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的侄子：张奋；儿子：张承、张休。顾雍的儿子：顾邵；孙子：顾谭、顾承。诸葛瑾。步骘。

张昭，字子布，是彭城人。

他年轻时喜好学习，擅长隶书，曾跟随白侯子安学习《左氏春秋》，并博览群书。他与琅邪人赵昱、东海人王朗都因此享有盛名，并且关系非常友好。

成年时被推举为孝廉，但他没有接受任命。

他与王朗一起讨论关于为前代君主名讳避讳的事情，同乡的才子陈琳等人都对此大加赞赏。

（当时汝南郡的主簿应劭提议应该为旧时君主的名字避讳，对此，议论者们意见各不相同，这件事记载于《风俗通》中。张昭撰写文章说：“有人见到大国的议论和士君子的观点，说从建武元年（公元25年）以来，有五十六位旧时君主的名字，后世之人不能与其相同。这些论点引经据典，又用史事来比喻，道理高尚，文辞华美，很值得嘉许和羡慕。但我见识浅薄，私下对此存有疑问。自开天辟地，万物成形以来，就开始有了父子君臣的纲常。因此圣人顺应天性，制定礼法崇尚尊敬。在‘三牲’之礼中，君主是实际的享用者；在丧事之哀中，君主也会亲临吊唁，其恩德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这是臣子所尊敬仰慕、万民所依赖如同上天的，怎么能将君主的名字与普通人相提并论呢？然而，亲近亲族的规矩有递减，尊敬尊长的规矩也有差别，所以礼制中，丧服向上不超过高祖，向下不延及玄孙。又根据传书记载，亲属关系到第四代就只穿缌麻服，这是丧服的尽头；第五代行袒免礼，是对于同姓族人的递减；到了第六代，亲属关系就算竭尽了。另外，《曲礼》中有规定，对于自己未曾侍奉过的君主就不必避讳，所谓‘不讳’，指的就是名字，这意味着隶属关系已经断绝，不必拘泥于名字是否相同，更何况是五十六位古代的君主呢！邾国的国君参加会盟，季友前来归附，史官不称其名而都记载其字，这是当时鲁国人赞许他的做法。这如何能解释臣子为君主和父亲避讳的道理呢？周穆王名叫满，到了周定王时，有位大夫叫王孙满，这是臣子的名字与旧君相同。又如周厉王名叫胡，而周庄王的儿子也叫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凡是依据类似事情提出建议，必须有经书的明确依据和史传的实例作证，这样才能攻守自如，万无一失，垂范百世而永远没有过错。如今应劭虽然意在尊崇旧君之名，却未能制定出明确统一的标准，仍然让人心存疑惑。《曲礼》篇中说，对于有疑问的事不应作为定论。审视上下文，缺失的道理不证自明。他的文章虽然写得可以，但所提倡的却不能成为法则，将来的人们该看什么呢？话一说出口，就像泼出去的水难以收回，错误的言论已经说出，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

刺史陶谦举荐他为茂才，张昭没有应召，陶谦认为这是轻视自己，于是将他抓了起来。

赵昱竭尽全力营救，张昭这才得以幸免。

汉朝末年天下大乱，徐州地区的士人和百姓大多到扬州避难，张昭也随之南渡长江。

孙策开创基业时，任命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并登堂拜见张昭的母亲，待他如同辈的老友。所有文臣武将的事务，全都委托给张昭处理。

〈《吴书》记载：孙策得到张昭后非常高兴，对他说：“我正要图谋四方，最看重有才德的士人，我不能对您有所怠慢。”于是任命张昭为校尉，并以对待老师和朋友的礼节来对待他。〉

张昭每次收到北方士大夫的信件，信中都把功劳和美名完全归于他。张昭想默不作声，不把这些信件宣示出来，又怕别人认为他有私心；如果宣示出来，又恐怕不合适，真是进退两难，心中不安。

孙策听闻此事，笑着说：“从前管仲担任齐国相国，齐桓公总是称他为‘仲父’，最终齐桓公成为了霸主之首。如今子布（张昭）贤能，我能任用他，这份功名难道不也属于我吗！”

孙策临终时，将弟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张昭随即率领众官僚拥立并辅佐孙权。

〈《吴历》记载：孙策对张昭说：“如果仲谋（孙权）担当不起重任，那么您就自己来执掌大权。即使最终不能取得成功，也可以从容地向西回归中原，也不必有什么忧虑。”〉

（张昭）对上向汉室朝廷上表，对下向所属城邑发布公文，命令内外所有将领各司其职。孙权因悲伤过度，还未能处理政务，张昭对孙权说：“作为继承人，最可贵的是能够继承先辈的基业，发扬光大，以成就功业。如今正值天下大乱，盗匪遍地，您（孝廉是对孙权的尊称）怎能沉溺于悲痛之中，放纵普通人的情感呢？”于是，他亲自扶孙权上马，列队出巡，这才让众人之心有了归属。

张昭再次担任孙权的长史，所授予的职权和之前一样。

〈《吴书》记载：当时天下分裂，各地有很多擅自发号施令的割据势力。孙策执政时间尚短，恩德未能深入人心，他突然去世后，官吏和百姓都惊慌失措，不少人怀有异心。等到张昭辅佐孙权，安抚百姓，那些寄居此地的各路诸侯宾客和士人，才得以安心并为之所用。孙权每次出征，都留下张昭镇守后方，总管幕府事务。后来黄巾军残部起事，张昭将其讨伐平定。孙权攻打合肥时，命令张昭另外率军征讨匡琦，又督率各位将领，在南城攻破了豫章郡的贼寇首领周凤等人。此后，他很少再担任统军将领，常在孙权身边，作为出谋划策的重臣。孙权因为张昭是旧臣，对他的待遇格外优厚。〉

后来刘备上表奏请孙权代行车骑将军职务，张昭则被任命为军师。

孙权每次外出打猎，常常骑马射虎，老虎时常会突然冲到马前，抓攀马鞍。

张昭脸色一变，上前说道：“将军您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作为君主，应该是能够驾驭英雄，驱使贤才的人，哪里是说在原野上追逐、和猛兽比试勇力的人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吗？”孙权向张昭致歉说：“我年轻，考虑事情不周全，因此让您感到羞愧。”然而，他还是不能停止这种行为，于是就造了一种射虎车，车上有方形的窗口，中间没有顶盖，由一人驾车，他自己则在车中射箭。当时有脱离兽群的猛兽，时常会冲撞射虎车，而孙权每次都亲手搏击，并以此为乐。张昭虽然多次劝谏，孙权常常只是笑而不答。

魏国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魏派遣使者邢贞前来册封孙权为吴王。邢贞进入大门时，却不下车。张昭对邢贞说：“礼节的根本在于无所不敬，所以法令才能无所不施。而您竟敢如此傲慢自大，难道是认为我们江南兵力薄弱，连一寸的刀刃都没有吗！”邢贞听后立刻惊慌地走下车来。

（孙权）任命张昭为绥远将军，封为由拳侯。

（《吴录》记载：张昭与孙绍、滕胤、郑礼等人，参考周朝和汉朝的制度，共同编撰制定了朝廷的礼仪规范。）

孙权在武昌时，登上钓台，饮酒大醉。

孙权派人用凉水泼洒群臣，说：“今天大家尽情畅饮，只有当人喝醉了从台上掉下去时，宴会才能结束。”张昭脸色严肃，一言不发，走出宴席，到外面的车里坐着。

孙权派人把张昭叫回来，对他说：“这不过是大家一起寻欢作乐罢了，您为什么生气呢？”张昭回答说：“从前商纣王建造糟丘酒池，通宵饮宴，当时他也觉得是寻欢作乐，并不认为是坏事。”孙权听后默然不语，面露惭愧之色，于是停止了宴饮。

起初，孙权要设置丞相一职，众臣都推举张昭。

孙权说：“当今国事繁多，丞相的责任重大，这并不是优待他的方式。”后来孙邵去世，百官再次推举张昭，孙权说：“我难道是舍不得把官位给子布（张昭）吗？只是丞相的事务繁杂，而且这位公秉性刚直，如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怨恨和责备就会产生，这对他并没有好处。”于是任命了顾雍为丞相。

