥瑞先例，将这两件物品展示给百官，然后收藏在相国府。

（孙盛评论说：过去公孙述在成都起事，建立的政权国号为“成”。这两枚玉器上的文字，大概就是公孙述所制作的。）

当初，在平定蜀地之后，东吴的军队屯兵逼近永安城，朝廷派遣荆州、豫州的各路军队，形成掎角之势前去救援。

到了七月，东吴军队全部逃走撤退。

八月庚寅日，朝廷任命时任中抚军司马的司马炎为副相国，辅佐处理相国事务，以遵循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那样的礼义先例。

癸巳日，皇帝下诏说：“先前，叛臣钟会策划叛乱，聚集了出征的将士，用武力相要挟。他开始吐露奸恶的阴谋，言辞狂悖忤逆，逼迫众人，让他们都附和自己的提议，在仓促之间，没有人不感到惊慌恐惧。相国的左司马夏侯和、骑士曹属朱抚当时正出使在成都，中领军司马贾辅、郎中羊琇各自都参与了钟会的军事行动。夏侯和、羊琇、朱抚都坚守节操，毫不屈服，拒绝了钟会的凶恶言论，临危不惧，言辞和意向都刚正激烈。贾辅告诉散将王起，说‘钟会奸诈凶暴，想要杀光所有将士’，又说‘相国已经率领三十万大军西行前来讨伐钟会’，想借此夸大形势，激发众人之心。王起出去后，将贾辅的话宣告给各路军队，于是使得将士们更加振奋激昂。应当对他们加以显赫的恩宠，以表彰他们的忠义。兹提升夏侯和、贾辅的爵位为乡侯，羊琇、朱抚的爵位为关内侯。王起宣传贾辅的话，告知将士，也应予以特殊奖赏。任命王起为部曲将。”

癸卯日，朝廷任命卫将军司马望为骠骑将军。

九月戊午日，任命（或提升）中抚军司马炎为抚军大将军。

辛未日，皇帝下诏说：“东吴的政令和刑罚残暴酷虐，赋税征收没有止境。孙休派遣使者邓句，下令交阯太守用锁链押送当地百姓，征发他们充当士兵。吴国将领吕兴因民心愤怒，又看到朝廷大军已经平定巴蜀，于是立即联合地方豪杰，诛杀了邓句等人，驱逐了太守和长吏，安抚了官吏和民众，以等待国家的命令。九真、日南两郡听说吕兴背弃叛逆、归顺朝廷，也齐心响应，与吕兴协同行动。吕兴致信日南州的郡县，阐明重大计策，陈兵合浦边境，向他们说明利害关系；并派遣都尉唐谱等人前往进乘县，通过南中都督护军霍弋上表陈情。此外，交阯的将领和官吏也各自上表说：‘吕兴开创了归顺大业，上下都听从他的命令。郡内有山寇，与其他郡县相互勾结，我们担心他们另有图谋，人心不一。为适应当前时局，我们推举吕兴担任督交州诸军事、上大将军、定安县侯，恳请朝廷赐予嘉奖，以安抚边远地区的人心。’他们内心的诚意，在言辞中表露无遗。过去，仪父朝见鲁君，被《春秋》所称赞；窦融归顺汉朝，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如今，我朝国威远播，安抚天下，正要包容边远异族，统一四海。吕兴率先归顺王化，率领众人臣服，不远万里奔赴大义，请求朝廷委派官吏。理应给予他优厚的待遇，提高他的爵位。这样既能使吕兴等人心怀忠诚而感到喜悦，远方的人们听到后，也必定会争相效仿。因此，任命吕兴为使持节、都督交州诸军事、南中大将军，封为定安县侯，允许他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行事，可以先执行后上报。”然而，册封的命令尚未送达，吕兴就被他的部下杀害了。

