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纮、严畯、程秉、阚泽、薛综

张纮，字子纲，是广陵郡人。

年轻时曾到京城洛阳游学，之后返回家乡。他被举荐为茂才，朝廷公府也征召他，他都没有接受，为了躲避战乱而来到江东。

（《吴书》记载：张纮进入太学，师从博士韩宗，专研《京氏易》和《欧阳尚书》，又在外黄县跟随濮阳闿学习了《韩诗》、《礼记》和《左氏春秋》。）

孙策开创基业时，张纮便向他投诚效力。

孙策上表推荐张纮为正议校尉。（《吴书》记载：张纮和张昭一同担任参谋，孙策常常让一人留守，另一人跟随他出征讨伐。后来吕布袭击并夺取了徐州，自任徐州牧，他不想让张纮为孙策效力。于是吕布追补举荐张纮为茂才，并致信要求将张纮派往自己麾下。张纮内心厌恶吕布，以屈身事他为耻。孙策也十分器重和爱惜张纮，想让他辅佐自己。于是孙策回信不派遣张纮，信中说：“大海里产的明珠，在任何地方都是宝物；楚国虽然有人才，但最终是晋国任用了他们。英明伟岸的君子，所到之处都会受到珍视，何必一定要在本州任职呢？”）

张纮跟随孙策征讨丹杨郡时，孙策亲自上阵指挥，张纮劝谏说：“主将是谋略的决策者，三军将士的性命都系于您一身，不应轻率行事，亲自去迎战小股贼寇。希望您能珍重上天赋予的资质，不负天下人的期望，不要让国内上下都为您感到担忧恐惧。”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孙策派遣张纮奉上奏章到许都，张纮被朝廷留任为侍御史。

少府孔融等人都与张纮关系亲密友好。

（《吴书》记载：张纮到达许都后，向朝中公卿和旧友们称述孙策的才能谋略超凡出众，说他平定了江东三郡，其影响如同风吹草偃，而且为人忠诚恭敬、坦率真诚，心向汉室。当时曹公（曹操）担任司空，想要对孙策加予厚恩以笼络远方之人，于是下达了措辞优美的文书对他大加褒奖尊崇，更改了他的封号，还征召张纮为掾属，举荐他为高第，补任为侍御史，后来又任命张纮为九江太守。但张纮心念旧主之恩，一心想着回去复命，便以生病为由坚决推辞了。）

曹操听闻孙策去世的消息，想要趁着东吴举办丧事的时候攻打他们。

张纮劝谏曹操，认为趁人之危发动攻击，既不符合自古以来的道义，如果又不能取胜，只会结下仇怨、断绝友好关系，不如趁此机会厚待他们。

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上表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太守。

曹操想让张纮辅佐孙权，并劝说他归附朝廷，于是任命张纮出任会稽东部都尉。

（《吴书》记载：孙权刚继承基业时，年纪尚轻，吴太夫人因为江东之外强敌环伺，内心深为忧虑，多次颁布优厚的命令，言辞恳切，将辅佐孙权的重任托付给他们。张纮每次都上书拜谢，并深思熟虑如何弥补过失、考察政务。每当有重大事务、秘密计谋，以及上奏的章表书信，或是与各方势力交往的文书，都常常让张纮与张昭起草撰写。张纮认为破虏将军孙坚有击败董卓、扶持汉室的功勋，讨逆将军孙策平定了江东，建立了伟大的基业，应当为他们作传记颂文，以彰显其功绩道义。写成后，他呈献给孙权。孙权读后悲伤感怀，说：“您真是了解我们孙家的家世功业啊。”于是派遣张纮到他所管辖的郡部去。有人因为张纮本是北方朝廷任命的官员，怀疑他的志向不只在江东，但孙权并不介意。当初，琅邪人赵昱担任广陵太守时，举荐张纮为孝廉。后来赵昱被笮融所杀，张纮非常悲伤愤慨，但自己没有能力为他报仇。赵昱家门断绝了后嗣。等到张纮在会稽东部任职时，派遣主簿到琅邪郡为赵昱设立祭祀，并寻找他的亲戚来继承香火。他写信嘱托琅邪相臧宣，臧宣便从赵昱的同族中找了一个五岁的男孩来继承赵昱的祭祀。孙权听闻此事后，称赞了他。到讨伐江夏时，因为东部事务较少，孙权命令张纮留守，远程兼管自己的职务。孔融写信给张纮说：“听说大军西征，您留守后方。如果没有留守的人，谁来保卫国家呢？能固守后方、挫败敌人，也是大功一件啊。您该不会是像李广那样，虽然头发花白却斗志更盛，还乐于亲自去抵挡单于，以宣泄胸中余愤吧？待到南北都平定，天下将再无战事，到那时孙叔敖放下兵戈，绛侯周勃、灌婴那样的功臣也可以享受祭祀了，那样的日子就在眼前。只是我们因为分隔两地，没有机会见面，为此感叹罢了。等到道路平坦畅通，相见又有什么困难呢？”孙权因为张纮有镇守的功劳，想论功行赏。张纮极力谦退，不敢接受恩宠，孙权也没有强求。每当他从容地陪侍宴饮时，常常用委婉的言辞、含蓄的暗示来劝谏孙权。《江表传》记载：起初，孙权对大多数臣子都直呼其字，唯独称呼张昭为“张公”，称呼张纮为“东部”，以此来表示对这两人的敬重。）