孙权称帝之后，张昭因为年老多病，上书请求归还官位和所统领的部属。

（《江表传》记载：孙权登上尊位后，宴请百官，将功劳归于周瑜。张昭举起笏板，想称赞孙权的功德，还未开口，孙权就说：“如果按照张公您的计策，我现在已经沿街乞讨了。”张昭大感羞愧，伏在地上汗流不止。张昭忠诚、耿直、坦率，有大臣的气节，孙权很敬重他，但不任命他为丞相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过去曾反驳周瑜、鲁肃等人的建议，认为他们的主张是错误的。臣裴松之认为，张昭劝说孙权迎接曹操，他的考虑难道不深远吗？他展现出正直的品格，委身于孙氏，实在是因为孙家基业初创时正逢厄运，百姓的苦难刚刚开始，从孙策到孙权，其才智谋略都足以辅佐，因此张昭才竭尽忠诚地匡正辅弼，以成就他们的事业，对上作为汉室的藩臣，对下保护百姓和物资；鼎足三分的计策，本来就不是他的志向。曹操顺应天意而起兵，功绩建立在道义之上，希望能一统中华，平定荆州和郢都，天下大定的时机，就在于那一刻。假使张昭的建议被采纳，那么天下就会统一，又怎会有连年战乱、祸患相结，最终形成战国那样的弊病呢！这虽然对孙氏无功，但对天下却有大功。过去窦融归顺汉朝，与国家一同兴衰；张鲁投降曹魏，赏赐延及后代。何况孙权若能率领整个吴地，望风归顺，所受到的恩宠将会何等丰厚，简直难以估量！如此说来，张昭为他人谋划，难道不是既忠诚又正直吗！）

后又被任命为辅吴将军，位次三公，改封为娄侯，食邑一万户。

在家中无事时，他便撰写了《春秋左氏传》的注解以及《论语》的注释。

孙权曾问卫尉严畯：“还记得小时候背诵过的书籍吗？”严畯于是背诵《孝经》中“仲尼居”一章。张昭说：“严畯是个见识浅薄的书生，请允许臣为陛下背诵。”于是他背诵了“君子之事上”一章，在场的人都认为张昭知道应该背诵什么内容。

张昭每次上朝进见，言辞语气都非常严厉，正义之气溢于言表，曾经因为直言不讳而违逆了孙权的旨意，一度不被召见。

后来蜀国的使者来访，盛赞蜀国的功德美政，而满朝群臣无人能驳斥他。孙权感叹道：“如果张公在这里，那使者不是被驳倒就是理屈词穷，怎能还会自我夸耀呢？”第二天，孙权派宫中使者去慰问张昭，并请他前来相见。张昭离开座位谢罪，孙权跪下制止他。张昭坐定后，抬头说：“过去太后（吴夫人）、桓王（孙策）不是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因此我总想着竭尽臣子本分，以报答他们的厚恩。我希望能在我死后，还能有值得称道的事迹。然而我思虑浅薄，违逆了陛下的旨意，自认将被幽禁遗弃，永远抛尸沟壑，没想到还能再次蒙您召见，在您身边侍奉。不过，我这颗为国效力的愚忠之心，志在忠诚有益，至死方休。如果要我改变心意想法，去苟且求荣、阿谀奉承，这是我做不到的。”孙权向他表示了歉意。

孙权因为公孙渊表示愿意称臣，便派遣张弥、许晏到辽东，任命公孙渊为燕王。张昭进谏说：“公孙渊背叛魏国，害怕被征讨，所以才远道而来请求援助，这并非他的本意。如果公孙渊改变主意，想向魏国表明心迹，那么两位使者就回不来了，我们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吗？”孙权与他反复争辩，但张昭的态度愈发坚决。

孙权无法忍受，按着刀柄发怒道：“吴国的士人，入宫就拜我，出宫就拜您。我对您的尊敬也算是到极点了，但您却屡次在众人面前让我难堪，我常担心会因此失控做出错事。”张昭凝视着孙权说：“我虽然明知自己的话不会被采纳，但每次都竭尽愚忠，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时，将老臣叫到床边，她托付后事的遗言至今仍在耳边回响。”说完便泪流满面。孙权扔下刀，与张昭相对而泣。然而，最终还是派出了张弥和许晏。

张昭因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而愤慨，便称病不上朝。孙权对此心怀怨恨，命人用土堵住张昭家的大门，张昭又从门内用土加封。后来公孙渊果然杀害了张弥和许晏。孙权多次派人去安慰并向张昭致歉，但张昭坚决不肯出来。于是孙权亲自登门呼喊张昭，张昭推说病重。孙权便下令放火烧他家大门，想以此恐吓他，张昭却把内门也关得更紧了。孙权只得命人灭火，在门外等了很久。最后，张昭的几个儿子一起将他扶起，孙权用自己的车将他接回宫中，并深深地自责。张昭不得已，此后才恢复上朝。

（习凿齿评论说：张昭在这件事上的做法，不合乎为臣之道啊！作为臣子，如果多次劝谏君主而不被采纳，就应该引退。只要自身性命无忧，何必如此愤恨不满呢？况且，秦穆公不听劝谏，最终称霸西戎；晋文公一时发怒，最后也成就了大业。前者在《遗誓》中记录了自己的悔过，后者的臣子狐偃也没有怨恨断交的言辞，君臣关系和谐，上下都获得荣耀。如今孙权后悔过去的错误而主动求见张昭，之后更能反思、屈尊，犯错不久便能改正，这是他的优点。张昭作为臣子，不体察孙权已经走上正道，不帮助他匡正未来的过失，不日夜不懈地为君主博取美誉，反而追究自己建议未被采纳的怨气，将罪责归于君主，闭门抗命，坐等被烧死，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张昭容貌庄重严肃，很有威严，孙权常常说：“我同张公（张昭）谈话，从不敢胡言乱语。”全国上下都敬畏他。

他八十一岁时，在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去世。他留下遗嘱，要求用头巾裹头，使用未加装饰的棺木，并穿着平时的衣服入殓。

孙权身穿素服亲自前往吊唁，并追谥他为文侯。

（《典略》记载：我过去听说荆州牧刘表曾经亲自写信想送给孙策（孙伯符），并拿给祢衡（祢正平）看。祢衡嘲笑这封信，说：“这样的信是想让孙策手下的小孩子读呢，还是想让张昭（张子布）看？”从祢衡的话来看，难道是认为张昭的才学很高吗？虽然刘表的信如此，但还是含蓄典雅，不能说没有文采。另外我还听说吴地的人们都称呼张昭为“仲父”，如此看来，他确实是当时杰出的人才，只可惜他这样如同嵩山一般的人才，却将才华播撒在了会稽地区。）

他的长子张承已经凭自己的功劳被封为侯，小儿子张休继承了他的爵位。

张昭的侄子张奋二十岁时，制造了用于攻城的大型攻城车，被步骘所举荐。

张昭不愿意，说：“你年纪还小，为什么要投身于军队之中呢？”

张奋回答说：“过去童汪为国殉难，子奇治理阿邑，我虽然确实没什么才能，但在年龄上已经不算小了。”

于是张奋带领军队成为将军，屡立功劳，官至都督，被封为乐乡亭侯。

（平州）

张承字仲嗣，年轻时就因才华和学识而闻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是很好的朋友。

孙权担任骠骑将军时，征召张承为西曹掾，后外派他担任长沙西部都尉。

他讨伐平定了山中的贼寇，收编了一万五千名精锐士兵。

后来，他担任濡须都督、奋威将军，被封为都乡侯，统领部曲五千人。

张承为人刚毅果敢、忠诚直言，善于鉴别和发现人才。他从贫寒幼小的境遇中提拔了彭城人蔡款和南阳人谢景，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了国之栋梁，蔡款官至卫尉，谢景官至豫章太守。

（《吴录》记载：蔡款，字文德，历任朝廷内外官职，因品行清廉正直而闻名于世。后来担任卫尉，兼领中书令，被封为留侯。他有两个儿子，名叫蔡条和蔡机。蔡条在孙皓时期官至尚书令、太子少傅。蔡机担任临川太守。谢景的事迹记载在《孙登传》中。）

另外，诸葛恪年轻的时候，众人都对他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

朱据（承）却说：“将来最终会让诸葛家族败亡的，就是诸葛元逊（诸葛恪）啊。”

他（朱据）勤奋好学以求上进，待人真诚厚道，凡是有才能的后起之秀，他都会主动上门拜访。朱据六十七岁时，于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去世，谥号为定侯。

他的儿子朱震继承了爵位。

起初，张承的妻子去世，张昭想为他求娶诸葛瑾的女儿。张承因为和诸葛瑾是好友，觉得这样做有些为难。孙权听说后劝说他，于是张承就娶了诸葛瑾的女儿，成了他的女婿。

（臣裴松之考证：张承与诸葛瑾都在赤乌年间中期去世，计算下来，张承的年纪只比诸葛瑾小四岁而已。）

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孙权为自己的儿子孙和娶了她。

孙权多次命令孙和要对张承恭敬有加，恪守女婿应尽的礼节。

张承的儿子张震在诸葛恪被诛杀时，也一同被处死。

顾休，字叔嗣，二十岁左右就和诸葛恪、顾谭等人一起担任太子孙登的僚属和朋友，并负责教授孙登《汉书》。

(《吴书》记载：顾休进宫讲授时，对书中文字的含义进行指点剖析，对事物进行分类辨别，都很有条理。每当在大堂上设宴饮酒，酒兴正浓、音乐响起时，太子孙登总是屈尊与他们一同欢乐。顾休为人豁达明理，孙登非常喜爱他，常常让他待在自己身边。)