冬季十月丁亥日，皇帝下诏说：“过去的圣明帝王，平定动乱、拯救世人，保有天下、建功立业，虽然文治与武功的途径不同，但功勋是一致的。因此，有的君王通过舞动干戚的文德来教化不肯臣服的人，有的则陈兵列阵以威慑残暴傲慢之徒。至于爱护人民、保全国家，使万民安乐，必定是先修明文教，为天下确立规范，到万不得已时才动用军队，这是伟大德行的共同之处。过去，季汉分崩离析，九州倾覆，刘备、孙权乘机作乱。我朝三位先祖（曹操、曹丕、曹叡）致力于绥靖中原，日不暇给，以致让残余的寇贼得以世代僭越作乱。幸而仰赖宗庙神灵的保佑和宰辅（指司马昭）的忠勇，才得以发兵四方，开拓平定了庸、蜀之地，战役用时很短，一举克敌。近来，江东（东吴）日渐衰败，政刑混乱，巴、汉地区平定之后，它更显得孤立无援，交、荆、扬、越各州都随风归顺。如今，交阯的伪将吕兴已率领三郡，不远万里前来归命；武陵邑的侯相严等人联合了五个县，请求成为臣民；豫章、庐陵的山民发动民众反叛东吴，打出了‘助北将军’的旗号。加之孙休病死，主帅更替，国内政见不合，人心各异。伪将施绩，是吴国的名臣，也心生猜疑，深受忌恨。众叛亲离，没有人有坚守的意志，自古至今，没有哪个政权的灭亡征兆比这更严重了。如果我朝大军挥师南下，兵临长江、汉水，吴会地区的百姓必定会扶老携幼地前来迎接王师，这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兴师动众，仍有劳民伤财之虞，应当先行宣告我朝的威德，展示仁义与信用，让他们明白归顺和同的好处。相国参军事徐绍、水曹掾孙彧，过去在寿春被我军俘获。徐绍原本是东吴的南陵督，才干气质开阔雄壮；孙彧是孙权的旁系亲属，为人忠良，明晓事理。现派遣徐绍南归，以孙彧为副手，宣扬国家命令，晓谕东吴君臣，所说的话都要依据事实。如果他们能够醒悟，也无损于我们征伐的计划，这正是所谓的在庙堂之上运筹帷幄而取胜，是自古以来的良策。任命徐绍兼任散骑常侍，加封奉车都尉，封为都亭侯；任命孙彧兼任给事黄门侍郎，赐予关内侯的爵位。朝廷之前赐给徐绍等人的妾以及他们的男女家属，凡在我国境内的，都准许他们随行，以彰显国家恩典，不必强求他们返回，以此来展现我朝的宽宏与诚信。”

丙午日，任命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司马炎为晋王世子。

这一年，废除了屯田官，以求政务和徭役的均平。各地的典农官都改任为太守，都尉则改任为县令或县长。朝廷鼓励并招募蜀地百姓迁徙到内地，愿意迁徙的，官府供给两年的粮食，并免除他们二十年的赋税和徭役。

安弥县和福禄县都报告说，当地长出了祥瑞的稻禾。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春天二月甲辰日，朐䏰县捕获一只神龟并将其献上，这只神龟被送到了相国府。

庚戌日，因虎贲卫士张修当初在成都骑马奔赴各个军营宣告钟会谋反，并因此牺牲，朝廷追赐其弟张倚为关内侯。

夏天四月，南深泽县报告说天降甘露。

东吴派遣使者纪陟、弘璆前来请求议和。

五月，皇帝下诏说：“相国晋王（司马昭）胸怀神机妙算，恩德光照天下；他彰显武功时，威势足以覆盖边远的荒蛮之地；他推行教化时，风尚能和谐地普及到国境之外。他怜悯长江以南的东吴，致力于保全和抚育那里的人民，收敛兵戈而崇尚仁德，向他们展示了威严与恩德。因此，凡是诏书文告所到之处，人们都顺应风化而仰慕归附，派遣使者前来进献贡品，以表明归顺之心，各种珍奇宝物，都满怀喜悦地献上以表达诚意。然而晋王（司马昭）却极为谦逊，将所有贡品登记造册后都转送给了朝廷，这样做并不能慰藉和满足刚刚归附者的诚挚愿望。孙皓所进献的全部贡品，都应该送还给晋王（司马昭），归他所有，以符合自古以来的道义。”晋王（司马昭）坚决推辞，皇帝这才作罢。

皇帝又下令，允许晋王（司马昭）戴有十二串玉旒的礼帽，使用天子的旌旗，出行时实行警戒清道、禁止通行的帝王仪仗（出警入跸），乘坐配有黄金装饰的“金根车”并由六匹马驾驶，配备代表四时五行的五种副车，设置旄头、云䍐等帝王仪仗，宫廷乐舞采用天子规格的八佾（六十四人），悬挂钟磬的乐器架也采用宫悬（四面悬挂）的规制。晋封晋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晋王的其他儿子、女儿、孙辈的爵位称号，都依照旧有的皇室仪典来规定。

癸未这一天，大赦天下。

秋季八月辛卯这一天，相国晋王（司马昭）去世。

壬辰这一天，晋国太子司马炎继承了封爵和王位，总管朝中所有政务，相关的礼器和册封典籍，一切都和先前册封他父亲时一样。

这个月，襄武县报告说出现了一个巨人，身高三丈有余，脚印长三尺二寸。这个巨人白发，穿着黄色的单衣，头戴黄巾，拄着拐杖，他呼喊着一个名叫王始的平民，对他说：‘如今天下应当太平了。’

九月乙未日，朝廷大赦天下。

戊午日，司徒何曾担任晋国丞相。

癸亥日，任命骠骑将军司马望为司徒，任命征东大将军石苞为骠骑将军，任命征南大将军陈骞为车骑将军。

乙亥日，安葬了晋文王（司马昭）。

在闰月的庚辰这一天，康居国和大宛国进献了名马，这些马被送交相国府，以此来彰显安抚万国、招徕远方来朝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