后来，孙权任命张纮为长史，跟随他一起征讨合肥。

（《吴书》记载：合肥城久攻不下，张纮进献计策说：“古代围城时，会留出一个缺口，以此来动摇守军的决心。如今我们的包围十分严密，攻击又很猛烈，我实在担心他们会拼死抵抗。决心死战的敌人，本来就难以迅速攻克。趁着援军还没到，可以稍微放松包围，观察他们的变化。”但其他议事者不同意。恰好（曹操的）救援骑兵赶到，多次来到包围圈下，驰骋叫阵。）

孙权率领轻装骑兵准备亲自冲击敌阵，张纮劝谏说：“兵器本是凶器，战斗是危险的事情。如今主公您凭着血气之勇，轻视强悍的敌人，全军将士无不为此心惊胆寒。即便您能斩杀敌将、夺取帅旗，威震战场，那也只是偏将的任务，不是主帅应该做的事情。希望您能抑制孟贲、夏育那样的匹夫之勇，心怀成就霸王大业的计谋。”

孙权听从了张纮的劝告，停止了行动。

撤军回来后，第二年孙权又准备出兵，张纮再次劝谏说：“自古以来承受天命的帝王，虽然上有神明保佑，下有文德传播，但也需要依靠武功来彰显功绩。然而，关键在于把握时机行动，这样才能建立威望。如今主公您正逢汉室四百年之末的危难，有扶助危局的功劳，当前应该暂且让军队休养生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任用贤才，推行宽容恩惠的政策，顺应天命去讨伐，这样就可以不费辛劳而平定天下。”

于是孙权便停止了出兵的计划。

张纮建议应该将都城迁到秣陵，孙权听从了他的建议。

（《江表传》记载：张纮对孙权说：“秣陵，是楚武王设立的，当时名为金陵。这里的地势是山冈连接着石头山。我寻访当地的老人，他们说过去秦始皇东巡会稽郡时经过此县，懂望气之术的人说金陵的地形有王者都城的气象，所以秦始皇下令挖断了连绵的山冈，并将此地改名为秣陵。如今这个地方依然存在，地有王气，这是上天的旨意，适宜作为都城。”孙权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但当时未能采纳。后来刘备东来，在秣陵住宿，仔细观察了地形后，也劝说孙权定都于此。孙权说：“真是智者所见略同啊。”于是就迁都到了这里。《献帝春秋》记载：刘备到京口，对孙权说：“吴郡离这里有数百里，一旦有紧急情况，赶来救援会很困难，将军您没有意向在京口屯兵吗？”孙权回答说：“秣陵有一条百余里的小江，可以停泊大船，我正准备整顿水军，打算迁移到那里。”刘备说：“芜湖靠近濡须，也是个好地方。”孙权说：“我想要图谋徐州，应该靠近下游一些。”臣裴松之认为，秣陵和芜湖的里程相差无几，对于向北进攻的便利性而言，又有什么区别呢？说想要图谋徐州，所以贪图秣陵位置靠下游，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许多史书都说是刘备劝说孙权定都秣陵，而这本书却偏偏说是孙权自己想迁都，这也是一个错误。）

孙权命令张纮返回吴郡迎接家眷，但他在途中病逝。

临终病危时，他交给儿子张靖一封遗书说：“自古以来拥有国家或封地的君主，都想修明德政，以便和盛世相媲美，但他们的治理，大多未能名声美好。这并非因为没有懂得治理之道的忠臣贤相，而是由于君主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因而不能任用他们。人的本性是畏惧困难而追求安逸，喜好苟同而厌恶不同，这与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相反的。《传》中说：‘顺从善道如同登山一样艰难，顺从恶行如同山崩一样迅速’，说的就是行善的困难。君主继承了世代相传的基业，占据着天然的权势，掌握着八种权柄的威严，沉溺于安逸苟同的欢愉之中，（《周礼·太宰职》中说：君主用八种权柄来告诫和驾驭群臣。第一是爵位，用以驾驭他们的贵贱。第二是俸禄，用以驾驭他们的贫富。第三是赏赐，用以驾驭他们的幸运。第四是任职，用以驾驭他们的行为。第五是生存，用以驾驭他们的福祉。第六是剥夺，用以驾驭他们的贫困。第七是废黜，用以驾驭他们的罪责。第八是诛杀，用以驾驭他们的过错。）无需向他人求取什么；而忠臣们却怀抱着难以实行的策略，说着逆耳的忠言，他们与君主意见不合，不也是很正常的吗！（即使）国家出现了弊病，巧言善辩的小人趁机钻营，君主被眼前的小忠小信所迷惑，沉溺于私人恩爱，导致贤与愚混杂不清，长幼尊卑的秩序也被打乱，之所以会这样，都是因为情感扰乱了正常的治理。所以，贤明的君主能领悟到这一点，他会像饥渴的人寻求饮食一样寻求贤才，接受劝谏而从不厌烦，抑制个人情感和欲望，用道义来割舍私恩，使得上级没有偏颇错误的任命，下级也没有非分的期望。您应当再三思量，容忍他人的污点和过失，才能成就仁德覆盖天下的伟业。”