他从中庶子转任为右弼都尉。

孙权常常外出游猎，直到天黑才回来，顾休上疏劝谏，孙权认为他说得非常好，并将奏疏拿给张昭看。

等到太子孙登去世后，顾休担任侍中，被任命为羽林都督，掌管三典的军事，后又升任为扬武将军。

张休被鲁王孙霸的党羽诬陷，与顾谭、顾承一起因芍陂论功之事受到牵连，（罪名是）张休、顾承与典军陈恂串通，虚报夸大陈恂的战功，于是他们都被流放到交州。

中书令孙弘为人奸佞虚伪、阴险偏狭，张休一向对他非常愤恨。

（《吴录》中说：孙弘是会稽人。）

孙弘因此趁机进谗言陷害，朝廷于是下达诏书赐死张休，当时他年仅四十一岁。

顾雍，字元叹，是吴郡吴县人。

（《吴录》记载：顾雍的曾祖父名叫顾奉，字季鸿，曾担任颍川太守。）

蔡邕（蔡伯喈）从北方朔方郡回来后，曾因躲避仇怨居住在吴地，顾雍便跟随他学习琴艺和书法。

（《江表传》记载：顾雍跟随蔡邕（蔡伯喈）学习，他专心致志、为人沉静，聪敏又容易教导。蔡邕非常赏识他，认为他与众不同，对他说：“你将来必定大有成就，现在我把我的名字送给你。”因此顾雍与蔡邕（蔡伯喈）同名，就是这个原因。《吴录》又记载：顾雍的字是元叹，意思是说他受到了蔡邕的赞叹，因此用这个作为自己的字。）

他被州、郡举荐，二十岁时担任合肥县长，之后又转任娄县、曲阿、上虞等地担任县令，在各处都留下了良好的政绩。

孙权兼任会稽太守时，没有亲自到郡中赴任，而是任命顾雍为郡丞，代行太守的职责。顾雍讨伐平定了匪寇，使郡内恢复了安宁，官吏和百姓都归心顺服。几年后，他被调入朝中担任左司马。

孙权成为吴王后，顾雍接连升任大理、奉常，兼任尚书令，被封为阳遂乡侯。他接受封赏后回到官署，家里人却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听说才大为吃惊。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顾雍将母亲接到吴地。

母亲抵达后，孙权亲临祝贺，在庭院中亲自拜见他的母亲，公卿大臣全都到场。之后，太子也前去庆贺。

顾雍为人不喝酒，言语很少，但举止总是恰到好处。

孙权曾经感叹说：“顾君不轻易说话，一开口必定切中要害。”因此在宴饮欢乐的时候，身边的人都担心因酒后失态被顾雍看到，所以不敢放纵自己。

孙权也说：“顾公（顾雍）在座，真让人无法尽兴。”他受人敬畏的程度就是这样。

这一年，他改任为太常。

他晋封为醴陵侯，接替孙邵担任丞相，并兼管尚书台的事务。

他所选用的文武官员，都根据各自的才能安排职位，心中没有亲疏好恶之分。

他时常向民间访查，了解政务得失和官职任免的适宜情况，然后总是秘密地向孙权奏报。

如果建议被采纳施行，顾雍就将功劳归于皇上；如果不被采纳，他始终不会向外泄露。

孙权因此很器重他。然而，顾雍在朝堂上陈述事情时，虽然言辞和态度都很温和恭顺，但他坚持的原则却是正直的。

孙权曾经向群臣咨询政事的得失，张昭于是陈述他所听到的情况，认为法令过于繁密，刑罚稍微严苛，应该有所减免。

孙权听后沉默不语，回头问顾雍说：“您认为怎么样？”顾雍回答说：“我所听到的情况，也和张昭所陈述的一样。”于是孙权便下令商议诉讼案件、减轻刑罚。

（《江表传》记载：孙权常常派遣中书郎到顾雍那里，咨询商议政事。如果事情合乎顾雍的心意，可以施行，中书郎便与他反复研究讨论，顾雍还会为他准备酒食。如果不合心意，顾雍就立刻神色严肃，沉默不语，也不设宴款待，中书郎随即告退。孙权便说：“顾公（顾雍）高兴，说明这件事是合适的；他如果不说话，就表示这件事还不妥当，我应当重新考虑。”他受到孙权的敬重和信任就是如此。驻守在江边的各位将领，都想建立功勋、为自己博取名声，大多陈述一些便宜行事的计划，主张进行偷袭。孙权拿这些事来询问顾雍，顾雍回答说：“我听说兵法警戒贪图小利，这些人所陈述的计划，是想为自己谋取功名，而不是为国家着想，陛下应该制止。如果这些行动不足以彰显国威、重创敌人，就不应该听从。”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有关国家军事的得失，以及事情的可行与否，如果不是当面奏报，顾雍从来不会说出口。）

过了很久，吕壹、秦博担任中书之职，掌管校对各官府和州郡的文书。

吕壹等人因此渐渐作威作福，于是编造罪名，利用酒类专卖等国家管制事务牟利，揭发罪行，检举奸邪，即便极微小的事情也必定上报。他们还用罗织的罪名恶意诬告，毁谤诋毁朝中大臣，陷害无辜之人，顾雍等人都被他们检举揭发，并因此遭到谴责。

后来吕壹的奸恶罪行败露，被逮捕收押到延尉府。顾雍前往审理此案。

吕壹以囚犯的身份前来受审，顾雍神色温和地询问他的供词。临走时，又对吕壹说：“你心中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吕壹只是叩头，没有说话。

当时，尚书郎怀叙当面辱骂吕壹，顾雍责备怀叙说：“国家自有正式的法律，何必如此呢？”

〈《江表传》记载：孙权嫁出一位堂侄女，这位女子是顾家的外甥女，因此孙权邀请了顾雍父子以及他的孙子顾谭参加宴会。当时顾谭担任选曹尚书，职位显要，备受重用。那天，孙权非常高兴。顾谭喝醉了酒，多次起身跳舞，而且舞起来就停不下来。顾雍见此内心十分生气。第二天，顾雍把顾谭叫来，严厉地斥责他说：“君王把忍辱负重当作美德，做臣子的把恭敬谨慎作为准则。过去萧何、吴汉都立下赫赫功劳，但萧何每次拜见高皇帝（刘邦）时，都恭敬得像是不会说话一样；吴汉侍奉光武帝（刘秀），也确实恪尽职守、十分勤勉。你对国家又有什么汗马功劳，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事迹呢？只不过是凭借家世的背景，才得以受到宠信和重用罢了，怎么能跳起舞来就不知道停止？这虽然是酒后的行为，但也说明你倚仗恩宠而忘记了应有的恭敬，缺乏谦虚之心。败坏我们家声的，一定是你这样的人。”说完就转身面向墙壁躺下，顾谭在旁边站了整整一个时辰（古代一时辰为两个小时），才被允许离开。徐众评论说：顾雍不因为曾被吕壹诬陷而记恨，反而对他和颜悦色，确实是有德行的长者。但是，他引导吕壹，问他有什么想说的话，这就做错了。吕壹奸诈阴险，扰乱法纪，残害忠良贤臣，让吴国上下都为之心寒。从太子孙登、陆逊以下，都恳切劝谏孙权，却无法让他听从。因此潘濬想要趁开会时亲手用剑杀掉吕壹，以铲除国之祸患，他憎恨奸恶、忠于君主，正义感溢于言表，而顾雍现在却要引诱吕壹说话。如果吕壹声称冤枉，顾雍不去审理，就违背了审案的初衷；如果听信了吕壹的说辞并上奏给吴主，吴主万一因敬重丞相（顾雍）的话而再次赦免吕壹，那么伯言（陆逊）和承明（潘濬）难道不会感到悲愤吗！尚书郎怀叙本来与吕壹没有私仇，也没有什么可猜疑的，所以他辱骂吕壹，只是出于对奸恶的憎恨罢了。憎恨不仁的人，这本身就是仁德的表现。季武子死时，曾点倚在门上唱歌；子晳身上长了毒疮时，子产催促他自尽。从这些例子来看，顾雍不应该责备怀叙。〉