张纮去世，享年六十岁。孙权读了他的遗书，不禁流下眼泪。

张纮一生著有诗、赋、铭、诔等十余篇作品。

（《吴书》记载：张纮看到一个楠木石榴木枕，喜爱它的纹理，便为它作了一篇赋。陈琳在北方看到这篇赋，拿给别人看说：“这是我的同乡张子纲（张纮）所作的。”后来，张纮读到陈琳写的《武库赋》和《应机论》，写信给陈琳表示了深深的赞美。陈琳回信说：“自从我在河北，与天下隔绝，这里的文人学士普遍较少，所以容易称雄。因此我才获得了这些过分的赞誉，并非名副其实。如今景兴在这里，而您和子布（张昭）在那里，正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全无了。”张纮不仅喜好文学，还擅长楷书和篆书，他给孔融写信时，都是亲笔书写。孔融回信给张纮说：“之前劳您亲自动笔，信中多用篆书。我每次拿起信看到您的字，都欣然独自发笑，就好像又见到了您本人一样。”）

张纮的儿子张玄，官至南郡太守、尚书。

（《江表传》记载：张玄为人清廉耿直，品行高尚，但才能比不上他的父亲张纮。）

张玄的儿子是张尚，

（《江表传》中称赞张尚才华出众。）

在孙皓时期，张尚担任侍郎，因为能言善辩、反应敏捷而为人所知，后被提拔为侍中、中书令。

孙皓让张尚弹琴，张尚回答说：“我一向不会弹。”孙皓便下令让他学习。

后来在一次宴会上，大家谈论到琴艺的精妙之处，张尚于是讲到“晋平公让师旷弹奏《清角》这首曲子，师旷说：‘我的君主德行浅薄，不配听这首曲子。’”孙皓认为张尚是在用这个典故来讽喻自己，心中很不高兴。

后来因为积累了其他过错而被关进监狱，朝廷都追溯将这件（以晋平公类比孙皓）事作为罪状来诘问他，

（环氏的《吴纪》记载：孙皓曾问：“《诗经》说‘漂浮着那柏木船’，难道只有柏木才适合做船吗？”张尚回答说：“《诗经》里也说‘桧木做的桨，松木做的船’，那么松木也适合做船。”孙皓又问：“鸟类中最大的难道只有鹤，最小的只有麻雀吗？”张尚回答说：“大的有秃鹙，小的有鹪鹩。”孙皓生性嫉妒比自己强的人，而张尚的谈论常常超出他的水平，因此逐渐积累了对张尚的怨恨。后来孙皓问：“我喝酒的酒量能和谁相比？”张尚回答说：“陛下有能饮百觚的酒量。”孙皓说：“张尚明知孔丘没能成为君王，却拿我来与他相比！”于是勃然大怒，逮捕了张尚。尚书岑昏率领公卿以下的百余名官员，到宫殿前叩头求情，张尚的罪责才得以免除死刑。）

他被送到建安郡去制造船只。过了很久，孙皓又下令在那里将他处死。

当初，张纮的同乡秦松，字文表，和陈端，字子正，都与张纮一起受到孙策的礼遇，参与谋划决策。他们各自都很早就去世了。

严畯，字曼才，是彭城国人。

（严畯）年轻时就酷爱学习，精通《诗经》、《尚书》和《三礼》，还很喜欢《说文解字》。

为了躲避战乱来到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并且关系友好。

他生性正直淳厚，对待他人，总是忠心劝告、善意引导，心怀着帮助和弥补他人不足的志向。

张昭将他推荐给孙权，孙权任命他为骑都尉、从事中郎。

等到横江将军鲁肃去世后，孙权任命严畯接替鲁肃的职位，统领一万兵马，镇守陆口。

众人都为严畯感到高兴。

严畯再三坚决推辞说：“我只是一个朴实的读书人，不熟悉军事事务。如果没有才能却占据这个职位，罪责和悔恨必定会随之而来。”

（《志林》记载：孙权又测试严畯的骑术，结果他一上马就从马鞍上摔了下来。）

他说话时情绪激动，声情并茂，以至于流下了眼泪，孙权这才听从了他的请求。世人赞扬他能根据实际情况真诚地推让职位。

孙权成为吴王以及后来称帝时，严畯曾担任卫尉一职，出使到蜀国，蜀国丞相诸葛亮非常欣赏他。

他从不积蓄俸禄和赏赐，全都分给了亲戚和旧友，因此家中常常不够用。

广陵人刘颖是严畯的旧友，刘颖精通儒家学说，在家乡很有名望，孙权听闻后征召他，但他以生病为由没有赴任。

刘颖的弟弟刘略担任零陵太守，在任内去世，刘颖前去奔丧。孙权由此得知他是在装病，便派人快马加鞭地去逮捕他。

严畯也赶紧派人告知刘颖，让他回来向孙权请罪。孙权因此大怒，罢免了严畯的官职，而刘颖则得以免罪。

过了很久，严畯被任命为尚书令，后来便去世了。

（《吴书》记载：严畯去世时七十八岁，有两个儿子，名叫凯和爽。凯的官职最高做到了昇平年间的少府。）

严畯撰写了《孝经传》和《潮水论》，又曾与裴玄、张承一起辩论关于管仲和季路（子路）的是非功过。这些著作和论述都流传于世。

裴玄，字彦黄，是下邳人，也很有学问和品行，官职最高做到了太中大夫。

裴玄曾问儿子裴钦，关于齐桓公、晋文公、伯夷、柳下惠这四个人的优劣，裴钦回答了自己的见解。父子俩的看法相互对立，反复辩论，但各自的论点都很有条理。裴钦与太子孙登交往，孙登称赞他才华出众。