顾雍担任丞相十九年，在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起初他病情尚轻时，孙权命令医官赵泉为他诊治，并任命他的小儿子顾济为骑都尉。

顾雍听说后，悲伤地说：“赵泉善于判断人的生死，看来我的病是好不了了，所以主上想让我在去世前亲眼看到顾济接受任命啊。”

孙权身穿素服亲自前往吊唁，并赐予顾雍“肃侯”的谥号。

长子顾邵很早就去世了，次子顾裕患有重病，由小儿子顾济继承爵位，但顾济没有后代，爵位因此断绝。

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孙休下诏说：'已故丞相顾雍，品德崇高，忠诚贤良，以礼辅佐国家，然而他的侯爵传承却断绝了。我对此深感痛惜。可任命顾雍的次子顾裕继承爵位，封为醴陵侯，以此来彰显他旧日的功勋。'

（《吴录》记载：顾裕又名顾穆，最终官至宜都太守。顾裕的儿子是顾荣。《晋书》记载：顾荣字彦先，是东南地区的名士，在吴国做官担任黄门郎，到了晋朝历任显要官职。元帝（司马睿）刚镇守江东时，任命顾荣为军司马，对他礼遇有加。顾荣去世后，追赠为侍中、骠骑将军、仪同三司。顾荣兄长的儿子顾禺，字孟著，年轻时就有名望，担任散骑侍郎，很早就去世了。《吴书》记载：顾雍的同母弟弟叫顾徽，字子叹，年轻时外出游学，能言善辩。孙权执政后，听说顾徽有才华和辩才，征召他为簿。有一次顾徽在附近外出，看到军营将领押着一个男子到市集行刑，问他犯了什么罪，回答说是偷了一百文钱。顾徽让行刑者停下，随即骑马赶到宫门上奏说：“如今我们蓄养士兵是为了图谋北方的敌人，看这个士兵是个健壮的汉子，而且偷盗的钱财很少，我恳请您哀怜并赦免他。”孙权答应了并嘉奖了他。顾徽升任东曹掾。有人传说曹操想向东进军，孙权对顾徽说：“你是我的心腹，现在传说曹孟德（曹操）有异心，没有合适的人去刺探，你替我去一趟吧。”于是任命他为辅义都尉，到北方与曹操会面。曹操详细询问了吴国境内的情况，顾徽应对得体温顺，趁机说江东物产丰饶，那些盘踞在山林湖泽中的盗匪，都受到感化而变为良民，自愿出来当兵。曹操笑着说：“我与孙将军已经结为姻亲，共同辅佐汉室，情义如同一家人，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顾徽回答说：“正因为明公您与我们主公的情义坚如磐石，休戚与共，您必定想知道江东的情况，所以我才说到这些。”曹操厚待他并派他返回。孙权问情况到底如何，顾徽说：“敌国的内情，终究难以探察清楚。但是我暗中探听，他们正与袁谭交战，没有别的意图。”于是孙权任命顾徽为巴东太守，想重用他，但不久顾徽就去世了。顾徽的儿子顾裕，字季则，年轻时就很有名，官至镇东将军。顾雍的族人顾悌，字子通，因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廉洁正直而在乡里闻名。十五岁时担任郡吏，后被任命为郎中，逐渐升迁为偏将军。孙权晚年，在嫡子和庶子之间犹豫不决，顾悌多次和骠骑将军朱据一起陈述此事的祸福，言辞恳切直率，朝廷上下都对他有所忌惮。他对待妻子很有礼节，常常晚归早出，很少见到妻子的面。有一次他病重，妻子出来探望他，顾悌命令左右将自己扶起来，戴好头巾，穿上外衣，起身面对妻子，并催促妻子赶快回去，他就是这样贞洁自守、不肯失礼。顾悌的父亲顾向历任四个县的县令，年老后退休。顾悌每次收到父亲的来信，必定先打扫干净，整理好衣冠，重新摆好几案，将信舒展在上面，下拜跪着阅读，读到每一句都恭敬地应诺，读完后，再拜一次。如果信中传来父亲生病的消息，他就对着信流泪，声音哽咽。父亲寿终正寝，顾悌五天不吃不喝。孙权为他做了一套布衣，里面都填满了丝绵，强迫他脱下丧服。顾悌虽然因公议而克制自己，但仍因未能亲临父亲的丧事而悲伤，常常在墙上画出棺材的形象，在下面设置神位，每次对着它哭泣，丧期还没满就去世了。顾悌有四个儿子：顾彦、顾礼、顾谦、顾秘。顾秘，在晋朝官至交州刺史。顾秘的儿子顾众，官至尚书仆射。）

顾邵字孝则，博览群书，喜爱品评人物。

年轻时与他的舅舅陆绩齐名，而陆逊、张敦、卜静等人的名声都在他们之下。

（《吴录》记载：张敦，字叔方；卜静，字玄风，两人都是吴郡人。张敦德行高尚，气量宏大，品性清静淡泊，又擅长文学辞章。孙权担任车骑将军时，征召他为西曹掾，后转任主簿，之后外调补任海昏县令，政绩非常有仁德教化，三十二岁时去世。卜静最终在剡县县令任上去世。）

从州郡的俊杰才子到四方的名流人士，都前来与他往来会面。有的人与他交谈议论后便离去，有的人则与他结下深厚友谊后才分别。他的名声远播，远近的人都称赞他。

孙权将孙策的女儿嫁给了他。

他二十七岁时，出仕担任豫章太守。

他一到任，便去祭拜前代贤人徐孺子的坟墓，并优待他的后代。他还下令禁止那些不合乎礼制的迷信祭祀活动。

对于有优秀潜质的小吏，顾邵就让他们去学习深造，从中挑选出学业突出的人，提拔到重要的职位上。他通过提拔贤能来教化众人，使得良好的社会风气得以广泛推行。

当初，钱唐人丁谞出身于劳役兵卒，阳羡人张秉出生于平民家庭。

乌程人吴粲和云阳人殷礼都出身微贱，顾邵都提拔了他们并与之结交，为他们树立了声誉。

张秉遭遇父母去世的重丧，顾邵亲自为他制作丧服并系上丧带。

顾邵即将前往豫章郡上任，出发在即，恰逢张秉生病了，当时前来为他送行的人有数百之多。

张邵对宾客们告辞说：‘张秉（字仲节）生病了，为不能前来送别而痛苦，我恨不能见他一面。我得暂时回去与他告别，请各位稍等片刻。’他留意和善待地位不高的人才，只要发现贤能，都像这样对待。

（后来）丁谞官至典军中郎，张秉担任云阳太守，殷礼担任零陵太守，吴粲担任太子少傅。

（殷礼的儿子殷基所作的《通语》中说：殷礼，字德嗣，年幼时不爱玩耍，见识深远超过常人。年轻时担任郡吏，十九岁时代理吴县县丞。孙权称王后，征召他为郎中。后来与张温一同出使蜀国，诸葛亮对他大加称赞。之后逐渐升迁至零陵太守，在任上去世。《文士传》记载：殷礼的儿子殷基，曾任无难督，因才学而闻名，著有《通语》数十篇。他有三个儿子。长子殷巨，字元大，颇有才干，起初在吴国担任偏将军，统领家族部曲，驻守夏口城，吴国平定后，他担任了苍梧太守。小儿子殷祐，字庆元，担任吴郡太守。）

世人因此认为张邵善于识人。他在豫章郡任职五年后，于任上去世，有两个儿子，名叫张谭和张承。

张谭，字子默，二十岁时与诸葛恪等人一起被选为太子的‘四友’，从太子中庶子转任为辅正都尉。

（陆机为张谭作传时说：太子在东宫确立储君之位后，天子（孙权）正大力推行对储君的教育，精心挑选才俊之士，在太子身边讲学辅佐。当时，四方的英才都已汇集，太傅诸葛恪等人才能与气度超群出众，而张谭凭借其清醒卓越的见识，唯独受到推重。像太尉范慎、谢景、羊徽这些人都以才华出众而闻名，但他们的声望都在张谭之下。）

在赤乌年间（公元238年-251年），张谭接替诸葛恪担任左节度。

（《吴书》记载：张谭刚上任时，就上疏陈述政事，孙权为此放下饭碗称赞他，认为他超过了徐详。张谭生性雅正高洁，不凭个人意气行事，有些人因此对他有所非议。然而孙权赏识他的才能，对他待遇非常优厚，多次给予赏赐，并特别召见他。）

他每次审查文书账簿，从不使用算筹，仅凭屈指心算，就能发现其中所有可疑和错误之处，下属官吏们都因此对他非常佩服。

后来又加封他为奉车都尉。

薛综担任选曹尚书时，坚决地要把职位让给顾谭，说：“顾谭心思缜密，通晓大道，洞察细微，其才能足以鉴别人才，品德也深孚众望，实在不是我这个愚钝之臣可以排在他前面的。”后来，顾谭就接替了薛综的职位。

祖父顾雍去世几个月后，顾谭被任命为太常，并接替顾雍掌管尚书事务。

当时，鲁王孙霸备受宠幸，地位与太子孙和不相上下。顾谭上疏说：“我听说治理国家或家族的人，必须明确嫡子与庶子的名分，区分尊卑的礼节，使上下地位有别，等级界限分明。这样，骨肉之间的亲情才能得以维系，觊觎继承权的念头才会断绝。过去，贾谊陈述治安之策，在论及诸侯的势力时，认为如果势力太重，即使是亲人也难免会产生叛逆的祸患；如果势力轻微，即使是关系疏远的人也必能获得保全的福分。所以，淮南王身为皇帝的亲弟弟，最终却不能保有自己的封国，就是失在权势过重；吴芮只是一个关系疏远的臣子，却能将长沙王位传续后代，就是得益于权势轻微。过去汉文帝让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将慎夫人的座位向后移动，文帝面有怒色。等到袁盎阐明了尊卑上下的礼仪，并陈述了‘人彘’的告诫后，文帝转怒为喜，对他的直言感到惊奇，慎夫人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如今我所陈述的，并非有所偏袒，实在是希望以此来安定太子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鲁王好。”从此，孙霸与顾谭之间产生了嫌隙。

当时，长公主的丈夫、卫将军全琮的儿子全寄，是鲁王孙霸的宾客。全寄一向品行不正，顾谭不肯接纳他。

在此之前，顾谭的弟弟顾承与张休一同北上征讨寿春。当时全琮担任大都督，在芍陂与魏国将领王凌交战，战况不利，魏军乘胜攻陷了吴军五营将帅及其部队，张休和顾承奋力反击。

（秦儿）

于是成功阻止了魏国军队的前进。当时全琮的儿子全绪、全端也都是将领，他们趁着敌人停止进攻的时机才上前攻击，王凌的军队因此撤退。

当时朝廷评定功劳进行封赏，认为阻止敌军的功劳大，而击退敌军的功劳小。张休和顾承都因此被任命为杂号将军，而全绪、全端仅仅被任命为偏将或裨将。

全寄父子因此更加怨恨，便共同罗织罪名来陷害顾谭。

（《吴录》记载说：全琮父子多次声称，在芍陂战役中，是典军陈恂虚报夸大了张休和顾承的功劳，而张休、顾承与陈恂是串通一气的。张休因此被逮捕入狱，孙权因为顾谭的缘故，对此事犹豫不决，想让顾谭出面道歉，然后就释放张休。等到朝会时，孙权就此事询问顾谭，顾谭不但不道歉，反而说：“陛下，谗言难道要得逞了吗！”《江表传》记载说：有关部门上奏称顾谭欺君罔上，大为不敬，其罪应当处以死刑。孙权因为顾雍的缘故，没有依法处死他们，而是将他们都流放了。）

顾谭因此被判流放到交州，在幽禁中发奋著述，写下了《新言》二十篇。其中的《知难篇》，大概是用来哀悼自己遭遇的。

被流放的第二年，顾谭在交阯去世，享年四十二岁。

顾承，字子直，在嘉禾年间（公元232-238年）和他的舅舅陆瑁一同被朝廷以礼征召。

孙权赐信给丞相顾雍说：‘您的孙子顾承（字子直），声誉极好，等我见到他本人，发现他比传闻中还要优秀，我为您感到高兴。’于是任命顾承为骑都尉，统领羽林军。

后来，他担任吴郡西部都尉，与诸葛恪等人一同平定山越，另外招募了八千名精兵，返回后驻扎在章坑。他被任命为昭义中郎将，入朝担任侍中。

在芍陂战役中，（顾承）被任命为奋威将军，出京担任京下督。

几年后，（顾承）和他的兄长顾谭、张休等人一同被流放到交州，年仅三十七岁就去世了。

诸葛瑾，字子瑜，是琅邪郡阳都县人。

（《吴书》记载：他的祖先姓葛，本来是琅邪郡诸县人，后来迁居到阳都。由于阳都原先已经有一支姓葛的家族，当时的人们便称他们为“诸葛”（即从诸县来的葛氏），于是他们就以此为姓。诸葛瑾年轻时曾到京师游学，研习《毛诗》、《尚书》和《左氏春秋》。他为母亲守丧时极为孝顺，侍奉继母也恭敬谨慎，完全尽到了为人子女的孝道。《风俗通》则说：葛婴曾是陈涉的将军，有功却被杀害。汉文帝后来追录其功绩，封他的孙子为诸县侯，于是他的后人便将封地“诸”与原姓“葛”合并为姓氏。这与《吴书》的说法不同。）

汉朝末年，（诸葛瑾）为躲避战乱来到了江东。

正当孙策去世之时，孙权的姐夫、曲阿人弘咨见到诸葛瑾后，认为他才能出众，便把他推荐给了孙权，诸葛瑾于是和鲁肃等人一起受到孙权的宾客礼遇。

后来，他担任孙权的长史，之后转任为中司马。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孙权派遣诸葛瑾出使蜀地与刘备通好，他与弟弟诸葛亮都在公开场合会面，会后没有私下见面。

他与孙权谈话或进谏时，从不激烈直言，只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大致陈述事情的要点。

如果孙权有不赞同的地方，诸葛瑾就会放下这个话题去谈论别的事情，然后再慢慢借着其他事情重新引出话头，用类似的事例来比喻说明，于是孙权的心结往往因此而解开。

吴郡太守朱治，是孙权提拔的将领。孙权曾对他有所不满，但由于一向敬重他，难以亲自责备，因此心中愤愤不平，无法释怀。

诸葛瑾揣测到了其中的缘由，但不敢公开陈述，于是请求孙权允许他私下探问朱治的意图。他就在孙权面前起草书信，信中泛泛地谈论事物的常理，借此来推测朱治的想法。

写完后，诸葛瑾将信呈给孙权看，孙权很高兴，笑着说：“我的心结解开了。颜氏那样的德行，能让人更加亲近，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吧？”

孙权又迁怒于校尉殷模，其罪行严重到无法预测后果。下属们大多为殷模求情，孙权的怒火却愈发旺盛，与众人反复争辩，唯独诸葛瑾默不作声。孙权问道：“子瑜（诸葛瑾的字），为何只有你不说话？”诸葛瑾离开座位回答说：“我和殷模等人，都遭遇了家乡的覆灭，同胞几乎尽遭杀戮。我们抛弃祖坟，扶老携幼，穿越荒野，来归顺您的圣明教化。身为流亡之民，蒙受了您让我们得以生存的恩德，我却没能亲自监督勉励他，报答您的万一之恩，以至于让殷模辜负了恩惠，自己陷入罪责。我为自己的过失道歉还来不及，实在不敢多言。”孙权听后深受感伤，于是说：“我特地为了你而赦免他。”

后来，诸葛瑾跟随大军征讨关羽，被封为宣城侯，并以绥南将军的身份接替吕蒙，兼任南郡太守，驻扎在公安。

刘备东征吴国，吴王孙权求和，诸葛瑾写信给刘备说：‘忽然听说您的军队已抵达白帝城。恐怕您身边的谋臣们认为，吴王侵占荆州，加害关羽，结下的怨恨深重，灾祸巨大，不应该答应议和。这是只着眼于小处，而忽略了大局。请允许我为您分析此事的轻重大小。陛下如果能收敛威势、平息愤怒，暂时审察一下我的话，那么大计就可以立刻决定，不必再征询众臣的意见了。在陛下的心中，关羽的亲近关系与先帝（汉高祖等）的基业相比如何？一个荆州的大小与整个天下相比如何？这两者都应报仇雪恨，但哪一个应该优先呢？如果仔细审察这几点，答案就易如反掌了。’

（臣裴松之评论说：我认为刘备一方把庸、蜀地区当作自己的核心根据地，把荆楚地区看作是重要的屏障。关羽在沔水、汉水一带耀武扬威，志在凌驾于北方的魏国之上。虽然他匡扶主上、奠定霸业的功绩尚未必然成功，但关键是他的威名已经远播，展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孙权暗中包藏祸心，帮助魏国铲除心腹大患（关羽），这等于是剪除了皇室宗亲勤王的军队。曹操（因关羽的威慑而）计划迁都，以及（蜀汉）拯救汉室的规划，都因此而终结了。所以，正义之师的矛头，理应指向孙氏。诸葛瑾用大道理来规劝刘备，但刘备要反驳他又何愁没有说辞呢？况且刘备与关羽情同手足，如同一个身体的四肢，现在臂膀被斩断，悲愤伤痛已经极深，又岂是这样一篇空泛阔大的书信所能劝阻的呢！把这封信记载下来，实在是浪费笔墨。）