程秉，字德枢，是汝南郡南顿县人。

他曾经师从郑玄，后来为躲避战乱到了交州，与刘熙一起考究讨论经书中的大义，于是精通了五经。

士燮任命他为长史。孙权听说他是一位著名儒士，便以礼节征召他。程秉抵达后，被任命为太子太傅。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孙权为太子孙登迎娶周瑜的女儿，程秉代理太常之职，前往吴郡迎娶太子妃。孙权亲自驾临程秉的船上，给予了他非常优厚的礼遇。

迎亲回来后，程秉从容地劝谏太子孙登说：“婚姻是人伦关系的开端，也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因此，圣明的君王都非常重视它，并以此来率先垂范，教化天下。所以《诗经》赞美《关雎》，并将其列为开篇之作。希望太子您能在内室之中也尊崇礼教，心怀《周南》诗篇所歌咏的美德，这样，道德教化就能从上层开始兴盛，赞颂之声也将在民间兴起。”

孙登笑着说：“发扬我的优点，纠正我的过失，这确实是我所依赖于太傅您的地方啊。”

程秉担任太子太傅时，据说率更令、河南人征崇也是一个专心向学、品行端正的人。

（《吴录》记载：征崇，字子和，研究《易经》和《春秋左氏传》，并且擅长道家养生之术。他本姓李，因遭遇战乱而改姓，于是隐居在会稽，亲自耕种来保全自己的志向。仰慕他的人都来向他学习，但他每次教授的学生不超过几个人就停止了，希望确保他们学有所成。他所结交的朋友如丞相步骘等人，都与他关系亲密。严畯推荐征崇，说他的品行足以激励世风，学问足以成为他人的老师。第一次拜见太子（孙登）时，因有疾病在身而被特许免于下拜。东宫的官员们都向他咨询请教。太子（孙登）多次向他请教各种奇闻异事。他在七十岁时去世。）

程秉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书，共计三万多字。

阚泽，字德润，是会稽郡山阴县人。

他家世代为农，但阚泽却很好学。由于家境贫寒，他常常替人抄写书籍，用挣来的钱购买纸笔。每当抄完一本书，他也就通读并记住了书中的内容。

他拜师求学，与人探讨讲习，深入研读各类典籍，并且精通历法术数，从此声名显赫。

他被举荐为孝廉，起初被任命为钱唐县长，后调任为郴县县令。

孙权担任骠骑将军时，征召阚泽补任西曹掾；等到孙权称帝后，又任命阚泽为尚书。

嘉禾年间（公元232-238年），阚泽担任中书令，并加任待中。赤乌五年（公元242年），他被任命为太子太傅，同时继续兼任中书令之职。

阚泽认为经传典籍文字繁多，难以全部通晓和应用，于是他斟酌各家学说，删减并简化《礼记》的原文及各家注解，用来教授皇帝和太子，还为他们制定了日常起居、出入宫廷以及接见宾客的礼仪规范，并著有《乾象历注》以校正历法时日。

每当朝廷有重大议题，或对经典有疑问时，都会向他咨询。因其在儒学方面的勤勉劳苦，阚泽被封为都乡侯。

他生性谦虚恭敬、笃实谨慎，即使是召见宫中或官府的低级官吏问话，也都以平等的礼节对待他们。

对于别人的缺点和过失，他从不宣之于口。他外表看起来似乎平平无奇，但其学识渊博，很少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孙权曾经问他：“在各种史书、传记、文章和辞赋中，哪些作品最为优美？”阚泽想借此机会委婉地劝谏，阐明治理与动乱的道理，于是回答说贾谊的《过秦论》是最好的。孙权便取来阅读。

当初，在吕壹的奸恶罪行被揭发后，有关部门彻底查办，上奏判处他死刑。有人认为应该对他施以焚烧并分裂肢体的酷刑，以此来彰显他罪大恶极。孙权就此事征求阚泽的意见，阚泽说：“在圣明之世，不应该再有这样的酷刑了。”孙权听从了他的建议。

此外，当各个官府部门发现弊病，想要加重法令和规章来约束臣下时，阚泽总是说：“应当依照礼制和法律办事。”他这种温和而又坚守原则的行事风格，大都如此。

（《吴录》记载：蜀汉的俘虏称赞阚泽说：“阚先生卓尔不凡，大概就像是蜀地的扬雄。”又说：“阚先生的儒学造诣和品德修行，也是当今的董仲舒啊。”当初，魏文帝（曹丕）即位时，孙权曾从容地问群臣：“曹丕在壮年登基，我恐怕活不过他，各位卿家觉得如何？”群臣还没回答，阚泽说：“不出十年，曹丕就会去世，大王不必担忧。”孙权问：“你怎么知道呢？”阚泽回答：“从字形上说，‘丕’字是‘不’下面加个‘十’，这就是他的年数。”魏文帝（曹丕）果然在位七年后就驾崩了。臣裴松之认为，孙权比魏文帝（曹丕）大五岁，他们年龄长幼的差距是很小的。）