当时有人说诸葛瑾另外派遣了亲信与刘备互通消息。孙权说：‘我和子瑜（诸葛瑾）有至死不渝的誓言，子瑜不会辜负我，就像我也绝不会辜负子瑜一样。’

（《江表传》记载：诸葛瑾在南郡时，有人秘密地进谗言陷害他。这些话流传到外面，陆逊上表担保诸葛瑾没有这种事，并建议孙权消除这种猜疑。孙权回复说：“子瑜（诸葛瑾）与我共事多年，恩情如同骨肉，彼此非常了解。他的为人，不是正道的事不做，不合道义的话不说。以前刘玄德（刘备）派孔明（诸葛亮）来吴国时，我曾对子瑜说：‘您和孔明是亲兄弟，弟弟跟随兄长，在道义上是顺理成章的，为什么不留下孔明呢？如果孔明愿意留下跟随您，我自当写信向刘玄德（刘备）解释，毕竟个人的去留意愿应该随他自己。’子瑜回答我说：‘我弟弟诸葛亮已经委身于人，托付了终身，名分已定，在道义上绝无二心。我弟弟之所以不留下来，就像我不会去投奔他一样。’他的这番话足以感动神明。现在又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之前收到过诬告他的奏疏，就立刻封好拿给子瑜看，并附上我的亲笔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信中阐述了天下君臣大义和既定的名分。我和子瑜，可以说是精神上的至交，不是外界的流言所能离间的。我知道您的好意，因此特地将您的奏表封好，拿给子瑜看，让他了解您的心意。”）

黄武元年（公元222年），诸葛瑾升任左将军，都督公安，被授予符节，并受封为宛陵侯。

（《吴录》记载：曹真、夏侯尚等人在江陵围攻朱然，又分兵占据中州，诸葛瑾率领大军前去救援。诸葛瑾的性格宽厚而行事审慎迟缓，凡事都依循道理、倚重计划，缺乏随机应变和伏击的战术，导致敌军围城许久未能解除，孙权因此对他有所失望。等到春水上涨，潘璋等人在上游建造了水上堡垒，诸葛瑾随即进攻浮桥，迫使曹真等人撤退。虽然没有建立大的功勋，但也因保全了军队、守卫了疆土而被视为功劳。）

虞翻因为性格狂放直率而被流放，只有诸葛瑾多次为他求情辩解。

虞翻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说：“诸葛公（诸葛瑾）敦厚仁义，效法天地养育万物，近来承蒙他为我进行公正的辩说，才得以保全自己。但我罪孽深重，所受的猜忌怨恨非常严重，虽然有像祁奚那样的长者（指诸葛瑾）出手相救，可我德行有亏，不像古人那样值得被拯救，想要洗刷罪名恐怕是没什么希望了。”

诸葛瑾为人仪表堂堂，思虑周详，当时的人们都很钦佩他的恢宏气度和儒雅风范。

孙权也很器重他，遇到国家大事都会向他咨询。

孙权又另外垂询诸葛瑾说：“最近收到陆逊（伯言）的奏表，他认为曹丕已经死去，饱受暴政之苦的百姓，应当会盼望魏国政权分崩离析，但现在反而一片平静。听说魏国朝廷都选用忠臣良将，宽缓刑罚，广布恩惠，减轻赋税和徭役，以此来取悦民心，所以他认为魏国的祸患比曹操在世时更深。我认为并非如此。曹操的所作所为，只有杀伐稍微过度，以及离间别人骨肉亲情这两件事称得上残酷罢了。至于统御将领的才能，自古以来少有人能及。曹丕跟曹操相比，万万比不上。如今曹叡比不上曹丕，就像曹丕比不上曹操一样。他之所以要搞些小恩小惠，必定是因为他父亲刚刚去世，自己估计力量衰微，担心困苦的百姓一朝之间就崩溃造反，所以才勉强自己做出姿态来收买人心，只求能暂时安稳罢了，这难道是国家兴盛的征兆吗！听说他任用陈群（陈长文）、曹真（曹子丹）之流，这些人有的是文人学士，有的是皇亲国戚，难道能驾驭雄才虎将去平定天下吗？但凡大权不能集中在一人之手，政事就会出差错。就像以前的张耳、陈馀，并非不曾亲密和睦，可一旦掌握了权势，就反过来互相残害，这是事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再说，陈群（陈长文）那批人，过去之所以能尽忠职守，是因为曹操勒紧了他们的缰绳，他们畏惧曹操的威严，所以才竭尽心力，不敢胡作非为罢了。等到曹丕继承大业，他们年纪已经大了，在曹操之后，曹丕又用恩情对待他们，因此能让他们感恩效忠。如今曹叡年幼力弱，凡事受人摆布，曹真这伙人，必定会趁机玩弄权术，拉帮结派，各自扶植党羽。到了那个时候，奸邪的谗言就会四起，他们会互相陷害攻击，逐渐变成猜忌和敌对。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下面的人就会争权夺利，而幼主无法控制局面。魏国的败亡，难道还会长久吗？我之所以知道会这样，是因为自古至今，哪里有四五个人共同把持朝政大权，而不互相排挤、倾轧的呢？强者欺凌弱者，弱者就会寻求外援，这就是导致动乱败亡的途径。诸葛瑾（子瑜），你姑且听着吧，陆逊（伯言）虽然一向擅长谋划计算，但恐怕在这一件事上见识短了。”

（臣裴松之认为：魏明帝曹叡是一代明主，政令都由自己决断，孙权的这番评论，最终没有应验。然而史书之所以记载下来，大概是想说明，当君主年幼、国家根基不稳、大权旁落、政令不一之时，就会出现像孙权所说的这种动乱败亡的局面，所以应当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后世的借鉴。或许也可以说，孙权的预言虽然在魏明帝身上没有实现，但却在齐王曹芳时期应验了，在齐王那个时代，难道不能说被证实了吗！史官不敢明说，但这样的记载也足以表达出他含蓄的批评之意。）

孙权称帝后，任命诸葛瑾为大将军、左都护，兼任豫州牧。

等到吕壹被诛杀后，孙权又下达诏书与诸葛瑾等人相互告诫勉励，相关内容记载在

（《孙权传》中）。

诸葛瑾总是就事论事地回答，言辞得体，道理正确。

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在当时名声显赫，孙权对他非常器重，认为他才能出众；然而诸葛瑾却常常不满意他，说他不是能保全家族的儿子，并为此常常感到忧虑。

（《吴书》记载：当初，诸葛瑾官至大将军，而他的弟弟诸葛亮是蜀国的丞相，他的两个儿子诸葛恪和诸葛融都掌管军事，统率将领，他的族弟诸葛诞又在魏国享有盛名，一家人在三个国家都担任高官，天下人都以此为荣。诸葛瑾的才能谋略虽然比不上弟弟，但品德操守却尤为纯正。他妻子去世后没有再娶，有个宠爱的妾，生了儿子也不抚养，他的笃实谨慎都像这样。）

赤乌四年（公元241年），诸葛瑾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他留下遗命，要求用普通的棺木收殓，穿平时的衣服入棺，丧事一切从简。

诸葛恪已经凭借自己的功劳被封侯，所以由弟弟诸葛融继承了诸葛瑾的爵位。

诸葛融接管了父亲的部队和职务，驻扎在公安。

（《吴书》记载说：诸葛融，字叔长，出身于受宠的权贵之家，年轻时骄纵享乐。他学习经学只钻研章句，学识广博但不够精深。他性情宽容，多才多艺，曾多次穿着平民服饰去朝见君主，后来被任命为骑都尉。赤乌年间（公元238-251年），各郡派遣部队屯田，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自率领部众到毗陵屯田，男女人数都达数万。陈表病逝后，孙权便让诸葛融接替他，后来诸葛融又接替了父亲诸葛瑾的职务。）

他麾下的官兵们都很亲近、归附他。

边境没有战事时，他秋冬两季便打猎习武，春夏两季则大宴宾客。那些休假的官吏和士兵，有的人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他。

每次聚会，他都会逐一询问宾客各自擅长的技艺，然后安排他们并排就座，挑选实力相当的对手进行比赛。有的人下棋，有的人玩樗蒲，还有的投壶或弹射，分门别类地进行。席间，甜美的果品接连不断地送上，清醇的美酒缓缓传来，诸葛融四处巡视观看，整日都不感到疲倦。