（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冬天，阚泽去世，孙权极为痛心哀悼，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阚泽的同乡前辈、丹杨人唐固，也同样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被称为儒学大家。他为《国语》、《公羊传》和《穀梁传》作注，讲学时常有数十名学生听讲。

孙权成为吴王后，任命唐固为议郎，像陆逊、张温、骆统等名臣都曾向他执弟子之礼。黄武四年（公元225年），他担任尚书仆射，最终去世。

（《吴录》记载：唐固，字子正，去世时已有七十多岁了。）

薛综，字敬文，是沛郡竹邑县人。

（《吴录》记载：他的祖先是齐国孟尝君，被封在薛地。秦灭六国后，孟尝君的祭祀断绝，子孙也四散各地。汉高祖平定天下后，路过齐地，寻找孟尝君的后人，找到了他的孙子薛陵和薛国二人，想恢复他们的封地。但薛陵、薛国兄弟二人相互推让，都不肯接受，于是就迁居到竹邑县，并在那里安家，因此便以薛为姓。从薛国到薛综这一脉，世代都担任州郡的官吏，成为当地的望族。薛综年轻时就通晓经学，擅长写作，有秀才之名。）

年轻时，薛综跟随族人到交州避难，师从刘熙学习。

士燮归附孙权后，征召薛综为五官中郎（将），后又任命他为合浦太守和交阯太守。

当时交州地区刚刚归附，刺史吕岱率领军队前去征讨，薛综也一同前往，他们渡过海向南征伐，一直抵达九真郡。

事情结束后，薛综返回都城，担任代理遏者仆射。

蜀汉的使臣张奉在孙权面前，拆解尚书阚泽的名字来嘲笑他，阚泽无法回答。

薛综走下座位为大家斟酒，借着劝酒的机会说道：“‘蜀’字是什么意思呢？加上‘犬’就是‘獨’（孤独），没有‘犬’就是‘蜀’。它的字形是眼睛横着，身体蜷缩着，还有一只虫子钻进了肚子里。”

（臣裴松之看到其他的书籍版本中，“苟身”有的写作“句身”，我认为既然前面说了“横目”，那么用“句身”（弯曲的身体）更为恰当。）

张奉说：“那不也该让我分析一下你们吴国的‘吴’字吗？”程综应声答道：“‘吴’字去掉‘口’就是‘天’，加上‘口’就是‘吴’。这象征着吴国君临万邦，是天子所在的都城。”

于是，在座的众人都高兴地大笑起来，而张奉却无言以对。程综的机敏和反应迅速，大都如此。

（《江表传》记载：费祎出使吴国，在朝堂上拜见孙权，公卿大臣们当时都在座。酒喝到酣畅时，费祎与诸葛恪互相以言辞诘难，谈到了吴、蜀两国。费祎问道：‘蜀字该如何解释？’诸葛恪答：‘加上水就是“浊”，没有水就是“蜀”。眼睛横着，身体蜷曲，虫子进了肚子。’费祎又问：‘吴字又如何解释？’诸葛恪答：‘没有口就是“天”，有口就是“吴”。它下临浩瀚的沧海，是天子的帝都。’这与本传的记载不同。）

当吕岱从交州被征召回朝时，程综担心接替他的人不合适，于是上疏说：

“往昔帝舜南巡，在苍梧去世。秦朝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可见，这些南方疆域归属中原，由来已久。赵佗在番禺崛起，安抚并使百越地区的君主臣服，这片土地就在珠宫以南。汉武帝诛杀了吕嘉，开设了九个郡，并设置交阯刺史来镇守监察。这里山川遥远，风俗各异，语言不通，需要经过多次翻译才能沟通。百姓如同禽兽，不分长幼，他们梳着椎形的髻，光着脚，穿着套头的衣服，衣襟向左开，朝廷设置的长官，虽有若无。从那以后，朝廷陆续迁徙了一些中原的罪人与当地人杂居，逐渐教他们读书识字，使他们粗略懂得语言，通过官方使者的往来，让他们见识礼仪教化。后来，锡光担任交阯太守，任延担任九真太守，才教导当地百姓使用犁耕田，让他们穿戴衣冠鞋帽；设立媒官，使他们开始懂得聘娶的礼节；建立学校，用儒家经义来引导他们。此后的四百多年里，他们才渐渐有了些文明的样子。自我当初客居此地时所见，在珠崖的州县之外，男女婚嫁都要等到八月户籍统计、民众集会的时候，男女青年自行选择合意的对象结为夫妻，父母也无法阻止。”