诸葛融的父亲和兄长生活朴素，即使身在军中，身上也没有华丽的饰物；而诸葛融却偏爱锦缎、毛毡和刺绣等华服，显得尤为奢侈华丽。

孙权去世后，诸葛融被调任为奋威将军。

后来诸葛恪征讨淮南时，授予诸葛融符节，命令他率军进入沔水流域，以攻击魏国的军队。

诸葛恪被诛杀后，朝廷派遣无难督施宽，会同将军施绩、孙壹、全熙等人前去捉拿诸葛融。

诸葛融突然听说朝廷的军队已经到达，顿时惊惶犹豫，无法做出决断。等到军队包围了城池，他便服毒自尽，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被处死。

（《江表传》记载：在此之前，公安县曾有灵异的鼍龙鸣叫，当时有童谣说：“白鼍鸣叫，龟印磨平，在南郡城里就能长生；但如果死守不走，最终也成就不了大义。”等到诸葛恪被诛杀，诸葛融果然刮下官印上金质的龟纽，吞服后自尽而死。）

步骘，字子山，是临淮郡淮阴县人。

（《吴书》记载：春秋时晋国有一位名叫杨的大夫，封地在“步”，后来便有了一位名叫步叔的人，他与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一同师从孔子。秦汉交替之际，步氏有位先人担任将军，因功被封为淮阴侯，步骘就是他的后代。）

时逢乱世，步骘到江东避难，当时他孤身一人，生活非常贫困。

他与同年的广陵人卫旌交好，两人一起靠种瓜维持生计，白天辛勤劳作，夜晚则诵读经书和传记。

《吴书》记载：步骘博学多才，对各种道术技艺都广泛研习，无不通晓。他性格宽宏典雅，沉稳深沉，能够放下身段，忍受屈辱。

会稽郡的焦征羌，是当地的豪门大族，

《吴录》记载：焦征羌名叫焦矫，曾经担任过征羌县令。

他的门客们行为放纵，不受约束。

步骘和卫旌到他的地盘谋生，担心受到侵扰。于是他们一起准备了名帖，带着瓜去拜见，献给焦征羌。

焦征羌当时正在内室躺卧，让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卫旌想要放弃离开。

步骘阻止他说：“我们本来就是因为畏惧他的势力才来的。现在如果就这样离开，想表现得清高，只会和他结下怨仇罢了。”过了很久，焦征羌打开窗户接见他们，自己靠着几案坐在帷帐中，让人在地上铺设席位，安排步骘和卫旌坐在窗外。卫旌越发感到耻辱，步骘却言谈神色如常。

焦征羌准备了饭食，自己享用着摆满丰盛菜肴的大桌案，却用小盘子给步骘和卫旌上饭，盘中只有蔬菜罢了。卫旌气得吃不下饭，步骘却吃得饱饱的才告辞出来。

卫旌对步骘发怒道：“你怎么能忍受这种侮辱？”步骘回答说：“我们身份贫贱，所以主人用对待贫贱之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这本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

（《吴录》记载：卫旌，字子旗，官职做到了尚书。）

孙权担任讨虏将军时，征召步骘为主记。

（《吴书》记载：一年多后，步骘因病免职，与琅邪郡的诸葛瑾、彭城郡的严畯一同在吴地交游，都很有名望，被誉为当时的杰出人才。）

他被任命为海盐县县长，不久后又被征召为车骑将军府的东曹掾。

（《吴书》记载：孙权担任徐州牧时，任命步骘为治中从事，并推举他为茂才。）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步骘出任鄱阳太守。

一年之内，步骘被调任为交州刺史，并兼任立武中郎将。

他率领一千名武射吏，取道南下赴任。

第二年，朝廷又追加授予他使持节、征南中郎将的职位。

当时由刘表任命的苍梧太守吴巨心怀二意，表面上归附，暗地里却违抗命令。

步骘谦卑地表示善意来引诱吴巨，邀请他前来会面，然后趁机将他斩杀并示众，声威大震。

士燮兄弟等人，纷纷前来归顺听命，从此南方的交州地区才开始归附。

益州的大族雍闿等人杀害了蜀汉任命的太守正昂，并与士燮互通消息，请求归附。

步骘于是奉孙权之命，派遣使者前去宣扬恩德，安抚并接纳了他们。因此，步骘被加封为平戎将军，并获封为广信侯。

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孙权派遣吕岱接替步骘的职位，步骘则率领交州的义士一万人前往长沙。

恰逢刘备率军东征，武陵地区的少数民族也蠢蠢欲动，孙权于是命令步骘进驻益阳。

刘备战败后，零陵、桂阳等郡仍然骚动不安，各地都有武装反抗。步骘往来征讨，将这些叛乱全部平定。

黄武二年（公元223年），步骘升任为右将军、左护军，改封为临湘侯。

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步骘被授予符节，并移驻到沤口。

孙权称帝后，任命步骘为骠骑将军，兼任冀州牧。

同一年，步骘负责都督西陵地区的军事。

他接替陆逊安抚吴国与蜀、魏的两处边境，不久后因为名义上的冀州属于蜀汉的划分范围，他被解除了冀州牧的职务。

当时，孙权的太子孙登驻守在武昌，他爱惜人才，崇尚善行，写信给步骘说：“贤人君子，是用来兴盛伟大的教化、辅佐处理当前要务的人。我天性愚钝，不懂得治理的道理。虽然我确实诚心诚意地想尽力推行圣明的德政，并将事务托付给君子们，但对于远近的士人，以及任用他们的先后次序，我还是感到很茫然，未能详知。《传》中说：‘爱他，能不让他勤勉努力吗？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这正是其中的道理，这难道不也是我对您这样的君子所期望的吗！”

于是，步骘便分条列举了当时在荆州境内任职的十一个人：诸葛瑾、陆逊、朱然、程普、潘浚、斐玄、夏侯承、卫旌、李肃、周条、石干。他详细说明了这些人的品行事迹，并借此上疏劝勉太子说：

我听说君主不亲自处理琐碎小事，而是由各级官员各司其职。所以从前舜帝任命了九位贤臣，自己便无须多费心，只是弹着五弦琴，吟诵着《南风》诗，不出庙堂而天下大治。齐桓公任用管仲，甚至亲自为他驾车，齐国大治后，又得以匡正天下，会盟诸侯。近代的汉高祖依靠三位杰出人才兴起了帝业，而西楚霸王则因失去俊才而功败垂成。汲黯在朝廷时，淮南王就不敢谋反；郅都镇守边疆，匈奴就远遁无踪。所以，贤人所在之处，就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他们实在是国家的利器，也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所在。当今，王道教化还未能遍及汉水以北，黄河、洛水一带还有篡逆的丑类，这正是招揽英雄、选拔俊杰、任用贤能的时候。希望英明的太子您能对此多加留意，那便是天下的大幸了。

后来，中书吕壹负责校订审查文书，检举揭发了许多官员的过失，步骘上疏说：

我听说那些典校官们专门挑剔细微之处，吹毛求疵，通过罗织罪名、恶意构陷来陷害他人，以此树立自己的威势和谋取私利。许多无罪无辜的人，无端遭受重刑，这使得百姓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能不感到恐惧呢？过去的司法官员，只任用贤能之士，所以皋陶担任法官、吕侯制定赎刑之法、张释之和于定国担任廷尉时，民众都没有冤屈，国家太平的福运也由此兴起。如今这些小官，所作所为完全与古人不同，案件可以用贿赂来定夺，他们轻视人命，并将罪责归咎于君主，为国家招致怨恨。哪怕只有一个人叹息，王道也会因此受损，这种情况实在令人痛恨。《尚书》等经典都赞美君主应彰明德行、慎用刑罚，而明智的人则能公正地运用刑法。从今往后的疑难案件，在都城建业的，应该咨询顾雍；在武昌的，应该咨询陆逊和潘浚。只要他们能平心静气、专心致志地务求查明实情，我步骘也愿与他们同担责任，即便获罪也毫无怨恨。又说：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所以宫室百官的设置，都效法天上的星宿。如果施行政令能顺应天时季节，官员任用得当，那么阴阳就会调和，日月星辰也会依循轨道运行。到了今天，朝中许多官位空缺，即使有大臣，君主又不能完全信任，像这样天地怎会不发生异变呢？因此连年干旱，正是阳气过盛的感应。另外，嘉禾六年（公元237年）五月十四日，以及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正月一日和二十七日，都发生了地震。大地属于阴类，是臣子的象征，大地晃动是因为阴气过盛，这正是臣下专权的征兆。天地显现异象，是为了警示君主，怎能不深刻思考其中的含义呢！又说：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他们身负重责，忧虑深重，立志竭尽忠诚，日夜勤勉谨慎，以致废寝忘食，心心念念要安定国家、造福人民，建立长治久安的基业，可以说是君主的心腹臂膀、国家的栋梁之臣。理应分别委以重任，不让其他官员监督他们分管的事务，只向他们要求成效，评定他们的功过。这三位大臣，除非有考虑不到的地方，否则难道敢擅自作威作福，欺瞒他们的君主吗？又说：用悬赏来彰显善行，用刑罚来威慑奸恶，任用贤才并让他施展才能，明察并善用法术权谋，那么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事情不能分辨，什么言论听不到，什么情况看不到呢？如果如今的郡守县令，都能任用得当，共同治理，这样一来，各项政务难道不会兴盛吗？我听说各县都设有许多备用官员，官员太多导致民众不胜其扰，社会风气也因此败坏。这些小人借着奉命行事的名义，不致力于公务，反而作威作福，对君主的视听毫无助益，反而给民众带来祸害，我认为应该将他们全部罢免裁撤。