交阯郡的糜泠县和九真郡的都庞县，都有兄长死后弟弟娶嫂子为妻的习俗，世代都将此视为常态，地方长官也听之任之，不能禁止。日南郡的男女裸体混杂，不以此为羞耻。由此说来，这些人可称之为虫豸，只是长着一张有羞耻感的面孔罢了。然而这里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地势险要且多瘴气毒物，容易发生叛乱，难以治理。朝廷对他们采取怀柔羁縻的政策，只是在名义上让他们威服朝廷，田租赋税也只收取刚好够地方官府开销的数目。朝廷看重的是获取远方的珍品，如珍珠、香料、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等奇珍异物，用来充实宝库作为玩赏之物，并不指望他们的赋税收入来补益中原。然而，在九州之外的边远地区，地方长官的选拔，大多不够精细严格。汉朝时法令宽松，官员多放纵自己，因此屡屡发生违法叛乱之事。珠崖郡的废置，就是因为长官看到当地人头发很好，便将他们剃光来做假发。至于我亲眼所见的，南海太守黄盖，刚一到任就因为接待不够丰盛而鞭杀了主簿，结果自己也被驱逐。九真太守儋萌为岳父周京设宴，并邀请了高级官吏，酒喝到尽兴时奏乐助兴。功曹番歆起身跳舞并邀请周京，周京不肯起来，番歆仍然强迫他，儋萌愤怒之下用杖打了番歆，番歆逃离了郡内。番歆的弟弟番苗率领众人攻打郡府，用毒箭射中儋萌，儋萌因此身亡。交阯太守士燮派兵征讨，最终也没能攻克。还有前任刺史、会稽人朱符，大量任用同乡虞褒、刘彦之流担任各地长官，他们侵扰虐待百姓，强行规定百姓交纳一条黄鱼才能收一斛稻谷的赋税，导致百姓怨恨反叛，山贼蜂拥而起，攻陷州郡。朱符逃入大海，流亡中死去。接任的是南阳人张津，他与荆州牧刘表有嫌隙，自身兵力薄弱而敌人强大，年年发动战争，手下将领都感到厌倦，来去自由。

张津约束部下不严，缺乏威望，被人欺凌侮辱，最终被杀害。后来由零陵人赖恭接任，他为人仁厚谨慎，但不了解时务。刘表又派遣长沙人吴巨担任苍梧太守。吴巨是个轻率强悍的武夫，不服从赖恭。（他们于是）（便）互相怨恨，吴巨赶走了赖恭，并请求朝廷派步骘前来。当时张津的旧部将夷廖、钱博等人还有很多，步骘依次将他们剪除治理，地方纲纪才刚刚安定，恰逢他又被召回。吕岱到任后，又发生了士氏的叛乱。等到吴国大军南征，平定叛乱之后，重新设置了地方长官，彰明了朝廷法纪，威望远播万里，大小势力无不顺从。由此可见，要安抚边疆、抚慰远方部族，关键在于选对人。州牧郡守的职位，既需要清廉能干，对于偏远地区来说，人选的好坏更是直接关系到祸福。如今的交州，虽然名义上大致平定，但高凉郡还有宿贼盘踞；南海、苍梧、郁林、珠官四郡的边界也未安宁，依然是寇盗横行，成为叛亡逃犯的聚集地。如果吕岱不再南返，新任刺史就必须是精明能干、能总管八郡之人，要有方略智谋，能逐步（有能力）平定高凉的乱事。朝廷应授予他威望和荣宠，给他创造有利的形势，并要求他做出成效，这样或许还能补救恢复。如果只是派一个平庸之才，只会墨守成规，没有奇谋妙计，那么各种邪恶势力就会日益滋长，长久下去必成大患。所以国家的安危，取决于所任用的人才，对此不可不审慎考察。我私下担心朝廷会轻视这个职位的选拔，所以才冒昧地竭尽我的愚见，以供圣上参考。

（臣裴松之看到各种书籍抄本中“苟身”或作“句身”，认为既然文中说了“横目”，那么就应该用“句身”才对。）

黄龙三年（公元231年），建昌侯孙虑担任镇军大将军，驻扎在半州，任命程综为长史，对外掌管军政事务，对内教授他书籍。孙虑去世后，程综入朝担任贼曹尚书，后升任尚书仆射。

当时，公孙渊投降后又再度反叛，孙权勃然大怒，想要亲自率军征讨。程综上疏劝谏说：

帝王是万国的元首，天下的命运都系于他一身。因此，他居住时要有重重门户和巡夜警戒来防备不测，出行时要清空道路、严密护卫来保养威仪，这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的福祉，安定四海人心。过去孔子忧虑时局，借着想乘木筏出海来抒发感慨，弟子季由（子路）听了很高兴，孔子却说他除了勇敢之外无可取之处，以此回绝了他。汉元帝想要亲自驾驭楼船出游，大臣薛广德请求自刎，用血染红车驾来劝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水火的危险是极致的，不是帝王应该亲身涉足的。俗话说：‘家有千金的富家子弟，都不坐在屋檐下（以防瓦片掉落）。’更何况是拥有万乘兵车的至尊天子呢？如今辽东不过是个戎貊小国，没有坚固的城池，不懂防御之术，兵器粗劣，政令混乱如犬羊。我们前去征讨，必定能够攻克，这确实如陛下的圣明诏书所言。然而，那里的土地寒冷贫瘠，不生长谷物，百姓习惯于骑马作战，迁徙不定。一旦听说大军到来，自知不敌，就会像惊鸟骇兽一样，长途奔逃，连一个人一匹马都见不到。即使我们得到一片空地，防守它也没有任何益处，这是不宜出征的第一个原因。再加上，海上洪流浩荡，有像成山角那样的险要之处，航行没有定数，风浪难以避免，倏忽之间，人和船的处境就会变得极其危险。到那时，即使有尧、舜的智慧也无处施展，有孟贲、夏育的勇力也无法使用，这是不宜出征的第二个原因。此外，海上浓雾笼罩，咸湿水汽蒸腾，容易引发水肿病，并且会辗转传染，凡是出海远行的人，很少能不染上这种病患，这是不宜出征的第三个原因。上天降生圣主，通过祥瑞预示天命，您应当趁此机会平定祸乱，让万民安康。如今祥瑞接连出现，海内即将安定，凶残的逆贼（指曹魏）离灭亡不远了。只要中原一平定，辽东自己就会覆灭，我们只需拱手等待即可。如今您却要违背这必然成功的方略，去探寻极度的危险，忽视国家的根本大计，仅仅为了宣泄一时的愤怒，这既不是为了国家的长远之计，也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的。这实在是我们群臣之所以忧心忡忡、食不甘味、夜不安寝的原因啊。恳请陛下抑制雷霆之威，克制赫然之怒，遵守安稳的陆路之行，远离如履薄冰的险境，那么臣子们就能蒙受福泽，天下也就万分庆幸了。

当时，朝中群臣大多进谏劝阻，孙权于是没有亲自出征。

正月乙未日，孙权下令让薛综在祭祀祖先时，不要使用常规的祷文。薛综领命，随即创作出新的文辞，言辞确实华美绚烂。孙权说：“再作两篇，凑足三篇吧。”

薛综于是又作了两篇祝文，篇篇文辞新颖，在场的人都齐声称赞。

赤乌三年（公元240年），薛综调任为选曹尚书。到了第五年（公元242年），他又被任命为太子少傅，并像之前一样继续兼管选拔官吏的职务。

（《吴书》记载：后来孙权赏赐给薛综紫色的绶带和佩囊，薛综推辞说紫色的服饰不是他应该穿戴的。孙权说：“太子年轻，学识和阅历还很浅，您应当用文章来开阔他的知识，用礼法来约束他的行为。分封土地爵位的重任，除了您还能托付给谁？”当时薛综凭借著名儒者的身份担任太子的师傅，同时还兼管官员的选拔，地位非常尊崇，待遇也很优厚。）

赤乌六年（公元243年）春天，薛综去世。他一生所写的诗、赋、诘难、论说等文章共计几万字，命名为《私载》，另外还审定了《五宗图述》和《二京解》，这些著作都流传于世。

他的儿子薛珝，官职做到威南将军，在征讨交阯返回的途中病逝。

（《汉晋春秋》记载：孙休在位时，薛珝担任五宫中郎将，被派遣到蜀国求取马匹。等他回来后，孙休向他询问蜀国的政治得失，薛珝回答说：“国君昏庸却不知道自己的过错，臣子们只求保全自身以避免获罪。进入他们的朝廷听不到正直的言论，走在他们的乡野看到百姓都面有饥色。我听说燕子和麻雀在殿堂里筑巢，母鸟与雏鸟和乐融融，自以为很安全，然而当烟囱破裂、屋梁起火时，它们却依然安然自得，不知道灾祸即将降临，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薛珝的弟弟叫薛莹，字道言，起初担任秘府中书郎。孙休即位后，他担任散骑中常侍。

几年后，薛莹因病辞去官职。孙皓即位初期，他被任命为左执法，后升任选曹尚书。等到太子确立后，他又兼任太子少傅。

建衡三年（公元271年），孙皓追忆并赞叹薛莹之父薛综留下的文章，并命令薛莹继续创作。薛莹于是献上一首诗说：

我的祖先，从前在汉朝做官，世代相传，颇有一些曾身居高位。到了我的父亲薛综，遭遇了时局的艰难，刘氏王朝失去统治，国家分崩离乱。他来到江东这片乐土，希望能够保全家族的后代。是上天启发了他的心智，让他归顺了东南之地。最初他作为流亡之人，困顿于南方的边远地区。幸逢大皇帝孙权开创基业，恩德广布。我父特别蒙受征召，被从污浊的泥潭中提拔出来，脱去平民的布衣，接受官职和符节。他曾担任合浦太守，镇守海疆；后被调入京城，最终进入了中枢机构。衰败的家业得以重新兴盛，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从卑微到显赫，这并非他最初的愿望。也正因这份宠遇，他内心已感满足。后来又侍奉文皇（孙和）建立东宫，他担任了太子少傅，荣耀更加隆盛。英明的圣上后嗣（指太子），品德高尚又谦逊崇敬，所受的礼遇格外优厚丰盛。可叹我那先父，一心想着竭尽忠诚，但未能报答浩荡的皇恩，便与世长辞了。而我如此鄙陋，和我的兄弟们，有幸出生长大，都是托赖先父的遗泽。虽然受过他的庭训，但我等愚钝不开窍，无法继承家业，只想着归隐田园。没想到圣明的朝廷，仁德的恩泽如此浩荡。您追念我的先父，怜悯他功业未竟，于是提拔我们，赐予我们特殊的荣耀。我兄薛珝有幸统领大军，受命南征，旌旗齐备，军威远扬。至于鄙陋的我，实在愚昧无能，却也身居要职，掌管人事选拔。如今又在东宫担任太傅，继承了父辈的荣光，但我的才能远不及先父，这实在是玷污和辜负了这份荣耀。陛下的德行广博，崇尚文雅，您追悼逝去的臣子，希望他的后代能够延续。我这个愚笨的子孙，怎能有先父半分的风采！看着先父当年所受的恩宠，再看看自己这般顽劣无用，谁能忍受这种愧疚，而我却正是如此。我日夜辗转反侧，扪心自问：我们父子兄弟，累世蒙受皇恩，死后只能衔草结环来报答，活着就立誓牺牲性命。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