孙权也醒悟过来，于是处死了吕壹。

步骘前后推荐和提拔了许多被埋没的人才，解救了不少身处危难之人，为此上奏了几十次。孙权虽然不能全部采纳他的建议，但时常听取他的意见，并且多有受益。

（《吴录》记载：步骘上表说：“北方投降来的人王潜等人说，北方正在部署军队，企图向东进犯，他们制作了许多布袋，打算用来装沙土堵塞长江，以便大举进攻荆州。防御措施如果不预先设置，就难以应对突发状况，应该为此做好防备。”孙权说：“那些家伙（指曹魏）已经衰弱，能有什么图谋？他们必定不敢来。如果事情不像我说的这样，我愿用一千头牛为你设宴赔罪。”后来吕范、诸葛恪谈到步骘的这个建议时说：“每次读到步骘的奏表，就忍不住发笑。这条长江自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了，难道是可以用沙袋堵塞的吗！”）

赤乌九年（公元246年），步骘接替陆逊担任丞相，但他仍然教诲门生，手上不曾放下书卷。

他的衣着和居所就像一位儒生。

然而，他家中的妻妾们衣饰奢华绮丽，他因此颇受非议。

他在西陵驻守了二十年，相邻的敌国都敬重他的威望和信誉。

他性情宽宏大度，深得众人拥护，喜怒哀乐从不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但他内外的人都对他肃然起敬。

赤乌十年（公元247年，一说十一年），步骘去世，他的儿子步协继承爵位，统领步骘的部众，并被加封为抚军将军。

步协去世后，他的儿子步玑继承了爵位。

步协的弟弟步阐，继承父兄的事业担任西陵督，加封为昭武将军，爵位为西亭侯。凤皇元年（公元272年），他被征召担任绕帐督。

步阐家世代镇守西陵，突然接到调离的征召命令，他认为自己被免除了重要职务，又担心会有谗言加害，于是占据城池投降了晋国。他派遣侄子步玑和弟弟步璿前往洛阳作为人质。晋国任命步阐为都督西陵诸军事、卫将军、仪同三司，加封侍中，授予符节并兼任交州牧，封为宜都公。

步玑被任命为监江陵诸军事、左将军，加封散骑常侍，兼任庐陵太守，改封为江陵侯；步璿被任命为给事中、宣威将军，封为都乡侯。

晋国命令车骑将军羊祜、荆州刺史杨肇前往救援步阐。吴主孙皓派遣陆抗向西进军，羊祜等人随即败退。

陆抗攻陷了城池，斩杀了步阐等人，步氏家族于是被灭族，只有步璿因为（早前被派往洛阳）得以延续香火。

颖川人周昭著书称赞步骘和严畯等人说：“自古至今，贤士大夫之所以名誉受损、丧失性命、家族倾覆、危害国家，原因不止一个，但总括其主要根源和常见祸患，不过是四种情况罢了。一是在议论时过于急切，二是争夺名声权势，三是看重朋党派别，四是急于求成。议论急切就会伤害他人，争名夺势就会败坏友情，看重朋党就会蒙蔽君主，急于求成就会有失德行，这四种弊病不根除，就没有人能保全自身。当世的君子中，能够不这样的也时常有，难道只有古人才做得到吗！然而要论其中品行卓异、与众不同之人，没有谁比得上顾豫章（顾雍）、诸葛使君（诸葛瑾）、步丞相（步骘）、严卫尉（严畯）、张奋威（张承）那样美好。《论语》说‘孔子温和而又循循善诱’，又说‘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顾豫章（顾雍）就具备了这样的品德。‘远看他庄重威严，接近他却感到温和，听他说话则言辞严正’，诸葛使君（诸葛瑾）体现了这一点。‘庄重而安详，威严而不凶猛’，步丞相（步骘）践行了这一点。学习不为求取官禄，内心没有非分之想，严卫尉（严畯）和张奋威（张承）都遵循了这一点。这五位君子，虽然德行确实有高下之分、轻重不同，但在人生取舍的重大原则上，都不触犯那四种弊病，其见识是完全一致的。过去丁谞出身贫寒，吾粲起于微末，顾豫章（顾雍）宣扬他们的善行，使他们能与陆逊、全琮等人并列，因此人才没有被埋没，社会风气也变得淳厚。诸葛使君（诸葛瑾）、步丞相（步骘）、严卫尉（严畯）三位君子，过去在平民时期就是好友，许多评论者也各自叙述了他们的优劣。起初，严卫尉（严畯）声名最高，其次是步丞相（步骘），最后才是诸葛使君（诸葛瑾）。后来他们都辅佐明主，处理国家事务，在不同职位上施展的才能有所不同，名声的先后次序也与当初相反，这是世俗之人根据事功大小来评判高下的常态。但三位君子的交情始终没有丝毫亏损，这难道不是古人风范的交情吗！另外，鲁横江（吕岱）过去曾统率万余兵马，屯兵据守陆口，这是当时的功业美谈，无论有无才能，谁不向往呢？然而鲁横江（吕岱）去世后，严卫尉（严畯）被选为继任者，他自认为没有将帅之才，坚决推辞，最终没有接受任命。后来他转任九卿，升为三公，荣耀不足以让他炫耀，俸禄也不足以让他奢靡。至于另外两位君子，都位至上将，富贵至极。严卫尉（严畯）既然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另外两位也不举荐他，各自坚守自己的志向，保全了彼此的名声和交情。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与人争强弱，合群而不结党营私。’他们便有这样的风范。另外，张奋威（张承）的名望，也仅次于那三位君子，他镇守一方，担任上将，与诸葛使君（诸葛瑾）、步丞相（步骘）的职务并无不同。然而纵观其辅佐国事的经历，考察其功劳，确实有先后之别，所以爵位荣宠也有所差异。但张奋威（张承）身处其位，却能明确自己的本分，心中没有偏离正道的欲望，行事没有非分之求。每次上朝，都遵循礼节，言辞正直恳切，无不心怀忠诚。叔嗣（诸葛恪）虽是亲戚且地位显贵，他却说担心其会失败；蔡文至（蔡款）虽然关系疏远且地位卑微，他却称赞其贤能。女儿嫁给太子，他接受贺礼时神情如同吊丧，他刚正不阿的志向，只在于专心品评人物，后来的成败得失，都如他所预料。可以说他是恪守正道而又洞察先机、喜好古风的士人。如果要论治理国家，统率军队，在疆场驰骋之际，建立霸王之功，这五个人都算不上超越常人。但就他们品行纯粹、遵循道义、不苟求获取、在世事沉浮中保全名声品行而言，他们远超世俗，实在是值得师法的榜样。因此我粗略记述他们的事迹，以展示给后世的君子们看。”

周昭，字恭远，曾与韦曜、薛莹、华核一同编撰《吴书》。后来担任中书郎，因事获罪入狱。华核上表为他求情，但孙休不听，周昭最终因此被处死。

评语说：张昭接受遗命辅佐君主，功勋卓著，为人忠诚、耿直、方正，做事从不为自己考虑。但他因为严厉而被人忌惮，因为清高而被人疏远，既没能担任宰相，也没能位列师保，只是在乡里悠闲度日，安享晚年而已，由此可见孙权的政治谋略不如孙策。顾雍依靠一贯的声望，并用智慧和格局来驾驭它，所以能达到荣华富贵的顶峰。诸葛瑾、步骘都凭借德行、气度和规范的品行而被当世器重。张承、顾邵是谦虚的长者，喜爱和推崇人物，周昭的评论对他们称赞有加，所以详细地收录在此。诸葛谭献纳忠言出于公心，有忠贞的节操。步协、张休、顾承修身立志，都期望能成为贤善之人。（然而）因爱憎引发的相互攻讦，导致他们流放到南方边裔，真是可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