这一年，何定建议开凿圣谿来沟通长江与淮河。孙皓命令薛莹率领一万人前往施工，但因为多是坚硬的磐石，难以动工，于是停止工程返回。薛莹被外放为武昌左部督。后来何定被诛杀，孙皓又追究开凿圣谿一事，将薛莹投入监狱，并流放到广州。

右国史华核上疏说：

我听说五帝三王都设立了史官，用以记述功德美行，使其流传无穷。汉朝的司马迁、班固，都是一代杰出的史才，他们撰写的史书精妙绝伦，能与六经一同流传。我们大吴禀承天命，在南方建立国家。大皇帝（孙权）晚年时，曾命令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开始撰修《吴书》。但丁孚和项峻都不具备史学才能，他们编撰的内容不值一记。到了少帝（孙亮）时期，朝廷另外委派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和我共五人，寻访搜集过往事迹，共同撰写史书，内容已基本完备。然而，周昭和梁广先后去世，韦曜辜负皇恩而获罪，薛莹出任将领后又因过失被流放，导致这部史书的编撰工作就此停滞，至今未能完成并上奏。我才疏学浅，能力低下，只适合为薛莹等人做些记录和注释的工作。如果要我来统合编撰，必定会重蹈丁孚、项峻的覆辙，我担心这会埋没大皇帝（孙权）的开国功绩，损害当今盛世的美名。薛莹学识广博，文章尤其出色，在同僚之中，他是首屈一指的。当今的官员里，虽然精通经学的人很多，但具备记述才能的却像薛莹这样少之又少，因此我为国家深感痛惜。我真心希望能让他完成这项即将大功告成的史书，将其编入前代史书之列。在这之后，我即便死去也再无遗憾了。

于是孙皓便召回薛莹，任命他为左国史。不久，同郡的选曹尚书缪祎因为坚持己见不肯变通，被一群小人嫉恨，被降职为衡阳太守。任命下达后，他又因为职务上的事情受到追查和责备，只好上表陈情谢罪。期间他顺道拜访了薛莹，又被人告发，说缪祎不知悔罪，还带着很多宾客在薛莹家中聚会。于是，缪祎被逮捕下狱，流放到桂阳郡，薛莹也被遣返回广州。薛莹还没到达广州，又被召回，官复原职。

当时国家的法令和政务多有谬误，各项措施繁琐严苛。薛莹每次都上奏合宜的对策，陈述应该暂缓刑罚、简化徭役，以救济和养育百姓，他的一些建议得到了采纳施行。后来，他升任为光禄勋。

天纪四年（公元280年），晋国大军征讨孙皓，孙皓向司马由、王浑、王濬上书请求投降，投降书就是由薛莹起草的。薛莹抵达洛阳后，得到特别优先的接见和任用，被任命为散骑常侍。他在应对问答时，都处理得当，条理分明。

（干宝的《晋纪》记载：晋武帝（司马炎）从容地问薛莹说：“孙皓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薛莹回答说：“归命侯臣孙皓在统治吴国时，亲近小人，滥用刑罚，对大臣和将领都不能亲近信任，导致人人忧虑恐惧，个个都无法自保。国家危亡的祸根，实在是由此而起。”武帝于是又问起吴国士人中尚在人世和已经去世的，他们各自的贤能与否，薛莹都根据具体情况一一作了回答。）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去世。他撰写了八篇文章，名为《新议》。

（王隐的《晋书》中记载：薛莹的儿子名叫薛兼，字令长，为人清廉朴素，气度不凡，声望风采如同中原人士，不像吴地人。他历任两宫丞相的长史。晋元帝即位后，他屡次升迁为丹杨尹、尚书，又担任了太子少傅。从薛综到薛兼，祖孙三代都在东宫辅佐太子。）

评语说：张纮文采条理清晰，意旨正直，是当世的杰出人才。孙策对他的礼遇仅次于张昭，这确实是有原因的。严畯、程秉、阚泽先生，都是当时儒学之林的代表人物。至于严畯辞去荣耀去救助旧友，这难道不是德高望重的长者风范吗！薛综学识渊博，善于劝谏，是东吴的良臣。到了薛莹继承父业，也确实有先辈的风范。然而，在孙皓暴虐残酷的朝廷中，他却屡次身居高位，有德行的君子对此是会感到疑虑的。